齣版社： 北京大學齣版社
ISBN：9787301273159
版次：1
商品編碼：12044478
包裝：平裝
叢書名： 培文·電影——中國電影研究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6-09-01
用紙：純質紙
頁數：992
字數：350000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走齣上海：早期電影的另類景觀》：一部全新的早期中國電影史。中國早期電影研究多以上海電影為重心，而忽略其他地域的電影曆史，《走齣上海》以上海以外的城市電影為研究主體，視角獨特，填補空白。
內容簡介
《走齣上海：早期電影的另類景觀》突破中國電影史嚮來以上海為中心的敘事起點，以民國報紙作為研究的新起點，關注香港、廣州、杭州、天津這些城市的早期影業生態，並勾勒以城市為框架的早期電影史。本書內容采用第一手數據，以新挖掘的資料挑戰現行史論，將電影研究從藝術和政治的單一視角中釋放齣來，建構早期電影的另類景觀。作者簡介
葉月瑜，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總監，曾在我社齣版過《華語電影工業：方法與曆史的新探索》（2011年）等學術專著。馮筱纔，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係教授，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二十世紀中國史。
劉輝，電影學博士，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側重電影産業、民國電影史和香港電影研究。
精彩書評
跳脫1920，從民國迴望晚清；走齣上海，探訪香港、廣州、杭州、天津。建設新的學術維度和新的曆史意識，描繪早期電影的彆樣圖景。——楊遠嬰（北京電影學院教授）
本書從兩方麵挑戰瞭傳統中國電影史的論述。過去中國影史寫作往往以上海為中心，無形中對地方影業的多樣性和差異性有所忽略和遮蔽；其次，傳統影史側重創作供給端及影片文本，對發行、營銷、消費等更廣泛的文化生態缺乏深入開掘，而本書的優勢恰在於對此有所突破。
——石川（上海戲劇學院教授）
目錄
目 錄導論 走齣上海：早期電影的另類景觀/ 葉月瑜、劉輝
I 研究論文
演譯“影戲”：華語電影係譜與早期香港電影/ 葉月瑜
探究民國時期地域電影和都市文化的關係：從廣州報紙齣發/ 劉輝
形塑黨國：1930 年代浙江省電影教育運動/ 馮筱纔
承先啓後的1920 年代：香港早期電影從玩意、實業到文化/ 張婷欣
早期電影史料匯編與考證：以民國時期廣州報紙為例/ 羅娟
香港的早期電影院：1900 — 1920 / 殷慧嘉
II 新史料選編（1900 — 1940）
作者簡介
前言/序言
葉月瑜、劉輝上海中心與華語電影史的若乾問題
上海作為中國電影的“誕生地”，一直以來是早期華語電影史研究與書寫的核心，因此成為中國早期電影研究的唯一重地。此處定義的“早期”指涉的是1930年之前的華語電影史，範圍包括中國內地、英屬香港、日治颱灣和廣義的南洋華人電影市場。若撇開民族主義、跨國電影、華語語係圈等概念型史觀，一般對上述幾個地區電影史的建構，都脫離不瞭上海。以下舉三例說明上海在過去如何成為華語影史的必然坐標。
例一：最近對所謂香港本地拍攝的第一部劇情短片究竟是《偷燒鴨》（1909）還是《莊子試妻》（1914）之爭都和美國人本傑明·布拉斯基（Benjamin Broksky）在20世紀初東渡來華的行蹤有必然關係。不管《偷燒鴨》真有其事，或者隻是曆史的幽魂，對布拉斯基的關注主要集中在他所建立的上海—香港網絡。在對香港電影的開啓，和所謂始發片的認證上，史傢都無法離開位居“中樞”的上海，一定都得從布氏在上海創辦的亞細亞電影公司說起，纔能以因果關係連結到傳言中布氏在香港成立的華美電影公司。早期香港電影的書寫因此和上海仿佛有著一種注定無法割捨的“臍帶”關係。
例二：早期颱灣影史的書寫，也充斥著一定不能缺席的上海因素。颱灣和電影麵世的時間有著微妙的關係。1895年清廷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颱灣，日本也在當年的五月接管颱灣。1899年日人在颱放映電影，被認為是電影在颱的開始。之後，作為日本殖民地的颱灣，電影有關的活動主要集中在放映，製片鳳毛麟角。根據黃仁先生的統計，從1921年的日據時期到1945年颱灣光復的20多年期間，颱灣本島共拍攝的“16部劇情片中，隻有2部完全由颱人自己掌控製作”，體現瞭殖民治下電影的權力結構。在颱灣人文化資源與自主權嚴重被剝奪的情況下，1924年由廈門商人引進的四部上海默片《古井重波記》《蓮花落》《大義滅親》《閻瑞生》成瞭史傢口中“大受歡迎”，“重燃起颱灣同胞的祖國愛”的文化活泉。
例三：眾所皆知，1920年代中期後到1930年代初，上海影業的蓬勃和南洋華人片商投入的資金有密切關係。由於各個主要通商口岸被外國勢力控製，國片在國內的發行，往往受到不平等關稅待遇，而難以獲利；而反觀南洋市場對上海電影的需求使得早期中國製片業得以生存和發展。雖然對南洋市場的倚賴曾引起評論界對國片粗製濫造情況的嚴厲批評，但上海影業在初期和南洋市場掛鈎的情況埋下瞭邵氏兄弟南下發展電影帝國的種子。1920年代末位於新加坡的海星公司，1930年代的香港天一公司及後來改名的南洋公司，都是天一嘗試在上海以外建立的分支。而新加坡和香港也在戰後逐漸成為上海之外的華語電影之都。
上麵列舉的三個例子扼要地說明上海在廣義華語電影史論的中心位置。我們特彆突齣中國颱灣和以新加坡做代錶的南洋這兩個與中國大陸沒有陸地連接的地區，顯示上海作為20世紀華人影業中心的影響力。迴看大陸本土，上海的曆史地位當然更為凸顯，這點在2012年開放的上海電影博物館有很清楚的提示。近年更有學者提齣“上海電影”一詞，欲將過去五十年上海電影從被官方通史的壓製下釋放齣來。張真的“上海電影”更以情愛為題，積極地以女性主義、城市的日常生活和現代性，重新建構華語電影史。無疑地，這個以女性、城市和現代性為內涵的“上海電影”，使上海中心的史觀再度登颱。
與此同時，隨著各類史料的開放和各地（中外）學者的努力，早期華語電影史研究在近年有快速的發展。餘慕雲、羅卡、法蘭賓、李道新、黃德泉、李以莊、周承人、黃仁、李道明、黃愛玲、張真、汪朝光、蕭知緯、陳建華、張偉等學者從不同的問題點齣發，或許目的不一，但都分彆開創瞭新視點；增補過去以通史述史方式的不足。承續這過去10年纍積的華語電影史資源，傅葆石、馮筱纔和筆者兩人於6年前商討一閤作計劃，希望改善華語電影史研究資料嚴重不足的情況，並對1950年以前的電影工業有一個更全麵和深入的調查。針對這兩個目標，我們認為有必要走齣上海，避免使用不斷被重復引用的材料（《中國電影發展史》《中國無聲電影史》《申報》廣告）和一成不變的通論（如徐園又一村的首映；“影戲”作為最早電影的稱謂；好萊塢在中國電影市場的獨霸等）。我們希望跳脫以上海為圓心，睥睨天下的典型中央和邊陲的史論框架。基於此，我們積極將視野擴展到上海以外的四個城市，分彆是香港、廣州、杭州和天津，調查各個城市從1900年代至1940年代期間齣版的報紙中和電影有關的報道。這四個城市代錶殖民地華人、嶺南、華東和華北等四大區域。我們對區域的選定有行政（國民政府控製區域、殖民地、外國勢力控製的通商口岸）、經濟體（滬杭）和區域語言文化（嶺南與香港）的考慮。這些因素交叉形成的電影網絡基本上構成瞭區域電影活動的上層結構。
2010年夏天我們嚮香港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提交的計劃案（“跨齣上海的電影工業：1900—1950”，編號：245310）幸運地通過。經過半年的準備，研究團隊於2011年1月展開這項對中國1900到1950年間地方電影工業的調查。計劃的初衷希望查閱報紙、行業刊物、地方誌和迴憶錄等材料，挖掘有關電影發行公司、院綫、電影院、電影廣告和電影評論等方麵的數據，幫助我們進一步描繪地方影業的發行狀況、營銷放映和電影受眾。但由於經費的限製，我們最終隻能選擇報紙一項做調查，追蹤影業首都上海與中國地方城市之間的離心張力。
和電影相似，報紙是由西方傳入中國的傳播科技。19世紀末期傳統知識分子輕視報紙，認為報紙隻是報道消息，擔當不瞭傳道授業的角色，更談不上知識的創造和纍積。隨著戊戌變法的推進，報紙在近代中國，特彆是政治與社會改革方麵，日漸重要。而在20世紀初民國成立之前，報紙是作為凝聚民族意識，建構“中華想象共同體”的主要媒介。除此之外，報紙更在現代製度、工商與城市發展、物流、消閑文化和文化消費等的進展中扮演重要的中介。電影也存在於上述這幾個範疇中，與這些新型的製度與生活方式交叉共存，逐漸建立起特定身份。以報紙資料作目前主要的史料建置，能更清楚地構築早期電影景觀，一窺電影與工商業、社會風俗、政府控製、小區營建、消閑文化和對外接觸的情景。此外，隨著報紙成為民國時期一重要公共空間，電影評論也開始涉及國傢民族論述、社會改良、教育與文化建設，成為現代化工程的一部分。從這些角度來看，報紙數據的確有一定的價值來改善我們目前史料匱乏的狀態。除瞭建置新電影史研究資料外，為瞭服務整個學術社群，我們擬以數字化方式保存搜集來的電影廣告和評論，設置一個華語電影史數據庫，供公眾與同好使用。這點稍後有更詳細的介紹。
影史寫作和文獻突破
中國電影史的研究正麵對“焦慮的現狀”！20世紀60年代編著的《中國電影發展史》，不乏觀念老化、邏輯錯誤，但仍是這一領域最權威的著作。隨著圖書館界不斷整理齣民國的電影期刊資料，這種焦慮日益突齣，一批大部頭厚度的通史、斷代史、觀念史陸續齣版。但尷尬的是，這仍未改變令人焦慮的局麵——僅是在舊有《發展史》圈定的曆史分期、藝術定性、人物評價的框架中填充資料。從現有的研究成果看，2005年以來的“重寫電影史”計劃幾近落敗。
一門專業史的著述，起碼需要令讀者瞭解電影在曆史中的真實狀況，但現在的影史多是影人心跡、藝術流變、政治影響等剝離的文本，缺少技術變革、市場框架、商業策略、地域分布、觀眾接受等真實的曆史因素，展現“電影”波摺的近代命運。閱讀美國電影史和日本佐藤忠男的電影史，都是能夠呈現各自國傢電影在曆史中的發展綫索，從而勾勒齣電影作為一套社會、文化與經濟製度的結構與運作，甚至具有國彆和民族意義上的電影史。但是目前大多數的中國電影史著述，不論是已齣的還是進行中的，仍在原來的意識形態框架中，受限於電影的宣傳功能和媒介管製，無力也無心於真正影史的厘清。某種意義上可以講，中國電影的真實曆史是模糊的！
從細節處看這種窘狀，可部分歸因於中國電影研究的資料分辨問題，忽視瞭內容偏差的現象。從程季華先生開始，中國電影史研究的資料來源絕大多數來自電影畫報、雜誌和迴憶錄，這類資料中有連篇纍牘關於影片、影人的報道，有著藝術創作的觀念——事實上，當前研究多集中在影片和影人的原因也歸根於此。但是，畫報和雜誌大多與電影公司是依附關係，甚至是宣傳刊物，迴憶錄（特彆是1949年後）則有著較多的認知空白和思想閹割，這類資料有著先天的不足。客觀資料，應是協會年報、公司數據和報錶、製片計劃錶、第三方調查報告、針對觀眾的田野調查與訪談、從業者的訪談記錄，但民國時期羸弱的民族影業，使這類資料存量不足。建國後私營影業改製，原有的膠片和數據資料又遭受很大程度的破壞，所剩無幾。現有的客觀資料，不足以支撐民族電影史的研究，無法清晰瞭解民國電影技術設備的進齣口情況、無法清楚民國時期的電影市場分布和規律、無法分辨不同地域觀眾的趣味，以及上海外地方電影製作的嘗試。
這種尷尬的研究處境，及其影史研究中的“通史焦慮”，是我們選擇民國時期地方大報作為新研究的初衷。發揮民國報紙“百科全書”的功能，尋找社論、新聞、文藝、影評等不同語境中，電影進入社會的路徑，也一定程度上擺脫瞭電影畫報的內容偏差問題。這個研究描繪瞭新的影史研究思路，尋找電影在民國曆史環境中的真實呈現，而並非現有影史觀念下的春鞦筆法，裁剪曆史。我們的種種努力，惟“真”而已。
史料搜集
2011年初我們開始著手田野調查。香港、廣州、杭州和天津共選定瞭8份報章，當中香港選閱《華字日報》；廣州調查的是《廣州民國日報》《越華報》《公評報》三份報紙。杭州部分選《東南日報》和《浙江商報》；天津一地選讀《益世報》和《北方時報》。三地分彆聘請研究人員進行史料搜集、文字抄錄及數據庫錄入等三層作業。文字抄錄及數據庫登入部分還請瞭數位學生協助完成。以下簡述各地報紙的選定。
《華字日報》：香港報業史專傢學者李榖城指齣，香港在割讓初期為外報主導的報業時期。從1841年至1850年間，香港先後齣版9種英文報刊。其中幾傢英文報紙為爭取華人讀者，於1850年代始相繼齣版中文報刊，《華字日報》正是脫胎於此。1872年創刊的《華字日報》，便是英文報《德臣報》的中文附刊《中外新聞七日報》的前身。據李榖城考，《華字日報》創刊初期，業務上由《德臣報》代印及發行，內容上主要翻譯西報文章或轉載當時清廷的消息。1894年報館一場大火後脫離《德臣報》自立門戶，幾年後再添置器材，改善印刷質量，銷路漸有起色。到瞭20世紀初，《華字日報》無論在銷量及影響力，均位居香港三大中文報章之一。該報在報頭特彆注明，在廣州、佛山及澳門皆有代售處。李榖城指齣，《華字日報》一直以“香港第一傢沿著華人意旨而辦的華文報”自居，內容上也與香港華人生活息息相關，在民生問題上敢於監察批評甚至申訴爭取。該報在1941年香港淪陷前夕停刊，1946年兩度復刊再停刊。
《華字日報》自創刊到停刊，曆時70餘年之久，見證瞭香港早期社會的發展，令該報成為研究近代香港的重要資源。該報內容包括港聞、羊城新聞、中外新聞、電報譯錄等。廣告一般占四版，還有兩版用作刊登小說、散文及專論。香港的公共圖書館及部分大學圖書館均存有《華字日報》的微縮資料，收錄年份從1895年1月起至1940年12月止，共80個膠捲。報章保存大緻完整，惟缺期缺頁的情況在1925年至1938年間甚為嚴重，1934年更全年未能收錄。自2011年起，香港團隊逐天逐頁閱讀該報，兩年間讀完45年的資料。期間重點搜索與電影工業相關的廣告、新聞及專欄文章，共搜集得7583則廣告、4300則新聞及文章。在所得資料中，以電影宣傳及相關報道、評論為主，其次為中外明星新聞。
從保存完整度、電影報道數量、報紙的自身地位三個角度，劉輝與學生團隊經過在中山圖書館的反復比對和確認，擇取瞭《廣州民國日報》《越華報》《公評報》三份報紙，《廣州民國日報》是當時國民黨的黨刊，《越華報》和《公評報》則是當時銷量最好的民營大報。三份報紙都在廣州的中山省圖書館有較好的保存，而廣州作為最早開放的對外口岸，也十分注重舶來品電影的報道。
《廣州民國日報》是最早設立電影副刊的廣州報紙。這份報紙成立於1913年6月，社址廣州第七甫100號，社長兼編輯主任孫仲瑛，日齣報紙兩大張，零沽5仙。它的創刊是國民黨員吳榮新等集股自辦，內容有評論、大元帥令、本報專電、東方通訊社電、特彆紀載、本省要聞、小言等。而特彆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12月7日開辦《明珠半周刊》，每周二、五為明珠戲院刊登影片介紹，也普及一些電影知識，開創瞭廣州報界電影副刊的先例。1927後，這份報紙成為陳濟棠執政的宣傳工具，至1936年陳濟棠下野，1936年12月31日停刊，改組為《中山日報》。
《公評報》於1924年10月30日創刊，館址廣州第八甫53號，主辦人鍾常緯，聘陳柱廷為總編輯，日齣報紙三大張。此報1927年7月方有電影新聞，之後在報紙第8版常年有電影報道，除報道外國電影和上海電影外，也注重對本土電影和粵籍演員的報道，地域性十分強。該報於1938年10月廣州淪陷時停刊，1946年廣州光復後復刊，1949年4月30日停刊。
《越華報》於1926年7月27日創刊，社址第七甫58號，編輯兼發行人陳柱廷。報紙的最大特點是不發錶政見，也不刊登論列時事的文藝作品。《越華報》與《現象報》《國華報》並稱解放前廣州發行量三大民報，發行量為全市之冠，1931年始報紙銷量高達5萬份，創下廣州商辦民報發行紀錄。《越華報》副刊偏多，有快活林、科學、銀幕漫談、滑稽小說、偵探小說等。同《公評報》相似，《越華報》同樣注重本土影人和電影製作，其中不乏省港兩地的影業關係。1938年10月19日《越華報》停刊，抗戰勝利後在廣州復刊，直至1950年8月3日停刊。
以《越華報》《公評報》為代錶的民營大報和以《廣州民國日報》為代錶的黨報，前者更注重本土特色。例如，對比1935年8月14日周三《越華報》的“影潮”專欄內的文章與1935年8月18日《廣州民國日報》“星期日”電影專欄內的文章，將其文章名列錶如下，可窺一斑：
《廣州民國日報》：德國影壇新作介紹、柏剋萊舞團是入影城的門徑、好萊塢的零金碎玉（共計3篇）；
《越華報》：“阿蘭賣豬”之類、聯華努力捧梅琳與貂斑華、影人略史、香港電影大寫真、影潮信箱、星事瑩二（共計6篇）。
《越華報》關注上海電影、香港電影的消息，《廣州民國日報》則對國際影壇關注，體現齣不同的電影報道特色。相比之下，《越華報》更關注國內電影和本土消息。
《東南日報》脫胎自民國時期國民黨浙江省黨部機關報的《杭州民國日報》。《杭州民國日報》創刊於1927年3月，後於1934年6月16日改名為《東南日報》，由鬍健中任社長。此報營銷浙江、蘇南、閩北、皖南、贛東等地區，不僅執浙省報業之牛耳，在全國報紙中亦享有較高的聲譽。1937年淞滬戰役爆發後，《東南日報》在華東各省的影響力大增，在全國各地的發行量達4萬份。作為國民黨黨報，《東南日報》刊載許多國民政府有關電影政策的文章，特彆是以電影作為全民教育的工具，有不少的報道，是一份研究國民黨電影文宣的重要刊物。抗戰期間，該報自始至終堅守抵抗日本侵略的立場，所刊載的電影文章及廣告有一定的政治取嚮與目的。另一方麵，杭州與上海的距離，也體現在該報對上海影業報道的集中上，這兩個取嚮在戰時形成有趣的張力。1949年4月底，隨著鬍健中等主創人員遷移颱灣，《東南日報》停止發行。杭州團隊在馮筱纔老師的領導下，讀畢《東南日報》現存所有年份的電影新聞，以及1934年6月至1948年4月10日的電影廣告。
《浙江商報》由浙江總商會文書陸啓創辦，創刊於1921年10月10日，1947年4月30日終刊。此報是杭州市總商會的機關報，曾在1927年被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封閉，後雖復刊，報紙主權已被國民黨控製。隨後該報於1934年由浙江商界首腦人物組織的浙江商學社接辦，文人許廑父接任主筆。主力登載與商界密切相關的法令法規、稅則稅率，增加對各地商業行情的報道，注重為商界讀者服務，成為一份不摺不扣的地方性商業報紙。1947年4月，《浙江商報》與《浙江日報》閤並，改稱為《工商報》。選擇《浙江商報》作為杭城的第二份代錶報恰恰和《東南日報》的黨報性格成一互補，有助我們避免以一概全的盲點。由於時間與經費有限，杭州團隊讀畢1921年至1935年，閤共15年的報紙文章與廣告。
天津的《益世報》創刊於1915年10月1日，1949年1月停刊。作為北方的大城，天津的報業有悠久曆史，從1886年的第一份《時報》至1949年底，共齣版有300多種報刊。因此，天津誕生瞭全國性的大報如《大公報》，也包括全國著名的《益世報》。《益世報》由比利時籍天主教教士雷鳴遠創辦，是與《民國日報》《申報》《大公報》齊名的民國四大報紙之一。基於創辦機構的屬性，報紙內容具宗教色彩，持守自由主義傾嚮，提倡愛國論，支持學生運動。戰時遷往昆明、重慶。同樣因為有限的資源我們的團隊無法將所有現存的報紙讀畢，目前隻查閱1917年4月至1923年11月的報道與廣告。
天津報紙之多，琳琅滿目，除瞭大報如《益世報》外，我們還選擇閱讀另一份當地的《北方時報》，冀望取得多一種觀點。《北方時報》創刊於1922年9月1日，1923年10月31日閉館停刊。團隊讀畢所有現存數據。由於天津的城市發展和帝國主義的侵略與中國對外開放的曆史同步進行，電影在天津的傳播也和租界區的管治息息相關。我們在天津報紙的搜查上，對日租界對電影審查與對民眾的管理控製的情況，有新的認識。
2012年，研究人員開始著手進行文字抄錄，將每則數據按時間順序抄錄成文本文件，《華字日報》部分，新聞及文章抄寫共169萬字，廣告156萬字；《廣州民國日報》《越華報》《公評報》三份報紙共抄寫205萬字；《東南日報》和《浙江商報》新聞及文章共抄寫102萬字；最後《益世報》和《北方時報》兩份報新聞及文章共抄寫近2萬字。有彆於舊式的微縮閱讀機，研究人員利用搭配計算機及相關軟件的新式閱讀機閱讀微縮數據，不僅影像清晰，更可精確選擇所需範圍，進行掃描。每張掃描所得影像按日期、頁數進行分開編碼，再按年份、月份及資料種類，按廣告及文章兩大範疇存盤。抄錄過程耗時一年多，由多名學生助理按統一格式及準則進行。其中，所有抄錄為忠於原件，盡皆按原文錄入，包括錯彆字還有現已停用的舊有用字和標點。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發現特彆在1910年前的報道，由於印刷字體的限製，經常有錯彆字齣現。再者，鑒於外國人名或外來語翻譯不一的情況，在作數據庫登錄之時，一個特定名稱（如hrlihplin）以多於一種譯名（如差利卓彆麟或卻利卓彆靈）齣現的情況不少。當然，年輕一輩對電影史的陌生，也使數據的登錄有一定的挑戰。麵對這些問題，我們耐心、虛心地查證校對，務求減少錯誤。
章節簡介
本書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研究論文，這部分是團隊成員初步從搜集到的資料中，整理匯編寫成的6篇原創學術論文。第二部分則為史料選編，也是我們這項研究的具體成果展示。這部分由筆者二人負責節選八份報紙數據中最具史料價值，也同時最能代錶個彆報紙特色的電影新聞及評論，以饗讀者。以下就第一部分的各篇做扼要的介紹。
葉月瑜的《演譯“影戲”：華語電影係譜與早期香港電影》以香港及廣州的電影活動為基礎，提齣超越上海為中心思考的另類電影景觀。葉文透過新齣土的史料，分析早期香港的觀影經驗（包括放映地點、目的與內容），藉以反思學界對“影戲”的翻譯及其以“戲”為核心的史觀。葉月瑜將《華字日報》從1900年到1924年刊登的廣告與新聞進行分類和內容分析，發現“影畫”（photopiturs，影像圖畫）一詞比“影戲”的使用更為普及，顯示香港早期的電影接收以影像為主，放映目的多重，不完全被以影演戲的“影戲”論宰製。迴溯1900至1920年代的“影畫”脈絡，葉文強調電影在香港不是單一的活動，而是發揮多種功能的展演；不僅提供娛樂，更見證在地日益纍積的社會凝聚力。
劉輝撰寫的《探究民國時期地域電影和都市文化的關係：從廣州報紙齣發》，提齣民國報紙作為新資料與研究民國電影史的新方法，特彆是超越上海之外的沿海口岸城市。廣州作為民國時期的重要城市，報業發達，論文分析民國報紙對廣州電影圖譜式的呈現，從而瞭解早期廣州在製片、影院方麵的發展情況。
馮筱纔的《形塑黨國：1930年代之浙江省電影教育運動》提供瞭一個很原創的區域電影政治研究。他使用從《東南日報》和《浙江商報》取得的資料，說明杭州在國民黨政府中宣部以及教育部於1930年代大力推動電影教育運動一事上，所處的重要地位。馮文細膩地以個案來闡述一個上海之外的華東城市如何作為電影教育、電影宣傳，乃至於電影政治錶現的載體。從新政府部門組織的巡迴放映隊深入全省城鄉，通過電影將黨國形象呈現於民眾眼前，許多民眾也得以第一次接觸到電影這個現代事物，一些“現代性”知識也藉此開始植入民間。
張婷欣的《承先啓後的1920年代：香港早期電影從玩意、實業到文化》記錄香港早期華人的電影活動。香港作為殖民地，電影的放映自一開始即掌控在西洋人手中。但在1920年代，華人逐漸湧上颱麵，涉足電影的放映及製作，著名的例子即有黎明偉、黎北海傢族在華南的電影活動。張更以1924年《華字日報》推齣的首個電影專欄《影戲號》為案例，進一步說明華人於1920年代中期開始如何掌控電影的文化機製。
羅娟是廣州團隊主要的核心成員，她以《早期電影史料匯編與考證：以民國時期廣州報紙為例》詳述對《廣州民國日報》《越華報》《公評報》等三份報紙搜查及匯編的過程。這篇論文可以說是本計劃的方法報告，包括對於報紙的選擇，數據的拍攝、抄錄、分類和電子歸檔，還原本項研究在過程中的操作特色。
殷慧嘉就《華字日報》大量的電影院廣告資料寫齣《香港的早期電影院：1900—1920》，記錄1900—1920年代早期電影院的發展。從報紙的資料，我們看到電影在香港的民間放映如何從露天影畫場和穿插粵劇演齣開始，經過號稱第一間電影院“域多利影畫戲院”的開幕，發展到1920年代電影院林立的曆程。殷文以綫性敘事法，清楚寫下電影院的普及與電影位居香港社會主流娛樂位置的平行關係，為日後香港戲院曆史研究提供一個很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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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以下是一份針對您提供的書名《走齣上海：早期電影的另類景觀》之外的、詳細的、不包含任何該書內容的圖書簡介： --- 《塵封的墨跡：晚清文人圈的交際與思想風暴》 主題聚焦： 晚清（約1860-1911年）精英知識分子群體的社交網絡、思想演變及其對社會轉型的深層影響。 內容概述： 本書深入挖掘瞭晚清時期中國知識分子階層在麵對“數韆年未有之大變局”時，其內部的互動模式、思想的碰撞與融閤，以及這種“場域”如何塑造瞭中國近代化的早期形態。它並非關注政治風雲的宏大敘事，而是將焦點置於那些構建瞭文化共識與衝突的“人際網絡”之中，探究在傳統與現代的夾縫中，精英們如何通過書信往來、詩社雅集、秘密結社乃至日常的飲宴酬酢來交流理念、尋求認同，並最終影響瞭清末民初的輿論導嚮。 核心章節與研究視角： 第一部：場域的構建——文人群體的空間與時間 本部分著重勾勒齣晚清文人圈的地理分布與時間節奏。我們考察瞭從江南士紳到京官僚幕僚的地理流動性，分析瞭他們如何利用特定的“雅集空間”（如園林、書齋、會館）進行知識生産和社交互動。 書信的“私人外交”： 詳細梳理瞭代錶性人物如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人的大量私人通信，揭示瞭這些通信網絡如何超越瞭官方公文的限製，成為傳播新知、協調政見、平衡地方利益的隱秘渠道。研究信件中的用詞、禮儀和信息密度，以重建當時的“信息生態”。 詩社的政治寓言： 分析瞭晚清時期復興的詩社現象，它們錶麵上是風雅的文學活動，實則承擔瞭重要的思想試探與政治錶態功能。通過解讀特定詩句中的隱喻和典故，還原瞭文人在高壓環境下錶達異見的微妙方式。 時間觀念的變遷： 探討瞭傳統儒傢的時間觀如何與西方傳入的“進步史觀”産生衝突。從對“古今之變”的焦慮，到對“新學”的追逐，時間感的重塑是知識分子適應現代性的關鍵一步。 第二部：思想的熔爐——傳統、西學與本土化的張力 此部分深入考察瞭在新舊思潮交匯點上，知識分子群體內部的主要思想光譜及其論辯焦點。 “格物緻知”的再詮釋： examined how the traditional imperative of gewu zhizhi（格物緻知）被重新解釋以接納西方的科學知識。不同學派對“緻知”的範圍（是僅限於義理，還是擴展到物質世界）的爭論，構成瞭早期教育改革的核心矛盾。 倫理的重塑與“傢族”的邊界： 探討瞭在西方個人主義思潮的衝擊下，晚清知識分子如何試圖在維護傳統宗法倫理與吸納個體解放觀念之間找到平衡點。重點分析瞭如梁啓超等人在“國傢”與“傢庭”概念轉換中的思想掙紮。 “人纔”定義的流變： 分析瞭科舉製度廢除前後，社會對“人纔”標準的重新定義過程。從傳統儒生成為現代官員、學者、實業傢，其身份認同的轉變過程充滿瞭內在的矛盾與外部的壓力。 第三部：邊緣的觀察者——非主流知識分子的聲音 本部分將目光投嚮那些未完全被主流史學所關注的知識群體，揭示他們提供的獨特“另類”視角。 遊士與“漂泊的智慧”： 研究瞭那些未能穩定依附於體製的遊士群體。他們因流動性強，反而能更早、更自由地接觸到不同地域和不同派係的信息，他們的見聞錄和筆記成為重要的非官方信息來源。 宗教與哲學的交錯影響： 考察瞭基督教傳教士的影響圈層，以及一些開明士紳對佛教禪宗和西方哲學（如功利主義）的早期接觸與本土化嘗試。這部分探討瞭精神層麵對於社會變革的驅動力。 女性知識界的萌芽： 首次將晚清對女性教育的討論和早期女學堂的實踐納入知識分子網絡的研究範疇，分析瞭女性知識分子群體在有限空間內如何構建自己的知識生産與交流模式。 學術價值與創新點： 本書的創新之處在於，它摒棄瞭以重大事件或核心人物為綱的傳統敘事，轉而采用一種“關係史”和“思想社會史”的結閤方法。通過對私人檔案、地方誌、詩文集、早期日記等非主流史料的細緻梳理，本書試圖重構一個有溫度、有張力、充滿日常瑣碎與深刻思辨的晚清知識分子生態係統，從而更全麵地理解中國近代化進程中，思想如何“落地”並影響社會結構。它提供瞭一個理解近代中國轉型的微觀視角，而非僅僅宏觀的政策分析。 ---
用戶評價
評分
如果說許多電影史著作都是在描繪一座宏偉的、已經建成的“大廈”，那麼《走齣上海》則是在展示建築工地上那些被遺忘的腳手架、泥漿和未完成的藍圖。它的價值在於對“未定性”的珍視。作者對那些曇花一現的電影公司、實驗性的製作手法以及未被大眾記住的導演的關注，體現瞭一種極其珍貴的史學態度——即尊重曆史的斷裂和偶然性。我個人認為，最精彩的部分是對早期電影中“身體政治”的探討，影片如何錶現和規訓身體，尤其是在性彆和階級層麵，有著非常精妙的分析。書中對不同階層觀眾在影院中的互動模式的分析，揭示瞭電影作為一種新型公共領域是如何重塑市民階層行為規範的。這種多層次的分析，迫使我不斷地反思：我們今天所理解的“電影敘事規範”，究竟是自然演化的結果，還是曆史偶然性堆砌的産物？這本書就像一個強有力的“去中心化”工具，讓早期中國電影史的敘事變得更加扁平、也更加真實。
評分這部電影史的“考古挖掘”真是讓人耳目一新，完全顛覆瞭我對早期中國電影的一些刻闆印象。尤其是在探討那些邊緣化的、被主流敘事長期忽略的影像實踐時，作者展現齣瞭驚人的洞察力和紮實的文獻功底。我原以為早期的上海電影無非就是那幾部“樣闆戲”式的光輝典範，但這本書像一把鋒利的鑿子，將曆史的灰塵一點點剝開，露齣瞭那些隱藏在光鮮外衣下的、更為復雜和充滿張力的視覺文本。它不僅僅是在羅列電影名字和上映日期，而是深入到光影的肌理之中，去分析特定曆史語境下，影像如何被製造、被觀看、乃至被誤讀。我特彆欣賞作者對於“景觀”這個概念的重新界定，不再僅僅聚焦於銀幕上的宏大敘事，而是將目光投嚮瞭影院內外、觀眾的身體反應以及城市空間對電影生産的反作用力。這種全景式的掃描，使得原本沉寂的默片時代重新煥發齣鮮活的生命力，仿佛那些老膠片又開始在放映機中低語，訴說著那個時代特有的焦慮與狂歡。 讀完之後，我感覺自己對“中國電影的誕生”這一命題有瞭更具多維度的理解，它不再是一個單一的、綫性的發展史，而是一團交織著商業利益、政治角力與藝術探索的復雜網絡。
評分坦率地說，初次翻開這本書時，我有些被其學術的嚴謹性震懾到瞭，它不像市麵上那些輕鬆愉悅的“光影漫談”，而是真正紮根於檔案和理論的深處。但一旦適應瞭作者那種沉穩而又帶著一絲解構意味的敘事節奏，我便被深深吸引瞭。最讓我感到震撼的是其對特定電影節目的“微觀掃描”。作者似乎擁有某種“時間顯微鏡”，能夠將一幀幀模糊不清的畫麵放大，解析齣其中隱藏的社會密碼。比如，對於那些關於“都市奇觀”主題的電影，作者並未滿足於描述其錶麵的獵奇，而是深入挖掘瞭這種“奇觀”是如何迎閤（或抵抗）新興中産階級對現代性的渴望與恐懼。這不僅僅是電影批評，更像是一種社會人類學的考察。書中的論證邏輯鏈條非常清晰，每一步推導都有堅實的史料支撐，讀起來既感到智力上的挑戰，又有一種被引導至真相的滿足感。對於那些真正想瞭解中國電影如何從無到有、如何在不同文化闆塊中掙紮成型的研究者來說，這本書無疑是一部繞不開的裏程碑式的著作，它拒絕瞭簡單的二元對立，擁抱瞭曆史的模糊性與矛盾性。
評分這本書的閱讀體驗，用一個詞來形容，就是“意想不到的沉浸”。它成功地把我從現代的舒適區拉扯迴到瞭那個充斥著煤氣燈光和嘈雜人群的早期影院之中。作者的筆觸非常擅長捕捉那種“氛圍感”，那種新事物誕生之初的興奮與不安交織的情緒。我尤其欣賞其中對於“放映員”和“散場人群”的描繪，這些往往被主流電影史忽略的配角，卻在作者的筆下成為瞭理解早期電影生態的關鍵切片。他們不是被動的觀眾，而是積極的參與者和意義的共同建構者。例如，書中對某一類喜劇片放映後觀眾反應的細緻描述，讓我幾乎能聽見那老式放映機吱呀作響的聲音，以及觀眾們爆發齣的大笑和議論聲。這種細節的還原，使得那些泛黃的劇照和文字描述不再是冰冷的符號，而是有瞭溫度和呼吸的活曆史。它真正做到瞭“走齣上海”，不再將上海視為一個孤立的文化孤島，而是將其置於更廣闊的全球化與地方文化交融的場域中去審視。
評分閱讀這本書，如同進行瞭一次精密的語言學解碼工作，隻不過解碼的對象是光影和時代情緒。作者對早期電影文本的“陌生化”處理，達到瞭極高的水準。他不是簡單地贊美或批判，而是用一種近乎人類學的疏離感去審視這些影像，試圖理解它們在誕生之初，其內含的意義係統是如何運作的。我尤其欣賞作者在處理跨媒介現象時的能力，比如電影如何與當時的報紙廣告、舞颱劇、乃至城市規劃發生復雜的互文關係。這說明早期電影産業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封閉的係統，而是一個高度開放、吸納力極強的文化熔爐。這本書真正做到瞭“另類景觀”的呈現，它避開瞭那些已經被過度解讀的主流作品，轉而深挖那些晦澀、難尋的“B麵”作品。這種挖掘工作極大地拓展瞭我對早期中國電影美學可能性的想象空間，也讓我明白瞭，曆史的厚度往往藏在那些我們不經意間忽略的角落裏。這無疑是一部需要反復閱讀、並在每次閱讀中都能獲得新啓發的深度研究力作。
評分很好的圖書，京東活動早，點贊。
評分非常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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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非常非常好
評分不錯
評分不錯
評分不錯
評分很好的圖書，京東活動早，點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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