画在人心的苦闷上：李宗陶艺术访谈录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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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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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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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鹭江出版社

ISBN：9787545912173

版次：1

商品编码：11982727

包装：精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9-01

用纸：纯质纸

页数：364

字数：316000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将带领我们去探索一个艺术家们不会轻易言说的“很苦的世界”。一句用文字概括的历程，艺术家们很可能走了二十年。本书收录了作者对当今活跃在世界艺术领域的十多位中外驰名人物的访谈和描写，也有对川美77级油画班历史和意义的梳理。
　　本书涉及艺术生态链上的诸多环节——艺术家、策展人、商业机构、评论、资本、意识形态等，多角度、立体化地体现了中国艺术家是怎样活着的。李安导演与钢琴家格拉夫曼先生两篇，算是别致的加餐。

作者简介

　　李宗陶，记者，生于上海。在思想者访谈、人物特稿、历史写作、非虚构报道等领域均有出色作品。著有《思虑中国：当代36位知识人访谈录》《那些说不出的慌张》等。

精彩书评

　　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可爱，但我还是愿意相信它的可爱，不变的是那种初衷，那种赤子之心。对电影，我希望能够保持像初恋一样，就是小时候首次对它动心时候的那种感觉。
　　——李安

　　什么人能把辣椒看得这么红？只有那种对生活热爱至深，天真、善意的眼睛才能看到。万物皆有灵，白石老人与它们莫逆相交了一辈子，他们之间是平等的，一切都是那么值得尊重与感激。爱之热烈是恨不得能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带走的。这是笔墨技法之上的。
　　——徐冰

　　世界上很多美妙的事物是不跟人互动的。艺术其实也一样，美玉深埋土中，《兰亭序》静静地在那里，并不跟我们互动。你以为蒙娜丽莎会因为你往右边走就往你那边看，那是你想多了。它们只是自顾自美丽，懒得理你。
　　——邱志杰

　　在画的过程中，有很多时候我会用大师的标准来判断这一块到底该怎么处理，该朝哪个方向走，冥冥之中，它会指引我——如果我保持高度敏感的话，时时刻刻都能得到指引，那是一种自觉的、神奇的感触。所以绘画对我个人来讲还有希望，还有意义，因为画的过程真的是充满了乐趣。
　　——毛焰

李　安 / 电影的仆人
对话李安：我的变与常
周英华 / 父亲周信芳就是我的中国
对话周英华：我的绘画就是一种表演
老　树 / 画在人心的苦闷上
罗中立 / 《父亲》背后那些“人”
画得自由 / 四川美术学院77 级油画班的故事
朱新建 / 一笔一笔救自己
加里·格拉夫曼 / 钢琴课
何多苓 / 可以入画
张晓刚 / 言不及义
刘小东 / 这样画，有意思
毛焰 / 如果我要离开，只能去门口站一会儿
徐冰 /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耿建翌 / 盐一样珍贵的时间和距离
凯伦·史密斯 / 打卡
邱志杰 / 要么炼成舍利子
对话邱志杰：适时发出一声不合时宜的坏笑
附录 / 活在无所不知的每一天

精彩书摘

　　李安/ 电影的仆人
　　01
　　下雨天，潮腻腻的，鸭汤面馆老板娘坐在板凳上望向街面，喃喃自语：“弄不好今年就是倒黄梅。”一辆黑色轿车在她眼前打了个弯，拐进弄堂，几个人正一人一把伞迎候在那里。老板娘拢拢筷子站起来，返身进了厨房。右边车门打开，一个白了大半头发的男人下车，身着藏青色冲锋衣，洗得发白的牛仔裤，棒球帽随即戴上，帽檐压得很低。从不同方向射过来的目光触不到被遮住的眼睛，只好在帽檐上稍作停留—— 那儿，有一处边角绽了线。
　　“导演，您瘦了。”化妆师迎上来。李安脱了帽，向室内所有陌生人微微颔首，典型的李安式微笑浮现——一种统一了谦逊、羞涩、无奈、温柔、纯真诸多色彩的表情，却淡。他在镜头前坐下，配合媒体全套采访。“这里，拜托了。”他指指自己的眼圈。从洛杉矶飞来上海参加电影节，他还在倒时差。十年前，他在南京路愚园路衡山路拍《色戒》。16 年前，他在上海交响乐团为《卧虎藏龙》录音乐，瘸着一条拍戏拍到风湿痛的腿。
　　他的声色言行，让现场每个人都舒服，虽然看上去他自己不怎么舒服。有那么一小会儿，他靠着墙跟人轻声慢语，像是快要睡着了。在他十几岁诵读的《论语》里，有曾子“每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在父亲要求他和弟弟背诵的《古文观止》里，有历史掌故，有文辞之美，有人生智慧和宇宙之道。李安的胞弟李岗说，谦谦君子是李安的禀性，他待人诚恳，待电影诚恳，待电影公司与同僚诚信，不乱用投资人的钱；他的镜头和叙述，不晦涩，不说教，有留白，有余韵，平静灵秀，对得起观众——好比打篮球，传球总让接球的人舒服。
　　李岗说，同时存在一个他不太能把握的“西方的李安”，虽然上初中以前，兄弟二人是睡一张床长大的。他看李安在纽约大学的毕业作品《分界线》，看《理性与感性》（他怎么会懂两百年前的英国？），看《卧虎藏龙》（这不是传统中国的武侠片，是出自西方视角的两个女人的战争，用的又是章回格局），都有那种陌生感。“每次他讲英语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个我不熟悉的李安出现了。”
　　02
　　《分界线》的剧本11 页，片长47 分钟，从1982 年开始拍摄，1984年作为毕业作品亮相，一共花了两万多美元，李安说，是靠自己打工、父母资助、当时的女友（后来的妻子）林惠嘉赞助拍完的。曾在纽约大学Tisch 艺术学院影视系教过李安三年级课程的丹·柯林曼（Dan Kleinman）教授说：“这部作品非常精彩。30 年过去了，我仍然认为，我再没有见过比那更好的学生作业。”
　　故事发生在纽约曼哈顿的唐人街和紧挨着它的“小意大利”。意大利小伙子马里奥从精神病院跑出来，跑回他在“小意大利”的家，发现老婆弃他而去，于是歇斯底里，朋友前来安慰。“从这一段你可以看到，李安虽然是一个中国人，但是电影中的英语对白却相当地道，都是非常美国化的口语，即使是纽约本地人也不一定能写出这么贴切的对白。”柯林曼教授说。
　　女主角俏俏出场。她从台湾来，在唐人街餐馆打黑工。“你似乎可以看到后来《饮食男女》厨房里的热闹场面。她手忙脚乱地端菜、接受点单、收拾餐具、去厨房洗碗、接水，又回到大堂重新接受点单，反反复复，最后跑回厨房，一排刚出锅的菜的镜头紧接她茫然的脸的特写。这里面的节奏很有意思，快速地跟镜头、摇镜头、移动和剪辑，很精彩。”
　　移民局官员突击检查餐馆的非法劳工，看到案板上的菜刀，熟门熟路地走进地下室，敲门，躲在里面的厨师怏怏现身。走出餐馆时，移民局的人又顺手推开卫生间的门，里面藏着的另一位厨师也被带走。这是李安听来的捉迷藏片段，原样再现，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移民都会心酸一笑，如同后来美国观众坐在影院里看《冰风暴》，都被李安重现的那个1973 年的美国——大尖领衬衣、超能四人组漫画书、尼克松在电视里承认水门事件、休斯敦正在崛起的半导体研发、水床——给牢牢攫住了。
　　俏俏被移民局官员追拿，在街上左冲右突地奔跑，配乐是京戏里的板和琵琶。马里奥跟毒贩朋友在黑魆魆的大桥下交易，戴上了耳机，于是所有的声音都被意大利男声吟唱的抒情民歌覆盖。交易着的毒贩都在逆光里，马里奥点着一根烟悠悠注视着那些剪影。警察来了，黑色剪影迅速打散，马里奥撒腿就跑，意大利民歌一直在唱……“《分界线》从上字幕开始就令人耳目一新——那是二胡和琵琶的音乐，但很明显是经过西方音乐熏陶后的那种感觉，不是简单地照搬东方音乐。他一开始就结合了东西方的文化元素，这使他在同学中很不同，使得这部片子得以鹤立鸡群，脱颖而出。”柯林曼教授是这部当年学生影展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的见证人。
　　“没有人看完我的毕业作品还会说，这小子不会拍电影。”李安自己
　　讲过的。
　　在拜会导演之前，我听了从《推手》（1991）开始的12 部电影的主要音乐，记下了他上过手的乐器。李安喜欢吹箫，也喜欢胡琴，嗯，他还跳过一个多月的芭蕾。《冰风暴》里用了箫，如泣如诉、哀而不伤的箫声很托得住20 世纪70 年代美国人“时代变了，人心还没跟上怎么办”的惶惑，音乐类型是当时流行的极限音乐。《断背山》里从头至尾是一把简单的吉他，李安把它用出了古琴的味道，又像中国的书法，简简单单，却浸透着复杂和深邃。《卧虎藏龙》里，马友友那把价值250万美元的大提琴拉得像胡琴，是飘在整体音乐之上的一根筋。法国作曲家亚历山大·戴斯培（Alexandre Desplat）接手《色戒》时，李安的要求是，音乐要像叙事抒情诗，少一点浪漫，色彩不要太丰富，以免观众分心，请他从《豹人》（Cat People，1942）、《美人记》（Notorious，1946）这种好莱坞老片子的音乐里找感觉——李安当年在台北艺专除了课堂看片，每周另看10 部电影，后来保持每周看片7 部到10 部，当然拍片后就没时间看这么多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印度音乐是加拿大音乐家麦克·唐纳（Mychael Danna）做的，他对印度下过功夫，太太也是印度人。他驾轻就熟的电子乐、管弦乐，配合印度特有的西塔尔、印度鼓，再加上泰米尔语的人声，共同孵出主题曲Pi’s Lullaby，离人近，离神不远。
　　上海电影节论坛上，李安一如既往地谦虚着：“我是36 岁才开张，很晚熟的人……”事实上，他在艺术方面是相当早熟的（甚至可以追溯到他在台湾艺专二年级时拍的第一部18 分钟超八厘米黑白短片《星期六下午的懒散》，灵感来自余光中的短篇小说《焚鹤人》），只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来得晚了些。李岗初看《分界线》时大吃一惊：“哇，我老哥怎么会这个样子，没有经过青涩阶段，一出手作品就已经很成熟了。”这底下，不仅有台北艺专三年、伊利诺伊大学两年、纽约大学三年共同夯实的戏剧史、剧本研读、表演、导演、剧场运作的基底，不仅仅是王大川、邓绥宁、丹·柯林曼这些高明老师的耳提面命，不仅仅是麦克·尼克斯《毕业生》、伯格曼《处女之泉》、狄西嘉《单车失窃记》、安东尼奥尼《欲海含羞花》（大陆译为《蚀》）这些经典的滋养，更有一个从小“看叶子飘半天还不读书”、长长久久迷迷糊糊游离在精神世界里、好像生来就为拍电影这一件事情的人的痴情和天分，还有最后落定在台南的那个家所代表的文化的根性支撑。
　　03
　　见到李安的人，言语一接，一种头绪繁多的底色慢慢淡淡地浮现。
　　因为慢，需要回味，因为淡，需要留白。
　　从某个角度望过去，他像古代人，没有近人彪悍的“自我”——也有可能，他内在的“本我”已经强大到超越了形式上的“自我”。他的做小伏低不是一种姿态，更像是一种习性，一种道家的无我无执、练神还虚，长在他身上了。那些场面中人喜欢拿来撑场面的东西，比如知识，比如所谓上流社会的纵横交错，他好像都不觉得是可以用来说的——不好意思或者不消说。他待人接物的方式是儒家的，彬彬有礼，不远不近，但又是重人情的。他的眼睛里总浮着一层温润的水气。1993年《喜宴》在柏林电影节拿了金熊奖，李安穿件灰绿色羽绒服去领奖，正下雪，媒体一拥而上，朋友忽然迅速扒下他的旧羽绒服，把自己的呢子大衣往他身上一披，让他走上红毯。那天晚上很冷，朋友始终穿着单薄的西装，手里拿着他的羽绒服，李安说，他很长一段时间心里都记挂着这件事。早年在纽约一起穷开心，后来为《卧虎藏龙》作曲的谭盾讲过一件小事情：“我太太坐月子的时候，他打个电话说：‘我要路过，看一下你太太。’当时我很奇怪，第一次接到朋友这样的电话。他专程跑来送一个带‘佛’气的台湾瓷杯子。他跟我太太说：‘坐月子，用这个杯子喝水比较好。’我觉得李安有一种很淡的深情。”
　　换个角度看，他又是极新颖极现代的。他对电影新技术毫不迟疑的拥抱，抓住电影每一寸“着色相”的机会求新求变，好像始终停在18岁。《绿巨人》是根据畅销漫画书The Hulk 改编的，开场镜头以“闪电交错”（lightning mix）的方式呈现，典型的恐怖片开场；然后是分割画面——来自漫画书一页上有好几个画面的启发；多重画面——“我不仅仅想剖析动作，还要剖析信息，我要通过多重画面提供更多的信息”；狂放的剪接——“我甚至想在同一个画面里塞进不同的时序。过去一百年的电影史上，每个人都做过时序上的剪接，借此串联起人和事件，而我做的是空间上的剪接！这才炫。”片中用了三个画面拼出詹妮弗·康纳利、埃瑞克·巴纳和乔什·卢卡斯三个人的凝视……到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造浪，驯虎，拍真人3D，登峰造极。只有当说英语的李安讲出他脑子里在琢磨什么，听到那些带着纽约腔的“这很过瘾”“十分有趣”“这太爽了”，听他讲11 月11 日即将上映的《比利·林漫长的中场行走》，你才有可能触到一点点18 岁电影少年的狂热和勇敢，瞥到一眼那个一往无前伺服电影的王的影子。
　　2004 年2 月，李安带着大儿子回台湾过年，父亲对他说：“我终于明白你在拍什么了，找《绿巨人》的带子给我，我想在家慢慢多看几遍。”这部拍在“9·11”之后的电影包含许多层意思：受惊后的恐惧，因恐惧而生的愤怒，曲折的父子关系，恋母情结，压抑……父亲究竟看懂了什么，李安没有问，但他看懂了父亲的心——他告诉父亲：累了，想退休，至少休个足够长的假，不再碰电影。父亲问：“你想不想教书？”“不想。”“那你没有办法，只有披上盔甲继续往前冲，停下来你会很难过的。”这是父亲平生第一次鼓励他拍电影，也是最后一次。两周后，父亲去世了。
　　……

前言/序言

　　活在无所不知的每一天
　　——在腾讯书院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
　　7 月初，在澎湃的 APP 上看到一条 PRADA 太阳眼镜的广告，规格就像从前报纸头版的整页广告，发给经营传统媒体的朋友看，他回一个捂嘴笑的图标，外加四个字：时代变了。
　　时代确实大变。每一天，如果你愿意，都可以过成无所不知的一天，只要有空打开微信朋友圈，或者 Facebook。2016 年初去世的 David Bowie 在他那支著名的《Change》里，用一种近似口吃的发音吐出变这个词 Ch-ch-ch-change，跟我现在谈论它的心情蛮搭的：真是有点措手不及啊。
　　这一轮的变局，是互联网技术带来的。用硅谷工程师或者风投家们的断语，五十年一遇。这其中有两个关键性动作：1994 年，硅谷的老家伙吉姆·克拉克（Jim Clark）和计算机神童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创办了网景公司（Netscape），这二位开发出一款 Netscape
　　浏览器，将美国国防部的内部交流平台转化为民用，而且提供免费下载。公司成立 16 个月后，还没赚到一毛钱，就在纳斯达克上市了，成为全球第一家上市的互联网公司。第一天，股价从开盘 12 美元蹿到收盘时的 48 美元，刷新了美国股史的上市首日记录。吉姆·克拉克一夜之间成为 10 亿美元富翁，而一年前一无所有的马克·安德森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1 亿美元。第二个关键性动作是史蒂夫·乔布斯完成的，他把苹果手机和 ipad 送到我们手里，造就了今天地铁里的壮观景象。就这样，我们跟世界联结的方式，被编程语言――一种容错率非常低的、有特殊语法的英语改变了。传统媒体的电子照排，被 HTML5（超文本标记语言）分掉半壁江山。
　　互联网技术革命改变了人类生活，也改变了写作者熟悉的那个传统。这种改变从 90 年代中期的美国就开始了，生成一种“大势”。
　　一个 80 后小妹妹跟我讲，她之所以喜欢自己贴钱跟朋友们捣鼓一些公号，就是觉得写作与发表都变得自由，排资论辈，层层审稿，都取消了；在新媒体时代，她有一种顺畅表达的快乐。我自己也从中受益，如果没有网络，《祭毒》多半还在我的移动硬盘里。
　　我没有用过微博，直接从博客时代进入微信时代。有一次出差到台湾，为了方便联系同事，同行的摄影记者帮我开通了微信。前几天我在想，这三四年究竟从划屏运动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失去的很明显，就是时间。得到的，一个是开放的心态和更广泛的新知。一些过去不会特意去关注的领域很便捷地一一向我打开，比如数学、物理学、天文学、植物学，还有穿衣服做菜什么的。大家都在抱怨 “碎片”将人淹没，但我想，碎片的知识或信息也是有价值的，关键它是个什么成色，有没有营养，值不值得吸收。在互联网上游弋，训练人甄别、取舍的能力，然后是连贯的能力，能不能一片接上一片，把这些杂多处理成自己有机的一部分，类似光合作用。所以我对碎片化并没有那么大的恐惧。另外一个获得，是接地气，从来没有一种技术，可以这样迅速、逼真、大容量地把世界直接推到你面前。有时候我看着朋友圈里自说自话、前后不搭、却又有某种潜在一致性的一长串内容，会从心里笑出来：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史诗啊。
　　稍微让我有些不安的，是互联网＋时代对写作内容、文本、语法、标题的重新规定。它是那么年轻，那么具有娱乐精神，还常常带点儿粗鲁，对于我们这些会为一句话、一个标点跟编辑校对吵架的写作者来说，真的是有这种效果：眼前一黑。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时段里，10万＋的内容形态被制造出来了。我没有专门调研过，也没有大数据支持，没有资格讲太多它的坏话，我能说的是，它的品味不好，会让好作品无法在新媒体时代获得它应该有的位置。本来寄望时间能滤掉一些东西，但是很有可能在淘洗的过程中，新的技术又来了，媒介又变了。
　　技术是一种人造的东西，是现代科学的基底和本质。海德格尔曾经说，科学不会思考。德里达就不怎么同意，他说，科学技术会的，它也在思考。德里达的弟子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就是写出三卷本《技术与时间》的那位，提醒我们说，技术里回荡着一种无人称的知识，一种不署名的权威性；最引人瞩目的变化就发生在现代技术 “无人称力量”的到来；他也建议我们在思考技术的时候加上时间的维度。问题是，北京时间前所未有地快，我们用三十年走完了别人一百多年的路，真是弹指一灰间。
　　我一直感激欧洲人在冷战以来在思想上、生活上为这个世界贡献的不一样的范式，他们身上有一种敏锐的辩证启蒙意识（dialectic of enlightment），对科技的进步不会天真地乐观，不会以为只要有了原子弹、核潜艇、无人战斗机、苹果手机，人就是万物的尺度了。欧洲的知识分子尤其令人赞叹，像哈贝马斯、德里达、艾柯、阿伦特、萨特、加缪这些人，都积极而睿智地就公共事务发言，引领着欧洲公民，对进步的悖论养成一种敏锐的判断力，所以，无论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会权衡两个方面：就算想象中的进步可以获得很多好处，但稳定的有内在秩序的生活因此瓦解，这样是否值得？换句话说，今天“创造性的破坏”虽然为明天开出了支票，但比起现代性给人带来的异化和痛苦，是否值得？
　　我刚从英国转了一小圈回来，在咖啡馆、地铁、火车上看到，仍然有人在读报纸，还不光是读纸质书，还不全是老头，我没有看到一个捧着手机在划的人。那一刻我忽然想，也许，在我们这个国家，由互联网＋主导的资本的运作、电子商务的繁荣、新媒体内容的生产和发布、对个人时间的侵占和随处可见的“手机的家园”，是一种人造景观，是由某种力量推动而不是自然天成的。把世界简化成网上和线下也是荒谬的。不一样的阅读方式、写作方式、活着的方式，明明白白就在同一个地球上，就在稍微远一点的别处。
　　所以，当这一轮革命真的就发生在我身边――传统媒体人纷纷失业、转型、创业，越优秀的，转得越早――我不得不停下来想一想。这是一种打断，也提供了一个确认自我的机会。以前，像我这样比较喜欢干活的记者，光顾着埋头写，从来没有时间理一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题目是什么，自己的强项和短板分别在哪里，力气该往哪里使。这样被迫停一停，自然会做反省。
　　阿城说过，一流人才在商界。我觉得确实如此。历史上，像张謇这样的士魂商才，比康梁之类对社会的贡献大，因为后者光破不立，士大夫出身的实业家有建设性的动作。看看今天的情形，一样的。所以我敬佩那些找到新位置、找到资本，把自己成功嵌进互联网商业版图的优秀同行。有一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他们随口议论着公司办公室租金的涨价，短短几句言语，就让人窥见他们承受巨大压力的能力，这能力是我不具备的。
　　但是，不等于我对他们目前生产的内容心悦诚服。十年后，回头一望，我们这些当年的文学 / 文艺青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些什么。人各有志，人各有命，我还是希望自己十年后翻翻硬盘，能找出一两部比《祭毒》好的作品。
　　有人把这一轮革命跟印刷术、蒸汽机的发明相提并论，跟硅谷的创新相提并论，然后得出乐观或悲观的结论，我都会想一想：它们真的一样吗？人类这几千年历史下来，纹丝不动的时光几乎没有，每一个时代大多都处在变革之中，都会面对新旧交替、新陈代谢的撕裂感和成就感，都能套狄更斯那句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区别在于强度和广度。我自己感觉互联网＋比以往的变革更猛更强，能量更大。
　　我差不多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自己稍微整理得清楚了一点。我得继续正统的、不是浅尝辄止的、也不卖萌讨巧的写作。从题材到方法，沿续过去那种一道道工序来的传统工艺，可能过去的还不够，还得往前追；然后，慢慢寻找一种与互联网＋联结的方式，来为写作加分。简洁地说：我的写作不打算转型。我希望找到一种养活旧写作的新方式。
　　这里我想稍微说几句一段时间以来的观察，它很可能是片面的，有待随着继续观察而修正：我发现身边的同行同道，也算是小知识分子，对政治的专制、独裁都蛮敏感，反应也不失为强烈，但对资本的傲慢、霸道、经常流露的无知，反应就迟钝暧昧很多。大家都很清楚，一个一切听命于资本的盛世并不美好，但现实是，从来没有那么多人听命于资本，受它奴役。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词，大概可以用于描述这种俯就：分裂。
　　谢泳写过一篇钱钟书的书生气。他说，从政治理想上看，钱先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但他对同时代那些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多半看不上眼，读过小说《围城》和《猫》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除了钱先生的个性（自视甚高），除了他的父亲钱基博先生曾经告诫过他不要做徐志摩、胡适之这一类的新派人物，谢泳觉得钱先生的“看他们不起”里，有更深刻的东西。当时自由主义的许多知名人士多受西方文化影响，在政治理想的追求上代表了多数人的意愿，但在做人这一条上似乎不能跟他们的理想相一致，而钱钟书对此有更高一点、也更传统的标准，就是一个人的说和做应当是一回事，儒家所谓“知行合一”。
　　这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东西，也是我在多年记者生涯里从老一辈身上吸收的东西。一份人家，祖传的东西里总有一两件宝贝，这是我认定的一件。但是现代性把知与行分离，我也不想在这里调太多书袋子，累得慌，大家看得到的，身边这些事迹不少：说一套，想一套，做一套，而且能够自洽，而且能够合理化、日常化，现代人仿佛生成了一种新的习惯和记忆。于是，用阿伦特的话说，“那些失落的珍宝，甚至没有遗言”。
　　有时候听到一些师友谈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阳光，有国际视野，愿意到贵州某个贫困山区，或者非洲某个村子里当义工，也愿意积极为社团、社区服务。但是，他们不知道怎样对自己的父母好，不知道怎么跟最亲近的人沟通，这跟从前那种会为远方的炮火热泪盈眶，为“路有冻死骨”义愤，却不知如何处理伦常的义士们是一个路数，都是人格略有缺失的人。他们可能在某一方面有建树，但终究不能让人佩服。所以这些年在面对抉择的时候，我常常提醒自己要懂得放弃、割舍、有所不为，就是因为这一条。如果不那样做，我想这些年的书，我是白读了。
　　我想，大家不能忍受警察对雷洋的施虐，却能忍受某些投资人的施虐，是值得反思的。写作的责任之一，就是提出问题，展开对话和反思。如果创业者们继续惯着资本，它不会比一个暴君产生的危害更小。这个议题如果没有被摆上桌面，公开谈论，是我们这些媒体出身的写作者没有尽到责任。
　　写作者还有更大的责任。抗战时是流亡学生的齐邦媛和王鼎钧，几十年后拿出了《巨流河》和《昨天的云》等四部曲回忆录。经历过文革的冯骥才老师拿出了《一百个人的十年》，王年一老师写出了《大动乱的年代》，李逊拿出了《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经历过一战、二战、纳粹集中营、“911”、第一次伊战、第二次伊战的西方作家们，都拿出了很像样的作品。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去年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科谢耶维奇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记录了二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我读了一小部分的《切尔诺贝利的回忆 : 核灾难口述史》和《二手时间》，还有一些她的访谈，除了源远流长的苦难和沉重，我觉得她的学养、才气、境界都是一流的。有位老师对我讲过，到最后，写作拼的不是才华，不是文字，是境界，这个我很能记得住。
　　跟阿列科谢耶维奇战在同一高度的还有一位出色的女性，美国作家芭芭拉·塔奇曼。她用文学的手法写历史，两度获得普利策奖。她们的存在，都提醒我自己离有价值的非虚构写作还有多远，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她们都是我的导师和榜样。
　　每一代人把自己经历过的写下来，就很好了。我们这代人经历了什么？有什么非得记下来不可的？还有多少空白必须去补上？除了资本以外，更广泛更深刻的决定社会和生活的力量是什么？这些都是我在慢慢琢磨的事情，它们都存在我脑子里的一个文件夹里，叫“未完成”。
　　写作是为了告诉人们世界的真相和本质。在字里行间，通过讲故事，通过文学之美，塑造典范，传递真知灼见。一个写作者，就是一个关切世界的人，他首先要学会同情、忘我、宽恕，然后把这些传递出去，让人们能为其他人流眼泪。
　　每个写作者都会有才华横溢的一段时光，也都不得不面对和处理才情的下行或用尽。所以要用功，用别的东西来支撑自己的高度，学会超越自身的局限。
　　去年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龙应台在表达祝贺的文字里提到，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工作里包含了记者、社会学者、心理学家兼牧师这些角色，我想，这个不完整描述提示了写作者的社会意义和可能的疆域。进入写作的世界，就是挣脱僵化的教育，出离日常的平庸，卸掉国家的、个人的虚荣，卸掉民族主义等等牵绊束缚你的东西。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时代，写作是为了追寻自由。在这个阅读和写作都受到严厉挑战的时代，对我而言，写作本身就是自由。
　　最后我要感谢 20 年来滋养过我的每一家报社、杂志社，那种头悬截稿线的高强度工作，让我经常蓬头垢面、神经粗壮、也长了几块用于写作的肌肉。我怀念那些不用考虑别的，只要一门心思把字写好的时光，那是我们许多人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