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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是农民社会的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要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大路。
内容简介
当两只小鸡在争夺一条蚯蚓时,我们能否说鸡群中存在着“私有制”?当尚未学会说话的婴儿因被人夺走奶瓶而哭闹或因“想要”而伸手去抢别人手中的玩具时,我们能否说他一出娘胎便具有了“私有者意识”?当然不能。其所以不能,是因为作为自然属性的私欲与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私有权——私有者权利观念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东西。
历来我国的土地就不是(或主要不是)“按资分配”,而是“按权分配”的,最有资格当地主的并不是商人,而是权贵。有权势的江南缙绅兼并土地,无权势的关中“陕商”不置田产,都不过是这一“传统”的不同表现模式而已。
如今等级遍布、权力万能不仅已造成严重的社会病,而且使我们所讲的“阶级”概念也走火入魔,从马克思所讲的建立在“物的联系”基础上的利益集团变成了最彻底的等级——我们的“阶级成分”一度成了不因生产关系改变而改变、不因经济地位的变迁而变迁,不但决定本人命运,还可传之子孙的某种世袭身份,直到演变为“红五类”“黑五类”那样赤裸裸的现代种姓制与贱民制!
理性的觉醒决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进化过程,它与社会化商品经济的发展、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过去脱离后者而企图仅仅依靠宣传唯物主义与无神论来克服蒙昧与迷信,结果却在一场“无神论者的造神运动”中受到了历史的嘲弄,教训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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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前近代”研究的当代意义
绪论:农民、农民学与农民社会的现代化
第一章 欲识庐山真面目——什么是封建社会
一、“农民(peasant)”与封建社会
二、“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
三、从一场争论谈起
四、马克思的封建社会观怎样变成农民的封建社会观?
第二章 羌笛声中杨柳怨——旧关中小农社会分析
一、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
二、关于“关中无地主”
三、关中无租佃
四、关中有封建
第三章 问渠哪得浑如许、——“关中模式”的社会历史渊源与宗法农民研究中的理性重构
一、民国中前期的关中模式
二、清初以来的关中模式
三、长畛、土地流通及其他
四、“自然经济的经营地主”与“过密化”问题
五、关中模式的若干背景
六、关中模式的经验意义与逻辑意义
第四章 束缚与保护的协奏曲——封建关系的三要素
一、自然经济与“命令经济”
二、宗法共同体的“公”与“私”
三、人身依附关系:强制的与“自愿”的不自由
四、束缚与“保护”:一张恢恢天网
第五章 “朱门”之外有平均,“冻死骨”中无分化——宗法时代的社会分层
一、等级分化与阶级分化
二、宗法小农的分化与“恰亚诺夫循环”
三、宗法式社会的分化模式及其定量分析
第六章 “自由封建主义”质疑——中国封建社会特点问题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商业资本主义”与“自由封建主义”
二、家-国一体的宗法共同体与“私有财产”
三、“伪商品经济”与租佃制
四、封建共同体的三种形式——我国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比西方中世纪“松弛”吗?
五、“抑兼并”——仅仅是一种“欺骗”吗?
第七章 农民的塞文与农民的万代——农民在封建社会中的位置
一、农民的“两重性”质疑
二、挣脱束缚的私有者一一农民的革命性
三、渴求“保护”的共同体成员——农民的保守性
四、宗法农民的“阶层”——亚等级分析
五、既是动力,又是对象——农民与民主革命
第八章 “难对付的阶级”及其心态——宗法农民文化的社会整合
一、“东方型嫉妒”及其他——种族文化观与社会文化观
二、阿Q的劣根性是赵太爷教育出来的吗?——宗法共同体文化整合中的农民文化
三、“都市里的村庄”——为什么城里人比农民有更多的“农民意识”?
四、农民文化与“有文化的农民”——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心态谈起
第九章 “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具体农民”与“抽象农民”的二重价值系统
一、宗法农民社会价值取向的二重性
二、“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关于“农民领袖反农民”问题
三、“农民民主主义”与近代民主制度的不同价值论基础
第十章 人性的萎缩与人情的膨胀——农民文化的伦理观探析
一、人性与人情
二、“贫农的性自由”与礼教的性禁锢
三、“人情同心圆”与农民社会的信息传播模式
四、“家族凝聚力”之谜
五、“人情同心圆”的消解与亲缘组织的“现代化”
第十一章 非理性种种——农民思维方式探析
一、中国文化是一种“理性文化”吗?
二、“理性的小农”与农民的非理性
三、宗法农民非理性的各种类型
第十二章 农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古典小农与古典文明
二、“五月花精神”与“美国式道路”
三、广义民主革命与农民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
四、严重的教训
五、世界“后现代化”时代的农民改造问题与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两种前途
结束语 从田园诗到狂想曲
精彩书摘
“农民(peasant)”与封建社会(1)一、“农民(peasant)”与封建社会
如今的人们不会对“新时代的农民”之类词组感到别扭;仍然断言农民是现代化之弃儿的言论,也比过去少多了。然而无疑,当人们提到农民的时候,更多地还是联想到人类的农业文明时代。在古汉语中,甲骨、金文时代就已分别有了“农”与“民”这两个词,但作为一个词的“农民”则出现得稍晚。《礼记·月令》有“农民毋有所使”句;《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条称:“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吕氏春秋》则提到“古圣之重农民”。在这些较早出现“农民”一词的典籍中,“农民”这一概念已经有了职业与身份等级这双重意义:
“农(農)”主要是个职业概念。“農”字下为“辰”,古时指贝壳制的农具,是为意符;上为“曲”,曲古音奴,是为音符。但远古汉语多同音义通,因而曲亦有“奴”义(后之“部曲”、“委曲”诸词仍然保有此义痕迹),于是“农”也就有了身份低下的意思。
“民”主要是个身份概念。“民”,古同“氓”、“萌”,指卑贱的下人。后世无论是贱民、下民、草民、子民等称呼,还是官民、绅民、君民等对举,都显示了“民”的卑下身份。这种身份是传之子孙的。包括“农民”在内的“四民”最初几乎就是四个种姓:“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等等。那时绝大多数“民”自然是务农的,于是“民”在很多场合也有了职业含义:“农者,民。”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三。“农”、“民”成了近义。因而古字书《六书略》作了这样的“解字”:“民:象俯首力作之形”。
清代的《康熙字典》不满意《六书略》的解释,认为“四民兼士农工商,岂力田始称民乎?《六书略》之说,穿凿不可从”。这一批评当然是有分量的。不过如果我们注意到一字可有广、狭、古、近诸义的话,则《六书略》之说也未必为“穿凿”。即如《康熙字典》本身对此亦有旁证,该书“萌”字条曰:“耕亦曰萌”,而古时萌与民通,这是《字典》也提到的。其引《说文》曰:民,“众萌也,言萌(懵)而无识也。”又氓:“《说文》:民也”,“《石经注疏》作甿,甿与氓通。”又《汉书·刘向传》“民萌何以戒勉”条注曰“萌与甿同”。可见,古时民、氓、萌皆训“甿”,而“甿”就是农奴。《周礼·地官·遂人》曰:“凡治野:以下剂致甿,以田里安甿,以乐昏扰甿,以土宜教甿。稼穑:以兴锄利甿,以时器劝甿,以强子任甿。”郑玄注曰:“变民言甿,异外内也。甿,犹懵懵无知貌也。”
可见,尽管从广义、近义而言,“民”为士农工商之总称,但从狭义、古义而言,民(氓、萌)本同甿,指务农的下等人。他们在“田”边“忙”碌,“俯首力作”,而被上等人视为“懵懵无知”、“萌而无识”的贱者。他们以凝固的身份被置于公社之中,致之以“下剂”,安之以“田里”,教之以“土宜”,劝之以“时器”,任之以“强子”。在后世“民”的概念广义化以后,上述“民”的狭义仍然处处可见。如农时被称为“民时”(《国语·齐语》:“无夺民时,则百姓富”),农事被称为“民事”(《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农兵被称为“民兵”(《玉海》卷一三九《庆历兵录》:“凡军有四:……曰民兵,农之健而材者籍之”),农具被称为“民用”(《国语·周语上》:“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注:“用,谓田器也”),农业被称为“民功”(《国语·越语下》:“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睦熟”),等等。而最明显的是在户口管理上,直到明清仍把农籍称为“民籍”。明代有军、民、匠、灶(盐户)诸色户籍,皆世代相袭,不得更易。明时的屯田又有军屯、商屯与民屯之别。这里的“民”非军非商非匠非灶,实专指农户而言。清代亦然,《清会典》卷十七《户部》称:“凡民之著于籍,其别有四:一曰民籍,二曰军籍,三曰商籍,四曰灶籍。”“凡民之别:有民户,有军户,有匠户,有灶户,有渔户。”所谓民籍、民户,即指农籍、农户。农者民也,民者农也,职业概念与身份等级概念混而为一了。
显然,这个意义上的“农民”只能是个前现代的概念。因为现代文明可以有农业这种职业,但不可能有身份等级制。
人们一般用“农民”一词去翻译英语中的peasant(总称peasantry)与farmer两词,这自然只能是近似的:不同文化背景使两种语言中的词汇间难以精确对应。不过西方也有过存在身份等级制的农业文明时代,因而他们的“农民”也是职业概念与身份概念的结合。其中farmer这个词是由farm(农业、农庄)派生的,主要是个职业概念,常与fisher(渔民)、artisan(工匠)、merchant(商人)等职业并列。现代社会中仍有农业,自然也就有farmer,?当今发达国家的农业主要由市场经济中的农场构成,因此在现代语言中,farmer已逐渐含有“农场主”之义了。
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 这本厚重的著作,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史学画卷,带领读者深入探寻中国北方腹地——关中地区,在前近代社会(大致指从秦汉至清朝中期)的独特发展脉络。它并非简单地罗列史实,而是试图构建一种全新的理解框架,挑战既有的一些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认知。作者通过对关中模式的细致梳理与深入剖析,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为复杂、多元且充满生命力的前近代中国。 第一部分:关中的地理人文基石——孕育与塑造 书的开篇,作者首先将目光投向了塑造关中一切的根本——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关中平原,四面环山,渭河贯穿,自古以来便被誉为“天府之国”,拥有肥沃的土壤和相对独立的空间。这种地理格局,既带来了农业生产的优越条件,也塑造了其相对封闭却又易于防守的地域特征。作者详细考证了关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貌变迁、水系分布以及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例如早期农业文明的起源、灌溉系统的发展如何成为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基础。 紧接着,作者深入探讨了关中地区的人文景观。这片土地承载了无数历史的足迹,从周朝的建都到秦朝的统一,再到汉唐的盛世,关中始终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作者不仅关注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如何影响了人口的流动、资源的汇聚,更着眼于这些历史事件如何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关中人的地域认同、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例如,他对关中地区宗族制度的演变、民间信仰的形成、以及地域文化如何与官方文化相互渗透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描绘。他还特别强调了关中地区在农耕文明中的特殊地位,如对土地的依恋、对家庭伦理的重视,以及在应对自然灾害时所形成的互助合作传统。 第二部分:关中模式的内涵——经济、社会与权力 “关中模式”并非一个预设的理论框架,而是作者在深入研究史料后提炼出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全书的核心,它将关中模式的核心要素进行层层剥离,进行细致的解析。 在经济层面,作者摒弃了将中国古代经济简单视为“小农经济”的单一论调。他通过对关中地区不同时期农业生产方式、土地制度、商品交换、手工业发展以及城市经济的研究,揭示了关中经济的复杂性。他分析了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如何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得到发展,地权分配的模式如何影响了社会阶层,以及关中地区作为交通要道,在区域商品流通和区域经济联系中扮演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特别关注了当地的一些特殊经济现象,例如“庄园经济”的演变、手工业的专业化以及商业的区域性特色。他还探讨了在不同朝代,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如何与关中本地的经济生态相互作用,以及这种作用产生的具体影响。 在社会层面,作者认为关中模式的核心在于一种“韧性”的社会结构。他认为,尽管经历战乱、饥荒等冲击,关中的社会结构总能以某种方式恢复并维系。他深入研究了当地的家庭组织、宗族关系、邻里互助以及民间社团的作用。他指出,在缺乏强大中央控制的时期,这些基层社会组织成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提供社会保障的重要力量。他还对关中地区不同社会阶层的构成、流动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描绘,例如士绅阶层在地方治理中的角色,农民的抗争方式,以及商人的社会地位变迁。他尤其关注了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社会网络如何应对新的挑战,例如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传统关系如何被重塑或瓦解。 在权力层面,作者挑战了“中央集权”的绝对权威观,强调了地方权力的重要性。他分析了在关中地区,中央政府的权力是如何被地方的地理、经济、社会因素所制约和转化的。他关注了地方官僚、士绅、宗族首领等在地方治理中的实际作用,以及他们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复杂博弈。他还探讨了在地方权力结构中,法律、习俗、道德规范如何共同发挥作用,形成一种独特的“治理模式”。他对关中地区出现的某些地方性权力“真空”或“边缘地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以及这些区域如何孕育出独特的社会力量。 第三部分:田园诗的诗意与狂想曲的张力——关中模式的动态演进与历史意义 “田园诗”的比喻,意在展现关中模式中那些稳定、宁静、自足的一面,如同耕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诗意生活。然而,作者也明确指出,这种模式并非一成不变的静态景观,它始终处在动态的演进之中,并伴随着“狂想曲”般的张力与冲突。 在这一部分,作者将时间线拉长,追踪关中模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如汉魏六朝、隋唐、宋元、明清)的演变轨迹。他分析了外部的政治动荡、经济变革、文化交流如何冲击或重塑关中模式。例如,丝绸之路的兴衰对关中商业和文化的影响,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如何改变了关中的人口构成和生产方式,以及明清时期中央集权政策的加强如何影响了地方的自治程度。他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展现了关中模式在不同时代所展现出的适应性与局限性。 “狂想曲”则体现在关中模式内部的张力与矛盾。作者不回避关中地区所经历的动荡、反抗、社会危机。他对发生在关中的农民起义、地方豪强的崛起、以及社会结构瓦解的时期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认为,正是这些“狂想曲”般的冲突与变革,才使得关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续和发展。他分析了在面对生存压力时,关中人民所展现出的顽强生命力,以及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各种行动。 最后,作者着眼于关中模式的历史意义。他认为,对关中模式的再认识,有助于我们打破对中国古代社会“铁板一块”的刻板印象,认识到中国地域多样性的重要性。他认为,关中模式所展现出的基层社会的韧性、地方权力的运作方式,以及在动荡中寻求平衡的智慧,对于理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他甚至将这种模式与当今社会的一些现象联系起来,探讨其对现代社会建设的借鉴意义。他鼓励读者从宏观的视角出发,深入到具体的地域肌理中,去理解中国历史的丰富内涵,去感受不同地域模式在历史长河中所激荡出的独特旋律。 总而言之,《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并非一本易读的通俗读物,它要求读者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基础和思考能力。但对于那些渴望深入理解中国历史、挑战既有认知、探寻地域文化精髓的读者而言,这本书无疑是一次令人耳目一新、收获颇丰的智识之旅。它以其严谨的考证、深刻的洞见和独特的叙事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前近代中国社会的新视角,让我们在“田园诗”的静谧与“狂想曲”的激昂中,感受到历史的深邃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