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風險社會》是德國著名社會學傢烏爾裏希?貝剋的經典名作,後現代社會學理論的傑齣代錶作。正如作者所指齣的,19世紀的現代化消解瞭等級僵化的農業社會,開創瞭工業社會的結構圖景;而當今的現代化則是消解瞭工業社會的輪廓,在現代性的連續性之中,另一種社會形態正在形成。在這一社會形態中,未知的、意圖之外的後果成瞭曆史和社會的主宰力量,它使這個星球上所有的生命形態都處在危險之中。
內容簡介
本書把當前的現代性診斷為“風險社會”,其主要特徵在於,人類麵臨著生存的風險,而這種風險正是由工業社會所製造的。我們身處其中的社會充斥著組織化的不負責任的態度,尤其令人不安的是,風險的製造者以風險的承受者為代價來保護自己的利益。貝剋認為,西方社會中的主導性經濟製度、法律製度和政治製度不僅捲入瞭風險製造,而且參與瞭對風險真相的掩蓋。貝剋力倡自反性現代化,其特點是,既洞察到現代性中理性的睏境,又試圖以理性的精神來治療這種睏境。
作者簡介
烏爾裏希·貝剋(1944—2015),德國著名社會學傢,生前為慕尼黑大學社會學教授,同時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和巴黎人文之傢基金會(FMSH)任教。貝剋是“風險社會”理論的主要提齣者和奠基者,並與英國社會學傢安東尼?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共同提齣瞭“第二現代性”的觀念,力圖在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之間開闢齣“第三條道路”。貝剋的主要學術興趣在於現代社會的轉型,其專業領域涉及政治社會學、科學社會學、技術社會學和環境社會學,並提齣瞭風險社會、第二現代性、自反性現代化、世界主義等若乾重要概念。其代錶作有:《風險社會》(1986)《反毒物》(1991)《生態啓濛》(1992)《風險時代的生態政治》(1994)《什麼是全球化?》(1997)《世界主義的觀點》(2004)《世界風險社會》(2007)。
精彩書評
這是一項大膽而充滿想象力的研究,關注風險、社會理論或全球社會變遷的專業學者以及有耐心的普通讀者都會發現,這本書非常值得一讀……貝剋通過令人信服的論證提齣瞭風險感知中的文化和道德維度,並清楚地錶明,如果不對科學、技術及風險在文化建構上的作用加以認真探討,社會理論就不可能真切地闡明現代社會。
——《當代社會學》
目錄
前 言
第一部分 在文明的火山上: 風險社會的輪廓
第一章 論財富分配與風險分配的邏輯
科學的汙染物分配與社會的風險處境
論現代化風險對知識的依賴
具有明確階級屬性的風險
文明風險的全球化
兩個時代和兩種文化:論風險生産與感知的關係
世界社會的烏托邦
第二章 風險社會的知識政治
文明的貧睏化?
錯誤、欺騙、過失和真相:論理性的紛爭
公眾的風險意識:二手的非經驗
得到承認的現代化風險之政治動力
展望:20世紀末的自然與社會
第二部分 社會不平等的個體化:工業社會生活方式的去傳統化
矛盾心態:個體從發達勞動力市場獲得解放
第三章 超越地位與階級?
作為個體化“原動力”的勞動力市場
個體化與階級形成:馬剋思和韋伯
個體化雇員社會的來臨
第四章 “我就是我”:性彆空間與傢庭內外的衝突
工業社會是一個現代等級社會
從男女角色中獲得解放
不平等意識的形成:選擇的機會與約束
未來的可能場景
第五章 個體化、製度化與標準化:生活處境和人生模式
個體化的分析維度
德國個體化浪潮的特點
人生模式的製度化
第六章 勞動的去標準化
從標準化的充分就業體係到靈活而多元的
未充分就業體係
第三部分 自反性現代化:科學與政治的一般化
迴顧與展望
第七章 超越真理與啓濛的科學?
簡單科學化與自反性科學化
失去壟斷的科學
認知實踐的封建化
論“副作用”的可評估性
第八章 破除政治的邊界
現代化體係中的政治與亞政治
喪失功能的政治係統
令政治失勢的民主化
政治文化與技術發展:進步意識的終結?
醫學亞政治:一個極端案例
技術政策的睏境
工業自動化的亞政治
總結與展望:未來的可能場景
參考文獻
索引
中譯修訂說明
精彩書摘
第一章 論財富分配與風險分配的邏輯
在發達現代性中,財富的社會化生産與風險的社會化生産係統相伴。相應地,稀缺社會的分配問題和分配衝突,也同科技引發的風險在生産、界定及分配過程中産生的問題和衝突疊閤在一起。稀缺社會的財富分配邏輯開始嚮發達現代性的風險分配邏輯轉變。在曆史上,這(至少)與兩個條件有關。正如今日所見,這種轉變的實現首先在於真實的物質需求可以客觀降低並脫離於社會的程度。這不僅有賴於人力和技術生産力的發展,也要依靠法製和福利國傢的保障及調節。其次,這種範疇上的變化同樣源於以下事實:生産力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指數式增長,使風險和潛在自我威脅的釋放達到瞭前所未有的程度。
隨著這些條件的成熟,思考和行動的一種曆史類型就被另一種給相對化瞭,即被重疊瞭。(馬剋思和韋伯所泛稱的)“工業社會或階級社會”的概念是圍繞著下述問題而展開的:社會生産的財富在分配之時,為何既體現為社會不平等,又具有“正當性”?新的風險社會範式與這個問題交叉在一起。這種範式所要解決的問題既與之相似,又截然不同。怎樣纔能阻止、淡化、渲染或疏導現代化進程係統生産的風險與危害?它究竟會在什麼地方以“潛在副作用”的形象誕生?如何對它加以限製,完成派發,使之既不阻礙現代化進程,也不超齣(生態、醫學、心理或社會意義上)“可被容忍”的界限?
因此,我們不再隻關心如何利用自然,如何把人從傳統的束縛中解放齣來,而是主要關注技術—經濟發展本身的後果問題。現代化進程正變得具有“自反性”,日益成為其自身的主題和問題。(在自然、社會和人格領域)發展和運用技術的問題被另一個問題所覆蓋,也就是,從特彆需要加以界定的關聯性視域齣發,對實際或可能的技術運用中産生的風險在政治和科學層麵加以“操控”,包括管理、揭示、吸納、避開、掩飾等。在對技術—經濟的發展進行或真或假的乾預之後,安全承諾隨風險一同增長,並在警覺而具慧眼的公眾麵前一再得到瞭重申。
社會不平等的這兩種“範式”分彆與現代化進程的特定時段係統相連。在各個國傢和社會(當今大部分所謂的第三世界),隻要惹人注目的物質需求,亦即“短缺的獨裁”,還在支配人們的思想和行動,圍繞社會生産的財富分配和分配衝突就不會甘於退居幕後。現代化進程就是在這樣的“稀缺社會”的條件下進行的。現代化宣稱,它可以用科學技術發展的鑰匙,打開社會財富隱蔽源泉的大門。現代化承諾把人從不應有的貧睏和依附狀態下解放齣來。這構成瞭社會不平等範疇下人們行動、思考和研究的基礎,並貫穿從階級社會、階層社會直至個體化社會的全程。西方福利國傢發達而富有,它正在經曆一場雙重運動。一方麵,相比於20世紀上半葉之前的物資供應,相比於飢腸轆轆的第三世界,為“每天的麵包”而奮鬥已經失去其緊迫性,它不再是籠罩一切的首要問題。對許多人來說,“大腹便便”的“問題”取代瞭飢餓問題。不過,這就相當於抽掉現代化進程迄今為止的正當化基礎,即同顯而易見的短缺作鬥爭。為瞭這場鬥爭,人們早已準備接受一些(不是全部)看不見的副作用瞭。
與此並行的過程是一類知識的傳播,即財富源泉被日益增多的“有害副作用”“汙染”。這可不是什麼新鮮事,隻不過人們長期以來緻力於剋服貧睏,並沒有注意到這一現象。生産力的過度發展讓這一陰暗麵變得日益顯眼。現代化進程釋放瞭越來越多的破壞力,就連人類的想象力也要為之驚愕不已。上述這兩個方麵構成源頭,助長瞭對現代化的批判,確立瞭喧嘩吵鬧的公共辯論。
從係統的角度來看,在現代化進程的連續性中,“財富分配”和“風險分配”各自的社會局勢與衝突,遲早會在社會史的某個階段結閤在一起。我們最遲在20世紀70年代的德國見證瞭這一轉變的開始,而這正是我的論題。也就是說,兩類主題和衝突在這裏重疊瞭。我們還沒有生活在風險社會,但我們也不再僅僅處於稀缺社會的分配衝突中。一旦這種轉變實現,真正的社會轉型就會到來,它會引導我們脫離原先進行思考和行動的範疇與軌道。
風險概念能否承載這裏所要求的社會史意義?這個概念所涉及的難道不是人類活動的原生現象嗎?風險已經是工業時代的特徵,為何這裏又把它們區分開來?可以肯定,風險不是現代的發明。諸如哥倫布這樣的人物,揚帆齣航,探索新國傢、新大陸,無疑是相信“風險”的。但這都是個人風險,而不是全體人類麵臨的全球性危險,如核裂變或核廢料儲藏所引發的問題。在那個時代的語境中,“風險”的言外之意是勇氣和冒險,而不是指地球生命可能的自我毀滅。
幾個世紀以來,森林瀕臨消失。起初是變為農田,之後是濫砍濫伐。但今天森林的死亡是全球性的,同時也是工業化隱含的結果。這兩者有著極為不同的社會和政治後果。那些森林覆蓋率很高的國傢(如挪威和瑞典)本身幾乎沒有任何重汙染工業,卻同樣深受其害。它們不得不以瀕臨死亡的森林和動植物為代價,去償還其他高度工業化國傢留下的這筆汙染賬。
有則傳聞說道,19世紀有位水手掉進瞭泰晤士河,但他不是溺亡而是悶死的,因為他吸入瞭這條倫敦排水道惡臭難聞的有毒水汽。走在中世紀局促狹隘的街道上,就是讓鼻子遭罪。“糞便到處堆積成山,巷子裏,柵欄邊,馬車上……巴黎人房子的外牆快被小便澆爛瞭……組織層麵的社會阻塞,讓整個巴黎有陷入糜爛解體的危險。”(Corbin,1984:41ff.)不管怎樣,讓我們驚詫的是,那時的危害刺激眼、鼻,可為感官捕獲;但在今天,文明的風險大多難以感知,這種風險定居在物理和化學的方程式內(如食物毒素、核威脅)。
還有一個區彆與此直接相關。過去,危害可被歸結為衛生技術的供應不足。今天,危害的根源在於工業生産的過剩。所以,當今的風險和危害在本質上有彆於其在中世紀的錶麵相似物。這是由於今天的威脅具有全局性(人、動物、植物),其起因是現代特有的。這是現代化的風險。這是工業化先進設備的批量産品,並將隨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而係統地增加。
風險概念與自反性現代化概念密切相關。風險可被定義為以係統的方式應對由現代化自身引發的危險和不安。風險有彆於傳統的危險,它是現代化的威脅力量和令人懷疑的全球化所引發的後果。風險在政治上具有自反性。
這個意義上的風險,當然和工業化的發展一樣年代久遠。所謂的“貧睏風險”,即大部分人口的貧睏化壓得19世紀喘不過氣來。“技能風險”和“健康風險”長期以來都是理性化進程的主題,也是與此相關的社會衝突、社會保障(和社會研究)的主題。人們著實花費瞭不少工夫,緻力於建立社會福利國傢的標準,以便從政治上減少或限製此類風險。然而,近年來令公眾擔憂的生態風險和高科技風險已經具備新的特徵。這是本書接下來關注的焦點。風險在製造痛苦的同時,也脫離瞭與其起源地—工業企業—的聯係。就風險的性質來看,它使這個星球上所有的生命形態都處在危險之中。計算風險的常規基礎,如事故和保險、醫療預防等概念,並不適用於這些現代威脅的基本麵。例如,核電站不會被單獨投保,或者說,它是不可投保的。核“事故”也不再是狹義的“意外”。其影響將波及數代人,甚至包括那些事故發生時尚未齣生者,或遠在韆裏之外的人。
……
前言/序言
前 言
本書的主題是那個不起眼的前綴“後”(post)。這是我們時代的關鍵字。一切都帶“後”瞭。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已習慣瞭“後工業主義”,我們多少還能理解這個概念。而從“後現代性”開始,一切變得模糊起來。後啓濛概念幽暗無光,以至於嚮來無懼黑夜的貓都會為之逡巡不前。“後”是茫然無措的代號,自陷於流俗時髦。“後”指嚮一種難以名狀的超越之物。在內容上,“後”保留瞭同我們熟悉的事物的聯係,既為它命名,同時又加以否定。冠上“後”的“過去”(Vergangenheitpluspost):這就是我們藉以麵對四分五裂的現實的基本處方。在毫無理解的情況下,思維遲鈍,言詞冗贅。
本書嘗試追蹤這個“後”字[有時又寫作“nach-”(後),“sp?t-”(晚期),“jenseits”(超)]。它承擔的任務是努力把握現代性在最近二三十年的曆史發展(特彆是在聯邦德國1)賦予這個“後”字的內涵。這種努力要想獲得成功,隻有同舊的理論和思維習慣進行一場艱苦搏鬥。後者正是通過冠上“後”字纔延續瞭自己的生命。不僅是彆人,也包括我自己,都不免被這些舊物盤踞。有鑒於此,本書時常敲響戰鼓,加大音量,這是因為我同樣需要去擊退自己的異議。因此,書中會有不少地方顯得尖銳刺耳,諷刺過頭或倉促冒失。畢竟,我們不能用慣常的學術權衡去抵禦舊思想的引力。
下麵所要展開的研究,並不考慮經驗性社會研究的準則所要求的那種代錶性。相反,本書遵循另一種要求:在仍舊占據優勢的“過去”麵前,讓已經開始成形的“未來”進入我們的視野。以下內容將采用曆史比較法,以一位19世紀初社會場景觀察傢的立場來書寫。這位觀察傢小心翼翼地張望,看到在封建農業時代漸趨衰落的外錶之下,當時尚不為人所知的工業時代的輪廓正在緩緩浮現。在結構轉型的時代,“代錶性”同“過去”結成聯盟,讓我們無法看到“未來”的各個尖峰,而這些尖峰正從四麵八方湧入我們“現在”的視野。在這個意義上,本書包含瞭一種以經驗為取嚮的投射性社會理論,它並不拘泥於方法。
這麼做是基於一種評估:我們見證瞭現代性內部的斷裂,既作為主體,也作為客體。現代性從經典工業社會的輪廓中獲得瞭解放,並締造瞭一種新的形態,也就是這裏所稱的(工業化的)“風險社會”。這就要求細緻平衡現代性內部的連續性與斷裂性這對矛盾,這種平衡也反映在現代性和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和風險社會各自的對立之中。我想要在書中展示的,正是這些在今天的現實中顯現的具有時代意義的差彆。至於如何從細節上對它們加以區分,則有賴於對社會發展跡象的仔細審視。在獲得清晰的圖像之前,我們需要看到更多的未來。
同實踐上的情況一樣,我在理論上也一無所得。其中一些人,麵對“時代精神非理性”的衝擊,愈發以19世紀的預設投靠啓濛;另外一些人,則意圖把整個現代性事業及其積聚的反常現象全都衝入曆史的洪流。我將以同等的果斷決絕挑戰這兩個群體。
對於文明自陷於危機的可怕全景,輿論市場的各個部門早已有充分描繪,此處無須再畫蛇添足。這同樣適用於“新的睏擾”的湧現。工業主義世界雖然在其自身的對立中“毫發無損”,卻失去瞭有序的二分法。本書要處理的就是這接踵而來的第二步,並把它提升為說明的對象。問題在於,如何以受社會學啓發和熏陶的思想,去理解並把握這些時代精神中的不安因素。對此,如果以意識形態批判的方式加以駁斥,看起來就像是在冷嘲熱諷,但如果對其毫無批判地加以屈從,則是十分危險的。為瞭達成上述目的,相關理論層麵的主導觀念可以再次用曆史類比加以闡明:正如19世紀的現代化消解瞭等級僵化的農業社會,開創瞭工業社會的結構圖景,今天的現代化同樣消解瞭工業社會的輪廓,而在現代性的連續性之中,另一種社會形態正在形成。
這個類比的交界之處,恰恰指明瞭這一視角的特殊性。在19世紀,現代化的發生是以其對立麵為背景的:一個傳統的風俗世界,一個有待認識和支配的自然。今天,站在21世紀的門檻上,現代化在消耗並失去其對立麵之後,如今開始就工業社會的前提和運行原理進行自我傷害。一度以前現代性體驗為視域的現代化,正在被現代化自我參照的問題情境所取代。19世紀的等級特權和宗教世界觀經曆瞭祛魅,同樣的情形今天也在發生,無論是經典工業社會對科學和技術的理解,還是以核心傢庭為代錶的生活形態,以職業為代錶的勞動形態,抑或是男女的角色榜樣,等等。工業社會軌道上的現代化被工業社會相關預設的現代化取代瞭。這是時至今日仍在使用的任何理論方案或政治處方都不曾加以闡釋的。
正是這一在現代性和工業社會(包括其各種變異)之間顯現的對立,讓我們的坐標係愈發模糊。原因在於,我們是如此徹底地習慣於在工業社會的範疇內來思考現代性。本書的論題是:我們正在見證的不是現代性的終結,而是現代性的開端,這種現代性超越瞭經典工業時代的設想。
以傳統為對象的現代化和以工業社會為對象的現代化,或者換一種錶述,簡單現代化和自反性現代化之間的區分會頻繁成為我們思考的對象。在接下來的篇幅中,在穿越當代形形色色的生活領域的旅程中,我們都會提到這一點。但我們尚不清楚,工業社會思維的哪幾顆“星辰”會在今天剛剛開啓的第二階段理性化中走嚮毀滅。不過,我們也大有理由猜測,這一區分甚至適用於那些看似堅不可摧的“法則”,如職能分化,或以工廠為基礎的大規模生産。
這種不同於以往的視角將帶來兩個後果。首先,這個視角聲稱,那些至今仍看似不可想象的事情發生瞭:工業社會在其實現之時,卻踮著常規性之腳,經由副作用的後梯,而嚮世界曆史的舞颱作瞭告彆—任何一本社會理論的插畫書都不曾預估到這一方式,這些理論通常隻用政治爆炸(革命、民主選舉)來作闡釋。其次,這一視角進一步指齣,此刻攪亂世界的那些“反現代主義”場景,如對科學、技術、進步的批判,以及新社會運動等,與現代性並不相悖,相反,它們體現瞭現代性具有一貫性的延伸發展,這種發展已經超齣工業社會的藍圖。
現代性的普遍化內涵與其在工業社會方案中的僵化和切分形成瞭對照。有一個迷思阻礙瞭對這一觀點的認識,這個迷思從未被打破,卻鮮有人承認。它讓19世紀的社會思想在根本上身陷囹圄,同時也為20世紀這最後三分之一時段投下瞭陰影。這個迷思斷言,就其特徵—工作和生活模式、生産部門、立足於經濟增長的思考方式、對科學和技術的理解,以及民主體製—而言,發達工業社會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現代社會,是現代性的頂點,以至於考慮超越它都是沒有意義的。
這個迷思具有各種各樣的錶現形式,其中最有影響的,當屬那個有關社會史終結的瘋狂想法。這個想法無論體現為樂觀主義還是悲觀主義,都令我們這個時代備受魅惑。在這樣一個時代,就連運轉已久的革新係統也要開始修正自己所釋放的動力。因此,我們已經無法想象現代性會改變自己的社會形態,因為工業資本主義的理論傢已經把現代性的這種曆史形態轉化成先驗範疇。在本質上,這種曆史形態紮根於其19世紀的對立麵。在那個受康德啓發的問題—現代社會的可能性條件—中,工業資本主義的那些取決於曆史的輪廓、衝突路綫和運行原理,竟然也都被誇大成現代性的必然。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時至今日還有人宣稱,工業社會裏一切要素(傢庭、職業、工廠、階級、雇傭勞動、科學、技術)都在變化,但與此同時,所有這些要素又基本上都沒變。這種宣稱是如此怪異,隻能更加佐證我們的分析。人們一般認為,工業社會是一個持續變革的社會。但在每一次工業革命之後,留下來的卻仍舊是一個工業社會,或許更工業化那麼一點。這就是現代社會學嚮我們講述的故事。
我們無比迫切地需要一些觀念和理論,以便重新思考這一朝我們碾壓過來的新生事物,同它打交道、共生存。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和那些不太高雅的傳統遺産維持良好關係,而不是帶著誤解和離彆之痛,投嚮亙古常新之物。舊的範疇消退,新的範疇浮現。但要追蹤這些新範疇卻不是一件易事。對有些人來說,這有點像是“係統轉換”,落入瞭憲法保護機構管轄的灰色地帶。另一些人則蜷麯在名目繁多的核心信念之下,如馬剋思主義、女性主義、量化方法、專業化等。他們盲目地抨擊一切離經叛道,這是因為他們被強加瞭一種可能違背其意願的忠誠觀。
盡管如此,抑或因為如此,世界並未走嚮終結,至少沒有因為19世紀世界的落幕而走嚮終結。這麼說或許有點誇張。我們知道,19世紀的社會世界實際上從未穩固過,它已經毀滅過好幾次瞭,這裏指的當然是思想上的。在那個領域,19世紀的社會世界甚至在其尚未誕生之時就被埋葬瞭。我們熟知,像是某種尼采式觀照,或者其間因體現“古典”(代錶“古老”)文學現代性而不斷上演的傢庭婚戀劇,實際上(或多或少)已經成為世紀之交人們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所以說,很久以前就被思索過的事情正在發生。但粗略估計,畢竟延後瞭半個乃至一個世紀。它齣現很久瞭,極有可能還會延續很久,但又似全然沒有發生過。
然而,除瞭文學上的先見之明,我們還體會到,即便故事結束瞭,人生還要繼續。因此可以說,我們經曆瞭一部易蔔生戲劇落幕之後的事情。我們經曆瞭後布爾喬亞時代的幕後現實。鑒於文明的風險,或許可以這麼說:我們是文化批判的子嗣,但這種批判業
已死氣沉沉;因而,即使這種批判不純粹是勸誡性的悲觀主義,我們也不再滿足於它的診斷。如果整個時代要落入一個超越此前範疇的空間,我們就不能不關注這種“超越”的過往身份,進而使之擺脫這種身份—來自“過去”的秩序訴求。這種訴求不斷突破自我,嚮外延伸,但早已被“現在”和“未來”所拋棄。
本書接下來的章節意圖通過探討社會實踐核心領域的發展趨勢,重拾社會史的思考綫索並加以延伸,使之超齣工業社會(及其一切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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