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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润 著，陈尚君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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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批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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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评史
• 文化史
• 学术著作
• 文学研究
• 校补本
• 高等教育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ISBN：9787532582464

版次：1

商品编码：11998281

包装：精装

丛书名： 近现代名家讲义丛刊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6-10-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96

字数：415000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朱东润先生民国间撰成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已成文学批评史领域的经典著作。该书最初为朱东润先生任教大学时的讲义，经陈尚君教授校补增订的新版，尽可能地反映朱东润先生生前手定讲义的面貌，充分显示出朱东润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内容简明而胜义纷呈。

内容简介

　　朱东润先生民国间撰成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已成文学批评史领域的经典著作。不过已有的《大纲》是朱东润先生在抗战期间应教学之需的讲义，系将1933年第二稿后半部分和1937年的修订稿前半部分拼合而成的，并非其原本期望的定本。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爬搜档案史料，力图穷尽掌握朱东润先生在教学过程中有关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与旧稿，幸获1937年修订本的最后十八章，发现此修订本与此前稿本差别较大，即以此十八章替换通行本中相关部分，还对所有文字重加校订，补充注释，尽可能反映朱东润先生生前手定修订本的面貌，充分显示出朱东润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内容简明而胜义纷呈。

作者简介

　　朱东润（1896－1988），江苏泰兴人。1916年英国伦敦西南学院肄业。曾任武汉大学教授，上世纪50年代后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全国写作学会名誉会长。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国文学论集》、《史记考索》、《杜甫叙论》、《梅尧臣传》、《陆游传》、《张居正大传》、《梅尧臣集编年校注》等。

　　陈尚君，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目录

整理說明（陳尚君）
自序
第一 緒言
第二 孔子孟子荀子及其他諸家
第三 《詩》三百五篇及《詩序》
第四 西漢之文學批評
第五 東漢之文學批評
第六 建安時代之文學批評
第七 陸機陸雲
第八 皇甫謐左思摯虞附李充
第九 葛洪
第十 范曄蕭子顯附裴子野
第十一 沈約
第十二 劉勰
第十三 鍾嶸
第十四 蕭統蕭綱蕭繹
第十五 顏之推
第十六 隋代之文學批評及“文中子”
第十七 唐初史家之文學批評
第十八 劉知幾
第十九 初唐及盛唐時代之詩論
第二十 白居易元稹
第二十一 韓愈
第二十二 柳冕柳宗元李翱皇甫李德裕
第二十三 司空圖附唐人論詩雜著
第二十四 歐陽修曾鞏
第二十五 王安石蔡絛葉夢得
第二十六 蘇軾蘇轍張耒
第二十七 黃庭堅
第二十八 陳師道范溫
第二十九 呂本中韓駒
第三十 張戒
第三十一 楊萬里姜夔陸游
第三十二 葉適
第三十三 朱熹附道學家文論
第三十四 自《詩本義》至《詩集傳》
第三十五 嚴羽
第三十六 劉克莊
第三十七 晁補之李清照黃昇
第三十八 沈義父張炎
第三十九 方回
第四十 元好問
第四十一 貫雲石周德清喬吉
第四十二 高棅
第四十三 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附李東陽
第四十四 楊慎
第四十五 謝榛王世貞
第四十六 唐順之茅坤
第四十七 歸有光及“弇州晚年定論”
第四十八 徐渭臧懋循沈德符
第四十九 呂天成王驥德
第五十 袁宏道
第五十一 鍾惺譚元春
第五十二 錢謙益
第五十三 馮班
第五十四 陳子龍吳偉業
第五十五 黃宗羲
第五十六 王夫之顧炎武
第五十七 侯方域魏禧
第五十八 毛奇齡朱彝尊
第五十九 王士禛附翁方綱
第六十吳喬趙執信
第六十一葉燮
第六十二 清初論詞諸家
第六十三 金人瑞
第六十四 李漁
第六十五 方苞劉大櫆
第六十六 姚鼐劉開
第六十七 紀昀
第六十八 沈德潛
第六十九 袁枚
第七十 趙翼
第七十一 章學誠
第七十二 阮元
第七十三 惲敬包世臣
第七十四 張惠言周濟
第七十五 曾國藩
第七十六 陳廷焯
附錄一：《大綱》與歷次講義章節異同表
附錄二：歷次講義刪存及《大綱》再版後記
附錄三、中國文學批評史授課試題
附錄四：朱東潤先生研治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歷程——以先生自存講義為中心（陳尚君）

前言/序言

　　朱東潤先生著《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一九四四年出版于重慶開明書店，雖然此前已經有郭紹虞先生《中國文學批評史》和羅根澤先生《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出版，但都僅涉及唐以前的部分，完整地勾勒出從上古到清季文學批評史的專著，朱書是第一部。今人多將郭、朱、羅三家視為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奠基學者。朱先生早年有良好的舊學訓練，又留學英國，系統介紹西方的文學觀念與研究方法，曾長期教授英語與英國文學，專治文學批評史，有獨到的觀察與建樹。該書特點，正如朱先生自序所言，一是全部以個人立目，盡量規避作時代或宗派的敍述，二是對於每個批評家，常把論詩論文的主張放在一起討論，避免割裂；三是特別注重近代的批評家，即明清兩代的文學批評，幾佔全書之半。章培恒先生曾總結本書的成就，一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框架的奠定”，二是“新颖文学观念的贯彻”。
　　朱先生早年任教于梧州廣西第二中學和南通師範學校，均授英文。一九二九年移教席至武漢大學，初仍授英文，因文學院長聞一多教授之建議，從一九三一年始授中國文學批評史，至次年完成講義初稿，凡四十六章，止于明季錢謙益。一九三三年續寫完成，凡七十五章，除續寫錢謙益以後二十四章，以前部分另新寫五章，其他部分也多有改動。以上二稿均有武漢大學校內鉛排綫裝本，先生自存本且多有詳密批校，可以看到授課當時的準備細節，也可以見到在閱讀思考中不斷增訂的痕蹟。這一時期，先生在武漢大學《文哲季刊》上連續發表文學批評史專題研究論文九篇，後結集為《中國文學批評論集》（開明書店一九四○年）。在此基礎上，先生從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間，對前此講義作了大幅度增補修改，準備正式出版，但抗戰的全面爆發，改變了他的原有計劃。從先生自傳和今見文本分析，他的定稿工作在一九三七年末已經全部完成，其中前半部即至第三十三《朱熹附道學家文論》止，已經排出校樣，先生自存兩份，估計是該年末歸泰興時攜歸；下半部，先生《大綱》自傳云留在武漢，但他在抗戰後取歸存寄書稿，且保存至今者，祇有最後十八章，即從第六十章末段到書末，中間二十五章之寫定本已經無從尋覓。先生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到西遷樂山的武漢大學任教，該年所引講義即將一九三七年本之前半和一九三三年本之後半拼合，略作修訂，以應教學之需。一九四三年往中央大學任教後，感到留滯武漢的手稿已經“没有收回的希望”，乃以樂山本為基礎付印。戰爭造成學術之殘缺，于此可見。
　　先生一九三七年寫定本，一是重新調整了全書的篇目，二是于前此講義作了較大幅度增刪。周興陸教授曾將全稿前半部的講義和《大綱》作了比讀，揭示其改動幅度之大。後半部分目前僅存最後十八章手稿，為先生據一九三三年講義原本剪貼，新增改寫部分則全為手定。目前分析，大約先生在一九三七年末離開武漢時，將下半部較早完成的部分已經送往印刷廠排印，最後完成的部分則仍留行篋，寄存武漢。九年後再到武漢，交廠的部分已經無從蹤跡，而偶存的部分則因生活動蕩（其後他曾頻繁轉換學校），再加上鼎革後的風氣變化，不免意興闌珊，再無重新補罅的興趣。
　　目前要瞭解先生一九三七年修訂本全貌，特別是已經殘缺的下半部全貌，僅有兩個綫索。一是先生自存一九三三年講義卷首目錄有較多批改的記錄，大約主要是一九三七年定稿前陸續修訂的思慮之記錄；二是前述最後十八章前有兩葉章節目錄，應該是修訂期間逐漸寫定。
　　從先生《大綱》自序中，可以看到他對一九三七年增訂寫成稿之珍惜，當年因戰爭沒能收回手稿，祇能把“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併合”後出版，留下長久的遺憾。《大綱》一九四四年問世，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曾兩度再版，始終沒有作大的修改，但先生一直保存三十年代在武漢大學的授課講義，以及最後十八章的改定稿。
　　二○一四年在編訂出版《朱東潤文存》的同時，我多次託武漢大學的朋友調查校史檔案，希望當年交稿付排的講義第三稿下半卷或可有特殊的機緣得到保存，務使全書終成全璧，也為次年的民族戰爭勝利紀念留一特殊記錄。但友人寄示存檔目錄，并沒有這樣的機緣。
　　但我仍然希望就目前能夠見到的文本，盡最大可能地反映朱先生當年最後定稿的面貌，也希望能夠將目前能夠見到在先生保存的四份講義中涉及學術增刪的部分，給以適當的揭示和保存。我特別想強調的是，即便《大綱》出版時，“一切的形式和內容，無疑的都流露了講義的氣息”，而歷次講義中這些特徴當然更加顯著。但我在很仔細地對讀了先生各本講義後發現，覺得全書要旨盡管有所微調，對引證文獻也有新增（如涉及聲律論初取疑偽書《二南密旨》，後改較早而可靠的《文鏡祕府論》），涉及時代、文風、作家、批評家的評價，也都有一些變化。前期講義的敍述可能有些不精密處，但也包含許多坦率而真誠的論述。最後定稿中因以批評史為主，將講義中涉及時代風氣、文學論述、作家人品以及中外比較的內容有較多的刪除，其中有許多論述極其精彩。而現代學術史的研究中，尤其重視一部學術著作成書過程中的文本變化。我偶得機緣見到這些文本，家屬也授權可以作充分的展示，雖然知道這樣未必完全符合朱先生本人的意願，仍願意以月餘之辛勞，完成這一份工作。
　　述本次整理體例如下。
　　全書以《大綱》一九四四年初本為依據（我自藏工作本為開明書店民國三十六年三月第三版），最後十八章則據先生自存一九三七年修訂本原稿。
　　《大綱》定稿時刪棄之原講義內容，凡俱有學術參考價值者，皆節錄加注於相關內容之下。凡前二次講義皆有之內容，以一九三二年本為主。一九三七年定稿已失去部分，涉及章節調整和內容增刪部分，在歷次講義批語中有綫索可尋者，也都有所記錄，存於書末附錄二。
　　整理所據參校訂補的依據為先生自存歷次講義和修訂稿本，具體文本詳附錄四之拙文。
　　《大綱》及講義敍述或引證文獻之筆誤，或因當年所見文本未能盡善而有出入者，均曾作過技術處理，全書標點和書名號也多有調整，均未一一說明。若有誤失，責任在我。
　　先生歷次講義，在後來之教學準備和授課實踐中，留下數量鉅大的批注，內容一是補充文獻，二是糾正愆失，三是提示講授中的細節。本次僅採據極少數涉及糾誤和篇章調整的內容，其他皆不涉及，祇能留待異日。
　　書末增加幾個附錄，一是《《大綱》與歷次講義章節異同表》,以見成書過程中章節之調整；二是《歷次講義刪存》，包括三次講義的題記和刪改幅度較大的部分和《大綱》刪棄的部分；三是講義中保存的三次授課試題，可見開課考績的實施情況；四是二○一三年拙撰根據先生自存講義分析研治批評史歷程的論文。
　　謝謝朱邦薇女士信任并授權我完成上述工作，也謝謝上海古籍出版社長期以來對出版朱先生遺著的堅定支持。整理誤失處，敬請方家賜教。
　　受業陳尚君二○一六年六月十五日於復旦大學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校补本） 一、 引言：文明的镜鉴与精神的回响 文学批评，作为人类认识、理解和评价文学的智慧结晶，不仅是文学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民族文化精神与时代思潮变迁的生动写照。它如同文明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古往今来中国人在审美情趣、价值判断、人生哲思以及社会关怀上的演进与嬗变。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朴素辩论，到魏晋玄学下的形神之辩，再到唐宋古文运动的复兴，直至近现代东西方文化激荡下的多元探索，中国文学批评史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汇聚了无数闪耀着智慧光芒的思想火花，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学的面貌，也塑造着中国人的精神气质。 本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校补本）》，正是一部致力于梳理、呈现并深入阐释这一漫长而复杂批评史的学术巨著。它并非仅仅是罗列历代批评家及其观点，更力图揭示隐藏在这些批评言论背后的深层文化语境、哲学根基、社会动力，以及它们在中国文学创作与接受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通过对中国文学批评思想的系统梳理与辨析，我们得以窥见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忧乐关怀”，体悟他们对于“文以载道”的坚守与创新，感受他们对“意境”、“神韵”、“风骨”等独特审美范畴的追求，并理解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挑战与回应。 本大纲（校补本）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内容的系统性、史料的翔实性，更在于其史观的开阔性与研究方法的精细性。它摒弃了将文学批评视为孤立现象的狭隘视角，将其置于广阔的中国哲学、历史、社会、美学及文学创作的宏大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同时，通过“校补”的学术视角，更是对既有研究成果进行了审慎的辨析、订正与补充，旨在呈现一个更为精准、更为全面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图景，为读者提供一个深入探究中国文学精神内核的可靠向导。 二、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开端：先秦诸子的萌芽与雏形 中国文学批评的种子，早在先秦时期便已悄然埋下。虽然此时尚未形成独立的“文学批评”学科，但诸子百家关于“文”与“言”的论述，已经孕育了朴素的批评意识。 《尚书》与《易传》： 《尚书》中的一些论述，如“言之非人，不可言也”，体现了对言论的真实性与恰当性的初步关注。而《易传》中“观其文，而知其德”、“言出乎君子，则吉；言出乎小人，则凶”的观点，则将“文”与道德、品格联系起来，展现了早期将文学与伦理相结合的倾向。 儒家思想：《论语》中的“言”、“文”、“慎言” 诸篇，如“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庶几乎”、“子欲善而近于仁”等，虽多论及言辞的德行与实用，但已涉及言辞的规范性、约束性，为后来的文风批评奠定了基础。孔子对《诗经》的删订与《诗》三百篇的解读，更是将诗歌作为认识社会、培养德行、抒发情感的载体，开创了以“诗教”为核心的批评传统。 墨家与道家： 墨家强调“言”、“说”的实用性与功利性，对“饰言”、“虚辞”的批判，也包含了一种对语言效用的批评。道家则以“道”为最高本体，推崇“道”、“言”合一，认为“大言不惭，盛德不形”，庄子更是以其汪洋恣肆的文学笔法，对世俗的“文”、“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提出了“得意忘言”的独特见解，为后来的“意象”、“神韵”等批评范畴提供了哲学上的启示。 兵家与法家： 兵家如孙子的“五事七计”，法家如韩非子关于“辩”与“言”的论述，虽然主要服务于政治与军事目的，但也触及了语言表达的逻辑性、说服力以及真伪辨析等问题，对后世的论辩式批评有所启发。 总体而言，先秦时期的文学批评，尚未摆脱哲学、政治、伦理的范畴，但其关于言论的真伪、功用、德行，以及文学的教化作用、情感表达的初步认识，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溯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三、 魏晋风度与玄言文学的兴起：形神之辩与文学的自觉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飞跃。在社会动荡、政治不安的背景下，玄学思潮的兴起，使得人们开始关注个体精神的自由与解放，文学也逐渐摆脱了纯粹的政治功利色彩，走向了自觉的艺术追求。 玄学思潮的影响： 玄学以老庄思想为核心，崇尚“虚无”、“自然”，对“有”、“无”、“形”、“神”进行了深刻的辨析。这种哲学思辨直接渗透到了文学批评领域，形成了“形神之辩”的独特视角。 “神韵”批评的萌芽： 批评家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作品的内在精神、艺术的灵魂，而非仅仅局限于文字的雕琢和形式的工整。陆机的《文赋》被誉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部自觉的理论专著，他提出的“思 the”，即思想、情感的涌动，以及“审 the”，即艺术的鉴赏与评价，为文学创作与批评提供了系统性的框架。他关于“情 in the”与“景 in the”的论述，强调了情感与创作内容的统一。而“骨”、“肉”、“风”、“骨”的提法，虽然在早期尚不完全成熟，但已为后来“风骨”批评埋下了伏笔。 “文以气为主”的观念：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文以气为主”，将“气”视为文章的生命力、作者的个性和精神风貌。他区分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强调文学的价值，同时对当时“但贵崇高，不顾质文”的文风进行了批评，提倡“古今杂合”。 “建安风骨”的阐扬： 评论家们高度评价建安时期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以及“建安七子”的作品，认为其“骨气洞达，骏发英发”，具有“慷慨悲凉”的时代精神。这种对“风骨”的推崇，既是对建安诗人高昂斗志与真挚情感的肯定，也体现了魏晋文人对文学内在精神力量的追求。 个体生命意识的凸显： 阮籍、嵇康等人的文学创作与批评，都带有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他们追求精神的自由，反抗世俗的束缚，其批评也更加关注作品的情感抒发与精神解放。 《文心雕龙》的集大成： 到了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将魏晋时期的文学批评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他构建了宏大的文学批评体系，对文学的起源、体裁、创作、评论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尤其在“风骨”、“神韵”、“比兴”等概念的阐释上，进一步深化了对文学内在美与艺术手法的认识。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从早期朴素的言论规范，向自觉的艺术本体论的转变。对“神韵”、“风骨”的强调，对个体精神的关注，以及对文学创作规律的初步探索，都为后世文学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盛唐气象与古文运动的复兴：文以载道与格律的探索 唐宋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黄金时代，文学批评也呈现出更加多元与深入的特点。 盛唐批评的气象： 盛唐诗歌雄浑壮丽，批评也同样展现出开阔的气象。杜甫对李白诗歌的赞誉，如“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以及其对诗歌“即事”与“寄托”的强调，体现了对诗歌写实性与思想性的重视。 古文运动的兴起与批评： 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们猛烈抨击骈文的浮华虚靡，提倡质朴、自然的文风，强调“文以载道”，认为文章应承担起传承儒家道统、批判时弊的社会责任。韩愈的《原道》、《师说》、《进学解》等文章，集中阐述了他的文学主张。他对“文”、“道”关系的论述，对后世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 诗歌批评的精细化： 司空图的《诗品》以二十四品概括了诗歌的各种风格，如“雄浑”、“冲淡”、“典雅”等，对诗歌的意境、韵味进行了深刻的描绘，尤其“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论述，成为后世论“韵味”的重要依据。 宋代文学批评的转向： 宋代文人更加注重理性分析和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探索。 五、 晚唐至宋代的文体论与格律派：形式与内容的辩证 晚唐宋代的文学批评，在继承前代成果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文体、格律和创作手法的精细分析。 晚唐与五代： 晚唐和五代时期，尽管政治动荡，但文学创作依然繁荣。一些批评家开始关注诗歌的格律，如王昌龄、许浑等人的诗歌创作，本身就体现了对声律的讲究。 宋代诗话的繁荣： 宋代是诗话创作的鼎盛时期。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都留下了大量的诗话。诗话以随笔、笔记的形式，评论诗歌的得失，探讨创作的经验，涉及诗歌的意境、语言、修辞、情感等多个方面。 “以文为诗”与“以诗为文”的论辩： 苏轼对“以文为诗”持批评态度，认为诗歌应有其独特的艺术规律，强调“诗有诗人不能尽之意”。而黄庭坚则提出了“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创作方法，强调对前人诗歌的化用与创新。 格律派的崛起： 在诗歌创作上，以王安石、曾巩、欧阳修、苏轼等为代表的古文家，在文章创作上力求“文以载道”，强调内容的重要性，同时也在形式上追求语言的精炼与结构的新颖。而宋代中后期，以王禹偁、晏殊等人为代表的诗歌批评，逐渐重视诗歌的格律，反对“无律”、“失律”的诗歌。 欧阳修的“四气”说： 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提出的“四气”（风、气、象、言）说，即诗歌应具备风骨、意气、意象、语言等要素，虽然未成系统，但对理解诗歌的整体艺术性有重要价值。 苏轼的“意象”与“形似”： 苏轼在诗歌评论中，强调“意象”的重要性，认为诗歌应通过具体的意象来传达抽象的情感与思想。他对“形似”的批评，也体现了他对诗歌内在美的追求。 黄庭坚的“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 黄庭坚提出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创作理论，强调对前人诗歌的学习与化用，但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要从中汲取精华，进行创新。这体现了宋代文人对艺术传承与创新的深刻思考。 “本朝诗”的评价： 宋代文人对本朝诗歌也进行了大量的评价，如对梅尧臣、王安石、苏轼等人的诗歌，既有赞誉也有批评，形成了对宋诗风格的认识。 宋代的文学批评，在承继唐代思想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文学形式、创作规律的精细探讨，诗话的繁荣更是将文学评论融入日常生活，极大地普及了文学批评的参与度。 六、 明清小说批评的勃兴与戏曲理论的成熟：世情与俗雅的纠葛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小说和戏曲等通俗文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也催生了对这些新兴文学样式的专门批评。 小说批评的兴起： 早期的小说批评，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经典作品的序跋、评点，是研究明清小说批评的重要材料。 《三国演义》评点： 尤为著名的如毛宗岗的评点，他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角度，强调《三国演义》的史学价值，同时也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例如对曹操“奸雄”形象的辩护，以及对刘备“仁德”的赞扬。 《水浒传》评点： 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点，则更侧重于表现人物的“快意恩仇”的性格，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批判，他著名的“七十回本”说，便是对小说结构与结局的独特见解。 《红楼梦》批评： 《红楼梦》的脂砚斋评语，以及后世的各种“红学”研究，构成了中国小说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脂砚斋评语以其“知己”的身份，从“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谁得知”的角度，深入解读了宝黛的爱情悲剧，以及作者的创作意图与艺术匠心。后世的红学更是从文学、史学、哲学、民俗学等多个角度，对《红楼梦》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 戏曲理论的成熟： 明清时期，戏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也涌现了许多重要的戏曲理论著作。 《南词叙录》与《痰余词话》： 王驥德的《南词叙录》是中国戏曲史上的重要文献，他系统地论述了戏曲的起源、体制、声腔、表演等方面，对戏曲的“曲”、“词”、“科”、“白”、“净”、“末”、“旦”、“丑”等基本要素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李渔的《闲情偶寄》，特别是其中的“戏考”部分，更是对戏曲的剧本创作、表演技巧、舞台布置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如“五忌”（虚，不粘，不俗，不恶，不漏），强调了戏曲的通俗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曲论”的关注点： 戏曲批评同样关注“词采”、“唱念”、“科步”、“扮相”等具体环节，但更强调戏曲作为一种综合艺术的整体性，以及其娱乐性与教化性的结合。 “俗”与“雅”的争论： 明清小说、戏曲的繁荣，也引发了关于“俗”与“雅”的争论。一些传统文人认为通俗文学“登不得大雅之堂”，而另一些人则看到了其反映现实、贴近民生的价值。这种争论也体现了文学的社会属性与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之间的张力。 明清时期的小说和戏曲批评，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开始关注通俗文学的价值与规律，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与阐释，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内涵。 七、 近代以来的文学批评：东西方文化的激荡与现代性的反思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西方文化的涌入，对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与深刻的影响。 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 “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胡适提倡“白话文学”，反对文言文，主张文学“为我”、“为人生”。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提倡“人的文学”，反对“鬼话”与“兽话”，强调文学的启蒙与反封建作用。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传入与发展：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瞿秋白、鲁迅、郭沫若等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阶级分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理论引入文学批评，强调文学的阶级性与社会变革的积极作用。 “国民性”的批判与反思： 鲁迅、周作人等作家，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文学批评也带有强烈的民族反思色彩。 “左联”与文学的政治化： 在特定历史时期，“左联”等组织对文学的政治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文学的斗争性与革命性，对文学批评产生了显著影响。 西方文学理论的引入与本土化： 20世纪以来，西方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如形式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纷纷被引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的文学传统进行了对话与融合。 “文化热”与后现代思潮：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文化的开放，各种西方后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了新的影响，出现了“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批评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后现代化的趋势。 当下文学批评的挑战与前瞻： 当代文学批评正面临着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文学传统，如何应对新兴媒体对文学形态的影响，如何在多元文化思潮中保持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等诸多挑战。 八、 结语：历史的回响与未来的展望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校补本）》的梳理，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对智慧的传承。从先秦的朴素萌芽，到魏晋的形神之辩，再到唐宋的文以载道与格律探索，直至明清的世情俗雅之争，以及近代以来的东西方文化激荡，中国文学批评史如同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记录着中国人民在文学道路上的探索、思考与创造。 本书通过“校补”的严谨学术态度，力图呈现一个更为清晰、更为准确的批评史脉络，纠正以往研究中的偏颇与不足，为读者提供一个深入理解中国文学精神的坚实平台。它让我们认识到，文学批评并非空中楼阁，而是与社会、历史、哲学、美学，乃至每一个时代的精神追求紧密相连。 展望未来，中国文学批评将继续在继承与创新中前行，在多元与融合中发展。我们期待，本书能够激发更多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深入研究，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并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舞台上的发展贡献新的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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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校补本）》，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并非是一条直线，而是充满了曲折、反复与创新。《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校补本）》这本书，恰恰展现了这种复杂性。作者在追溯文学批评的发展时，并没有简单地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线性叙述，而是注重挖掘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例如，在论述魏晋时期对文学的“才性”之辩，以及南北朝时期对“声律”的重视，作者就将其与隋唐时期文学批评中对“风格”和“气象”的追求联系起来，揭示了批评观念的传承与演变。书中对一些似乎已经尘封的批评家和批评理论，如唐代的一些边塞诗派的批评，或者宋代某些不为人知的词话，都进行了细致的挖掘和梳理，展现出作者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文献功底。我特别欣赏作者在总结每个时期文学批评特点时，所使用的精炼的语言，以及那些发人深省的论断。这本书不仅是一部文学批评史的“大纲”，更是一部充满智慧的“导览”，让我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博大精深有了全新的认识。

评分☆☆☆☆☆

我是一位对中国古代文论有着浓厚兴趣的普通读者，被《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校补本）》这本书深深吸引。这本书的语言风格非常雅致，读起来有一种古朴而又流畅的美感，让我在阅读学术内容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文字本身的魅力。作者对于文学批评的阐述，不仅仅是知识的堆砌，更充满了作者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思考。例如，在分析宋代文学批评时，作者并没有局限于王安石、苏轼等大家，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那些被后人忽视的批评家，发掘他们思想中的闪光点，并将其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考察，从而揭示出宋代文学批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作者对于“以文害辞”等概念的辨析也十分精辟，既指出了批评的局限性，也阐明了批评的必要性。此外，书中对历代文学批评家思想的归纳和梳理，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尤其是在探讨晚明文学批评时，作者对公安派、竟陵派等流派的介绍，以及他们对“性灵”和“独抒性情”的强调，都让我耳目一新，对于理解明代后期文学的革新思潮有了更深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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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校补本）》，我仿佛置身于一条穿越历史长河的船上，引领我逐一探访中国文学批评的各个重要节点。作者在叙述中，善于将文学批评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哲学思想、政治背景紧密结合，展现出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和时代性。例如，在分析唐代诗歌批评时，作者不仅介绍了“以文为诗”和“以意为诗”等主流观点，还着重探讨了这些批评思潮与当时社会思潮、佛教、道教等思想的影响，以及它们如何体现在杜甫、李白等人的诗歌创作和批评实践中。作者在描述不同时期批评家之间的辩驳和论争时，语言生动，如同现场对话一般，让我感受到了古代文人之间思想碰撞的火花。尤其是在讨论清代中期以后，文学批评开始出现向现代转型的迹象时，作者的分析尤为精彩，对一些早期启蒙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在探索新的批评范式上的努力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整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很好，既有宏大的叙事，又有细腻的描写，读来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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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让人眼前一亮的学术著作！《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校补本）》给我最大的惊喜在于它并非简单地罗列史料，而是构建了一个清晰而富有逻辑的理论框架。作者在梳理历代文学批评流派和思潮时，没有陷入繁杂的细节，而是抓住了各个时代文学批评的核心问题和发展脉络。比如，在论述先秦诸子的文学观时，作者就深刻剖析了儒家、道家、法家等不同思想流派对文学功能、内容和形式的根本性看法，并点明了这些早期思想如何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早期基石。进入中古时期，作者对魏晋玄学与文学批评的关系进行了精彩的解读，不仅仅停留在“诗言志”的表层，更深入到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如何影响了文人的审美情趣和批评标准。这种宏观把握能力，让我在阅读时能迅速建立起对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认知地图，不至于在浩如烟海的批评家和作品中迷失方向。同时，作者在论述中引用的史料恰到好处，既有深度又不失广度，充分展现了其深厚的学术功底。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有了更为系统和深刻的理解，对于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和艺术价值也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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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研究者而言，《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校补本）》无疑是一部极具价值的参考工具。我特别欣赏作者在梳理庞杂的批评史料时所展现出的严谨态度和精细考证。书中对某些重要概念的界定，如“诗话”、“论”、“评”等，都经过了细致的辨析，避免了概念的混淆，为后续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谈到明清之际的文学批评转型时，对于一些史料的解读，提出了与传统观点不同的看法，并引证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论证充分，令人信服。这种勇于挑战传统、敢于提出新见的治学精神，是本书最大的亮点之一。同时，作者在引述古人批评语录时，都能准确标注出处，并且在必要时进行简要的阐释，极大地便利了读者追溯原文和进一步研究。这本书的“校补本”属性也体现了作者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相信其中大量的校勘工作对于还原古代文献的原貌具有重要的意义。总而言之，这是一部经得起推敲、值得反复研读的学术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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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润先生民国间撰成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已成文学批评史领域的经典著作。不过已有的《大纲》是朱东润先生在抗战期间应教学之需的讲义，系将1933年第二稿后半部分和1937年的修订稿前半部分拼合而成的，并非其原本期望的定本。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爬搜档案史料，力图穷尽掌握朱东润先生在教学过程中有关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与旧稿，幸获1937年修订本的最后十八章，发现此修订本与此前稿本差别较大，即以此十八章替换通行本中相关部分，还对所有文字重加校订，补充注释，尽可能反映朱东润先生生前手定修订本的面貌，充分显示出朱东润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内容简明而胜义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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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精良，印刷精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奠基之作，大家整理，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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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璧而出，甚是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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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材，很权威的教材，值得购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