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拐点：世界难题与中国答案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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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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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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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信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ISBN：9787508670423

版次：1

商品编码：12043893

品牌：中信出版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2-01

用纸：纯质纸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首创“廉洁拐点”概念。本书解读了中共十八大后以腐败治理和党内治理为肯綮的“新治理革命”。

中国反腐领域又一重要成果。中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腐败问题研究专家、畅销书作者高波，对中国反腐败进行全面分析和预判。

内容简介

中华文明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可见的新黎明

腐败是人类公敌，反腐是世界难题。先发国家几乎都经历过腐败高发期，一些“成功国家”随后出现廉洁拐点期，而“失败国家”却陷入“现代化陷阱”，甚至贪腐成灾。人类历史为何会有廉洁拐点？中国廉洁拐点将呈现什么形态？

读懂中国，先读懂中国共产党；讲好中国故事，先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以往国际社会解读“中国奇迹”偏重经济治理，忽视政治治理特别是执政党党内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共生关系”。中共十八大以来，从“立八规”到“反四风”，从网上监督问责到海外追逃追赃，从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带来治理腐败原创性贡献与世界级表现。然而，这是改革深水区的“应激反应”，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廉洁拐点？这将会给政治社会生态带来什么趋势性变化？

《廉洁拐点》立足国际与国内两种视野、历史和现实双向思考，剖析美国、瑞典、新加坡等20世纪内向型廉洁拐点，解读中共十八大后以腐败治理和党内治理为肯綮的“新治理革命”。本书指出，随着新治理革命的到来，中国将迎来21世纪全球shouge双重外向型大国廉洁拐点。同时，治理腐败永远在路上，廉洁拐点不是一劳永逸的终点，而是国家成长新起点。厚植廉洁拐点期的“民心红利”、“制度红利”和“法治红利”，固化长期执政党加强自我革命和党内治理的战略定力与“治理红利”，将提升中国政治的确定性、国家治理的稳定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可预期性，为世界经济全面复苏提供“中国新动能”。

治理腐败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国际反腐新秩序是全球治理新体系的重要方面。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正风反腐为基点，实现党内治理与国家治理、国际治理的有效联动，走出既不同于欧美政党也不同于苏东共产党的治理新路，带来更多更好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全球治理活力。

这事关每个人的福祉。

作者简介

高波

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副研究员，历任中国社科院青年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等。

代表作品：《十八大以来正风反腐新观察》，《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全国首届优秀廉政文化出版物，中央“强素质、做表率”读书活动推荐读物），《党章中的纪律》（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推荐图书，入选“2015年国家主题出版重点选题”，被评为“第三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创新教材”）等。

内页插图

精彩书摘

廉洁拐点不是“赛末点”，而是国家成长新起点

从美国、瑞典、新加坡等曾经迎来各自廉洁拐点的情况中，大体上可以看出一些共性规律。以下不妨用“一核心、两步走、三代人”加以概括和说明。

“一核心、两步走、三代人”

所谓“一核心”，是指廉洁拐点所带来的国家治理体系深度变迁，涉及方方面面，历经风风雨雨，既要触碰利益又要触及灵魂，既要战术突进又要战略控盘，总归要有一种“社会核心力量”来支撑和引领。而能够对全体社会成员管用起效的核心驱动力量是“三位一体”的，即核心组织（组织领袖）、核心思想（价值观）和核心利益的统一体。换言之，国家核心的感知确认过程，就是核心组织（如政党及其领袖）以核心思想（如执政纲领及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实现核心利益（如经济发展与国防安全）的过程。具体来说，美国20 世纪头20 年成型的廉洁拐点，关键是各界达成了“国家重组”的核心共识，即努力实现“国家和联邦法律准许的公平交易以及公正行政”，“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社会和工业的公平”。不论是共和党总统老罗斯福，还是民主党总统威尔逊，都在以如出一辙的理念、殊途同归的方式召回久违的“美国梦”，让美国人民感受到了“核心力量”的存在。

作为美国廉洁拐点的开拓者，老罗斯福开诚布公地说：“我认为总统应该是一个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个职务提供给他的任何权力的强人”；“既然当总统，我就要实实在在像个总统。给我多大的权限，我就要把它用到家”。对于步老罗斯福改革攻坚战之后尘，强硬“改变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的威尔逊，时任法国总理乔治斯·克列孟梭的经典评价是：“他认为他是另一个耶稣基督，来到地球拯救人类。”同样，瑞典于20 世纪30 年代发端的廉洁拐点，关键是社会民主党领袖汉森1928 年提出的“人民之家”施政理念深入人心，被尊称为“瑞典国父”的他在1932—1946 年间4 次担任瑞典首相，作为国家“政治引擎”，引领社民党自1932 年以后连续单独或联合执政44 年，赢得了重建国家秩序、持续推行全民福利改革的长期执政机遇。新加坡于20 世纪60 年代起步的廉洁拐点更是如此，离不开李光耀这个国民领袖和人民行动党这个组织核心。

所谓“两步走”，是指治理腐败的策略方法上宜坚持问题思维和问题导向，先“治”后“理”、由表及里，赢得治本时间和改革空间。对任何国家来说，腐败都是一笔公摊化的“负资产”，都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更不能论道而不躬行。

美国走出“镀金时代”的大国腐败高发期，先是进行了“重新组织社会的一次尝试”，打响了一场与工业寡头和垄断财阀的遭遇战、拉锯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并使“劳工领袖可以‘像大资本家一样’轻轻松松地走进白宫大门”；其后乘势而起、迎难而上，从联邦扩权、预算民主、市场规制、公共福祉等多方面进行“制度再造”，一点点赢回了国人对联邦政府的信心，一步步把滑到“少数人特权渊薮”中的国家机器拉回正轨。我曾在《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一书中将其简括为两句话：一是“用空间换时间”，二是 “以责任换权力”。c 瑞典社民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作为实现小国廉洁拐点的核心力量，结合本国国情各辟蹊径，前者用“人民之家”理念和“福利之国”模式的向心力“对冲”腐败痛感，后者用严刑峻法、重典施治的威慑力肃清党风民风，为赢得长期执政时间和综合改革空间开了好头。说到底，当腐败的阴霾造成政治社会生态危机时，diyi步重拾信心，第二步扩大战果，稳打稳扎才能笑到zui后、笑得zui好。当然，这两步并不是截然分开、完全割裂的，实际上都是治理腐败标本兼治战略战术的组成部分，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条件、互相支撑。但实践证明，先“治”后“理”，更有利于清除问题存量、树立治理权威和凝聚社会信心。

所谓“三代人”，是指廉洁拐点能否真正“坐实”，大致需经三代人的集体检验和共同体认才能得出“靠谱”的结论。中国古语有云：“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也。”从现象上看，两三代人，二三十年，这就是20 世纪上述几国所展现的廉洁拐点的周期性特点。如美国廉洁拐点成型的20 多年间，经历了老罗斯福时代（1901—1909 年）和威尔逊时代（1913—1921 年），以及其间笼罩于老罗斯福光环下的塔夫脱总统过渡时期（1909—1913 年）。瑞典廉洁拐点起始于汉森时代（1932 年9 月24 日—1946 年10 月6 日，其间仅在1936 年6 月19 日—9 月28 日由“农夫联盟”的布拉姆斯托尔普短暂接替汉森任首相3 个多月），成型于埃兰德时代（1946 年10 月11 日—1969 年10 月14 日），瑞典人民经历了30 多年创建福利国家的“黄金年代”。到目前为止，新加坡有过三任zui高行政首长，分别是李光耀（1959 年6 月3 日—1990 年11 月28 日）、吴作栋（1990 年11 月28 日—2004 年8 月12 日）和李显龙（2004 年8 月12 日至今），他们三人分别出生于1923 年、1941 年和1952 年。“新加坡奇迹”就是在这三代人中接力完成的。实际上，“三代人”并不是什么教条化的绝对时间概念，而是对廉洁拐点“沉淀期”的提示，即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和空间广域中才能科学评估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实际成效，才能监测出腐败现象是否已被真正抑制在民众可接受的低烈度、低限度内，由“腐败综合征”造成的系统性隐患、颠覆性危机是否被确认为低概率、小概率。在此期间，保持执政主体和治理体系的稳定性至关重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治理腐败远非zui终目的，赢得人心共筑未来更有意义。对不同国情党情下的“腐败综合征”进行成功阻击之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第二步”跨越是更大的考验。

“美国梦”如何在大萧条的“政治重组”中诞生

因此，国家成长和国家竞争的“超级公开赛”一直在进行，始终未停歇。廉洁拐点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赛末点”、“冠军点”唾手可得，而是一个新起点的开始，说明整个国家和全体国人有了全面提升的自信和底气。这种国家成长、国民成熟的综合效应，在20 世纪shouge大国廉洁拐点即美国廉洁拐点积淀的“政治遗产”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众所周知，20 世纪20 年代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生活水准和文明程度大为改善的时期，如全美上高中的学生数在1920—1930 年间翻了一番。在“咆哮的20 年代”（Roaring Twenties），美国以工业批量化生产和盛行于社会的消费主义文化成长为世界diyi经济强国，“美国家庭形成了度假、观看电影和体育赛事的习惯”。从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1927 年独自驾机直飞大西洋的创举到棒球明星贝比·鲁斯、拳击好手杰克·邓普西等体坛明星引发的全民体育潮，再到爵士乐、全彩有声电影、海明威小说和T型车等的逐渐普及，美国进入了“历史上zui多彩的年代”。但是，1929—1933 年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不期而至，一度令“ 黄金20 年代”戛然而止。然而，就在这空前的经济危机之中，“美国梦”被diyi次提了出来。1931 年，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其《美利坚史诗》（The Epic of America）及此后数年的《纽约时报》上，提出并诠释了“美国梦”的理念：“无论与生俱来的社会地位如何，‘美国梦’是每一个人对更好、更深刻、更丰富人生的美好愿景。这个梦想一直承载着在经济上飞黄腾达的机遇，但它同样（或者更倾向于）包含着我们打破社会等级或是风俗习惯的不公正限制，将自身能力扩展到极致的机会。”实际上，面对巨大的美国危机，zui重要的就是挽手并肩向前走的信心和希望。亚当斯指出，美利坚民族zui伟大的成就，并不是成为全世界仰视的标杆，而是在“美国梦”这一真正的民族史诗面临毁灭之时，每一代人都会奋起抗争以拯救它。应当说，这就是美国廉洁拐点所带来的“信心红利”，“经济大萧条与‘二战’后来被证明是一段‘美国梦’硕果累累的时期，因为整个国家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乱象中挣扎，以保持认同感”。b 特别是经过“……根本性的政治重组。20 世纪的那次经济大萧条结束了自由放任主义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统治地位，使美国过渡到了新时代”。在zui艰难的抗争中“保持认同感”并共历“新政”挑战，这一内生动力正是源自老罗斯福时代“重组社会、拯救美国”的努力和行动。这就是廉洁拐点对国家成长、国民成熟的终极意义与核心价值所在。

之后的“美国故事”，人们基本上都已耳熟能详了：1932 年，美国人民明智地选择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为第32 任总统，并且让他连任四届，以“新政重塑了美国政治文化”，“创建了社会福利体系的雏形”。其实，罗斯福的新政应当被称为“新‘新政’”，因为其本质是对美国廉洁拐点时期老罗斯福“反托拉斯新政”的隔空接力和超级传承，其目标都是“缓和资本主义弊端，进而保护而非摧毁资本主义”，他们两人也“都是改革者，而非革命者”。而且，这两位新政缔造者系出同门，还是远房叔侄关系，zui终联手导演了“两个罗斯福，一个新美国”的历史正剧。可见，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每一件事有每一件事的意义。把有意义的人和事联结起来，就是昨天的传奇，今天的故事，明天的历史。正如美国总统杜鲁门所说：“人创造历史，历史不能创造人类。”但不论何人创造历史，也不论如何创造历史，都应当记住一点：

即便是已经成为“廉洁拐点俱乐部”的一员，也要警惕不进则退，防止得而复失。我们不妨回顾一段奥运逸事。

2004 年雅典奥运会上，23 岁的美国选手埃蒙斯进入射击男子50 米步枪三姿决赛。埃蒙斯在zui后一枪之前，领先第二名选手3 环之多，几乎已将金牌收入囊中。他只需打出7 环就够，这对专业运动员易如反掌。当时，许多记者已写好“埃蒙斯夺金”的新闻稿，只等枪响之后按鼠标发送。但令所有人意外的是，埃蒙斯zui后一枪打到了别人的靶上，成绩为0 环，将金牌拱手让给中国选手贾占波。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同样是50 米步枪三姿决赛，同样是前9 枪领先，这一次美国射击名将埃蒙斯拥有3.3 环的更大优势，看来必将一雪前耻。然而，历史再度重演，埃蒙斯zui后一枪打了4.4 环，创下当届奥运会所有射击选手的zui低纪录。冠军属于另一名中国选手邱健。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上，卷土重来的埃蒙斯年过而立，在男子50 米步枪三姿决赛zui后一枪前，落后diyi名5.8 环，但领先第三名1.2 环，只要像前9 枪那样正常发挥，“拥银望金”并无大碍。然而，这一次他不可思议地重蹈覆辙，只打出大失水准的7.6 环，让几乎到手的银牌“褪色”为铜牌。

埃蒙斯年少成名，14 岁学习射击以来，曾赢得所有世界大赛的冠军、亚军和季军，是位超级大满贯得主。实际上，在2004 年zui后一枪憾失50 米步枪三姿金牌之前，他已勇夺50 米卧射金牌。然而，人们记住的似乎只是埃蒙斯连续三届奥运会的“末枪秀”，他也因此被戏称为“9 枪之王”、“zui后一枪先生”。

选手竞技残酷如此，国家竞争大同小异。

当廉洁拐点宛在目前，我们面临同样近在咫尺的“冠军点”、“发枪令”，又将带着怎样的心态、姿态和状态，击发这撼动人心的“关键一枪”呢？

大国反腐如同一场“公开赛”，美国、苏联作为夺标热门都已经亮过相了，拿到了自己的“完成分”。现在，轮到中国上场了。

前言/序言

序言中国“第五大发明”与国际反腐新秩序

1550 年，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最早提出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是中国的三大发明，并认为它们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19 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在《机械、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中写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这是对“中国发明”的经典评价。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后来首倡以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及印刷术为代表的中国“四大发明”，并得到世界公认。在前工业文明时代，四大发明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八项规定揭开廉洁拐点神秘面纱

2012 年12 月4 日，八项规定这个位列“2013 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之首的缩略语，开始进入中国舆论场，并引发世界关注。短短两三年间，它给这个数千年文明史绵延不断的东方古国带来的沧桑巨变及其在国际社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堪与四大发明比肩。如果说后者集中展现了中华文明的传统成就，厚植了东方古老大国的全球声望，那么八项规定则引领了中共十八大后的治理腐败行动和社会生态变迁，显示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成果和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引人思考的问题是：八项规定冲击波下的中国将向何处去？

全面从严治党新格局下的中国共产党将向何处去？这一切，又将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产生什么影响？

“全面从严治党总设计师”领导人强调：“改进工作作风的任务非常繁重，中央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中央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八项规定实质是中央政治局的“自治章程”，但迅速激发了全党的行动感召力和民众的舆论向心力。中华文明历来倡导知行合一，行胜于言。八项规定这个中国“第五大发明”及其引领的正风反腐新高潮，可能预示着一个全新的大国廉洁拐点的到来，并且传导出中国由内而外发力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的某种先兆性信号。

无怪乎2013 年年底八项规定颁行一周年之际，多家美国媒体转载了路透社《中国惩处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慵懒官员》一文并引发网友热议，一位美国网友感叹：“我们美国人怎样才能也有个‘中纪委’呢？”

诚如众见，中共十八大的召开和“领导人时代”的启幕，以及“八项规定冲击波”的巨大震撼，为“改造中共、改变中国”的中兴伟业奠定了基调。这场治理腐败的阻击战、攻坚战和持久战体现出高度的自信力和开放度，因此现场感、同在感极强。我亦有幸近距离观察并应邀解读中国的“高能反腐”实践（详见后文）。如2013 年12 月23 日，我在《环球时报》发表的时评《一日一贪官落马，中国近“廉洁拐点”》中，谈到中共十八大后，一年来的反贪风暴持续有加，使中国治理腐败的多版本“例外说”越显苍白乏力，“选择性反腐”的高谈阔论不攻自破，“刑不上大夫”的陈词滥调更是无趣。不论位高权重的“老虎”，还是侵渔民利的“苍蝇”，在制度的笼子、法纪的板子和民意的尺子面前，只能瑟瑟发抖。中央纪委通报的多起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从基层官员、国企负责人到副部级干部，案例细节原汁原味，违纪人员点名道姓，以开风气的“创举”增加了违纪行为的失德失信成本，也进一步强化了违纪人员的耻感、痛感和孤立感。这并非偶然，而是表明反腐败由浅入深、从易到难，步入以量变求质变、以治标促治本的快车道。特别是在2013 年的最后一个月里，中央纪委网站平均每天曝光至少一名官员落马，对尚处在“腐败黑数”中的违法乱纪者，可谓冷意逼人；对渴盼早日出现“廉洁拐点”的泱泱国人，应当说带来的是阵阵暖意。

稍后，我在2014 年第2 期《社会观察》上发表了《“廉洁拐点”或加速呈现—2013 反腐记忆与2014 廉政期许》一文，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和求是理论网等网站转载了该文。

从人类社会的大历史来看，现代国家的廉洁拐点既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现象，也是一个持续性的政治、法治和改革进程，意味着廉洁公共产品的社会总供给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调整和趋势性改变。廉洁拐点的形成需要具备相关的基础条件，也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校验，并且往往带来一段国家成长跃升期和治理变革加速期。纵览20 世纪以来“地球村”中一些典型国家的廉洁拐点，可将其形成要件或曰最大公约项概括为“6S”模式：“ Statesman”，即超级政治家，如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阿尔宾·汉森、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等；“Strategy”，即正确的战略，如美国的“新国家主义”、瑞典的“人民之家”和新加坡的治国理念—“为了生存，必须廉政；为了发展，必须反贪”；“Struggle”，即持续的行动，如20 世纪头20 年美国的反托拉斯斗争、30 年代瑞典的贫富协调行动、50 年代后期开始的新加坡反贪腐行动等，吹响了肃清腐败行动的“开场哨”；“System”，即系统性变革，治理腐败并非停留在“就腐败谈腐败”，而是以国家重组、顶层设计、整体再造和配套措施来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有效降低贪腐行为的“出生率”和危害性；“Solidarity”，即社会一致性，各阶层在治理腐败所形成的转型期必须团结一心向前看，共同承担社会转型的成本和利益调整的阵痛；“Share”，即价值的共享，尽管治理腐败的过程或激进或渐进，或是激进与渐进交替的“混合”方式，但结果是形成一笔“ 反腐红利”，带来国家治理体系变革和成果共享的“普惠效应”，并且这种“增量获益”是制度化、可持续的，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变化而转移，也不因政党政策的调整而反复。

再看当下的中国，廉洁拐点既非空降，亦非舶来，既呈现原创特质，又契合共性规律，并且深植于这片国土上的党情国情和党心民心之中，有其逐渐清晰的主题主线和不断成型的脉络轨迹。

首先，治理腐败的核心权威与核心力量举世公认。从2012 年11 月初至2013 年5 月的半年间，领导人在36 篇公开讲话中有13 篇讲到反腐败，强调“老虎苍蝇一起打”，实施了20 年来规模最大的“清理门户”行动，八项规定正是领导人治国理政、全面从严治党的“名片”。

2014 年，领导人还创下一个月内7 次在外交场合谈反腐国际合作的纪录。在他亲力亲为的主场外交特别是“反腐外交”框架下，国际反腐新秩序渐入北京时间。“内打虎、外猎狐”的治腐新局，为党内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联动式再造赢得战略主动，也显示出中国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2014 年年底，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在访华回国后的华盛顿商业圆桌会议上坦言：领导人可能是自邓小平以来，巩固执政权力更快、更全面的中国领导人，他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拥有这样的影响力，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2016 年10 月，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了领导人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王岐山随后在署名文章中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拥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有着8 800 多万名党员、440 多万个党组织的大党，正处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历史节点，更离不开核心的引领。领导人总书记对坚持党的领导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展现出坚定的信仰和信念；坚持问题导向，对党自身存在的问题从不回避遮掩，透视出深沉的忧患意识和顽强的意志品质。以领导人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时代大势，回应人民群众期盼，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赢得党心民心。”《礼记·中庸》有云：“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历史地看，中国有“中央治理主义”的政治传统和成功实践，“治理核心”的地位与“核心治理”的定位直接影响中国的“元治理”。领导人核心地位的明确以及中共十八大后“习式新政”的落地生根，对当前中国廉洁拐点的确认具有重要意义。说到底，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治理机制，是中国治理体系的核心要件；长期执政党的自我监督能力，是“中央治理能力”的核心要素。宋史有云：“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实践证明，“领导人总书记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在伟大斗争中形成的。”b以中央八项规定为集结号，领导人开启的以上率下、自上而下的全面从严治党新格局，着力建构的从党中央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到省区市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组（党委）直至基层党支部的管党、治党、建党主体责任体系，以及在此过程中其核心作用的彰显、核心责任的担当，堪称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引领实现国家廉洁拐点的核心标志。而且，这一核心权威与核心力量的明确是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完成的，经受了来自“党内外、国内外、网内外”的全天候、全向度、全息化感知认同过程，也具有不同于党史、国史之过往阶段的全新时代特征。

其次，国人信心触底反弹形成的“民意上升通道”有目共睹。直面各种对锐意反腐的围观乃至质疑，领导人直言不讳地指出：“不是没有掂量过。但我们认准了党的宗旨使命，认准了人民的期待。”他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强调：得罪千百人、不负13 亿，宁肯得罪千百个腐败分子，也不可辜负13 亿中国人民。特别是以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和加强作风建设为突破口，有中国特色的“防虎识别区”和“苍蝇禁飞区”高效运作，对特权和腐败零容忍的主流民意空前高涨。2014 年7 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我曾在人民网发表评论文章写道：“中共的政治信用来了一个‘涨停板’，世界又一次领教了‘中国震撼’，国人又一次感受到‘零容忍严惩贪腐，不设限清理门户’的超强冲击波。这是改革开放30 多年来，中共始终不渝坚守从严治党路线的一个全新里程碑。”民心大如天，信心重如山。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全国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数据显示，中共十八大召开前，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是75%，2013 年是81%，2014 年是88.4%，2015 年是91.5%，2016 年是92.9%，呈现逐年走高之势。c此外，中国社科院2013 年《反腐倡廉建设蓝皮书》的全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3.7%的人对今后5—10 年反腐败取得明显成效有信心，比2012 年上升13.7% ；2014 年和2015年，这一数据分别为83%和90.3%。而在中共十八大前，相同统计口径的调查结果一直在60%以下的低位逡巡不前。在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等进行的“汉语盘点”活动中，从2012 年的“梦”、2013 年的“房”到2014 年的“法”、2015 年的“廉”，再到2016 年的“规”，年度汉字的背后也凝结着全社会对治理腐败的共同关注和期待。应当看到，尽管“党内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老问题反弹回潮的因素依然存在，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但通过近四年的“清存量、阻增量、控变量”，对中国共产党人正风反腐的民心支持率和未来信心步入上升通道并逐渐趋稳，这不但是治理腐败“最大的政治”，也是共创未来“最强的动力”。当然，廉洁拐点只是个良好的开端，还必须在深度治理变革的新起点上不断回应人民对公共服务、公平正义、公德善治、公序良俗等方面的更高期待。

最后，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持续夯实治理腐败“去运动化”的实践基础。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产生了高度协同的整体效应，作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纪律建设、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等愈加稳健地运行于法治化、规范化轨道之上。一方面，中国特色“制度双笼”（“纪律之笼”和“法律之笼”）更加坚固，在“不敢腐”的压倒性态势下夯实“不能腐”的制度基础。如八项规定引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两准则，四条例”被冠以“史上最严”之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将贪污受贿犯罪的单纯数额标准修改为“数额+情节”标准，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被判死缓执行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对行贿犯罪增加财产刑以使行贿人得不偿失等，凸显了“依法反腐”、“修法治本”的行动力量。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成功落地，国人见证“最强纪律部队”之时，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标志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应运而生，彰显了以法治方式固化正风反腐成果的决心。《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称此改革“位居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交点’”，“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使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协调推进，将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监督体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也在相关解读文章中提出：监察“体改”既是对党的监督的强化，也是对党的领导的实化，其目标是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其体制是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其要义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如果说健全党内法规是要“用纪律管全党”，监察体制改革则要“用法律管全体”，有利于杜绝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是防止党的领导弱化矮化、腐化蜕化的治本之策。实际上，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不在于怎么说，而在于怎么做，关键是在实践中把党的领导的最本质特征显现出来，把党的领导的最核心优势释放出来。在当下的党心民心共鸣期和全面改革加速期，有效完善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体制，加快排除党的领导、党的建设中的系统性风险和生态性危机，使“治腐防败”成为不因领导人的注意力转移而转移的法治化、常态化事实，是观察评析中国廉洁拐点的重中之重，也将进一步打消国内外对中国政治不确定性的顾虑和担心。

而且，随着领导人时代“思想从严、管党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等管党治党方略不断落地，中国共产党显示出“勇于自我革命”的“最鲜明品格”和“最大的优势”。应当看到，在这场以党内治理“全新重启”带动国家治理全面变革的“新治理革命”中，全社会出现了两个尤为值得关注的趋势性变化：一是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同步净化所蕴生的对贪腐行为的零容忍文化心理，二是社会监督、网络监督、舆论监督等与党内监督共同倒逼权力内敛和公职人员责任担当的不可逆态势。这两大变化显示出民心向背的时代脉搏和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的“治理红利”，也是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中国廉洁拐点的另两大形成要件和重要标志。

事实胜于雄辩。在中共十八大后全面从严治党、全力自我净化的铁流之中，中央纪委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40 人（给予纪律处分223 人），是中共十七大期间审查中管干部人数的3.6 倍，尤其是严厉查处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严肃查处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通过利益输送相互交织的违法行为，消弭了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隐患，显示了自我监督无禁区、反腐惩恶不设限的决心；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16.2 万件，给予纪律处分119.9 万人，印证了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战果和中国纪律部队的“战力”；全国共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114.3万人，处分农村党员、干部55.4 万人，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辐射效应；纪检机关立案审查和处分的党员人数持续上升，在党员基数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党员受处分率从2012 年的1.8 上升到2016 年的4.3 ，但纪检机关目前接到的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呈下降态势，2016 年比2015 年接到的此类举报下降了17.5%，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的首次回落，彰显了“清理门户、清除存量”的实际效果；2016 年，在强有力的反腐败高压态势震慑下，有5.7 万名党员主动向组织交代了自己的问题，2015 年相同统计口径的数据是5 400 余人，主动交代问题的党员干部人数一年间增长10.6 倍之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综合效应加速显现；截至2016 年年底，全国已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5 万多起，处理20 多万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0 万多人，群众“看得见的歪风邪气”大大收敛；2014 年以来，共追回外逃人员2 566 名，“百名红通”人员已有37 人落网，追赃金额86.4 亿元，反腐败追逃追赃力量高度整合……在这些数字背后，人们见证了一个建党95 周年、拥有8 800 多万名党员、440 多万个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党的新生与再造，见证了一个拥有数千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发展史、国家治理史的东方古国和新型大国的全新廉洁拐点。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廉洁拐点将是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基于执政党的“党内—党外”监督互动机制（即“党内治理开放化”）和治理腐败的“国内—国外”协同联动机制（即“国内治理开放化”），成功展现的第一个“双重外向型”或者说“双向开放化”大国廉洁拐点。在此之前，20 世纪的世界政治地图上，带有地标性质和全球影响的廉洁拐点主要有三个：20 世纪头20 年基本成型的美国（国家重组型）廉洁拐点，20 世纪30 年代成功起步的瑞典（福利改善型）廉洁拐点，以及20 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发轫的新加坡（法制强推型）廉洁拐点。其中，第一个属于大国廉洁拐点，后两个属于小国廉洁拐点。但是，这些国家的廉洁拐点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出现之前的产物，基本属于独善其身的“内向型”廉洁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