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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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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治理
• 乡村振兴
• 社会治理
• 基层治理
• 新型乡村社会关系
• 乡村发展
• 社会转型
• 农村问题
• 治理模式
• 政策研究

出版社： 光明日报出版社

ISBN：9787519437022

版次：1

商品编码：12278113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11-01

用纸：轻型纸

页数：240

编辑推荐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方式、城乡结构关系、社会组织形式等已经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日益繁重艰巨。这需要我们牢牢把握农村全面建成小康战略定位，用“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实创新农村社会治理理念。作者经过多次思考、交流、讨论和查阅文献资料，完成本书的构思与写作，详尽回答关于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中理论层面的重要问题。

内容简介

《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研究》主要从农村社会治理是什么、为什么要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在哪些领域开展农村社会治理的逻辑思路展开，具体研究内容主要有：梳理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农村社会管理与农村社会治理等概念，阐述了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之“新”；分析了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形成的现实基础；剖析了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联系；挖掘了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的内容体系；探讨了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的实践领域；分析了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展现的现实价值。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的内容体系与实践领域是本研究的重点，也是创新点。

作者简介

曾文，男，湖南汉寿人，中共党员；现为湖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曾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等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部分文章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主持或参与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教学改革课题、思政课题等十余项。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目录

目录
第一章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概述001
第一节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004
一、社会管理004
二、社会治理007
三、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区别与联系013
第二节农村社会管理与农村社会治理016
一、农村社会管理017
二、农村社会治理021
第三节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之“新”023
一、农村社会治理体制要新024
二、农村社会治理机制要新026
三、农村社会治理模式要新029
四、农村社会治理途径要新032
第二章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形成的现实基础033
第一节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矛盾与挑战033
一、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034
二、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主要矛盾039
三、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042
第二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047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核心目标047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048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仍然是农村049
第三章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与“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的内在联系053
第一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村社会治理的阶段性目标定位054
一、农村社会治理的根本目的和宗旨054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促进农村社会治理良性运行055
第二节全面深化改革：农村社会治理的动力保障057
一、农村社会治理必须以改革为动力推进制度化建设057
二、农村社会治理必须将改革信念和
创新思维贯穿于治理服务的全过程059
第三节全面依法治国：农村社会治理的制度保障060
一、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环节060
二、农村社会治理要更加注重法治化引领062
第四节全面从严治党：农村社会治理的组织保障063
一、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要求063
二、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064
第四章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的内容体系067
第一节农村社会治理主体067
一、农村社会治理主体现状068
二、农村社会治理主体结构071
三、正确认识和发挥多元主体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作用075
第二节农村社会治理原则077
一、法治原则077
二、民主原则079
三、权利原则082
四、服务原则085
第三节农村社会治理目标090
一、政治目标：实现农村社会和谐发展090
二、价值目标：保障农民权利091
三、根本目标：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与质量092
四、现代化目标：建构农村“公共性”093
第四节农村社会治理要求095
一、参与力量要求：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治理095
二、精神状态要求：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096
三、民生本位要求：着力改善农村民生098
四、发展目标要求：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099
第五节农村社会治理关键101
一、提升农村社会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101
二、完善农村社会治理基本制度103
三、改进农村社会治理方式方法104
第六节农村社会治理理念106
一、系统治理：农村社会治理的根本方略107
二、依法治理：农村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109
三、综合治理：农村社会治理的整合规制111
四、协同治理：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需要113
第七节农村社会治理保障115
一、农村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116
二、农村社会治理的网络保障117
三、农村社会治理的政策保障118
四、农村社会治理的人才保障119
第五章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的实践领域121
第一节农村社会生产治理121
一、粮食安全治理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121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考验党的执政能力125
第二节农村社会环境治理131
一、农村生态环境治理131
二、农村安全环境治理139
三、农村人居人文环境治理144
第三节农村社会贫困治理151
一、深刻认识我国农村社会的贫困问题与贫困治理152
二、农村社会贫困治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154
三、农村社会贫困治理必须强化精准扶贫工作156
四、农村社会贫困治理必须培育多元化扶贫主体合作模式159
第四节农村社会组织治理161
一、正确认识农村社会组织的形成与发展161
二、深刻理解农村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167
三、不断完善农村社会治理的组织体系168
四、切实巩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170
第六章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展现的现实价值177
第一节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推动“三农”科学发展177
一、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推动农业现代发展178
二、农村社会治理推动农村和谐发展180
三、农村社会治理推动农民职业发展181
第二节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184
一、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推进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与
治理能力现代化184
二、农村社会有效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190
第三节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农村的构建192
一、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促进农村社会民主法治、
公平正义建设192
二、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促进农村社会诚信友爱、充满活力194
三、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促进农村社会安定有序、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195
后记197
参考文献201

精彩书摘

第一章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概述
人生活在社会中，社会是人生存的依托。没有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思维的人，那只能称其为大自然中的纯粹动物而已。马克思早就说过：“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马克思看到了人的社会性，表明了人生存意义上的归属，进而他又指出了人的本质。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进一步提出了他自己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自产生阶级以来，社会观念就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然而，古代人的社会观念与现代人的社会观念却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构建社会的目的的根本不同。古代社会是以自然为导向的社会，中国古人认为，人们结合在一起，目的是为了祭祀社会自身之外的自然神灵，并且由代表天的意志的天子管理人类社会的事务。古希腊人的观念是，人类社会是对自然宇宙之神灵的分有，它的存在只不过是实现神的目的的手段。即使是在中世纪，人类社会也是为了上帝而组织起来的，它也是实现上帝意志的工具。可是，现代社会构建社会的目的却是为了人自身，是为了人自身过上好的有秩序的生活。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明确告诉我们：人们之间只有缔结契约组成有序的社会，才能结束人对人像狼一样的战争状态，真正实现自爱、自保，过上幸福与和平的社会生活。由此可见，在现代社会的社会概念中，突出了人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强调社会是为人而存在的，人是社会产生和发展的终极目的。这样，古代社会观至此就被彻底颠覆了，自然世界不再内在于人类社会之中。人类社会成了以人为导向的社会。世界是人的世界，社会是人的社会，一切都要以人为目的和中心，这就是现代社会观所追求的终极目的。
只要有社会的存在，就会有社会的事务。因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包括了众多的因素。有学者指出，“社会的基本因素包括了自然环境、人口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以及思想文化因素等五大类基本要素”。这些要素相互以人为核心，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于是各种社会事务便产生出来。所谓事务，泛指人类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一切活动和所遇到的一切社会现象。事务与需求和问题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是人类活动的出发点，当人有了对利益的追求即有了对客观事物的需求后，或者由于满足这一需求的客观条件不足而形成矛盾，或者在利益的驱动下展开了满足需求的活动，从而就有了客观存在的活动或者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即形成了人类社会的事务。这就是说，有了需求并产生问题后，也形成了事务。而且，在人类社会中，由于任何事务的形成与解决，都有着一定的目的，并受一定资源与行动条件的限制，而正是这些目的和限制因素就使人类事务具有利益属性，也就使得人类社会的事务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事务。
人类社会的事务纷繁复杂，而对处理社会事务的权力区分，还需要以社会生活需要来构建社会的组织制度。然而，这些组织制度依阶级的统治目的而构建，体现着鲜明的阶级性。人类社会只有到了消灭国家和阶级后的共产主义社会阶段，才能真正构建起和实现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先进社会观。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历史发展必然导致共产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追求。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社会中，国家要消亡，因而政治也会随之消亡，“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整个人类社会事务逐渐由对人的统治转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在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后，未来社会的政治形式总原则——社会共和国，是实现全人类解放的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集中分析了未来社会政治形式的9项规定：社会原则、民主原则、议行合一原则、经济原则、公仆原则、代表原则、自治原则、相对集中原则、统一原则。不难看出，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和自由人联合体最彻底、最根本的解放，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人类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智能系统，体现出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在其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处理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公共事务的方式、手段各异。那么，可以说，人类社会史就是一部由社会自然史、社会统治史、社会管理史、社会治理史，进而演变为社会自理史或社会自治史的处理社会事务的发展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我国已经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正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新中国的成立，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成为国家的主人。当然中国人民也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提出了更为先进的处理社会事务的方式——社会治理。社会治理新理念的提出，为人民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实践路径和更高的价值追求。
当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农村社会的小康建设成为了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众所周知，没有农村的小康是不全面的小康。在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农村社会结构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各种利益、矛盾、问题、挑战日益凸显，农村社会治理摆上了党的工作日程。农村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安全与稳定。
研究农村社会治理，必须从理论层面入手，切实把握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因此，本章首先对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做一简要概述。
第一节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成就就是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成就。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开拓自己的视野，紧紧抓住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总特征，实现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深刻地把握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管理”、什么是“社会治理”，我们分别作一概述。
一、社会管理
（一）“社会管理”概念的提出
社会管理概念起源于对政府职能的研究。199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首次明确提出“社会管理”的概念。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要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其中，“社会管理”成为政府的四大职能之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高度重视社会管理规律的研究、社会管理体系的完善、社会管理资源的整合和社会管理格局的构建。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命题，要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激发社会活力”。至此，“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就成为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完善社会管理、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党和政府开始重视基层的社会管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和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强调了社会管理主体的多样化、社会管理的法治方式和社会管理的动态机制。这些党和政府的文件把社会管理纳入政府职能，其任务就是要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维护社会稳定。
（二）社会管理概念的内涵
长期以来，人们对管理的内涵有不同的看法，对社会管理的内涵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认识和界定。什么是社会管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学者指出，社会管理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主要是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利，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从政府职能的角度看，社会管理与经济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一道构成政府的四大基本职能，它主要是指政府及社会组织对社会事务的规范和调节，如人口登记管理、社团组织注册管理。有人把“社会管理”作广义的理解，把社会管理定义为对包括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领域四个子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系统的管理，即“经济管理、政治管理、思想管理、社会管理”。还有学者认为，广义的社会管理是指政府及非政府公共组织对各类社会公共事务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的事务所实施的管理活动，与公共管理是同等范畴的概念。有人把“社会管理”作狭义的理解，认为社会管理只是对四个子系统中社会子系统的管理。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现已增进了对于社会管理的认知，逐渐接受并践行广义的社会管理概念，将其视为既是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也是社会自治体、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和服务范畴，也即政府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复合体。也有学者提出，过去我们使用的概念是“社会管理”，其含义是更多强调了管理一方对被管理一方的控制。《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管理就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随着社会事务复杂性程度的提高，社会管理的概念内涵开始扩张，改变过去“主要提供公共产品”的泛化结构，逐渐分化为：创设必要的制度与规则、建立抑制利益独占性的平衡机制、协调和整合多元复杂的利益冲突、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矫正政府行为与公共选择之间的偏差、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在宏观指导和微观管理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加强民间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形成政府、社会、市场、组织的多元治理结构及网络化的互动管理格局。至今，学术界、政府部门对社会管理的理解是多元的。即它不是以往集权意义上的对社会的强制型管理和控制，也不同于西方民主制度下的对社会的管理，而是基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民主化改革和我国社会转型遇到的复杂的社会问题而提出的概念和管理战略。弄清社会管理的涵义，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前提。只有准确把握社会管理的基本概念，我们才有可能清楚地认识和估量社会管理在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才有可能理清社会管理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

前言/序言

前言
党的十八大在研判当今世界形势时强调：“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局部动荡频繁发生，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2014年11月28日至29日，领导人总书记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2015年9月22日，领导人总书记在美国西雅图访问时指出“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美国的七分之一，排在世界80位左右。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中国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则还有两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国城乡有7000多万低保人口，还有8500多万残疾人”。
面对如此复杂的国际局势、纷繁多变的现实世界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我们党做出了综合判断，那就是“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领导人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锐意进取，深化改革，勇于创新，敢于实践，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比如，在中国梦的指引下，我们党确立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在推进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过程中，我们党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在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国际交流不断深化的形势下，我们党提出并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等。这些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完成新的历史任务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鲜明地指出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即我国已经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还明确指出，领导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报告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在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基础上，把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后三十年分两个阶段来安排，即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指明了方向。
然而，“三农”问题始终是困扰我国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伴随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正进入新的阶段，呈现出农业综合生产成本上升、农产品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农村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城乡发展加快融合的态势，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困难挑战增多，对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提出了亟待破解的众多难题。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并把它提升到“治理”的高度。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正式使用“社会治理”概念，提出了“推进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提出，要“加强和改善农村社会治理”。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并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看成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历史和现实表明，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实现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形势下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任务十分艰巨。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难以适应现代化的需求，突出表现在：基层政府职能转变明显滞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大包大揽、无限责任带来的惯性，对建立服务法治型政府带来了明显阻力；基层政府越位、缺位、错位问题突出，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找准自己的定位，实现职能转变是面临的重要课题；村级组织功能单一，许多地方村集体经济弱化，村级组织仅靠有限的财政补助维持低水平运转，面临着运转经费紧张、干部队伍老化、凝聚力不强、威信不高等实际问题，村级组织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下，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社缺乏必要的政策引导、扶持和帮助；农民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能力较弱，农民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此外，乡村债务等遗留问题仍然较多，牵扯了基层政权组织相当大的财力与精力，困扰着乡村工作的正常开展，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重要因素。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方式、城乡结构关系、社会组织形式等已经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日益繁重艰巨。这需要我们牢牢把握农村全面建成小康战略定位，用“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实创新农村社会治理理念。那么，什么是社会管理？什么是社会治理？什么是农村社会管理？什么是农村社会治理？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有何内涵？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需要研究哪些问题？这都是需要我们回答的理论层面的问题。
带着这些问题，我经过多次思考、交流、讨论和查阅文献资料，完成了《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研究》这一课题的构思与写作。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研究主要从农村社会治理是什么（概念内涵、内容体系）、为什么要创新农村社会治理（现实基础、内在联系、现实价值）、在哪些领域开展农村社会治理（实践领域）的逻辑思路展开，具体而言：一是对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农村社会管理与农村社会治理等概念进行梳理和阐述，并从农村社会治理体制、农村社会治理机制、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农村社会治理途径方面阐释了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之“新”；二是从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矛盾与挑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两个方面分析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形成的现实基础；三是剖析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联系，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农村社会治理提供了阶段性目标定位、动力保障、制度保障和组织保障；四是深入挖掘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的内容体系，包括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农村社会治理原则、农村社会治理目标、农村社会治理要求、农村社会治理关键、农村社会治理理念、农村社会治理保障；五是探讨农村社会生产治理、农村社会环境治理、农村社会贫困治理、农村社会组织治理等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的实践领域；最后指出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展现的现实价值。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的内容体系与实践领域是本研究的重点，也是创新点。对于当前农村社会治理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然而，本研究还只是纲要式的、比较粗线条的，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笔者只是抛砖引玉，希望专家、同行对农村社会治理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和开展更深入的研究。由于时间的仓促、学识水平有限和专业限制，本研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乡村活化：重塑社区韧性与发展新叙事》 内容简介： 在快速城镇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中国的广大农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经济模式以及文化传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孕育着转型升级的巨大潜力。《乡村活化：重塑社区韧性与发展新叙事》一书，并非仅仅聚焦于现有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某个侧面，而是旨在从更宏观、更具前瞻性的视角，探寻驱动乡村内在活力、重塑社区韧性、并最终构建富有时代精神和本土特色的乡村发展新叙事。本书致力于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势，提供一套全面、系统且富有实践指导意义的乡村活化理论框架与方法论。 本书并非对某一特定“新理念”的简单罗列或评价，而是深入挖掘驱动乡村复兴的深层动力，探讨如何将这些动力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路径。它关注的是如何从根本上“活化”乡村，使其能够适应时代变化，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核心在于“活化”二字，它包含着多重维度：经济的活化、文化的活化、生态的活化，以及最为关键的人的活化——即激发村民的主体性与创造力。 第一部分：解码乡村变迁与挑战，构建活化共识 在本书开篇，我们将首先对中国乡村当前面临的多重挑战进行细致的剖析，但这并非仅限于社会治理层面，而是拓展至经济结构调整、人口流动带来的社区空心化、传统文化断裂、以及生态环境压力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我们将通过详实的案例研究和理论梳理，揭示这些挑战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乡村活化共识的必要性。这种共识不应仅仅停留在政府层面，更应辐射至村民、社会组织、企业乃至学界，共同认识到乡村复兴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并形成推动乡村活化的强大合力。 我们将深入探讨“乡村变迁”背后的动力机制。这包括但不限于：全球化背景下城乡联系的重塑、科技发展对乡村产业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以及新一代农村劳动力的思想观念变化。在此基础上，本书将辨析当前乡村发展中存在的陷阱与误区，例如过度依赖外部输血、忽视本土资源禀赋、以及照搬城市发展模式等。通过清晰地界定问题，为后续的“活化”策略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部分：以人为本的社区韧性重塑：激发内生动力 本书的精髓在于对“社区韧性”的重塑。韧性并非被动适应，而是主动应对和自我修复的能力。我们认为，社区韧性的核心在于“人”，即村民的主体性、创造力和社群凝聚力。为此，我们将重点探讨以下几个方面： 重塑乡村社区共同体： 探讨如何打破因人口流动、代际差异、利益分化而导致的社区原子化现象，重建基于信任、互助和共同记忆的乡村社区共同体。这可能涉及到社区组织的创新、传统节日文化的复兴、以及邻里互助网络的构建。我们将深入研究那些成功重塑社区凝聚力的案例，分析其背后的运作机制和关键要素。 激发村民的主体性与参与： 强调村民不再是被动的政策接受者，而是乡村发展的主导者和受益者。我们将研究如何通过赋权、培训和信息公开，提升村民的参与意愿和能力，使其在乡村规划、项目决策、资源管理等环节中发挥实质性作用。这包括但不限于发展村民议事会、成立村民合作社、以及推广参与式规划等模式。 培育乡村创新创业生态： 关注如何为乡村的创新创业提供土壤和沃土。这包括但不限于支持返乡创业青年、鼓励发展特色手工业、挖掘乡村旅游潜力、以及发展数字农业等。本书将重点分析如何通过政策引导、金融支持、技术赋能以及市场对接，构建一个充满活力的乡村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吸引人才回流，激发经济活力。 加强基层协商与矛盾化解机制： 探讨如何建立更加多元、包容和高效的基层协商与矛盾化解机制，确保乡村发展过程中的公平与正义。这包括但不限于发展村级调解委员会、引入第三方专业调解力量、以及推广“枫桥经验”的时代新解读等，从而为乡村的稳定与和谐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部分：多元驱动的乡村发展新叙事：打破边界与融合创新 “新叙事”的构建，意味着我们要跳出传统的乡村发展框架，拥抱更加多元、开放和融合的思路。本书将在此部分深入探讨如何通过多方联动和模式创新，打破乡村发展的边界，重塑乡村的新形象与新价值： 文化赋能与在地文明复兴： 乡村的文化是其最宝贵的财富，也是最独特的辨识度。我们将深入挖掘乡村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古建筑、传统技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间传说、习俗、民歌），并探讨如何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现代社会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这包括但不限于发展文化旅游、文创产品开发、乡村博物馆建设、以及数字化文化传承等。我们还将关注如何通过文化复兴，重塑村民的文化自信和身份认同。 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 乡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本书将探讨如何将生态环境保护与乡村发展有机结合，走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包括但不限于推广生态农业、发展生态旅游、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以及构建循环农业模式等。我们将重点分析如何通过生态价值的实现，为乡村发展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城乡融合与协同发展： 乡村的发展离不开与城市的良性互动。本书将探讨如何打破城乡二元壁垒，构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良性循环。这可能涉及到城市资本、技术、人才向乡村流动，也包括乡村特色产品、文化、生态优势向城市输送。我们将研究如何通过建立城乡合作平台、发展城乡一体化规划、以及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共享等方式，实现城乡共同繁荣。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 科技是驱动乡村活化的重要力量。本书将分析数字技术（如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在乡村治理、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应用潜力。我们将通过案例展示，说明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解决乡村发展中的痛点难点，提升乡村治理效率，拓展乡村发展空间，并为村民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 社会力量的多元参与： 除了政府和村民，社会组织、企业、高校等外部力量在乡村活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书将探讨如何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协同的多元参与格局，鼓励和规范社会资本、专业机构、志愿者团队等投入乡村发展，共同探索乡村活化的新模式。 结论：构建面向未来的乡村新图景 《乡村活化：重塑社区韧性与发展新叙事》一书，并非停留于理论的探讨，而是力图为理解和实践乡村的未来发展提供一条清晰的路径。本书提出的“活化”理念，强调的是一种动态的、持续的、面向未来的发展观。它要求我们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加创新的思维，更加包容的姿态，去理解、去参与、去构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富有生命力的乡村发展新叙事。本书的最终目标，是为那些致力于乡村复兴的实践者、研究者、以及所有关心乡村未来的人们，提供一份深刻的启迪、坚实的支撑和可行的蓝图，共同绘制一幅充满生机、韧性十足、和谐美好的乡村新图景。

评分☆☆☆☆☆

我是一位关注文化传承与社区营造的文化工作者，一直对现代性冲击下，乡村集体记忆的消散感到痛心。我原本以为这本研究会聚焦于最新的制度创新，但让我惊喜的是，它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文化资本”在治理过程中的隐性权力运作。作者并没有将传统文化简单地浪漫化或妖魔化，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动态的资源池，不同的治理主体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和目标，从中提取、重构或边缘化特定的文化符号。比如，书中对于“乡贤”概念的重新审视，非常犀利。它揭示了在现代资源分配体系下，传统的“贤”是如何被重新定义为“能协调资源”的“能人”，这背后隐藏着财富、关系与道德标准的复杂置换过程。这种对文化符号被工具化过程的揭示，让我对以往工作中那些看似和谐的“文化活动”产生了新的警觉。这本书提醒我，真正的“善治”不能仅仅是制度的搭建，更需要对社会心理和文化认同的深层结构进行细致的雕琢与维护，否则，再完美的制度也可能成为外壳，内部却是失语和疏离。

评分☆☆☆☆☆

这本厚重的著作，初捧在手，便觉一股扎实的学问气息扑面而来。我本是位热衷于田野调查的社会学爱好者，近年来对乡村的变迁尤为关注。市面上关于乡村振兴的论述汗牛充栋，大多停留在宏观政策解读或经验案例的简单罗列，鲜有能真正深入到治理脉络底层，探究其内在逻辑与深层挑战的力作。然而，这本书似乎另辟蹊径，它没有急于描绘一副田园牧歌式的愿景，而是选择了一种更为审慎和批判的姿态，去解构那些潜藏在传统治理模式瓦解与新体系建立之间的张力。我特别欣赏其中关于“人情网络”在现代治理中的双重作用的分析，作者似乎能够捕捉到，在那些看似僵硬的制度框架之下，那些微妙的、非正式的互动是如何悄然塑造着治理的实际效果，这种细腻的观察，远非走马观花式的考察所能及。它不像某些流行的读物那样，热衷于提出标新立异的口号，而是沉浸于对本土实践的细致剖析，让人在阅读过程中，仿佛置身于具体的村落场景，与那些鲜活的治理主体进行着无声的对话，思考着“有效”与“合规”之间的微妙平衡点，极大地拓宽了我对乡村复杂性的理解维度。

评分☆☆☆☆☆

我是在一次关于基层权力边界研讨会的间隙，偶然翻到这本书的，当时正在为一篇关于村级组织功能转型的论文寻找理论支撑。坦白说，我对那些过于概念化、脱离实际的理论模型往往抱持警惕态度，总觉得它们像空中楼阁，难以落地生根。但这本研究，却展现出一种罕见的务实精神。它没有沉湎于对西方治理理论的生搬硬套，而是花费了大量篇幅来梳理中国特定历史阶段下，乡村社会结构是如何被权力、资源和文化这“三驾马车”共同塑造的。尤其是在探讨数字技术如何介入乡村治理的部分，作者的论述简直是振聋发聩，它没有盲目歌颂“智慧乡村”的便捷性，而是深入挖掘了数据鸿沟、隐私焦虑以及技术工具背后隐藏的新的监视与控制逻辑。这种反思的深度和广度，让我意识到，我们不能仅仅将治理的进步等同于效率的提升，更需要关注其在维护社会公平和个体尊严方面的表现。读完相关章节后，我立刻修改了我的研究框架，加入了对“数字治理伦理”的专门考察，这本书无疑为我的学术道路指明了一个更具前瞻性的方向。

评分☆☆☆☆☆

对于一个常年与地方干部打交道的实践者而言，阅读学术著作往往是一种挑战，因为很多理论著作读起来总让人觉得“不接地气”，好像作者从未真正体会过一线工作的焦灼与困境。但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和叙事逻辑，却有一种奇特的亲和力，它仿佛是位经验丰富的老乡，在冬夜里，用最朴素的道理，讲述着最深刻的治理难题。我特别欣赏作者在描述“问责链条”时所采用的类比——将治理比作一个多层嵌套的俄罗斯套娃，每一层都有其自洽的逻辑，却又相互制约、难以真正贯通。这与我在工作中感受到的“多头管理、责任模糊”的现实高度契合。这本书没有给出任何“一键解决”的灵丹妙药，而是耐心地剖析了为何这些“好政策”在执行层面会遭遇“肠梗阻”式的困境。它促使我反思，我们对基层干部的要求是否过高？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他们在资源稀缺和多重期待下的“理性选择”？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没有将基层视为执行的“工具”，而是将其视为拥有复杂动机和适应策略的“行动主体”，这种视角转换，对于提升治理的同理心至关重要。

评分☆☆☆☆☆

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层次分明的，每一次重读都有新的发现，仿佛在进行一场考古工作。一开始，我关注的是其宏大的理论框架和对国内外治理范式的比较，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逐渐被那些充满张力的微观叙事所吸引。特别是书中关于“冲突解决机制”的分析，它没有停留在法律条文的层面，而是详细阐述了在传统纠纷调解体系衰弱后，新的“非正式”调解网络是如何艰难地建立起来，以及这些网络如何受到外部干预的影响。这种对“治理缺口”的精准定位，非常具有启发性。它不是在抱怨问题，而是在描绘一个动态的、持续的“修复”过程。我曾参加过几个涉及土地流转的法律援助项目，深知一旦矛盾激化，传统的法律途径往往显得效率低下且代价高昂。这本书为我们理解为何“熟人社会”的互助机制在特定领域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支撑，让我明白了，治理的“新理念”不意味着要彻底抛弃旧的智慧，而是要学习如何将新的制度优势与旧有的社会韧性进行有效的“耦合”，实现真正可持续的乡村发展，这本书无疑是帮助我构建这种耦合思维的绝佳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