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给儿子,他还没看,我倒入迷了
评分但是价格实在太贵,华夏都是抢钱的么,纸张也差
评分依我看,所以为这些对话写些文字,最重要的原因不过是增进阅读——一个人自己对柏拉图的阅读,还有其他人的阅读。因此,衡量一种解释的试金石就在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让一个人带着相关的洞察和新问题返回这些对话。倘若如此,本书就必须写下对某种阅读方式的说明。同样,至于柏拉图著作的本性和目的,本书也反映出一种特殊的理解,而且,本书所反映的阅读方式或习惯在于,最好是让柏拉图的文本展露出它们自己的重要性。
评分希腊化时代政治思想被专制政体所取代,君主通常以神权或半神权作为号召。亚历山大大帝在埃及以上帝之子的身分统治,在希腊被美化为神来崇拜。他身故之后,希腊化各国皆是仿效他的做法。这种情况以塞流卡斯王国和托勒密王朝更为明显,塞流卡斯王朝君主安条克四世统治叙利亚用“上帝显现”(Epiphanes)的衔号;托勒密王朝君主在签署诏命时用“上帝”(Theos)的名义,惟独马其顿的情况不像前述两者如此明显。
评分苏格拉底的审判这一发生在古希腊的事件之所以被持续关注,正是在于古希腊的思想脉络当中,哲学与政治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这样一个老问题,现在要有些新意,恐怕是有些困难的,但同时也是在提供一个不断渗入理解苏格拉底-柏拉图思想的契机。《政治哲学的悖论:苏格拉底的政治审判》一书脱胎于作者的博士论文,开头即关注《苏格拉底的申辩篇》,但作者的主要关注却并不在此,而在于其后对其他五篇对话的关注,试图从此种发掘出这一事件的意涵与启发。本书对这场戏剧的研究可以清晰地一分为二,两部分各自发生在一个前后相继的日子里。爱利亚异乡人对苏格拉底的“告发”发生于《智术师》和《治邦者》之中,而同时,苏格拉底则开始一个预期中的“辩护”,假定一种反思性的自我展示的形式,而且,他的辩护也通过前一天《泰阿泰德》、《游叙弗伦》和《克拉底鲁》的进程而逐步发展。从戏剧形式言之,这场哲学审判的两部分各以不同的方式彼此竞争:当第一部分展现了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时,第二部分中苏格拉底却长时间处于沉默状态,这部分则构成了异乡人哲学的自我展示。这种写作结构本身,其实也显示出了作者的基本思路:苏格拉底与异乡人之间的对话,以及在这种对话当中破除过分关注苏格拉底的成见,而试图将其置回希腊思想的总体氛围当中,真正廓清苏格拉底思想的基本风貌极其关切。
评分帮同事购买,第一次,觉得还不错哦,下次需要还会再过来
评分作者是目前美国学界比较出色的政治哲学学者,从哲学视角理解苏格拉底审判,这本书写的比较复杂,但义理给人很多启发,喜欢的买吧!
评分本世纪初,还生活着一个名叫尤利乌斯·施托泽,以教书为业的人。当他还是一个学生,一个十六岁的文科中学学生的时候,与艾克曼博士住在距歌德寓所仅几步之遥的同一幢房舍里。施托泽与跟他同住的一个同学有时当老人坐在他的窗下时,偶然会伴随着怦怦心跳瞥见他若明若暗的身影。两个孩子怀着真正从近处仔细看他一眼的热切愿望,求助于这个与他们同舍居住的助手,恳请他无论如何要为他们寻找这样一次机会。艾克曼天性和善可亲;他让两个孩子在一个夏日从后门进入这个著名寓所的花园,他们惴惴不安地站在那里等待着歌德,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是:他确实也走了过来,身着一件浅色外衣——大概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件法兰绒睡衣——每逢这一时刻在这里漫步,由于他看见了这两个孩子,便向他们走去,散发着eau-de-Cologne(科隆香水)的香味,自然是背着手,挺着腹,面带一副帝国直辖市法律顾问的表情,借以掩饰——这已被证明是可信的——他的尴尬,他站在他们面前,问他们的名字和要求——很可能同时问两个孩子,若果真如此,这就显得很严肃了,而且几乎不容作出回答。由于他们有点儿吞吞吐吐,老人建议他们努力学好功课,他们也许将这领会为:这胜似在这里张着嘴巴发呆,他们最好是坐下来做好自己的功课,——接着他继续走下去了。这个迷人的小伙子被吓丢了魂儿。这一场戏之后,伊莎贝拉来到监狱,与弟弟谈他们的处境--他们的讨论受到公爵的监视(3.1.48-149)。这是伊莎贝拉最糟糕的一刻。她告诉弟弟,她遭受着不堪的重负,希望弟弟接受死刑,这是她保住童贞的代价。他不能自己活着,却让她的耻辱蒙着自己的良心。弟弟的死与自己将会做出的牺牲相比,简直什么也不是。她接着公爵的话题告诉弟弟,死是多么不足挂齿。她的主题曲是死亡,而不是失去荣誉,但是,克劳迪奥以及大多数人,人性地--太人性地想要知道,是否就是应该这样。当她说明自己为了救弟弟的命必须要做的可怕的、不可能的事时,克劳迪奥就死的决心开始动摇。这是让人背脊发凉的一个场景,但也以其特点成为莎士比亚最具喜剧性的发明之一。当克劳迪奥发现伊莎贝拉根本无意按照安哲罗提出的方式救他的命时,他带着善意放弃了,他说:“你不能那么做。”伊莎贝拉欢欣地回答说,如果只是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正如克劳迪奥的命受到威胁一样,她就会像扔掉一个别针一样扔掉自己的生命。对她的这个说法,克劳迪奥回答说:“谢谢你,亲爱的伊莎贝拉。”话中的语气可想而知。于是,克劳迪奥开始让自己沉浸在那种学究式的诡辩之中,即如安哲罗和伊莎贝拉之间发生的谈话那样。克劳迪奥说,安哲罗不可能把通奸看成不可赦的罪恶,因为他是个聪明人,不会为了“一时的游戏”换来终身的愧疚。“那一定不是罪恶'/即便是罪恶,在七大重罪中也该是最轻的一项。”
评分在20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位置,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了”。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同样激烈地展开,“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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