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潔拐點：世界難題與中國答案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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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波著

圖書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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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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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中信齣版社，中信齣版集團

ISBN：9787508670423

版次：1

商品編碼：12043893

品牌：中信齣版

包裝：平裝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7-02-01

用紙：純質紙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首創“廉潔拐點”概念。本書解讀瞭中共十八大後以腐敗治理和黨內治理為肯綮的“新治理革命”。

中國反腐領域又一重要成果。中紀委駐中國社科院紀檢組副組長、腐敗問題研究專傢、暢銷書作者高波，對中國反腐敗進行全麵分析和預判。

內容簡介

中華文明未有之大變局，全球治理可見的新黎明

腐敗是人類公敵，反腐是世界難題。先發國傢幾乎都經曆過腐敗高發期，一些“成功國傢”隨後齣現廉潔拐點期，而“失敗國傢”卻陷入“現代化陷阱”，甚至貪腐成災。人類曆史為何會有廉潔拐點？中國廉潔拐點將呈現什麼形態？

讀懂中國，先讀懂中國共産黨；講好中國故事，先講好中國共産黨的故事。以往國際社會解讀“中國奇跡”偏重經濟治理，忽視政治治理特彆是執政黨黨內治理與國傢治理的“共生關係”。中共十八大以來，從“立八規”到“反四風”，從網上監督問責到海外追逃追贓，從紀律檢查體製改革到國傢監察體製改革……帶來治理腐敗原創性貢獻與世界級錶現。然而，這是改革深水區的“應激反應”，還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廉潔拐點？這將會給政治社會生態帶來什麼趨勢性變化？

《廉潔拐點》立足國際與國內兩種視野、曆史和現實雙嚮思考，剖析美國、瑞典、新加坡等20世紀內嚮型廉潔拐點，解讀中共十八大後以腐敗治理和黨內治理為肯綮的“新治理革命”。本書指齣，隨著新治理革命的到來，中國將迎來21世紀全球shouge雙重外嚮型大國廉潔拐點。同時，治理腐敗永遠在路上，廉潔拐點不是一勞永逸的終點，而是國傢成長新起點。厚植廉潔拐點期的“民心紅利”、“製度紅利”和“法治紅利”，固化長期執政黨加強自我革命和黨內治理的戰略定力與“治理紅利”，將提升中國政治的確定性、國傢治理的穩定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可預期性，為世界經濟全麵復蘇提供“中國新動能”。

治理腐敗能力是國傢治理能力的重要體現，國際反腐新秩序是全球治理新體係的重要方麵。當代中國共産黨人以正風反腐為基點，實現黨內治理與國傢治理、國際治理的有效聯動，走齣既不同於歐美政黨也不同於蘇東共産黨的治理新路，帶來更多更好的國際公共産品和全球治理活力。

這事關每個人的福祉。

作者簡介

高波

中央紀委駐中國社科院紀檢組副組長，副研究員，曆任中國社科院青年研究中心常務理事、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等。

代錶作品：《十八大以來正風反腐新觀察》，《走齣腐敗高發期：大國興亡的三個樣本》（全國首屆優秀廉政文化齣版物，中央“強素質、做錶率”讀書活動推薦讀物），《黨章中的紀律》（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推薦圖書，入選“2015年國傢主題齣版重點選題”，被評為“第三屆全國黨員教育培訓創新教材”）等。

內頁插圖

精彩書摘

廉潔拐點不是“賽末點”，而是國傢成長新起點

從美國、瑞典、新加坡等曾經迎來各自廉潔拐點的情況中，大體上可以看齣一些共性規律。以下不妨用“一核心、兩步走、三代人”加以概括和說明。

“一核心、兩步走、三代人”

所謂“一核心”，是指廉潔拐點所帶來的國傢治理體係深度變遷，涉及方方麵麵，曆經風風雨雨，既要觸碰利益又要觸及靈魂，既要戰術突進又要戰略控盤，總歸要有一種“社會核心力量”來支撐和引領。而能夠對全體社會成員管用起效的核心驅動力量是“三位一體”的，即核心組織（組織領袖）、核心思想（價值觀）和核心利益的統一體。換言之，國傢核心的感知確認過程，就是核心組織（如政黨及其領袖）以核心思想（如執政綱領及核心價值觀）凝聚人心，實現核心利益（如經濟發展與國防安全）的過程。具體來說，美國20 世紀頭20 年成型的廉潔拐點，關鍵是各界達成瞭“國傢重組”的核心共識，即努力實現“國傢和聯邦法律準許的公平交易以及公正行政”，“在更大範圍內實現社會和工業的公平”。不論是共和黨總統老羅斯福，還是民主黨總統威爾遜，都在以如齣一轍的理念、殊途同歸的方式召迴久違的“美國夢”，讓美國人民感受到瞭“核心力量”的存在。

作為美國廉潔拐點的開拓者，老羅斯福開誠布公地說：“我認為總統應該是一個毫不猶豫地利用這個職務提供給他的任何權力的強人”；“既然當總統，我就要實實在在像個總統。給我多大的權限，我就要把它用到傢”。對於步老羅斯福改革攻堅戰之後塵，強硬“改變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病”的威爾遜，時任法國總理喬治斯·剋列孟梭的經典評價是：“他認為他是另一個耶穌基督，來到地球拯救人類。”同樣，瑞典於20 世紀30 年代發端的廉潔拐點，關鍵是社會民主黨領袖漢森1928 年提齣的“人民之傢”施政理念深入人心，被尊稱為“瑞典國父”的他在1932—1946 年間4 次擔任瑞典首相，作為國傢“政治引擎”，引領社民黨自1932 年以後連續單獨或聯閤執政44 年，贏得瞭重建國傢秩序、持續推行全民福利改革的長期執政機遇。新加坡於20 世紀60 年代起步的廉潔拐點更是如此，離不開李光耀這個國民領袖和人民行動黨這個組織核心。

所謂“兩步走”，是指治理腐敗的策略方法上宜堅持問題思維和問題導嚮，先“治”後“理”、由錶及裏，贏得治本時間和改革空間。對任何國傢來說，腐敗都是一筆公攤化的“負資産”，都是一個社會性的“問題域”，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更不能論道而不躬行。

美國走齣“鍍金時代”的大國腐敗高發期，先是進行瞭“重新組織社會的一次嘗試”，打響瞭一場與工業寡頭和壟斷財閥的遭遇戰、拉鋸戰，取得決定性勝利並使“勞工領袖可以‘像大資本傢一樣’輕輕鬆鬆地走進白宮大門”；其後乘勢而起、迎難而上，從聯邦擴權、預算民主、市場規製、公共福祉等多方麵進行“製度再造”，一點點贏迴瞭國人對聯邦政府的信心，一步步把滑到“少數人特權淵藪”中的國傢機器拉迴正軌。我曾在《走齣腐敗高發期：大國興亡的三個樣本》一書中將其簡括為兩句話：一是“用空間換時間”，二是 “以責任換權力”。c 瑞典社民黨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作為實現小國廉潔拐點的核心力量，結閤本國國情各闢蹊徑，前者用“人民之傢”理念和“福利之國”模式的嚮心力“對衝”腐敗痛感，後者用嚴刑峻法、重典施治的威懾力肅清黨風民風，為贏得長期執政時間和綜閤改革空間開瞭好頭。說到底，當腐敗的陰霾造成政治社會生態危機時，diyi步重拾信心，第二步擴大戰果，穩打穩紮纔能笑到zui後、笑得zui好。當然，這兩步並不是截然分開、完全割裂的，實際上都是治理腐敗標本兼治戰略戰術的組成部分，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為條件、互相支撐。但實踐證明，先“治”後“理”，更有利於清除問題存量、樹立治理權威和凝聚社會信心。

所謂“三代人”，是指廉潔拐點能否真正“坐實”，大緻需經三代人的集體檢驗和共同體認纔能得齣“靠譜”的結論。中國古語有雲：“三十年為一世，而道更也。”從現象上看，兩三代人，二三十年，這就是20 世紀上述幾國所展現的廉潔拐點的周期性特點。如美國廉潔拐點成型的20 多年間，經曆瞭老羅斯福時代（1901—1909 年）和威爾遜時代（1913—1921 年），以及其間籠罩於老羅斯福光環下的塔夫脫總統過渡時期（1909—1913 年）。瑞典廉潔拐點起始於漢森時代（1932 年9 月24 日—1946 年10 月6 日，其間僅在1936 年6 月19 日—9 月28 日由“農夫聯盟”的布拉姆斯托爾普短暫接替漢森任首相3 個多月），成型於埃蘭德時代（1946 年10 月11 日—1969 年10 月14 日），瑞典人民經曆瞭30 多年創建福利國傢的“黃金年代”。到目前為止，新加坡有過三任zui高行政首長，分彆是李光耀（1959 年6 月3 日—1990 年11 月28 日）、吳作棟（1990 年11 月28 日—2004 年8 月12 日）和李顯龍（2004 年8 月12 日至今），他們三人分彆齣生於1923 年、1941 年和1952 年。“新加坡奇跡”就是在這三代人中接力完成的。實際上，“三代人”並不是什麼教條化的絕對時間概念，而是對廉潔拐點“沉澱期”的提示，即在一定的時間跨度和空間廣域中纔能科學評估國傢治理體係變革的實際成效，纔能監測齣腐敗現象是否已被真正抑製在民眾可接受的低烈度、低限度內，由“腐敗綜閤徵”造成的係統性隱患、顛覆性危機是否被確認為低概率、小概率。在此期間，保持執政主體和治理體係的穩定性至關重要。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治理腐敗遠非zui終目的，贏得人心共築未來更有意義。對不同國情黨情下的“腐敗綜閤徵”進行成功阻擊之後，實現國傢治理體係的“第二步”跨越是更大的考驗。

“美國夢”如何在大蕭條的“政治重組”中誕生

因此，國傢成長和國傢競爭的“超級公開賽”一直在進行，始終未停歇。廉潔拐點的齣現，並不意味著“賽末點”、“冠軍點”唾手可得，而是一個新起點的開始，說明整個國傢和全體國人有瞭全麵提升的自信和底氣。這種國傢成長、國民成熟的綜閤效應，在20 世紀shouge大國廉潔拐點即美國廉潔拐點積澱的“政治遺産”上錶現得尤為突齣。眾所周知，20 世紀20 年代對絕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是生活水準和文明程度大為改善的時期，如全美上高中的學生數在1920—1930 年間翻瞭一番。在“咆哮的20 年代”（Roaring Twenties），美國以工業批量化生産和盛行於社會的消費主義文化成長為世界diyi經濟強國，“美國傢庭形成瞭度假、觀看電影和體育賽事的習慣”。從飛行員查爾斯·林德伯格1927 年獨自駕機直飛大西洋的創舉到棒球明星貝比·魯斯、拳擊好手傑剋·鄧普西等體壇明星引發的全民體育潮，再到爵士樂、全彩有聲電影、海明威小說和T型車等的逐漸普及，美國進入瞭“曆史上zui多彩的年代”。但是，1929—1933 年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不期而至，一度令“ 黃金20 年代”戛然而止。然而，就在這空前的經濟危機之中，“美國夢”被diyi次提瞭齣來。1931 年，詹姆斯·特拉斯洛·亞當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其《美利堅史詩》（The Epic of America）及此後數年的《紐約時報》上，提齣並詮釋瞭“美國夢”的理念：“無論與生俱來的社會地位如何，‘美國夢’是每一個人對更好、更深刻、更豐富人生的美好願景。這個夢想一直承載著在經濟上飛黃騰達的機遇，但它同樣（或者更傾嚮於）包含著我們打破社會等級或是風俗習慣的不公正限製，將自身能力擴展到極緻的機會。”實際上，麵對巨大的美國危機，zui重要的就是挽手並肩嚮前走的信心和希望。亞當斯指齣，美利堅民族zui偉大的成就，並不是成為全世界仰視的標杆，而是在“美國夢”這一真正的民族史詩麵臨毀滅之時，每一代人都會奮起抗爭以拯救它。應當說，這就是美國廉潔拐點所帶來的“信心紅利”，“經濟大蕭條與‘二戰’後來被證明是一段‘美國夢’碩果纍纍的時期，因為整個國傢都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亂象中掙紮，以保持認同感”。b 特彆是經過“……根本性的政治重組。20 世紀的那次經濟大蕭條結束瞭自由放任主義在政治經濟領域的統治地位，使美國過渡到瞭新時代”。在zui艱難的抗爭中“保持認同感”並共曆“新政”挑戰，這一內生動力正是源自老羅斯福時代“重組社會、拯救美國”的努力和行動。這就是廉潔拐點對國傢成長、國民成熟的終極意義與核心價值所在。

之後的“美國故事”，人們基本上都已耳熟能詳瞭：1932 年，美國人民明智地選擇紐約州州長富蘭剋林·羅斯福為第32 任總統，並且讓他連任四屆，以“新政重塑瞭美國政治文化”，“創建瞭社會福利體係的雛形”。其實，羅斯福的新政應當被稱為“新‘新政’”，因為其本質是對美國廉潔拐點時期老羅斯福“反托拉斯新政”的隔空接力和超級傳承，其目標都是“緩和資本主義弊端，進而保護而非摧毀資本主義”，他們兩人也“都是改革者，而非革命者”。而且，這兩位新政締造者係齣同門，還是遠房叔侄關係，zui終聯手導演瞭“兩個羅斯福，一個新美國”的曆史正劇。可見，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每一件事有每一件事的意義。把有意義的人和事聯結起來，就是昨天的傳奇，今天的故事，明天的曆史。正如美國總統杜魯門所說：“人創造曆史，曆史不能創造人類。”但不論何人創造曆史，也不論如何創造曆史，都應當記住一點：

即便是已經成為“廉潔拐點俱樂部”的一員，也要警惕不進則退，防止得而復失。我們不妨迴顧一段奧運逸事。

2004 年雅典奧運會上，23 歲的美國選手埃濛斯進入射擊男子50 米步槍三姿決賽。埃濛斯在zui後一槍之前，領先第二名選手3 環之多，幾乎已將金牌收入囊中。他隻需打齣7 環就夠，這對專業運動員易如反掌。當時，許多記者已寫好“埃濛斯奪金”的新聞稿，隻等槍響之後按鼠標發送。但令所有人意外的是，埃濛斯zui後一槍打到瞭彆人的靶上，成績為0 環，將金牌拱手讓給中國選手賈占波。

2008 年北京奧運會上，同樣是50 米步槍三姿決賽，同樣是前9 槍領先，這一次美國射擊名將埃濛斯擁有3.3 環的更大優勢，看來必將一雪前恥。然而，曆史再度重演，埃濛斯zui後一槍打瞭4.4 環，創下當屆奧運會所有射擊選手的zui低紀錄。冠軍屬於另一名中國選手邱健。

2012 年倫敦奧運會上，捲土重來的埃濛斯年過而立，在男子50 米步槍三姿決賽zui後一槍前，落後diyi名5.8 環，但領先第三名1.2 環，隻要像前9 槍那樣正常發揮，“擁銀望金”並無大礙。然而，這一次他不可思議地重蹈覆轍，隻打齣大失水準的7.6 環，讓幾乎到手的銀牌“褪色”為銅牌。

埃濛斯年少成名，14 歲學習射擊以來，曾贏得所有世界大賽的冠軍、亞軍和季軍，是位超級大滿貫得主。實際上，在2004 年zui後一槍憾失50 米步槍三姿金牌之前，他已勇奪50 米臥射金牌。然而，人們記住的似乎隻是埃濛斯連續三屆奧運會的“末槍秀”，他也因此被戲稱為“9 槍之王”、“zui後一槍先生”。

選手競技殘酷如此，國傢競爭大同小異。

當廉潔拐點宛在目前，我們麵臨同樣近在咫尺的“冠軍點”、“發槍令”，又將帶著怎樣的心態、姿態和狀態，擊發這撼動人心的“關鍵一槍”呢？

大國反腐如同一場“公開賽”，美國、蘇聯作為奪標熱門都已經亮過相瞭，拿到瞭自己的“完成分”。現在，輪到中國上場瞭。

前言/序言

序言中國“第五大發明”與國際反腐新秩序

1550 年，意大利數學傢傑羅姆·卡丹最早提齣磁羅盤、印刷術和火藥是中國的三大發明，並認為它們是“整個古代沒有能與之相匹敵的發明”。19 世紀中後期，馬剋思在《機械、自然力和科學的運用》中寫道：“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産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瞭世界市場並建立瞭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杆。”這是對“中國發明”的經典評價。英國漢學傢李約瑟後來首倡以造紙術、指南針、火藥及印刷術為代錶的中國“四大發明”，並得到世界公認。在前工業文明時代，四大發明為人類文明進步做齣瞭卓越貢獻。

八項規定揭開廉潔拐點神秘麵紗

2012 年12 月4 日，八項規定這個位列“2013 年度中國媒體十大新詞語”之首的縮略語，開始進入中國輿論場，並引發世界關注。短短兩三年間，它給這個數韆年文明史綿延不斷的東方古國帶來的滄桑巨變及其在國際社會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堪與四大發明比肩。如果說後者集中展現瞭中華文明的傳統成就，厚植瞭東方古老大國的全球聲望，那麼八項規定則引領瞭中共十八大後的治理腐敗行動和社會生態變遷，顯示齣當代中國的政治文明成果和中國共産黨全麵從嚴治黨的決心。引人思考的問題是：八項規定衝擊波下的中國將嚮何處去？

全麵從嚴治黨新格局下的中國共産黨將嚮何處去？這一切，又將對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産生什麼影響？

“全麵從嚴治黨總設計師”習近平強調：“改進工作作風的任務非常繁重，中央八項規定是一個切入口和動員令。中央八項規定既不是最高標準，更不是最終目的，隻是我們改進作風的第一步，是我們作為共産黨人應該做到的基本要求。”“說到的就要做到，承諾的就要兌現，中央政治局同誌從我本人做起。”八項規定實質是中央政治局的“自治章程”，但迅速激發瞭全黨的行動感召力和民眾的輿論嚮心力。中華文明曆來倡導知行閤一，行勝於言。八項規定這個中國“第五大發明”及其引領的正風反腐新高潮，可能預示著一個全新的大國廉潔拐點的到來，並且傳導齣中國由內而外發力構建國際反腐新秩序的某種先兆性信號。

無怪乎2013 年年底八項規定頒行一周年之際，多傢美國媒體轉載瞭路透社《中國懲處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慵懶官員》一文並引發網友熱議，一位美國網友感嘆：“我們美國人怎樣纔能也有個‘中紀委’呢？”

誠如眾見，中共十八大的召開和“習近平時代”的啓幕，以及“八項規定衝擊波”的巨大震撼，為“改造中共、改變中國”的中興偉業奠定瞭基調。這場治理腐敗的阻擊戰、攻堅戰和持久戰體現齣高度的自信力和開放度，因此現場感、同在感極強。我亦有幸近距離觀察並應邀解讀中國的“高能反腐”實踐（詳見後文）。如2013 年12 月23 日，我在《環球時報》發錶的時評《一日一貪官落馬，中國近“廉潔拐點”》中，談到中共十八大後，一年來的反貪風暴持續有加，使中國治理腐敗的多版本“例外說”越顯蒼白乏力，“選擇性反腐”的高談闊論不攻自破，“刑不上大夫”的陳詞濫調更是無趣。不論位高權重的“老虎”，還是侵漁民利的“蒼蠅”，在製度的籠子、法紀的闆子和民意的尺子麵前，隻能瑟瑟發抖。中央紀委通報的多起違反“八項規定”精神的典型問題，從基層官員、國企負責人到副部級乾部，案例細節原汁原味，違紀人員點名道姓，以開風氣的“創舉”增加瞭違紀行為的失德失信成本，也進一步強化瞭違紀人員的恥感、痛感和孤立感。這並非偶然，而是錶明反腐敗由淺入深、從易到難，步入以量變求質變、以治標促治本的快車道。特彆是在2013 年的最後一個月裏，中央紀委網站平均每天曝光至少一名官員落馬，對尚處在“腐敗黑數”中的違法亂紀者，可謂冷意逼人；對渴盼早日齣現“廉潔拐點”的泱泱國人，應當說帶來的是陣陣暖意。

稍後，我在2014 年第2 期《社會觀察》上發錶瞭《“廉潔拐點”或加速呈現—2013 反腐記憶與2014 廉政期許》一文，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和求是理論網等網站轉載瞭該文。

從人類社會的大曆史來看，現代國傢的廉潔拐點既是一種綜閤性的社會、曆史和文化現象，也是一個持續性的政治、法治和改革進程，意味著廉潔公共産品的社會總供給齣現瞭重大的結構性調整和趨勢性改變。廉潔拐點的形成需要具備相關的基礎條件，也需要經曆一定的時間校驗，並且往往帶來一段國傢成長躍升期和治理變革加速期。縱覽20 世紀以來“地球村”中一些典型國傢的廉潔拐點，可將其形成要件或曰最大公約項概括為“6S”模式：“ Statesman”，即超級政治傢，如美國的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瑞典社會民主黨領袖阿爾賓·漢森、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等；“Strategy”，即正確的戰略，如美國的“新國傢主義”、瑞典的“人民之傢”和新加坡的治國理念—“為瞭生存，必須廉政；為瞭發展，必須反貪”；“Struggle”，即持續的行動，如20 世紀頭20 年美國的反托拉斯鬥爭、30 年代瑞典的貧富協調行動、50 年代後期開始的新加坡反貪腐行動等，吹響瞭肅清腐敗行動的“開場哨”；“System”，即係統性變革，治理腐敗並非停留在“就腐敗談腐敗”，而是以國傢重組、頂層設計、整體再造和配套措施來鏟除滋生腐敗的土壤，有效降低貪腐行為的“齣生率”和危害性；“Solidarity”，即社會一緻性，各階層在治理腐敗所形成的轉型期必須團結一心嚮前看，共同承擔社會轉型的成本和利益調整的陣痛；“Share”，即價值的共享，盡管治理腐敗的過程或激進或漸進，或是激進與漸進交替的“混閤”方式，但結果是形成一筆“ 反腐紅利”，帶來國傢治理體係變革和成果共享的“普惠效應”，並且這種“增量獲益”是製度化、可持續的，不因領導人注意力的變化而轉移，也不因政黨政策的調整而反復。

再看當下的中國，廉潔拐點既非空降，亦非舶來，既呈現原創特質，又契閤共性規律，並且深植於這片國土上的黨情國情和黨心民心之中，有其逐漸清晰的主題主綫和不斷成型的脈絡軌跡。

首先，治理腐敗的核心權威與核心力量舉世公認。從2012 年11 月初至2013 年5 月的半年間，習近平在36 篇公開講話中有13 篇講到反腐敗，強調“老虎蒼蠅一起打”，實施瞭20 年來規模最大的“清理門戶”行動，八項規定正是習近平治國理政、全麵從嚴治黨的“名片”。

2014 年，習近平還創下一個月內7 次在外交場閤談反腐國際閤作的紀錄。在他親力親為的主場外交特彆是“反腐外交”框架下，國際反腐新秩序漸入北京時間。“內打虎、外獵狐”的治腐新局，為黨內治理、國傢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聯動式再造贏得戰略主動，也顯示齣中國積極推進全球治理體係的深度變革。2014 年年底，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曾在訪華迴國後的華盛頓商業圓桌會議上坦言：習近平可能是自鄧小平以來，鞏固執政權力更快、更全麵的中國領導人，他僅用瞭兩年時間就擁有這樣的影響力，給所有人都留下瞭深刻印象。2016 年10 月，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明確瞭習近平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王岐山隨後在署名文章中指齣：“一個國傢、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擁有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的優勢所在。有著8 800 多萬名黨員、440 多萬個黨組織的大黨，正處在實現民族復興的關鍵曆史節點，更離不開核心的引領。習近平總書記對堅持黨的領導理直氣壯、旗幟鮮明，展現齣堅定的信仰和信念；堅持問題導嚮，對黨自身存在的問題從不迴避遮掩，透視齣深沉的憂患意識和頑強的意誌品質。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握時代大勢，迴應人民群眾期盼，開創黨和國傢事業新局麵，贏得黨心民心。”《禮記·中庸》有雲：“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曆史地看，中國有“中央治理主義”的政治傳統和成功實踐，“治理核心”的地位與“核心治理”的定位直接影響中國的“元治理”。習近平核心地位的明確以及中共十八大後“習式新政”的落地生根，對當前中國廉潔拐點的確認具有重要意義。說到底，中國共産黨的黨內治理機製，是中國治理體係的核心要件；長期執政黨的自我監督能力，是“中央治理能力”的核心要素。宋史有雲：“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實踐證明，“習近平總書記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是在偉大鬥爭中形成的。”b以中央八項規定為集結號，習近平開啓的以上率下、自上而下的全麵從嚴治黨新格局，著力建構的從黨中央特彆是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到省區市黨委、中央和國傢機關黨組（黨委）直至基層黨支部的管黨、治黨、建黨主體責任體係，以及在此過程中其核心作用的彰顯、核心責任的擔當，堪稱在具有許多新的曆史特點的偉大鬥爭中引領實現國傢廉潔拐點的核心標誌。而且，這一核心權威與核心力量的明確是在互聯網大數據時代完成的，經受瞭來自“黨內外、國內外、網內外”的全天候、全嚮度、全息化感知認同過程，也具有不同於黨史、國史之過往階段的全新時代特徵。

其次，國人信心觸底反彈形成的“民意上升通道”有目共睹。直麵各種對銳意反腐的圍觀乃至質疑，習近平直言不諱地指齣：“不是沒有掂量過。但我們認準瞭黨的宗旨使命，認準瞭人民的期待。”他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七次全會上強調：得罪韆百人、不負13 億，寜肯得罪韆百個腐敗分子，也不可辜負13 億中國人民。特彆是以落實八項規定精神和加強作風建設為突破口，有中國特色的“防虎識彆區”和“蒼蠅禁飛區”高效運作，對特權和腐敗零容忍的主流民意空前高漲。2014 年7 月，中共中央決定對周永康立案審查，我曾在人民網發錶評論文章寫道：“中共的政治信用來瞭一個‘漲停闆’，世界又一次領教瞭‘中國震撼’，國人又一次感受到‘零容忍嚴懲貪腐，不設限清理門戶’的超強衝擊波。這是改革開放30 多年來，中共始終不渝堅守從嚴治黨路綫的一個全新裏程碑。”民心大如天，信心重如山。國傢統計局開展的全國黨風廉政建設民意調查數據顯示，中共十八大召開前，人民群眾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滿意度是75%，2013 年是81%，2014 年是88.4%，2015 年是91.5%，2016 年是92.9%，呈現逐年走高之勢。c此外，中國社科院2013 年《反腐倡廉建設藍皮書》的全國問捲調查結果顯示，73.7%的人對今後5—10 年反腐敗取得明顯成效有信心，比2012 年上升13.7% ；2014 年和2015年，這一數據分彆為83%和90.3%。而在中共十八大前，相同統計口徑的調查結果一直在60%以下的低位逡巡不前。在國傢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中心等進行的“漢語盤點”活動中，從2012 年的“夢”、2013 年的“房”到2014 年的“法”、2015 年的“廉”，再到2016 年的“規”，年度漢字的背後也凝結著全社會對治理腐敗的共同關注和期待。應當看到，盡管“黨內存在的一些深層次問題並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一些老問題反彈迴潮的因素依然存在，還齣現瞭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但通過近四年的“清存量、阻增量、控變量”，對中國共産黨人正風反腐的民心支持率和未來信心步入上升通道並逐漸趨穩，這不但是治理腐敗“最大的政治”，也是共創未來“最強的動力”。當然，廉潔拐點隻是個良好的開端，還必須在深度治理變革的新起點上不斷迴應人民對公共服務、公平正義、公德善治、公序良俗等方麵的更高期待。

最後，依規治黨和依法治國持續夯實治理腐敗“去運動化”的實踐基礎。特彆是全麵深化改革、全麵依法治國和全麵從嚴治黨産生瞭高度協同的整體效應，作風建設、黨風廉政建設、紀律建設、黨內法規製度建設等愈加穩健地運行於法治化、規範化軌道之上。一方麵，中國特色“製度雙籠”（“紀律之籠”和“法律之籠”）更加堅固，在“不敢腐”的壓倒性態勢下夯實“不能腐”的製度基礎。如八項規定引領黨內法規製度建設，“兩準則，四條例”被冠以“史上最嚴”之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將貪汙受賄犯罪的單純數額標準修改為“數額+情節”標準，重特大貪汙受賄犯罪被判死緩執行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後終身監禁，對行賄犯罪增加財産刑以使行賄人得不償失等，凸顯瞭“依法反腐”、“修法治本”的行動力量。另一方麵，中國共産黨的紀律檢查體製改革成功落地，國人見證“最強紀律部隊”之時，以國傢監察體製改革為標誌的重大政治體製改革應運而生，彰顯瞭以法治方式固化正風反腐成果的決心。《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稱此改革“位居全麵深化改革、全麵依法治國、全麵從嚴治黨的‘交點’”，“形成全麵覆蓋國傢機關及其公務員的國傢監察體係，使全麵深化改革、全麵依法治國、全麵從嚴治黨協調推進，將進一步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傢監督體係，推動國傢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我也在相關解讀文章中提齣：監察“體改”既是對黨的監督的強化，也是對黨的領導的實化，其目標是建立黨統一領導下的國傢反腐敗工作機構，其體製是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監察委員會閤署辦公，其要義是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如果說健全黨內法規是要“用紀律管全黨”，監察體製改革則要“用法律管全體”，有利於杜絕權力監督的真空地帶，是防止黨的領導弱化矮化、腐化蛻化的治本之策。實際上，黨的領導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徵”，不在於怎麼說，而在於怎麼做，關鍵是在實踐中把黨的領導的最本質特徵顯現齣來，把黨的領導的最核心優勢釋放齣來。在當下的黨心民心共鳴期和全麵改革加速期，有效完善黨和國傢的自我監督體製，加快排除黨的領導、黨的建設中的係統性風險和生態性危機，使“治腐防敗”成為不因領導人的注意力轉移而轉移的法治化、常態化事實，是觀察評析中國廉潔拐點的重中之重，也將進一步打消國內外對中國政治不確定性的顧慮和擔心。

而且，隨著習近平時代“思想從嚴、管黨從嚴、執紀從嚴、治吏從嚴、作風從嚴、反腐從嚴”等管黨治黨方略不斷落地，中國共産黨顯示齣“勇於自我革命”的“最鮮明品格”和“最大的優勢”。應當看到，在這場以黨內治理“全新重啓”帶動國傢治理全麵變革的“新治理革命”中，全社會齣現瞭兩個尤為值得關注的趨勢性變化：一是政治生態和社會生態同步淨化所蘊生的對貪腐行為的零容忍文化心理，二是社會監督、網絡監督、輿論監督等與黨內監督共同倒逼權力內斂和公職人員責任擔當的不可逆態勢。這兩大變化顯示齣民心嚮背的時代脈搏和中國共産黨的自我革命的“治理紅利”，也是具有新的曆史特點的中國廉潔拐點的另兩大形成要件和重要標誌。

事實勝於雄辯。在中共十八大後全麵從嚴治黨、全力自我淨化的鐵流之中，中央紀委共立案審查中管乾部240 人（給予紀律處分223 人），是中共十七大期間審查中管乾部人數的3.6 倍，尤其是嚴厲查處瞭周永康、薄熙來、郭伯雄、徐纔厚、令計劃等人的嚴重違紀違法案件，嚴肅查處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通過利益輸送相互交織的違法行為，消弭瞭黨和國傢的重大政治隱患，顯示瞭自我監督無禁區、反腐懲惡不設限的決心；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116.2 萬件，給予紀律處分119.9 萬人，印證瞭紀檢監察體製改革的戰果和中國紀律部隊的“戰力”；全國共處分鄉科級及以下黨員、乾部114.3萬人，處分農村黨員、乾部55.4 萬人，體現瞭全麵從嚴治黨嚮基層延伸的輻射效應；紀檢機關立案審查和處分的黨員人數持續上升，在黨員基數不斷增長的背景下，黨員受處分率從2012 年的1.8 上升到2016 年的4.3 ，但紀檢機關目前接到的檢舉控告類信訪舉報呈下降態勢，2016 年比2015 年接到的此類舉報下降瞭17.5%，是中共十八大以來的首次迴落，彰顯瞭“清理門戶、清除存量”的實際效果；2016 年，在強有力的反腐敗高壓態勢震懾下，有5.7 萬名黨員主動嚮組織交代瞭自己的問題，2015 年相同統計口徑的數據是5 400 餘人，主動交代問題的黨員乾部人數一年間增長10.6 倍之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綜閤效應加速顯現；截至2016 年年底，全國已纍計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15 萬多起，處理20 多萬人，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0 萬多人，群眾“看得見的歪風邪氣”大大收斂；2014 年以來，共追迴外逃人員2 566 名，“百名紅通”人員已有37 人落網，追贓金額86.4 億元，反腐敗追逃追贓力量高度整閤……在這些數字背後，人們見證瞭一個建黨95 周年、擁有8 800 多萬名黨員、440 多萬個黨組織的世界第一大黨的新生與再造，見證瞭一個擁有數韆年連綿不斷的文明發展史、國傢治理史的東方古國和新型大國的全新廉潔拐點。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廉潔拐點將是人類社會進入互聯網時代之後，基於執政黨的“黨內—黨外”監督互動機製（即“黨內治理開放化”）和治理腐敗的“國內—國外”協同聯動機製（即“國內治理開放化”），成功展現的第一個“雙重外嚮型”或者說“雙嚮開放化”大國廉潔拐點。在此之前，20 世紀的世界政治地圖上，帶有地標性質和全球影響的廉潔拐點主要有三個：20 世紀頭20 年基本成型的美國（國傢重組型）廉潔拐點，20 世紀30 年代成功起步的瑞典（福利改善型）廉潔拐點，以及20 世紀50 年代末60 年代初發軔的新加坡（法製強推型）廉潔拐點。其中，第一個屬於大國廉潔拐點，後兩個屬於小國廉潔拐點。但是，這些國傢的廉潔拐點都是《聯閤國反腐敗公約》齣現之前的産物，基本屬於獨善其身的“內嚮型”廉潔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