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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 著

图书标签:

• 中国历史
• 治国理政
• 政治哲学
• 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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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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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道
• 经学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200446

版次：1

商品编码：11564192

包装：平装

开本：异16开

出版时间：2014-10-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88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中国?政道》（之前已通过选题，书名初步设想改为《论国家治理——中国政道篇》）的姊妹篇。本书偏重制度建设，《中国?政道》偏重理论分析。本书包括公众决策参与机制、挑选决策者阶段的新趋向、中国公共政策设置的模式、中国国家强制能力建设的轨迹与逻辑、财政转型与国家建设、中国在社会保护方面的新跃进、中国体制的学习模式与适应能力、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等八部分。

作者简介

王绍光，1954年生于武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在1972—1977年任教于武汉市堤角中学；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已出版中英文专著与合著约三十本，包括《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分权的底限》、《民主四讲》、《袪魅与超越》、《安邦之道》、《人间正道》、《中国式共识型决策》等。

目录

一、公众决策参与机制
——个分析框架
公众参与机制
信息公开
听取民意
吸取民智
实行民决
公众参与的位阶
毛泽东的逆向参与模式：群众路线
二、挑选决策者阶段的新趋向
城乡基层选举
人大代表选举
行政首长的选举
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
动员模式
内参模式
借力模式
上书模式
外压模式
小结
四、改革时期的公安分权与集权
——中国国家强制能力建设的轨迹与逻辑
调动地方资源——公安行政分权的意义
人员编制权力下放
经费保障责任下移
机构管理权限下放
重塑中央效能——公安行政集权的目的
调整编制、向基层倾斜
建设经费保障机制
强化机构纵向监管
从分权向集权转变的原因
控制对象与控制主体的变化
分权与集权自身矛盾的演变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变化
国家强制能力建设的逻辑
分权化发展的条件
集权型建设的前提
小结及讨论
五、走向预算国家
——财政转型与国家建设
国家建设、财政转型与预算国家：一个初步的理论
国家建设与财政转型
税收国家
预算国家
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法国、英国和美国的经验
法国道路
英国道路
美国道路
中国的预算改革
预算改革前中国的财政：演进中的税收国家与“前预算时代”
　 1999年以来的预算改革
　 建立预算国家面临的挑战
总结
六、如何摸着石头过河？
——从农村医疗融资体制的变迁看中国体制的学习模式与适应能力
适应能力与学习模式
医疗合作的萌芽
合作医疗的兴起
合作医疗的普及
传统合作医疗的衰落
新型合作医疗的探索
小结
七、大转型
——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
波兰尼的《大转型》
中国的大转型
大转型与公共财政的关系
小结
八、为了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在保护社会方面的新跃进
中国式社会主义：从1．0到3．0
缩小不平等
地区差距的缩小
缩小城乡差距
降低不安全
最低生活保障
医疗保障
养老保障
住房保障
其它保障
小结

精彩书摘

1989年，日裔美国人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经济与政治自由”制度已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20年后的2009年，英国广播公司委托两家民调机构在全球27个国家（包括中国）对随机抽样的29 000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福山的判断是虚妄的、完全站不住脚的。这项调查显示，对所谓“自由资本主义”的不满遍布全球，在27国人民中平均只有11%的人认为，这种制度运转良好，不需政府干预。相反，平均有23%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带有致命的缺陷，需要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来取代它。持这种看法的人在法国高达43%、墨西哥高达38%、巴西高达35%、乌克兰高达31%。在各国人民中，最普遍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要靠改革与监管来解决，而改革的方向是政府应该在拥有或直接控制本国主要产业、财富再分配、企业监管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换句话说，“自由资本主义”不得人心。
只有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才能真正体会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3.0版的意义。中国人民不相信历史已经终结，仍然在不懈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会故步自封，跨越上一个发展阶段后，会通过丰富多彩的实践和试验探索如何为中国式社会主义“升级换代”。
在“匮乏阶段”与“温饱阶段”,中国已经创造了辉煌的中国式社会主义1.0版与2.0版，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入“小康阶段”后，“衣食”或“温饱”不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国式社会主义3.0版必须大幅度增加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投入，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前面提供的大量数据证明，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梦想，在社会保护方面，中国在过去十余年确确实实经历了一次史前例的大跃进。为了使这个大跃进一目了然，图8—18展现了2000—2012年间的两组数据：一组是中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另一组是该支出占GDP的比重。我们看到，在短短13年间，前一组数据从不到5 000亿元增至近55 000亿元，增加了10倍。也许有人会说，这组数据之所以增长率高，是因为中国经济在此期间快速增长。这固然没有错，中国的经济总量确实在此期间翻了好几番；但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与GDP并不是同步增长，而是比本来就增长很快的后者增长速度高得多。这使得该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5%猛增至2012年的10.5%。
图8—18拿当今的中国与十几年前的中国进行对比，显示中国在社会保护方面经历了一场大跃进。这个大跃进还可以从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中看出。图8—19中有关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数据来自《世界社会保障报告：2010—2011》，中国的数据来自作者的计算。它显示，2000年时，中国社保支出占GDP的比重与印度2010年的情形相仿；到2005年，中国超越亚太地区2010年的平均值；到2010年，中国超越世界平均值；到2012年，中国超越拉美与加勒比地区以及中东地区的平均值。在过去十余年的时间里，中国连续跨过三道门槛，现在正跃跃欲试，追赶俄罗斯与巴西的水平。除个别例外，中国在社会保护方面的支出现在仅低于两类经济体，即欧美发达经济体与前苏东经济体。在138个有数据的经济体中，中国可以排在60位左右。
这样，论是与中国自身的历史作纵向比较，还是与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都可争辩地表明，中国在社会保护方面经历了一次波澜壮阔的大跃进。有人在2000年前后说中国是“低福利”国家，那是有依据的，因为当时中国在社会保护方面的公共支出确实比大多数国家低。但如果这些人今天依然说中国是“低福利”，那等于说，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低福利”。问题是，如果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低福利”，多低才是低、多高才算高呢？高低总是相对的，没搞清客观的衡量标准便奢谈“高”、“低”，异于信口开河。
西方那些不了解中国的人也会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是“低福利”国家，因为西方有关社会保护与福利的文献往往将竞争性的选举看作决定社会保障广度与力度的关键因素， 似乎只有在竞争性选举的条件下，政府才可能回应选民的呼声；似乎只有引入竞争性选举，才构成加强社会保护的必要条件。图8—19证明，这种看法毫根据。否则便法解释，在社会保护方面，为什么一大批被贴上“民主”标签的国家（如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却落到了中国的后面。因为不能否认中国社会保护的程度有所提高，用西方主流思维方式进行思考的人也许会争辩说，中国之所以这么做仅仅是为了保住政权。保住政权当然对各种政体都至关重要，但如果仅仅是为了一己之私而保住政权，当权者理性的选择应当是缓步提高社会保护水平，因为在社会保护方面，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享受了 某种程度的社会保护，民众是难以接受倒退的。“保住政权说”也许可以用来解释那些社会保护进度缓慢、逐步扩大的例子，但它显然法解释中国过去十余年在社保方面的大跃进。
其实，只要不受西方主流思潮的束缚，要解释这个大跃进并不难。社会保护是人类生活的内在需求，也是中国广大老百姓的热切期盼；“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是现阶段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2000年前后处于“低福利”状态，并非如有些人所说，是中国的制度特征。实际上，只是因为新自由主义一度影响中国的政策思路，才使得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短暂地经历了“市场社会”的梦魇，才导致“低福利”局面的出现；但“低福利”局面也催生了此后蓬勃的反向运动。自新世纪以来，一个人口如此众多、内部差异性如此巨大的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期里，推动如此广泛深刻、顺应民心的变局，这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对变化的环境具有相当强的适应力，对民众的需求具有相当强的回应性。今天，中国在社会保护方面还存在大量严重的问题，民众对进一步加强社会保护还有十分强烈的愿望。只要这种压力继续存在，只要中国体制的适应力与回应性不退化，可以预期，中国梦未来定会一步步变成惠及亿万百姓的现实。

前言/序言

《中国·治道》是一本引人入胜的著作，它并非直接陈述历史事件或人物传记，而是以一种独特而深刻的视角，探索中国数千年来政治、社会、文化演进背后的内在逻辑与运行规律。本书的主旨在于揭示“中国式治理”的形成、发展及其独特之处，它所探讨的“治道”，是一种贯穿古今，影响深远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和实践方式，构成了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基石。 本书的开篇，作者并非直奔主题，而是从中国历史长河中那些看似零散却又彼此关联的现象切入，引导读者一同审视那些塑造了中国社会形态的关键要素。例如，在探讨“家国同构”这一概念时，作者并非简单地罗列家族伦理与国家管理的相似性，而是深入剖析了儒家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链条，解释了为何“孝”与“忠”能够成为连接个体、家庭与国家的桥梁。这种从个体出发，层层递进的理念，如何转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期望和政治诉求，以及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被解读和实践，都被作者细致地梳理。 接着，本书将目光投向了“官僚体制”的演变。这并非简单的机构设置和人员更替，而是对这一强大而独特的管理机器如何孕育、发展，以及它所承载的中国式治理智慧的深入解读。作者追溯了从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到历代王朝在选拔、任用、监督官员方面的探索与创新，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出现，如何打破了血缘和门阀的限制，为社会精英提供了上升通道，同时也构建了一套相对稳定而高效的官僚体系。然而，本书并未停留在赞美，而是更深入地探讨了官僚体制所带来的挑战，如权力滥用、效率低下、僵化保守等，以及历代统治者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所采取的策略，如监察制度的完善、言官制度的设立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治理者对“如何管好管官”的持续思考。 “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的张力，是本书探讨的另一重要维度。在现代全球化语境下，讨论中国治理，必然要触及它与西方政治哲学和治理模式的异同。本书并非简单地将二者对立，而是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关于“民本”、“德治”、“礼治”等概念的内涵，并阐释了它们如何在历史实践中与皇权、法制等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独特性的治理逻辑。作者会引导读者思考，为何在中国，强调“大一统”和“集体主义”的倾向如此明显，为何“人治”的色彩在某些时期又如此浓厚，以及这些特征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和发展路径。 此外，《中国·治道》还将触及“文化认同”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仅仅在于其物质力量，更在于其精神纽带。本书会从历史长河中，挖掘那些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情感和价值认同的文化元素，例如历史叙事、民族神话、共同的道德规范等。作者会分析，这些文化因素如何被历代统治者用于巩固统治、凝聚人心，以及它们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所展现出的强大生命力。这种对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的深刻洞察，是理解中国治理模式不可或缺的一环。 本书的叙事方式是层层递进，而非线性推进。作者会巧妙地穿插不同历史时期的案例，例如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碰撞，如何为后世的政治哲学奠定基础；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决策，其深远影响；明清时期集权体制的强化，又为何最终走向僵化；乃至近现代中国在探索自身发展道路上面临的抉择与挑战，都将作为具体的论据，来支撑对“中国·治道”的宏观分析。 读者会发现，本书并非提供一套现成的“解决方案”或“治国秘方”，而是更侧重于一种“理解”的进路。它鼓励读者跳出简单的标签化和刻板印象，去深入探究中国数千年历史中，那些塑造了其独特治理逻辑的深层原因。这种探究，既是对中国自身文明的反思，也是对世界治理模式多样性的一种尊重。 在写作风格上，本书力求严谨而不失生动，学术性与可读性并重。作者会运用大量史料，但绝非照搬照抄，而是经过精心的梳理和解读，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洞见。对概念的界定清晰而富有层次，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则兼顾宏观大势与微观细节，力求呈现一个立体而真实的中国治理图景。 总而言之，《中国·治道》是一次对中国数千年政治文化和社会运行机制的深度挖掘与哲学反思。它试图勾勒出一幅中国式治理的内在图谱，解释为何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中，维系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文明体。这本书将为对中国历史、政治哲学、社会学以及比较文明研究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全新的、富有启发性的视角，去理解这个东方古老国度在治理方面的独特智慧与深层逻辑。它所探讨的，是一种超越具体朝代更迭的，关于如何建构秩序、凝聚人心、实现长治久安的智慧之光，照亮了中国历史前进的道路，也为当今世界提供了独特的参考。

评分☆☆☆☆☆

拿到这本书，第一个浮现在我脑海中的词是“传承”。“中国·治道”，这个书名让我觉得，它不仅仅是记录了过去，更是在传递一种思想，一种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关于如何治理中国的独特智慧。我一直对中国古代那些影响深远的政治思想和制度设计感到着迷，总觉得它们身上蕴含着一种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我非常希望这本书能够带领我，去探寻那些古代政治家们是如何理解“道”的，他们又是如何将这些抽象的概念，落实到具体的治国方略中去的。是关于如何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是关于如何处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亦或是关于如何实现长治久安的宏图？我期待着它能给我带来一种超越时代的启示，让我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这个国家，以及它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的深层原因。

评分☆☆☆☆☆

当我看到“中国·治道”这个书名时，我的脑海中立刻涌现出的是那些耳熟能详的古代典籍，比如《论语》、《道德经》、《韩非子》等等，它们都蕴含着深刻的治国理念。这本书的名字，似乎在告诉我，它会是一次对这些古老智慧的集中梳理和现代解读。我最感兴趣的是，作者会如何将那些抽象的哲学思辨，转化为具体的国家治理实践。是会深入剖析那些历史上著名的改革，比如商鞅变法，还是会探讨那些成功的王朝是如何维系其统治的？我希望能从中看到，古代的政治家们是如何处理权力与责任，如何平衡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又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找到出路。这本书，在我看来，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历史的书，更是一本关于“如何治理”的智慧之书，充满了探索的价值，也承载着我对古代中国政治智慧的无限想象。

评分☆☆☆☆☆

“中国·治道”，这个书名本身就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分量，它仿佛在邀请我一同踏上一段探寻中国古代治理智慧的旅程。我猜想，这本书不会仅仅停留在对某个朝代或者某个事件的简单叙述，而是会更侧重于提炼和总结中国在国家治理方面独特而持久的理念和方法。我会不会在其中读到关于“礼乐制度”是如何构建社会秩序的，或者“科举制度”是如何选拔人才的？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够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治道”脉络，去理解古代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天下大势”，如何处理“民心向背”，又如何建立和维护一个庞大而古老的文明。这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获取知识，更是一种对中国文化基因深层结构的探求。

评分☆☆☆☆☆

拿到这本书，我脑海里浮现出的是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想象着古代的帝王将相们，如何在那个时代的局限下，运筹帷幄，治理国家。这本书的书名“中国·治道”，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大气磅礴，它似乎想要勾勒出中国数千年来国家治理的一条脉络，一条从古至今，贯穿始终的“道”。我迫切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定义和理解这个“道”的。它是否仅仅是政治制度的演变，还是包含着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是否会涉及到儒家、法家、道家等不同思想流派的争鸣与融合？我会不会在这本书里看到关于“民本思想”的演变，看到“权力的制衡”是如何被探索，看到“社会秩序”是如何被建立和维护？我期待的不仅仅是知识的堆砌，更是一种洞察，一种能够让我从更宏观的视角去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脉络，去感受那种千年传承的智慧力量。

评分☆☆☆☆☆

这本书拿到手里，沉甸甸的，装帧设计有一种古朴的厚重感，封面上“中国·治道”几个字，像是一种召唤，让人迫不及待地想翻开一探究竟。我一直对中国的古代政治思想和治理智慧非常感兴趣，总觉得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一定隐藏着许多值得我们现代人借鉴的宝贵经验。这本书的名字就直击了我的兴趣点，它没有落入泛泛而谈的“中国文化”或者“历史故事”的窠臼，而是精准地指向了“治道”这个核心概念。这让我非常期待，它会如何解读古代中国是如何进行国家治理的，会涉及到哪些重要的理论、人物、制度，又会提出怎样的思考。我尤其好奇，作者是如何将这些可能非常宏大和抽象的议题，以一种引人入胜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是宏观的理论梳理，还是微观的案例分析？是侧重哲学思想，还是更贴近实践操作？这些都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感觉这将是一场关于中国古代智慧的深度探索，充满着未知和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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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的书，王老师是令人尊敬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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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看，为别人代买的，但是京东送书的速度和书的质量确实没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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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大家都说不错，我看了一下，觉得还好。这几天好好阅读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