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叙述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 文化想象(1949—1966)(第2版)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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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翔 著

图书标签:

•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
• 文化研究
• 文学史
• 革命文学
• 文化想象
• 1949-1966
• 新中国文学
• 意识形态
• 叙事研究
• 文学批评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85077

版次：2

商品编码：12321298

包装：精装

丛书名： 文学与当代史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8-01-01

用纸：特种纸

页数：402

字数：367000

编辑推荐

　　《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第2版）论述涉及国家和地方、英雄和传奇、动员结构、技术革新、劳动等五六十年时代文化的各个层面；
　　受国外学界肯定，已经输出英文版（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和俄文版（俄罗斯东方出版社）。

内容简介

　　《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第2版）从国家和地方、英雄和传奇、动员结构、技术革新、劳动等不同方面对1949—1966年期间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想象进行了多种角度的讨论，这些讨论既在文学之中，又在文学之外，这和作者近年来一直强调的打通文本内部／外部的研究有关，也可以视之为当代文学研究方法论上的新的实践。显然，作者努力使文学重回公共领域，因此，在本书中，文学史始终处在和社会政治史积极对话的过程中间。作者在强调了中国革命的正当性的同时，并没有刻意回避无理性的一面，而是严肃讨论这一正当性如何或因何生产出了它的无理性，这一讨论也使本书进入了现代性的核心部分。尤其本书的结尾，直接讨论了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的危机以及危机的克服问题，从而为进入1980年代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本书既是一部文学史的研究著作，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行重新思考的一次思想旅程。

作者简介

　　蔡翔， 1953年12月生于上海，1970年下乡插队，1974年回城做工，1978年考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上海文学》杂志社执行副主编，现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兼及散文随笔写作。已出版主要著作有：《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神圣回忆》《回答今天》《何谓文学本身》等十余种。

目录

目?录
导?论? “革命中国”及其相关的文学表述 1
第一章? 国家／地方：革命想象中的冲突、调和与妥协 23
一、“地方”风景的叙述以及“风景”再建的困惑 26
二、动员和改造中的“地方” 37
三、脱域、在地和“地方”的保存或者现代性的转换 57
结语 70
第二章? 动员结构、群众、干部和知识分子 74
一、动员结构 74
二、群众 91
三、干部 100
四、知识分子 117
结语 124
第三章? 青年、爱情、自然权利和性 127
一、青年或者“青年政治” 128
二、爱情或者“爱情故事” 145
三、性或者“性的叙述” 160
结语 167
第四章? 重述革命历史：从英雄到传奇 169
一、“平凡的儿女，集体的英雄” 170
二、传奇和一个故事的旅行 187
三、“读者”和“市场” 196
四、为何或者怎样重述革命历史 208
结语 220
第五章? 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 224
一、《地板》的政治辩论和法令的“情理”化 227
二、《改造》以及改造的故事 235
三、《创业史》和“劳动”概念的变化 248
四、《万紫千红总是春》：女性解放还是性别和解 264
结语 272
第六章? “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叙事 275
一、弱者的武器和工匠精神 275
二、“文化诉苦”与“技术革新” 288
三、反智主义还是反专业主义 302
结语 324
第七章? 1960年代的文化政治或者政治的文化冲突 326
一、物质丰裕和物的焦虑 328
二、“脱离领土”的运动和“重建领土”的努力 337
三、生活小事和国家大事 356
结语：“文学青年”为何再次出现 364
结束语? 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克服危机的努力 368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危机 369
二、克服危机的努力 380
三、1980年代的知识转型 388
结语 392
主要参考文献 394
后记 397

精彩书摘

第一章节选
一、“地方”风景的叙述以及“风景”再建的困惑
我所要讨论的“风景”，其分析模式借助于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的“风景之发现”以及霍尔的某些论述。在柄谷行人看来，对对象（风景）的描述，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对自然的模仿行为，恰恰相反，这一所谓对象，只是存在于叙述之中，而所谓叙述也永远只是一种主体的叙述，或者说，客体并不先于主体而存在，而只是主体叙述之物。而在霍尔所谓的文化构成主义的理论中，物自身并不产生意义，而是“通过我们对事物的使用，通过我们就它们所说、所想和所感受的，即通过我们表征它们的方法，我们才给予它们一个意义”，或者说，意义“产生于我们围绕这些‘物’编织叙述、故事（及幻想）之时”，也因此，“正是通过文化和语言，意义的生产和循环才能发生” 。然而，进一步的问题则在于，这一“我们”或“主体”，又是如何产生的。正是在这里，柄谷行人引入了“装置”这一概念，在柄谷行人看来，主体或主体性同样不是先验的存在，而是一个被不断建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充斥着国家、社会、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力量的介入，也正是这诸种力量的介入，才构成了某种生产性的“装置”。这一“装置”生产并建构了个人的主体或主体性，同时也相应地生产并建构了主体的叙述之物。因此，所谓对象，也就是主体的叙述之物，总是和叙述者的主体性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东西。为了强调这一点，柄谷行人通过“风景”阐述了风景之发现的重要意义，并借助对《难忘的人们》的分析表明，“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联接在一起的。这个人物对无所谓的他人感到了‘无我无他’的一体感，但也可以说他对眼前的他者表示的是冷淡。换言之，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 。而这一所谓“内在的人”正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现代性的产物（个体、自我、主体性，等等），因此，“风景”实际之发现，“是在某种制度中出现的” 。柄谷行人着重讨论的，显然是想通过对“风景”的分析来指出：“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这个装置一旦成形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
我并不在意柄谷行人对日本文学中的“风景”的具体分析，我借助于这一概念以及这一概念背后的理论，只是想说明，我同样不把中国当代文学（1949—1966）中的“风景”看成一种纯粹的“自然”描写。而是想通过对“风景”的分析，来讨论1949年以后，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冲动，是如何介入当代文学的“风景”之发现中，以及隐藏其中的“国家”和“地方”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同时由于阶级政治的进入，所造成的“地方”风景再建的叙述困难和内在的悖论语境。
孟悦在《〈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一文中，通过对《白毛女》的个案研究，讨论了“解放区政治文化的生产过程”，以及这一“生产过程”中的“政治文学中的非政治性实践”。孟悦所谓的“非政治性实践”可能指的是在“政治话语”（“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叙事层面下，还隐藏着某种“非政治的、具有民间文艺形态的叙事惯例”。或者说，“政治话语塑造了歌剧《白毛女》的主题思想，却没有全部左右其叙事的机制”，“而倒是在某种程度上以一个民间日常伦理秩序的道德逻辑作为情节的结构原则”。 而在这一叙事结构中，地主黄世仁不仅作为阶级政治的敌人而存在，同时也作为“民间伦理秩序的敌人”而存在（“一系列的闯入和逼迫行为不仅冒犯了杨白劳一家，更冒犯了一切体现平安吉祥的乡土理想的文化意义系统……作为反社会的势力，黄世仁在政治身份明确之前早已就是民间伦理秩序的天敌”）。孟悦进一步指出的是，在歌剧《白毛女》中，“民间伦理逻辑的运作与政治话语之间的互相作用就表现在这里：民间伦理秩序的稳定是政治话语合法性的前提。只有作为民间伦理秩序的敌人，黄世仁才能进而成为政治的敌人”。孟悦的这一解释，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仅“闯入者”构成了当代文学一个相当普遍的结构模式，同时所谓的“多质性”既存在于延安文艺之中，也相对地存在于1949—1966的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之中。
这一叙事上的“多质性”固然有其复杂的构成因素，但同时也可能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质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中国革命不仅深深地根植在乡村之中，因此对乡土理想常取一种尊重或妥协的姿态，同时，由于中国革命的阶段性性质（比如，民族革命／阶级革命，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尽管阶级政治始终是一种主导性的权力诉求，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排除其他的政治性诉求以及相关的文学—文化想象。因此，在这一“多质性”的政治语境中，所谓的“他者”也并不完全相同，有时甚至是多重的。而在这一“多重的”的“他者”规定下，所建构起来的政治主体，也就势必含有“多质性”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一所谓的“多质性”始终处在某种平衡甚至静止的状态，恰恰相反，这一“多质性”所导致的正是思想—文化的激烈斗争，也正是经由这样的斗争，政治话语才能确立自己的“霸权”地位。因此，所谓的“改造”或“自我改造”，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多质性”的政治语境所致，并且，预伏了“自我否定／不断革命”的可能性。
但是，这一“多质性”的政治语境，在某种意义上，也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妥协”姿态，所谓“现代性知识”（政治话语）常常会主动或被动地吸纳某种“地方性知识”（民间伦理），同时将其有效地转化为自身的叙事资源。当然，这一吸纳的过程同样也充满了矛盾和冲突。
理解中国革命的“多质性”，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不至于简单片面地理解洪子诚先生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一体化”的论述 ，而是把所谓的“一体化”视为某种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当代文学史的建构过程。同时，中国革命的这一“多质性”特征，也相应地导致了当代文学内在的复杂结构，以及叙事上的多重视角或者某种意义上的多样化。比如说，在某种“阶级政治”的视角中，“地方”风景可能难以再现。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写季交恕大革命失败后，乘船到上海，“船越驶近岸，无数高楼和灯火，煞像是默默蹲着的一群巨兽，想要吃人似的闪动着眼光” 。所谓良辰美景，均不再现。显然，在这一政治视角下，所谓“地方”实暗喻旧中国，并成革命之对象，其“风景”自然相应隐匿不见。但是，如果注入其他的革命元素，比如“民族”视角，“地方”风景的叙述就不仅可能，而且在复杂的、多质的政治语境中，往往会出现相异的风景形态。
在当代作家中，孙犁极其擅长写景，比如《荷花淀》，小说开头就写：“月亮升起来了。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女人坐在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面前跳跃着。这女人编着席。不多一会儿，在她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这一类的写景手法，在孙犁的其他作品中也常可见到，并为论者称赞。《风云初记》写秋分居所：“秋分在小屋的周围，都种上菜，小屋有个向南开的小窗，晚上把灯放在窗台上，就是船家的指引。她在小窗前面栽了一架丝瓜，长大的丝瓜从浓密的叶子里垂下来，打到地面。又在小屋的西南角栽上一排望日莲，叫它们站在河流的旁边，辗转思念着远方的行人……”再写春儿：“这时候，春儿躺在自己家里炕头上，睡得很香甜，并不知道在这样夜深时，会有人想念她。她也听不见身边的姐姐长久的翻身和梦里的热情的喃喃。养在窗外葫芦架上的一只嫩绿的蝈蝈儿吸饱了露水，叫得正高兴；葫芦沉重地下垂，遍体生着像婴儿嫩皮上的绒毛，露水穿过绒毛滴落。架上面，一朵宽大的白花，挺着长长的箭，向着天空开放了。蝈蝈叫着，慢慢爬到那里去。” 但是，这一优美的“地方”风景，因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而面临着被破坏的危险，在《风云初记》接下来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另一种景象则是，因为战争，“夜晚，逃难的人们，就在熄灭的柴火堆旁边睡下了，横倒竖卧。河水汹涌地流着，冲刷着河岸，不断有土块坍裂的隆隆的声音。月光照着没边的白茫茫大水和在水中抖颤的趴倒的庄稼。远近的村庄，担着无比的惊惶和恐怖，焦急和无依的痛苦，长久不能安眠。在高四海的小屋里，发出小孩子的撕裂喉咙的哭声。‘日本！日本！’在各个村落，从每一个小窗口里，都能听见人们在睡梦里，用牙齿咬嚼着这两个字”。我们看到，孟悦通过《白毛女》而总结出来的“闯入／破坏”的叙事结构，相当普遍地进入了中国的当代小说，并且往往以一种“异己”的形象出现。只是，在孙犁或其他的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作品中，比如袁静和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这一“异己”者更多地以民族敌人的形象出现。而在这一叙事结构中，“风景”，尤其是“地方”风景往往承担着极其重要的叙事功能。而所谓“地方”风景的建构，也正有赖于“闯入／破坏”这一“他者”规定下的政治语境。并且，由于“民族话语”的强烈介入，政治话语的控制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始出现松动，“地方”（民间伦理，乡土生活理想，等等）不仅不再机械地成为革命或改造的对象，相反，在这一语境中，反而成为需要保卫或捍卫的“家园”。
在某种意义上，所谓“地方”，在这一语境中，已经悄悄地转喻为“本土”。按照柄谷行人的说法，民族—国家的建构，仅仅依靠社会契约来进行表征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通过想象来构筑某种“共通的感情”，或者说恢复那种“失掉的相互扶助之相互性”，但是，这一“共通的感情”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已经不可能诉诸“血缘”，所以“只好诉诸‘大地’”，并且往往通过“风景”之发现，或对“风景”的赞美来完成民族—国家的表征 。
显然，在“民族”话语的支持下，“地方”不仅可能转喻为“本土”，同时，通过对“地方”风景的叙述，还得以构筑共同体内部的“共通的感情”。但是，这一诉诸“大地”的民族—国家的表征，却内蕴着某种阶级和解的危险性。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眼中，这种危险性不仅存在，而且经由民族—国家的表征，极可能导致阶级话语的被颠覆。比如，在围绕“巴黎公社墙”的真伪性上，“巴黎公社之友协会”曾复信一位持有疑问的女孩，并坚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亲爱的朋友：您把位于甘必大林荫道街心花园靠拉雪兹神父墓地的那座大型雕塑当成了公社战士墙，该雕塑是莫罗—沃蒂耶的作品，它表现一位忧伤的妇女——法兰西，让公社社员和凡尔赛分子在死亡里和解。本协会成立的宗旨是维护公社英烈的荣耀，故始终拒绝这种把被枪杀的三万巴黎人与枪杀者并列的象征。” 显然，在阶级话语的制约下，需要追问的，始终是“谁的国家”，从而拒绝在“法兰西妇女”这一民族—国家的表征中达成阶级的和解。但是，民族话语和阶级话语却始终并置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这显然源自于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从“世界革命”到“国家革命”，社会主义就势必继承既有的现代民族—国家形式。安德森就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每一次成功的革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等，都是用民族来自我界定的；通过这样的做法，这些革命扎实地植根于一个从革命前的过去继承来的领土与社会空间之中。”因此，安德森支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尊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不论在形式还是实质上都有变成民族运动和民族政权——也就是转化成民族主义——的倾向。没有任何事实显示这个倾向不会持续下去。”同时，安德森还以“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为例，提出自己的疑问：“如果以生产关系来界定，资产阶级明明是一个世界性的阶级，那么，为什么这个特定部分的资产阶级在理论上是重要的。” 这一现象也导致了厄内斯特·盖尔纳不无幽默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者们一般认为，历史的精神或者人类的意识犯了一个极为愚蠢的错误。唤起人们觉悟的信息是针对阶级的，但是，由于某个可怕的邮政错误，却使它传到了国家手里。” 但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阶级话语始终是一个强大的“在者”，并时时监视着民族话语的发展，而一旦这一民族话语偏离阶级话语的监控，阶级话语便会与之进行争斗。比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官方提倡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但是这一混乱不堪的官方民族主义文学即遭到鲁迅和瞿秋白等左翼作家的猛烈抨击和辛辣讽刺 ，同时这一斗争也始终贯穿在左翼文学内部，比如“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冲突，即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中国革命的这一具体实践，使得情形并非如盖尔纳嘲弄的那样，是把送给阶级的信息错误地送到了民族的手里，恰恰相反，“在中国，邮递员似乎把给阶级和民族的‘觉醒的消息’送到了同一个地方” 。而与此相联系的则是，阶级话语同时也参与到“地方”风景的叙述之中，并形成了相对复杂的叙事结构。
严格地说，即使在民族话语的“本土”意义上，我们也很难说，当代文学有关“地方”的风景叙述，完全就是现代性的产物。实际上，将“风景”暗喻为“故国”之思，在古代文学亦已有之。比如，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 ，就可视为一例。我更倾向于认为，所谓当代文学中的风景“实际之发现”，乃是依靠下层视角的引入，或者说，叙事者依靠下层（劳动）人民的视角，而重新“发现”了“地方”风景。也正是在这样的风景叙述中，民族话语与阶级话语才获得了某种默契以及高度的统一性。
实际上，在孙犁的《荷花淀》中，我们已经能感觉到这一下层视角的存在，只是因了短篇小说的篇幅限制，或者在其创作时间（1945年）仍然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规约，所谓“阶级话语”并未明显突出，在作品中，这一下层视角隐蔽得较深，倒反而成全了小说的艺术性。1949年以后，所谓“阶级话语”开始重新统摄全局，包括对革命历史的重新叙述，这时候所谓的“地方”风景，就必须以阶级的观点来重新进行辩证。这样。我们就能看到，比如，在孙犁的《风云初记》中，就出现了这样的“风景”描写：“在村正北有一所大庄基，连场隔院。左边是住宅，前后三进院子，都是这几年……一色的洋灰灌浆，磨砖对缝，远远望去，就像平地上起了一座恶山。右边是场院，里边是长工屋，牲口棚，磨房碾房，猪圈鸡窝。土墙周围，栽种着白杨、垂柳、桃、杏、香椿，堆垛着麦秸、秫秸、高粱茬子。五六匹大骡子在树阴凉里拴着，三五个青石大碌在场院里滚着。”一边是由“长工屋”等构成的“风景”，另一边则是地主住宅形成的“恶山”。这一区别，显然是因为这所“大庄基”属于地主田大瞎子，而“田大瞎子（那年暴动，他跟着县里的保卫团追剿农民，打伤了一只眼睛）在村里号称‘大班’，当着村长。他眼下种着三四顷好园子地，雇着四五个长工”。这样的“风景”叙述，显然满足了“阶级话语”的需要，而在这样的叙述中，真正要完成的，则是“民族话语”和“阶级话语”的相互融合。也就是说，“民族敌人”同时必须是“阶级敌人”，或者，反过来说，“阶级敌人”势必成为“民族敌人”。因此，一种较为通常的叙述模式是，这类“敌人”往往具有镇压农民或者反共的血腥历史，而在民族战争中，又自然地卖身投靠侵略者。无论是《风云初记》或者其他的相似题材的小说，比如梁斌的《红旗谱》 《播火记》，这一叙述模式都得到了坚决的贯彻。也因此，在所谓的“抗战题材”的小说中，“侵略者”的描写有时候并不复杂，反而落墨更多的是那些“汉奸”，而一般来说，这些“汉奸”大都具有“民族／阶级”敌人的双重身份。经由这样的“风景”处理，“闯入／破坏”不仅是民族的，也是阶级的。比如《播火记》写千里堤：“庄稼浴着露水，草上披满了露珠，堤岸上开满了红的、白的小花。……牛沿着堤坡，一步一步吃着，一直吃到锁井村东，千里堤拐弯的地方。严萍觉得累了，跑上堤坝，顺着河流向东一看，通红的日头，从水面上钻出来，照得河水通红火亮。天上映出锦缎般的彩云。一时高兴，跑到堤上，跳起脚尖喊：‘春兰，春兰，来！’春兰把牛拴在树上，跑上来说：‘干什么，出了什么事？’严萍指指河水，又指指天上，说：‘你看，这有多么好看！’……”但是，这一“风景”却因为李德才的“闯入”而遭到“破坏”。显然，在《红旗谱》及其续篇《播火记》中，冯老兰父子以及帮凶老山头、李德才等人构成的，正如孟悦所说的是一股“反社会的势力”。然而，在另一个层次上，“民族话语”又同时介入，日本的入侵，开始构成对“风景”的更大的“闯入／破坏”的力量。因此，1930年代，冀中平原上的农民革命，就具有了双重含义，既是阶级革命，同时也是民族革命。它暗喻着，地主阶级已经无法领导民族革命，甚至还将成为民族革命的敌人。这样，“地方”风景的叙述就获得了阶级话语和民族话语的双重支持。
这样，在民族话语的语境中，“地方”风景常常转喻为“本土”，在阶级话语的语境中，这一“风景”又暗指“人民”，在民间伦理秩序中，“风景”还时常意味着某种“乡土理想”。中国革命在其历史过程中，曾经有效地将这三者统一在自己的叙述中，并且形成某种想象的愿景。这一愿景根植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之中，同时形成以“土地”为核心的革命形态。比如，在《红旗谱》中，严志和家的“宝地”曾一度构成小说的主要情节之一：“‘宝地’上的泥土，是黑色的。拿到鼻子上一嗅，有青苍的香味。这是长好庄稼的泥土，它从爷爷血液里生长出来。爷爷亲手耕种它，揉搓它，践踏着它。爷爷走了，把它留给孩子们。父亲耕种它，运涛耕种它，如今，江涛又在耕种它了。” 这样的“风景”叙述，已经暗含了农民和土地的某种血缘般的“共通的感情”，因此，把“大地”作为民族—国家的表征时，就必须把农民的这一因素考虑进去。也因此，中国的“土地革命”不仅获得了农民利益的支持，也同时获得了“乡土理想”的支持。但是，中国革命，包括所谓的阶级话语，其构成成分又极其复杂，在所谓的“革命历史小说”中，常常融合了多种话语元素。比如，在《红旗谱》中，有着这样一段“风景”叙述：“春兰睁起又黑又大的眼睛，静谧地看着运涛。青年少女到了这刻上，会感到人生无边的幸福。做起活儿，不再孤单。睡起觉来，像有个人儿伴随。她的眼睛，成天价笑啊，笑啊，合不拢嘴儿地笑。她的心情，像万里星空里，悬着一个圆大的月亮，窥视世界上一切都是美好的。当她一个人在小窝铺上做着活儿的时候，把身子靠在窝铺柱上想：革命成功，乡村里的黑暗势力都打倒。那时，她和运涛成了一家人。哪，他们就可自由自在的，在梨园里说着话儿收拾梨树。黎明的时候，两人早早起来，趁着凉爽，听着树上鸟叫，弯下腰割麦子……不，那就得在夜晚，灯亮底下，把镰头磨快。她在一边撩着水儿，运涛蹭蹭磨着。还想到：像今天一样，在小门前头点上瓜，搭个小窝铺，看瓜园……”这样的“男耕女织”的生活愿景，固然体现了某种“乡土理想”，但是，它更获得了“五四”启蒙话语（比如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合法性支持，而且，得到了革命的幸福承诺和保证（“革命成功，乡村里的黑暗势力都打倒”）。我们也可以同时看到，所谓现代性想象，是如何有效地吸纳了“地方”的乡土理想。
因此，在“地方”风景的叙述中，中国革命有效地统摄进多种话语元素，同时重新发现“地方”，并完成了“国家／地方”的关系互动。
可是，在这样的叙述中，却隐藏着一种危险性。如果说，“宝地”曾经暗喻了中国（土地）革命的正当性，那么我们怎样重新解释1950年代的乡村合作化运动？如果说，“乡土理想”曾经有效地被政治话语吸纳，那么，我们又怎样理解毛泽东有关小农经济及其相关的意识形态必须得改造的论述以及相应的政治实践？显然，所谓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静止的概念，而是一个漫长的革命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呈现出革命对自身的自我否定，并相应具备着明显的“不断革命”的中国特征。
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指向知识分子，也指向农民；不仅指向城市，同时更指向广袤的乡村。如果说，所谓的“地方”风景曾经根植于某种“乡土理想”，那么此时，在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实践中，这一“地方”风景的叙述却遭遇了新的障碍。显然，以自然经济形态为主要背景的“地方”风景，此时，恰恰开始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曾经隐匿的“新民”或者“国民性改造”，在1949年以后，开始重新成为国家知识或者现代性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积极支持社会主义改造的革命实践。在这一语境中，“地方”也同时成为“国家”的改造对象，而在某种意义上，“地方”更有待于“国家”的重新命名。因此，所谓的“地方”风景，也再次回到早期的革命叙述之中。它不再是美丽、丰饶和自足的，相反，在相关的叙述中，“地方”呈现出的是某种贫瘠、荒凉甚至愚昧。只有在这样的“地方”风景的叙述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革命实践，才可能获得某种正当性乃至合法性的支持。如果说，在所谓的“革命历史小说”中，由多种话语元素构成的“地方”风景，在叙述上多少显得迟疑不定，那么，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语境中，这一“地方”风景则被彻底改写。
比如，在陈登科的《风雷》 中，我们读到的是这样的“风景”描写：“天上的雪花，越飘越大，风越刮也越来劲了。眼看着地上已落有半寸多深的雪，天冷路滑，一步难上一步。他埋着头，顶着风，一口气走下有五六里的光景。……纷纷的雪片，不是迎头向他打来，而是从他的左边，灌进他的颈项。……他向周围望望，眼前一片白茫茫，看不到一户人家，只好到一堵破墙壁根，避避风雪，吸支烟，歇歇脚再说。”这个“他”，就是小说的主人公祝永康。祝永康转业到淮北农村，师政委应维业告诉他：“我们党目前在农村的任务，主要是领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设计中，所谓“地方”便会相应被处理成“旧”的农村。这一“旧”的农村，也自然是“眼前一片白茫茫，看不到一户人家”。实际上，在相类的小说中，充斥“地方”的，往往是地主、富农以及坏分子，怀有发财梦想的富裕中农，丧失革命立场的干部，等等。优美的自然风景常常隐匿，代之而起的，常常是某种“荒原”的意象，比如《风雷》中的青草湖，或者柳青《创业史》里的“终南山”等等。“人事”和“自然”，都相应构成这一类的小说的风景叙述，而这一叙述正受制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革命实践。

《革命的镜鉴：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想象（1949—1966）》（第二版） 一、 导言：时代的回响，文学的熔炉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个崭新的时代拉开了帷幕。这不仅是政治版图的重塑，更是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在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点上，文学作为时代精神的晴雨表，承担起塑造新国民意识、构建社会主义文化想象的重任。从1949年到1966年，这十几年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也是一个充满探索、激情与复杂性的时期。本书，第二版《革命的镜鉴：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想象（1949—1966）》，正是致力于拨开历史的迷雾，深入剖析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如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如何建构起一个独特而又充满张力的文化想象空间。 本书并非简单罗列文学作品或作家名录，而是试图构建一个宏观的分析框架，将文学置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思想语境之中，探寻文学创作的内在逻辑与外在驱动。我们关注的不仅是“写了什么”，更是“为什么这么写”，以及“写出来的东西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了社会”。通过对大量一手文学资料的梳理与解读，辅以相关的历史文献与理论研究，本书力图呈现一个立体、 nuanced 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图景。 第二版在第一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修订与增补。新增了更多重要的文学作品的深度分析，拓展了理论视野，并更新了部分史料的考证。我们力求以更加精炼的语言、更加扎实的论证，为读者提供更具启发性的阅读体验。 二、 时代烙印：革命叙事的构建与演变 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早期，革命的主题占据了核心地位。从土地改革到抗美援朝，从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到“大跃进”的狂热，这些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本书将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期，革命叙事是如何被建构、传播并演变的。 早期（1949-1957）：奠定基石，塑造典型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的首要任务是歌颂革命的胜利，确立新政权的合法性，并引导民众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以工农兵为主人公，展现革命斗争的英雄主义史诗。例如，关于解放战争的史诗性叙事，如《创业史》，深刻描绘了农民在革命浪潮中的觉醒与奋斗；描写抗美援朝的英勇事迹，如《上甘岭》等影片和相关小说，极大地激发了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本书将深入分析，在这一阶段，文学如何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如英勇无畏的革命战士、勤劳朴实的农民、充满激情的产业工人等，来构建新中国理想公民的形象。这些典型人物的塑造，往往遵循着清晰的二元对立逻辑：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作品倾向于采用宏大叙事，强调集体力量，淡化个体命运的复杂性。 中期（1958-1966）：热情的升温与审美的转向 进入“大跃进”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文学创作也随之进入一个更为激昂的阶段。这一时期，文学作品更加倾向于展现生产建设的成就，讴歌集体主义精神，并试图描绘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城市的面貌。例如，大量反映农业生产、工业建设的报告文学、小说、诗歌涌现，强调“人定胜天”的乐观主义精神。 然而，在这一高涨的热情之下，本书也将敏锐地捕捉到审美观念的微妙变化。一方面，对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与艺术加工的界限开始模糊，文学呈现出一种更为强烈的宣传色彩。另一方面，对“新人新事”的描绘，也开始探索更为生动、鲜活的艺术表现手法，试图在政治主题的框架下，注入一些个体情感的抒发，尽管这种抒发往往需要与宏大的革命叙事相契合。 本书还将关注，在这一时期，一些作品在描绘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也开始触及农村生活、家庭伦理等更为贴近个体经验的题材。尽管这些题材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服务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主题，但它们也为后来的文学发展埋下了伏笔。 三、 文化想象：意识形态的载体与想象力的边界 文学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文化想象的塑造者。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语境下，这种文化想象更是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本书将重点探讨，文学作品是如何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载体，又是如何在特定的框架内，激发或约束着创作者的想象力的。 意识形态的渗透：主题、人物与叙事模式 本书将细致考察，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题选择、人物塑造和叙事模式。例如，“阶级斗争”是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文学作品往往将个体命运置于阶级斗争的宏大背景下进行书写。主人公的成长，常常伴随着对阶级敌人斗争的胜利。 我们还将分析，特定的话语体系，如“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是如何渗透到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尺。叙事模式上，往往倾向于清晰的线性叙事，强调革命的必然性和曲折性，以及最终的胜利。 想象力的张力：创新与约束 尽管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存在着显著的约束，但本书并不回避探讨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中仍然存在的想象力。我们看到，在政治正确的大前提下，作家们依然在努力寻找艺术表达的可能性。 例如，对现实生活细节的描绘，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尽管这种探索往往需要与阶级立场相统一），以及对革命场景的生动刻画，都体现了作家们在艺术上的努力。一些作品在形式上，也开始尝试新的表现手法，如借鉴民间文学形式，运用象征、隐喻等，来丰富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本书也将辨析，在某些历史时期，当政治运动的宣传需求与文学的审美追求发生碰撞时，文学创作的想象力是如何被激发，又如何在这种激发与约束之间寻找平衡的。 四、 微观审视：代表性作品的深度剖析 宏观的理论分析需要具体作品的支撑。本书将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的文本分析，以展现理论观点的实践意义。 史诗与传奇： 选取反映革命战争、农民革命的经典作品，分析其宏大叙事下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及对新中国建立的意义。 生活画卷与时代缩影： 选取描写社会主义建设、农村生活的作品，分析其如何反映社会变迁，以及在描绘个体命运时，如何与时代主题相结合。 诗歌与戏剧： 不仅限于小说，本书还将关注诗歌、戏剧等其他文学体裁，分析其在传达时代精神、建构文化想象方面的独特作用。 通过对这些作品的细致解读，我们将揭示出，在革命的洪流中，文学如何既是时代的记录者，又是时代的塑造者。 五、 结论：历史的回响与当代的启示 1949年至1966年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是一个充满活力、复杂且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时期。它既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也是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重要窗口。 本书通过对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深入研究，力图揭示出： 革命叙事如何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 文学如何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深刻地塑造了当时的文化想象。 在意识形态的框架下，文学创作者的想象力是如何被激发与约束的。 具体的文学作品如何折射出时代的光影，以及其独特的艺术价值。 第二版《革命的镜鉴：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想象（1949—1966）》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更为全面、深刻的视角，去理解这段历史，去审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并从中获得对当下文学创作及文化建设的深刻启示。我们相信，历史的回响，永不沉寂，而对历史的审视，正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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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想象（1949—1966）（第2版）》——光是书名，就足以勾起我深深的好奇心。这段时期，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文学作为时代的缩影，更是承载了那个时代的理想、热情与复杂的情感。我一直对这段时间中国的文学发展以及它所反映的“文化想象”深感兴趣，想知道在“革命”的宏大主题下，作家们是如何通过他们的文字，去塑造人们的世界观，去表达对新中国的憧憬，又如何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寻找平衡。书中“叙述”二字，让我预感到作者并非简单地梳理文学作品，而是会深入探讨这些作品是如何被构建、如何被传播，以及它们在当时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社会主义文学，这一概念本身就充满了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种创作方式，也是一种社会功能。我期待这本书能为我打开一扇窗，让我更深入地理解那个时代文学的独特魅力，以及它如何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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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想象（1949—1966）（第2版）》——单是书名，就足以让人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我一直对那个时期中国文学的独特风格和精神内核感到好奇，尤其是它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如何服务于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宏大叙事。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一个崭新的开始，随之而来的是文学艺术领域的一系列变革。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到阶级斗争题材的涌现，再到对英雄人物的塑造，这些都构成了那个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鲜明特征。而“文化想象”这个概念，更是将我从纯粹的文学分析引向更广阔的社会和思想史层面。它让我思考，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文学作品是如何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社会理想、政治诉求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图景。这本书的副标题精确地指出了其研究的时间跨度，即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这恰恰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为关键和复杂的阶段之一。第二版的出现，也让我相信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力，它或许是对既有研究的深化，也可能包含着新的发现和见解，对于我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脉络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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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相当吸引人，那种带有时代印记的字体和构图，一下子就把我拉回了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我一直对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建国初期到文革前这段历史特别感兴趣，而“革命”这个词本身就充满了力量和故事。这本书的书名《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想象（1949—1966）（第2版）》给我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仿佛它承载了那个时代所有的理想、激情与挣扎。从书名就能看出，作者不是简单地罗列文学作品，而是试图深入挖掘文学背后的文化想象，去理解那个时期的人们是如何思考、如何构建他们的世界观的。社会主义文学，这四个字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解读空间，它既是一种创作实践，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投射。1949到1966年，这十几年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期，文学作为时代的镜子，又何尝不是塑造时代的重要力量？我特别期待书中能够展现文学如何与社会现实互动，又是如何反过来影响甚至引领社会思潮的。第二版意味着这本书经过了时间的沉淀和学界的检验，或许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补充，这让我更加期待内容上的丰富性和严谨性。

评分☆☆☆☆☆

拿到这本书，最先吸引我的并非封面，而是书脊上那个庄重而古朴的书名。读《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想象（1949—1966）（第2版）》这个标题，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那个年代特有的景象：广播里雄壮的口号，田间地头农民热烈讨论着新中国，工厂车间里工人师傅们挥洒汗水，以及那些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这本书聚焦的1949年至1966年，恰恰是中国社会从建立、巩固到迈向新的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主义文学蓬勃发展，文化想象力空前释放的年代。我一直觉得，一个时代的文学，最能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价值取向以及他们对未来的期盼。而“文化想象”这个词，更是点睛之笔，它不仅仅是文学创作的范畴，更是整个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对自身、对未来、对世界的一种集体性的精神构建。书中探讨的“叙述”二字，也暗示了作者在梳理和解读这段历史时，可能会有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去呈现文学作品背后所承载的意义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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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标题《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想象（1949—1966）（第2版）》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感。1949年到1966年，这段时间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特殊的，新中国的建立、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变迁，都深刻地影响了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我一直对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充满兴趣，特别是它们是如何在“革命”的主题下，构建出属于那个时代的“文化想象”。这不仅仅是关于笔下的故事，更是关于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世界、价值观念以及对未来的憧憬。作者选择“叙述”作为关键词，这让我联想到，这本书或许会从叙事学或者史学叙事的角度，来剖析那些文学作品是如何被创作、传播，又是如何被解读，从而构建出一种集体性的文化认同。社会主义文学，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时代印记的标签，它既承载着理想主义的光辉，也可能隐藏着复杂的社会现实。我期待这本书能够为我揭示在那段激昂岁月中，文学如何成为连接现实与理想、个体与集体的桥梁，又如何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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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物美价廉，值得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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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书新版 比较优秀的专业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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