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3
《观众心理学》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
当代美学的起点是"接受美学",也就是审美心理美学。本书是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奠基之作。
余秋雨编写这部教材的主旨在于:为艺术表现寻找观众的心理依据。
这个主旨的衍生成果,必然是为艺术表现找到美学自觉。
余秋雨戏剧学著作全新修订版,中国审美心理美学领域的奠基之作。
《观众心理学》中国首本从观众心理入手,系统地研究戏剧家如何了解观众、适应观众、征服观众、提高观众等问题的专著。余秋雨认真钻研了以德国为基础的接受美学和艺术心理学,融会贯通后,由此编成一部教材,并把长期被滥捧或狂贬所歪曲的中国艺术,作为与接受美学碰撞的重要素材。为了避免过于抽象,举了古今中外艺术家的实践来证明。作为学科,它们是新的,但作为学科所传达的审美心理范畴,却从人类拥有艺术以来就一直在发挥作用。因此,它们与艺术实践的遇合,将会两相滋养:既让艺术获得全新的思维高度,又让学术获得悠久的感性支援。
《余秋雨学术六卷:观众心理学》中逐一证明,所有的艺术措施其实都来自观众接受时的心理元素。这样的书,本来应该由心理学家来写,我却为心理学家们提供了另一个方位,那就是艺术家的审美立场。“审美”,其实已经属于心理学范畴。因此,在《余秋雨学术六卷:观众心理学》看来,“美学”的更合适的内涵,应该是“审美学”。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八月生,浙江人。以戏剧为起点的文化极端主义专制,勇敢地建立了《世界戏剧学》的宏大构架,出版至今三十余年仍是这一领域重要教材,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同时,又以文化人类学的高度完成了全新的《中国戏剧史》,以接受美学的高度完成了首部《观众心理学》,并创建了自成体系的《艺术创造学》,皆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推举为当时中国大陆很年轻的高校校长,并出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曾获“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国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
二十多年前毅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寻访中华文明被埋没的重要遗址。所写作品,既大力推动了文物保护,又开创了“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体,摹仿者众多。
二十世纪末,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了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希伯来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等一系列很重要的文化遗迹,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他所写的书籍,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仅在台湾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读书人*佳书奖”“金石堂*有影响力书奖”等一系列重大奖项。
近十年来,他凭借着考察和研究的宏大资源,投入对中国文脉、中国美学、中国人格的系统著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杂志等机构一再为他颁奖,表彰他“把深入研究、亲临考察、有效传播三方面合于一体”,是“文采、学问、哲思、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
自二○○二年起,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联合国中国书会讲授“中华宏观文化史”“世界坐标下的中国文化”等课题,每次都掀起极大反响。二○○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授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院长、香港凤凰卫视首席文化顾问、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总序
引论 心理美学
一 什么是心理美学
二 心理美学的立足点
三 对“观众”的误解
四 “正常观众”
五 心理美学的首要范畴
六 心理美学中的悲剧美和喜剧美
七 悲剧美为何发生转型
八 喜剧美为何不适合情感投入
九 这一对范畴融合了
十 又从心理学通达了哲学
十一 审美心理机制
十二 以“注意”为例
十三 随意注意
十四 屏风之争
十五 心理空间
本论 观众审美心理
第一章 学理基础
一 心理研究是一种思维升级
二 接受美学与心理学相遇
三 接受美学的基本思路
四 期待视域
第二章 综合的心理需要
一 心理需要的第一度对象化
二 心理需要的第二度对象化
三 心理定式
第三章 反馈流程
一 反馈的意义
二 集体心理体验
三 剧场内的多角反馈
四 剧场内外的反馈
第四章 观众的感知
一 特殊的强度
二 变异
三 感知真实
四 感知力度
第五章 观众的注意力
一 注意力的引起
二 注意力的持续
三 注意力的分配
四 注意力与故事结构
第六章 观众情感的卷入
一 戏剧情感的特点
二 观众情感的卷入过程
三 负面情感和复杂情感
四 共鸣
第七章 观众的理解和想象
一 观众渴求理解
二 理解的层次
三 想象
第八章 心理厌倦
一 适应与厌倦
二 对比性心理程序
三 保留剧目
这就把全体观众一下都拉进了戏里,而观众席一旦成了舞台的延伸区,原先舞台上制造的幻觉和幻境也就暂时打破了。其时,阿巴贡作为一个角色还是完整的,但他直接与观众对话起来,隐在角色背后的演员需要对观众的反应作出反射,而观众的反应也就显得更加重要。这样,观众对于演员的反馈也就呈现为直线短程。多次扮演过阿巴贡的中国演员李家耀曾说,当他询问观众钱箱的下落时,观众的反应会是各种各样的,他也就根据不同的反应把戏演下去。有时,观众对询问的回答是一片笑声,李家耀立即说:“你们还笑!”有时,个别观众会调皮地答一句:“不告诉你!”李家耀就说:“你们不告诉我,我也知道!”更多的情况是观众席里一片寂静,没有回答,李家耀便气鼓鼓地骂道:“原来你们是哑巴!”有一次,一个观众根据剧情回答角色的询问:“钱箱是你家里人偷的。”李家耀就厉声反驳:“不,你骗人!我看准是你偷的!”②为了使这种反馈关系达到新的高度,李家耀演这段戏的时候还直接来到观众席里,把甬道当作街道,把观众当作看热闹的人,他乱窜乱找,不断地根据身边观众的反应作出各种即兴表演。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发了疯的吝啬鬼角色,但在剧场中进行着灵敏而快速的心理递接的,则是演员和观众。
川剧演员薛艳秋演潘金莲引诱武松不成,垂头丧气地闭门退场,突然又回身直奔台口,探询四周:“龟儿子,你是不是在骂我?”这与阿巴贡直问观众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薛艳秋展现的是一个妇人的私情和隐忧,把难于呈现的心理活动形象化了,而阿巴贡的发疯举动倒是很可能会在那个情境中产生的。因此,同样是演员与观众的直接连接,薛艳秋的这声发问,匠心更深了一层。演员预计并感受着观众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憎恶,她需要以潘金莲的身份对这些无形的信息作出反应,一句发问,既揭示了角色的内心,又使观众情绪获得宣泄。
另有一种演员与观众直接接通的方式,不仅暂时摆脱了戏剧情境,而且也暂时摆脱了角色,演员突然让观众明白这是在演戏。京剧《连升店》中穷秀才连升三级,势利的店主百般逢迎,一步一揖地相送,秀才问:“你要送我到哪里去?”店主答:“我这是送你到后台去。”在这种情况下,观众大多会爆发出笑声,笑演员说了大实话。这种笑声,严格说来,是观众从迷醉中获得自我归复的清醒剂,也为演员从假面中获得自我归复创造了条件。接下去,演员与观众可能仍然会凭借着角色进行交流,但在这里断开一条互相直视的豁口大有好处。观众可以从剧情中解脱出来,冷静而超逸地理解这种场面所包含的意义。
……
什么是“学术”?我想,这个问题一定会让很多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张口结舌。如果问到的是外国人,他很可能结结巴巴说出一大串不同的词语:Scholarism? Academic Research?Learning? Theory? Teaching? Science?……断断续续,没完没了,却更不知道怎么定义了。
我只能说,学术,这是一群奇怪的人所做的奇怪的事,做得专注、沉闷、漫长。远离身边实利,远离流行热点,远离通俗话语,既缺少表情,又缺少色彩,更缺少社会关注。但他们相信,自己是在寻找种种事物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高低美丑。如果找出,就有可能贯通时空,推进文明,教育后代。
对此,我还要作一个特别的补充。
我认为,学术研究的最大意义,是研究者本人的自身建设。学术,只有学术,才有可能使我们的人生更理性、更宏观、更周密、更深入、更清晰。
其实,除了研究者之外,对学术著作的阅读者来说,也是这样。
因此,不管周边的世界多么诱人,自己的生命多么强劲,都应该静下心来接触一点学术,哪怕是一段时间也好。否则,我们很可能在潇洒喜乐间,失去重量,失去根基,失去制衡。
学术,是人生长途中的“必要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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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在京东买书要有些书籍的基本知识,现在的书与古书不同路。书籍的历史和文字、语言、文学、艺术、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最早可追溯于石、木、陶器、青铜、棕榈树叶、骨、白桦树皮等物上的铭刻。将纸莎草用于写字,对书籍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约在公元前30世纪,埃及纸草书卷的出现,是最早的埃及书籍雏形。纸草书卷比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赫梯人的泥版书更接近于现代书籍的概念。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约在公元前 8世纪前后出现的简策。西晋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种用竹木做书写材料的“简策”(或“简牍),在纸发明以前,是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统称为简,稍宽长方形木片叫“ 方”。若干简编缀在一起叫“策”(册)又称为“简策”,编缀用的皮条或绳子叫“编”。 中国古代典籍,如《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以及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近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孙子兵法》等书,都是用竹木书写而成。后来,人们用缣帛来书写,称之为帛书。《墨子》有“书于帛,镂于金石”的记载。帛书是用特制的丝织品,叫“缯”或“缣”,故“帛书”又称“缣书”。 公元前 2世纪,中国已出现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如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灞桥纸。东汉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加以改进制成蔡侯纸(公元105)之后,纸张便成为书籍的主要材料,纸的卷轴逐渐代替了竹木书、帛书(缣书)。中国最早发明并实际运用木刻印刷术。公元 7世纪初期,中国已经使用雕刻木版来印刷书籍。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中国书籍的形式主要是卷轴。公元10世纪,中国出现册叶形式的书籍 ,并且逐步代替卷轴,成为世界各国书籍的共同形式。 公元11世纪40年代,中国在世界上最早产生活字印刷术,并逐渐向世界各国传播。东到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各国,西经中近东到欧洲各国,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人类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公元14世纪,中国发明套版彩印。15世纪中叶,德国人J.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术加快了书籍的生产进程,为欧洲国家所普遍采用。15~16世纪,制造了一种经济、美观、便于携带的书籍;荷兰的埃尔塞维尔公司印制了袖珍本的书籍。从15~18世纪初,中国编纂、缮写和出版了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性质和丛书性质的出版物── 《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 18世纪末,由于造纸机器的发明,推动了纸的生产,并为印刷技术的机械化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印制插图的平版印刷的出现,为胶版印刷打下基础。19世纪初,快速圆筒平台印刷机的出现,以及其他印刷机器的发明,大大提高印刷能力,适应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书籍生产的不断增长的要求。 历史进程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书是在5000年前古埃及人用纸莎草纸所制的书。到公元1世纪时希腊和罗马用动物的皮来记录国家的法律、历史等重要内容,和中国商朝时期的甲骨文一样都是古代书籍的重要形式。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的拷贝都是由手工完成,其成本与人工都相当高。在中世纪时期只有少数的教会、大学、贵族和政府有著书籍的应用。直到15世纪谷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书籍才作为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物品,从而得以广泛的传播。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随著网络的普及书已经摆脱了纸张的局限,电子书又以空间小、便于传播、便于保存等优势,成为未来书的发展趋向。 今天,人们能够了解中国三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状况,知道二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情形,读到优美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一切,都有赖于古代的书籍。 中国最早的书籍,出现于商代,是用竹子和木头做的。竹子和木头是常见并容易得到的东西,在造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前,缺少合适的书写材料,人们就把竹子和木头削成狭长的小片,用毛笔在上面写字。用竹子削成的狭长小片叫“竹简”,用木头削成的叫“木简”,它们统称为“简”。简上通常只写一行字,如果写错了,就用小刀刮去重写,所以古代把删改文章叫“删削”,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书籍开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简也有长有短,最长的三尺,最短的只有五寸。写一部书要用很多简,把这些简编连起来就成为“册”。编册多用麻绳,也用丝绳(称“丝编”)或皮条(称“韦编”)。古书中提到的“韦编三绝”,说的就是著名思想家孔子,因为经常阅读《易经》,把编简的皮条都磨断了三次。一册书根据简的长短决定用几道编,一般用二、三道编,多的用四、五道编。表示书的数量的“册”字,便是一个象形字,很像绳子把一根根简编连起来的样子。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人们已经普遍用竹木简做书籍。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写在丝织上的书--“帛书”,帛书比竹木简书轻便,而且易于书写,不过丝织品价格昂贵 ,所以帛书的数量远比竹木简书为少。东汉又出现了纸书,纸书轻便、易于书写,价格比较便宜,深受人们欢迎。以后纸书便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晋朝,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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