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猶太人的上海記憶（1927-1952）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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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作者見證瞭1930年代上海的經濟繁榮、抗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對上海的占領、國共內戰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她在書中迴顧瞭這段歲月，以大量生動的細節展現瞭當時上海不同階層和不同種族的生活狀況，尤其對居住於上海的外國人群體（如俄國人、法國人、日本人、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等等）的工作、傢庭、教育、娛樂、心理和文化觀念等進行瞭深描，並錶現齣不同時期、不同身份的中國人和享受治外法權的租界居民之間的復雜關係，是關於上海近代曆史的不可多得的珍貴記錄。

作者簡介

麗蓮·威倫斯的父母來自俄羅斯，她自幼生長於上海的法租界，並在那裏的一所法語學校接受教育。移民美國後，她獲得瞭波士頓大學的博士學位，並曾在波士頓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任教。目前已退休，但仍時常講述她在中國和老上海的故事。

內頁插圖

目錄

第一章 本傑明的傢世

第二章 苔絲的故事

第三章 “蠻夷”的入侵

第四章 失敗的革命

第五章 “中國人”的上海

第六章 帝國主義寄生蟲

第七章 社會地位的提升

第八章 小洋鬼子的學校

第九章 學校裏的戰鬥

第十章 多姿多彩的三十年代中期

第十一章 夏天的假日

第十二章 烏雲壓城

第十三章 歐洲難民

第十四章 恢復“常態”？

第十五章 日軍的占領

第十六章 日據下的生活

第十七章 白種人的潰敗

第十八章 “指定區域”

第十九章 宵禁、配給和恐懼

第二十章 轟炸，還是轟炸

第二十一章 勝利與喜悅

第二十二章 政治的轟鳴

第二十三章 移民與逃離

第二十四章 經濟與政治的潰敗

第二十五章 等候其變

第二十六章 解放

第二十七章 “竹簾”

第二十八章 浪漫的事

第二十九章 朝鮮的“警察行動”

第三十章 為證件而奔波

第三十一章 在路上

第三十二章 離開中國

第三十三章 父親的來信

第三十四章 奔波的結局

第三十五章 去美國

尾聲

精彩書摘

　　我是個好動的小孩，而我的好奇心也很強。我經常思考為什麼我們的校長查爾斯?格羅布瓦——他經常來聽我們一年級的課——總戴著一隻棕色的皮手套。對此我一直心存疑惑。我的結論是，他肯定弄丟瞭另一隻手套，而且因為花瞭太多時間在學校裏聽課，所以沒時間去買一副新的。很久以後我纔知道，原來他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戰爭中他失去瞭右手。雖然手有殘疾，但在與朋友們一起演齣的室內音樂會上，格羅布瓦卻擔任小提琴手。
　　我們從小學開始就被反復教導，不正確地使用法語是一項不赦之罪！很多年後，在巴黎的一次法國公學校友聚會上，我以前的同學珍寜? 雷諾迴憶說，她在小學時曾經問過我是不是法國人，我迴答說“不，羅馬尼亞人 (Roumanienne)”，而她則傲慢地嚮我指齣，羅馬尼亞人應該說成“Roumaine”。
　　法國公學的五百名學生中有三分之二是法國籍，其中一小部分來自比利時和瑞士的法語地區，還有一些是來自印度支那和非洲的會講法語的小孩（他們的父親在法國殖民軍隊中服役，就駐紮在上海）。非法籍的學生則主要包括無國籍的俄國人、歐亞混血兒（父母一方是法國人）和少數上流階層的中國人。這所學校並不采取任何基於種族或國籍的歧視性政策。瑞娃的同學瑪格麗特 ? 何的父親就是中國政府的一名高官，她和妹妹經常來我們傢一起學習、吃飯和玩耍。我們也去過她們傢，但我們雙方的傢長卻從未見過麵。我父母從來沒有結識過說英語的中産階級或上流社會的中國傢庭。這兩個社會地位相似的群體之所以如此隔膜，與其說是因為各自都有優越感，倒不如說是因為他們彼此都缺乏興趣去瞭解對方的文化。我有個初中和高中的同學名叫剋勞德? 達羅索，他有個妹妹叫剋裏斯蒂亞娜，雖然他們的父母是來自安地列斯群島的非洲人，但他們倆卻被大傢認為是真正的法國人，並被白人學生們視作自己人。他們的父親曾在一戰期間服役於法國軍隊，在上海時是軍隊裏的一名軍需官，因此他的傢庭也跟法國人同屬一個社會等級。可是，中國人的看法卻與此不同。每當剋勞德跟我們一起騎車離開學校時，總會有中國的行人停下腳步盯著他看，並衝著他指指點點，因為非洲人在上海很少見，通常所謂的外國人要麼是白種人要麼是日本人。所以說，雖然法國人對自己的文化自視很高，但跟美國人和英國人（尤其是後者）比起來，他們對其他民族倒並不是特彆地衊視。
　　公共學校必須實施非宗教的世俗教育，這一點早於1881成為法國的法律，但一位上海的天主教神甫博塞神父每周都要來我們學校一次，嚮準備領聖餐的小學生們講授教義問答。生活在中國的法國官僚們並不認為，在世俗學校進行每周一次的宗教教育違反瞭法國本土政教分離的嚴格法律。另一位神甫——來自耶穌會的雅坎諾（中文名為饒傢駒）——也經常來我們學校，大概是來見我們的校長吧。有好幾次，他在學校的操場上一邊等候一邊看我們課間玩耍。同學們見到他都會低聲說“神父好”，我卻不聲不響地走過去，不願意對一個天主教的代錶說這樣的話——因為我聽說天主教對我信仰的宗教持批評態度。不過，我竟然驚奇地發現他上衣的一隻袖管空空地垂在那兒，因為他的一隻手沒瞭。我當時感到很奇怪，為什麼這些地位很高的法國人好像都隻有一隻手呢？
　　法國公學的法籍和外籍學生們整天都沉浸在法國的文化和曆史裏，從低年級開始就要背誦《我們的祖先高盧人》（Nos anc?tres les Gaulois），我們很快就相信隻有法國纔有文明和文化。我們背誦法國國王的姓名以及他們的統治年份，學習英勇的法國陸軍和海軍軍官們如何率領部隊戰鬥並徵服遠方的殖民地，在傳教士的幫助下，他們不惜犧牲生命，將文明和基督教帶給野蠻的土著人。在小學的地理課上，我們得畫齣印度支那、北非、“黑非洲”、安地列斯和南太平洋群島的詳細地圖，並需要記住這些地方。看到地圖上英國人比法國人有更多的紅點（殖民地的標誌），我感到很氣憤；得知殘忍的英國人將聖女貞德活活燒死在火型柱上後，更是感到無比震驚。
　　像我的同學們一樣，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從上海的僑民們所講的語言就可以判斷齣他們各自的經濟和社會地位，這一點特彆明顯。有一天，母親乘瞭一輛人力車來我們學校，而平時都是由父親開著他的汽車來接我和瑞娃。當我走嚮母親的時候，聽到她正跟一個朋友用俄語交談。一見到我，她就用帶著濃烈的俄羅斯口音的英語對我說，要我等她一下。在傢的時候，我從來沒有在意過父母的英文帶有明顯的俄國口音，但此刻我卻感到極為尷尬。我很快地跑開，直到同學們都走光瞭纔迴來，因為我不想讓他們把我當作白俄——那時我已經知道白俄的社會地位隻比“混血兒”高一點兒，我一直堅稱自己是羅馬尼亞人。
　　就是在這所學校裏，當我到瞭十歲的時候，我發現自己能夠聽懂一些俄國同學之間的俄語交談，但我假裝聽不懂，可是又會偷聽他們怎麼議論我——他們從來沒說過我的好話。我不想跟這些俄國同學成為一夥，要是知道我是猶太人後，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可能也不會想跟我交朋友。
　　1942年的頭幾個月裏，日本人開始給上海居民發放配給卡，大傢每天都得排隊購買麵包、大米、豆子和食用油——當然，前提是這些東西有得賣的話。因為通貨膨脹增加，日本人發行的貨幣開始變得毫無價值，母親不得不對日常開支精打細算，因為她不想這麼快就把傢裏的金條賣光。電力供應減少到每天隻有幾個小時，我們再也不能使用電冰箱瞭，父母隻好訂瞭冰塊，由人騎著自行車送上門，然後卸到我們傢食物儲藏室的一隻大木頭冰盒裏。煤氣的供應也很有限，母親因此不得不買瞭一隻燒煤炭的爐子，她和男僕就用這隻爐子做飯。春天和初夏時節，他們會在花園裏做飯，到瞭鼕天就隻能在廚房裏做飯瞭，但必須得開著窗戶讓嗆人的煙散齣去。
　　到瞭夏末，父親賣掉瞭他的小莫裏斯，因為現在隻有日本軍人、高級彆的中國、德國和意大利官員以及一些法國警官纔能開私傢車。由於汽油短缺，公共汽車開始使用一種新型燃料，所有車的後麵都配備瞭很大的汽油桶，裏麵裝滿木炭，汽車一邊沿著坑坑窪窪的道路緩慢行駛，一邊噴齣濃濃的黑煙。我喜歡坐有軌電車，但它們中途常因突然斷電而停下來，這樣我就隻好改乘人力車或者騎上我那輛日本産的劣質自行車瞭——店裏隻有這一個牌子的自行車賣。每次看到父母騎自行車，我們姐妹仨就覺得好笑，因為那時候一般隻有小孩或者十幾歲的年輕人纔會騎自行車。雖然車是日本生産的，我卻非常喜歡我的那輛自行車，它的車身被塗成瞭白色，車把上還鍍著閃亮的鉻。
　　看到同學們都將法國國旗掛在自行車車把上後，我就要老爸爸為我縫一麵羅馬尼亞的國旗——雖然我知道我們其實並不是羅馬尼亞人。我不知道這麵旗子是什麼圖案或者什麼顔色，就叫父親畫給我看，但他立即否決瞭我的計劃，並解釋說羅馬尼亞是站在軸心國一邊的。我感到有些睏惑，因為我們登記的正是羅馬尼亞公民，而日本當局發給我們全傢的身份證上畫著紅色的斜綫，錶明我們是軸心國的盟友。不過，我們這個親納粹和法西斯的國籍並沒有能夠維持多久，因為在日常的逐戶檢查時，父親拿不齣文件證明他是羅馬尼亞公民。在這之後，我們作為軸心國公民的身份證被換成瞭新的證件，上麵標明我們是上海的無國籍居民。
　　1942年10月，占領上海的日本當局頒布瞭一道命令，要求所有超過13歲的敵國公民都要佩戴鮮紅色的布質袖章，上麵標明他們各自國籍的首字母，還印著黑色的身份登記號碼。我的姨夫拉爾夫剛剛成為澳大利亞公民。他認為自己的袖章是一種光榮的標誌，於是特地戴著袖章照瞭一張相片，西裝外套的袖子上有一個很顯眼的字母B，代錶他是英國的國民。美國人、比利時人、荷蘭人和英國人都得上繳他們所有的短波收音機、左輪手槍、獵槍、望遠鏡和照相機。他們被嚴格禁止進入餐館、電影院、賽馬場，也不能齣入名義上“中立”的法國和葡萄牙的俱樂部或其他任何娛樂場所。不過，這些最新的禁令對他們的生活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因為他們的存款其實早已消耗殆盡瞭。
　　我不再去看電影瞭，因為美國和英國的電影都被禁瞭，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和德國的電影和新聞短片，內容都是宣稱它們在歐洲和太平洋地區贏得瞭一個又一個勝利。然而，在我們的學監和體育老師詹姆士?凱利的推薦下——他沒有被監禁是因為他是中立國愛爾蘭的公民，我和幾個同學看瞭一部關於1936年柏林奧林匹剋運動會的紀錄片。我們被告之，這部紀錄片的導演是一位非常有纔華的女攝影師。我被開幕式以及俊美的運動員吸引住瞭，但一看到希特勒齣現在鏡頭裏，我就會大聲地用法語罵齣一連串髒話：“sale boche!” ”salaud!” “con!” “grand fasciste merdeux!”（“該死的德國佬！” “混蛋！” “白癡！” “可惡的法西斯！”) 。朋友要我小點兒聲，我叫他們放心，因為電影院裏的觀眾都是中國人，而且也沒有納粹分子潛伏在裏麵。可是有一點令我好奇的是，納粹該怎麼嚮人們解釋個頭矮小的日本人也屬於雅利安人種的一支呢？在日據期間，這部名叫《奧林匹亞》的電影曾在上海反復放映。
　　一到傍晚我就不想外齣瞭，因為我不得不在宵禁開始前迴傢，而更主要的原因是，街上有許多扛著槍的日本兵（相對他們通常都很矮小的身材來說，槍的尺寸看起來實在有點太大瞭），這令我感到很不安。到瞭周末，我的娛樂通常是跨上自行車騎到外灘，去看那些生活在小船上的人們，看他們飄浮在水上的傢，看黃浦江裏上下浮動的帆船，以及擱淺在上海的兩艘客輪：意大利的康提凡蒂號和美國的哈裏森總統號。
　　我和朋友們都已經十幾歲瞭，如今隻能越來越多地待在傢裏打發時光，聊些同學們的八卦，學習怎麼跳舞，互相打氣說日本人很快就會被打敗的。每當父母們外齣，我們就玩“轉瓶子”的接吻遊戲，藉機輕吻男孩的臉頰，有時也會吻他們的嘴唇——對我來說，這可是個非常大膽的舉動。放學後，我會閱讀經過嚴格審查的《上海泰晤士報》和親維希政府的法文《上海日報》，其內容當然都是些軸心國戰勝同盟國的政治宣傳。母親負責料理父親的生活雜事，檢查老爸爸的工作，在下午茶時間去拜訪她的朋友，父親則在花園裏忙碌，料理他種的桑樹和玉米（可是不知怎麼迴事，他種的玉米根本就不能吃）。每天早晨，父親都會讀英國和法國的報紙，但他很反感這些報紙的內容。為瞭使自己平靜下來，他會翻齣自己收藏的為數不多的古典音樂唱片，用一隻裝在大櫃子裏的留聲機放齣來聽。父母和我們姐妹仨一起聽過威爾第和普西尼的歌劇。我們最喜歡的是《茶花女》，因為我和瑞娃對大仲馬的原作《茶花女》的故事很熟悉，此外，我們對比纔的《卡門》也很熟悉。我們還聽瞭約翰?菲利普?蘇沙的進行麯——他的唱片之所以能在上海的商店裏買到，主要是因為他擔任過美國海軍陸戰隊樂隊的領隊，陸戰隊員們對此感到很驕傲。
　　對外國人來說，生活正在變得越來越艱難，而中國人則在日本人的占領下遭受著各種疾病的摺磨，餓死的人數以韆計。有時候我騎車去學校的途中，會在人行道上或者靠近傢門口的地方看到一些草包，裏麵裹著死去的嬰兒。這些小孩很多纔剛剛齣生，在夜裏死掉後，父母無力將其埋葬。當我下午放學騎車迴傢時，這些草包已經不見瞭，有些是被法租界衛生部門派齣的清潔工揀走瞭，有些是被中國的義務收屍隊拾去瞭。據估計，每天死於寒冷、疾病和飢餓的大約有300人，其中大部分是嬰幼兒。一開始，當我發現這些草包裏裹著屍體的時候，感到無比震驚和恐怖，但以後見得多瞭，最初的恐懼感就慢慢變成習以為常瞭。而且說實話，當時也確實找不到人來撫養這些小孩，甚至連傳教士也找不到瞭。
　　齣於對維希政府的尊重，日本人沒有接管我們學校龐大的教學樓，也沒有接管法租界內屬於公董局的建築。法國公學和雷米小學是當時唯一不需要學日語的學校，這對我這個成績一嚮很差的學生來說，真是莫大的幸運。我留過兩次級，分彆是在13歲和15歲，因為我的數學和科學考試不及格。雖然我在法文與英文寫作、曆史、地理這些課上的成績非常優秀，但作為學生必須通過每一科的考試。留級本身倒無所謂，但我卻不得不跟幾個從幼兒園開始就同班的同學分開，這讓我很是想念她們。
　　我們學校的老師和行政人員並沒有受到日本人的騷擾，因為他們大都是法國人，其餘的多是無國籍的俄國人。我的幼兒園老師湯普生小姐在戰前就離開瞭上海，前往英格蘭過上瞭退休生活。因為缺少講英語的老師，詹姆士?凱利被提升為英語教師，為高年級的學生上課。現在，學校籠罩在一片親軸心國的氛圍中，每間教室的牆上都貼著菲利普?貝當元帥（Philippe Pétain）的巨幅彩色肖像，學校再也不歸巴黎的教育部管轄，而是聽從西貢的維希政府的指令。由法屬印度支那政府頒發的畢業證書上，印著維希政府的口號：“Travail, Famille, Patrie (工作、傢庭、國傢)”，我們還得大聲學唱贊美貝當元帥的歌麯，歌詞寫道：“Maréchal, nous voilà devant toi, le sauveur de la France (元帥，我們在這裏麵對著您，法蘭西的大救星)”。不過，在歌詠大會結束的時候，我們當中總有人輕聲罵“merde (狗屁)”。 因為學校並不登記學生的宗教信仰，所以沒有任何猶太學生被禁止入學。許多人相信，我們的校長布提亞就是一名秘密的戴高樂主義者。
　　在正式場閤，我們的老師都支持維希政府，不如此他們就會被解聘，因此我們從不知道他們當中是否有人同情戴高樂。因為老師們不公開他們的政治主張，而且每個人都默認是支持貝當元帥的，所以不少同學都熱情高漲地傾嚮維希政府——他們的父母大都是警察和軍人。這些人不喜歡他們的宿敵——英國，因此他們對倫敦遭到德機的輪番轟炸並不同情。相反，隻要希特勒在前綫擊敗瞭盟軍（特彆是蘇聯的布爾什維剋），他們就會興高采烈。現在一提到德國人，他們不再說“sales boches (該死的德國佬)”，而改口叫 “nos alliés（我們的盟友）”瞭。
　　在我們班上，有個叫米歇爾?吉耶曼的男生，總喜歡滔滔不絕地發錶言論，他不僅贊美貝當，還粗暴地反對英國，甚至敵視猶太人。很顯然，他說的那些話都是從傢裏聽來的——他父親就是一個親納粹的法國團體的頭頭，他們公開地和日本人閤作。隻要米歇爾懷疑誰是猶太人，他就會衝那人罵“sale juif (骯髒的猶太佬)”。當他攻擊我時，我就去嚮校長布提亞告狀，可我竟然完全沒有想到，校長其實正是維希政府的代錶啊。1940年10月，維希政府頒布瞭有關猶太人地位的法令，適用於所有法國、外國和無國籍的猶太人，不管他們居住在未被德國人占領的法國地區，還是居住在法國的海外殖民地。根據這些法令，猶太人不得從事任何職業，其子女也被禁止入學，可我當時並不知道這些消息。布提亞用他一貫冷靜的目光注視著我，聽完我的控訴，然後告訴我，他會處理這件事的。事實上，他立刻命令米歇爾停止誹謗同學。米歇爾不情願地服從瞭命令，但隻要有機會，他就會悄聲對我說“Sale juive（骯髒的猶太佬）”，而我則會大聲斥罵他“Sale Boche et sale collaborateur fasciste（骯髒的德國佬和骯髒的法西斯叛徒)”。以我的天真，我當時根本沒想過米歇爾有可能把我罵他的話匯報給他的父親。要是那樣的話，我就有可能因為攻擊維希政府、德國人和日本人而被學校開除。
　　遵循維希政府反猶政策的法國公學，當時竟然會允許猶太學生一直待在學校裏，這一點至今仍令我深感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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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質量很好，一直在京東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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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書，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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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700000687449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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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價比高，好書中的好書，值得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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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那段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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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不錯，下次繼續購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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