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關於魏碑拓本的著作,其裝幀和印刷質量簡直是教科書級彆的典範。紙張的質感厚重而細膩,即便是早期的拓片影印,也能感受到墨色在紙張上的滲透與層次感。裝幀工藝更是體現瞭對古籍的尊重,書頁的展開度極佳,即便是精裝本,也絲毫不會有閱讀上的束縛感。尤其值得稱贊的是,對於拓片細節的捕捉,那細微的刀刻痕跡、因歲月侵蝕産生的泚筆和剝蝕,都清晰可見,這對於研究碑刻藝術的學者來說,無疑提供瞭最直接、最直觀的視覺材料。每一幅拓片旁邊的文字說明也詳略得當,不拖遝,不賣弄,精準地指齣瞭碑文的時代背景、書寫風格的演變,以及與同時期其他碑刻的異同。這本書的排版設計充滿瞭古典韻味,留白恰到好處,使得原本密集的文字和豐富的圖像得以呼吸,閱讀體驗極佳。它不僅僅是一部資料匯編,更像是一件精心製作的藝術品,捧在手中,就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時空的莊重與肅穆。
評分對於一個習慣於數字媒體閱讀的當代讀者來說,擁有一本如此精良的實體書,本身就是一種儀式感。在快餐式閱讀盛行的今天,能夠沉下心來,專注於這些綫條的凝滯與流轉,需要一種刻意的“慢”下來。這本書恰恰提供瞭這種契機。它的體量和重量,讓你在閱讀時必須使用雙手,這種物理上的接觸,使得人與書本之間的聯結更加緊密。我甚至會發現,在不同光綫下觀察同一塊拓片,其感受都會有所不同,有時候需要側光纔能看到微妙的刀痕,有時候又需要在柔和的室內光下纔能捕捉到墨色的層次。這種與實體媒介的互動性,是任何電子屏幕都無法比擬的。它強迫你放慢節奏,去品味那些古代工匠留下的每一筆印記,這對於緩解現代生活的焦慮感,也是一種意想不到的療愈。這是一部值得反復摩挲、常伴左右的藝術經典。
評分從文學性角度來審視,這本書的敘述方式也頗為引人入勝。它沒有采用那種枯燥的學術論文腔調,而是將冰冷的史實和抽象的藝術評論,融入瞭一種近乎散文的流暢敘事之中。讀起來,感覺不像是在啃一本專業工具書,倒更像是在聽一位老先生娓娓道來他畢生對金石學的熱愛與探索。這種娓娓道來的敘述,使得那些晦澀難懂的碑刻背景知識,也變得生動起來,仿佛那些漢末的士大夫、北魏的工匠們,都重新站在瞭眼前,他們的悲歡離閤、他們的筆墨意誌,都透過這薄薄的拓紙,嚮今人訴說著韆年的秘密。尤其是對某些碑刻“齣土”或“重見天日”過程的描繪,充滿瞭戲劇張力,讓人不禁為之擊節贊嘆,這種對曆史細節的還原,極大地增強瞭閱讀的沉浸感和代入感。
評分這本書的學術價值,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其對“摹寫”與“考證”之間平衡的把握上。許多碑帖研究的著作,要麼過度依賴現代技術對原拓進行“優化”,失卻瞭古意的韻味;要麼則是一味地推崇拓本的“原貌”,導緻一些難以辨認的殘損部分成為研究的障礙。而此書則巧妙地在兩者之間找到瞭一個支點,它一方麵忠實地呈現瞭拓本的原始狀態,那些模糊不清、模糊帶過的部分,被原樣保留下來,體現瞭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另一方麵,在注釋部分,它又極其審慎地結閤瞭其他相似碑刻的例證,對存疑之處給齣瞭閤理的推測和多角度的解讀,而不是武斷地下結論。這種嚴謹的“存疑”態度,正是優秀學術著作的標誌之一,它鼓勵讀者帶著批判性的眼光去觀察和思考,而不是被動地接受既定的結論,極大地提升瞭本書作為研究參考資料的可靠性和開放性。
評分這本書的選篇眼光極其獨到,它似乎跳脫瞭傳統魏碑研究中那些“爛熟於心”的經典碑帖,而是挖掘瞭一些相對小眾但藝術價值極高的作品。這種“冷門”的取捨,恰恰反映瞭編纂者深厚的學術功底和對書法史脈絡的透徹理解。通過閱讀這些偏門的拓本,我仿佛跟隨一位經驗老到的嚮導,走進瞭魏碑藝術的腹地,接觸到瞭那些尚未被過度解讀、保留著原始生命力的作品。對於書法愛好者而言,這無疑是一次拓寬視野的絕佳機會。書中的考證部分也做得非常紮實,對每一方碑刻的存世情況、曆代收藏傢的流傳脈絡都有細緻的梳理,嚴謹而不失趣味性。它教會我的不是如何去模仿某個字的點畫結構,而是如何去理解同一時期不同地域、不同書傢在審美取嚮上的細微差異。這種深層次的剖析,遠比單純的“臨帖”指導要來得寶貴得多。
評分三國時期,魏王曹操提倡儉樸、薄葬,禁止樹碑為個人立傳,一般的士大夫階層遂將死者的生平及歌頌文辭鎸刻於一較小的石麵上,此石置棺內隨葬,後經齣土,稱為墓誌。有的文辭用韻語結尾的稱“銘”,也稱“墓誌銘”。墓誌的書法往往能體現當時的書法水平,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古代碑帖鑒賞》費聲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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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玄宗禦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妓。時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齣入於其間,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為秘書正字,年十歲,形狀獰劣,而聰悟過人。玄宗召於樓上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為施粉黛,與之巾櫛。玄宗問晏曰:“卿為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貴妃復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得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玄宗與貴妃及諸嬪禦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及黃文袍以賜之。
評分楊國忠之子暄,舉明經,禮部侍郎達奚殉考之,不及格,將黜落,懼國忠而未敢定。時駕在華清官,殉子撫為會昌尉,殉遽召使,以書報撫,令候國忠具言其狀。撫既至國忠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滿門,將欲趨朝,軒蓋如市。國忠方乘馬,撫因趨入謁於燭下,國忠謂其子必在選中,撫蓋微笑,意色甚歡。撫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試不中,然不敢黜退。”國忠卻立,大呼曰:“我兒何慮不富貴,豈藉一名,為鼠輩所賣耶!”不顧,乘馬而去。撫惶駭,遽奔告於殉曰:“國忠持勢倨貴,使人之慘舒,齣於咄嗟,奈何以校其麯直?”因緻暄於上第。既而為戶部侍郎,殉纔自禮部侍郎轉吏部侍郎,與同列。暄話於所親,尚嘆己之淹徊,而謂殉遷改疾速。蕭穎士,開元二十三年及第,恃纔傲物,曼無與比。常自攜一壺,逐勝郊野。偶憩於逆旅,獨酌獨吟,會有風雨暴至,有紫衣老人,領一小童,避雨於此。穎士見之散冗,頗肆陵侮。逡巡風定雨霽,車馬卒至,老人上馬嗬殿而去。穎士倉忙覘之,左右曰:“吏部王尚書,名丘。”初,蕭穎士常造門,未之麵,極驚愕,則日具長箋造門謝。丘命引至廡下,坐責之,且曰:“所恨與子非親屬,當庭訓之耳。”頃曰:“子負文學之名,踞忽如此,止於一第乎?”穎士終揚州功曹。
評分墓誌銘為在墳墓中或墳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跡所寫的一份簡介,尤其對於偉大或值得紀念的人其墓經常有墓誌銘,在中國和西方都有這種習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國已不流行寫墓誌銘。
評分銘文精短活潑,或用騷體,或類五、七言詩歌或似佛傢倡語,或同警世格言,妙語珠璣而不浮華,蘊藏哲理而不晦澀。這是墓誌銘及其它座右銘在記功、記物等銘文的特色。明孔貞運《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誌銘》:“按狀:公諱可立,字禮卿,彆號節寰。(袁可立)先世居鳳陽,始祖榮,國初以戰功屢調堅城衛百戶,即今睢陽衛也,遂徙於睢,代以德望著。”
評分明代徐師曾在《文本明辨序說》中說:“按誌者,記也;銘者,名也。”誌是用散文記敘死者姓名、字號、籍貫、官級、功德事跡的。銘是用韻文概括誌的全文,並對死者緻以悼念、安慰、褒揚之情,是委婉抒情的。但也有隻用碑記(文)或碑銘的。
評分銘本是記載、鏤刻之意,它開始是刻(或鑄)在銅鼎上;以後也刻在石碑、金屬闆等器物上,或以稱功德,或引申藉鑒,逐漸演變成獨立的文體。劉勰著的《文心雕龍》中有《銘箴》篇;蕭統編選的《昭明文選》中有班固等人的銘文五篇;吳楚材、吳調侯編選的《古文觀止》中有劉禹锡的《陋室銘》,至今傳誦。
評分墓誌是存放於墓中載有死者傳記的石刻。它是把死者在世時,無論是持傢、德行、學嚮、技藝、政績、功業等的大小,濃縮為一份個人的曆史檔案,以補傢族史、地方誌乃至國史的不足。也是墓誌斷代的確證。 墓誌銘包括誌與銘兩個部分。關於它的起源,縱說紛繁,但墓誌銘真正成為一種文體應該始於南朝,正如清朝汪汲在其《事物原會·墓誌銘》書中就這樣認為,比較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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