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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紹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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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

ISBN：9787300200446

版次：1

商品編碼：11564192

包裝：平裝

開本：異16開

齣版時間：2014-10-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288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中國?政道》（之前已通過選題，書名初步設想改為《論國傢治理——中國政道篇》）的姊妹篇。本書偏重製度建設，《中國?政道》偏重理論分析。本書包括公眾決策參與機製、挑選決策者階段的新趨嚮、中國公共政策設置的模式、中國國傢強製能力建設的軌跡與邏輯、財政轉型與國傢建設、中國在社會保護方麵的新躍進、中國體製的學習模式與適應能力、代錶型民主與代議型民主等八部分。

作者簡介

王紹光，1954年生於武漢，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係講座教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江講座教授，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1982年獲北京大學法學學士學位，1984年獲美國康奈爾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1990年獲美國康奈爾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曾在1972—1977年任教於武漢市堤角中學；1990—2000年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係。已齣版中英文專著與閤著約三十本，包括《中國國傢能力報告》、《分權的底限》、《民主四講》、《袪魅與超越》、《安邦之道》、《人間正道》、《中國式共識型決策》等。

一、公眾決策參與機製
——個分析框架
公眾參與機製
信息公開
聽取民意
吸取民智
實行民決
公眾參與的位階
毛澤東的逆嚮參與模式：群眾路綫
二、挑選決策者階段的新趨嚮
城鄉基層選舉
人大代錶選舉
行政首長的選舉
三、中國公共政策議程設置的模式
動員模式
內參模式
藉力模式
上書模式
外壓模式
小結
四、改革時期的公安分權與集權
——中國國傢強製能力建設的軌跡與邏輯
調動地方資源——公安行政分權的意義
人員編製權力下放
經費保障責任下移
機構管理權限下放
重塑中央效能——公安行政集權的目的
調整編製、嚮基層傾斜
建設經費保障機製
強化機構縱嚮監管
從分權嚮集權轉變的原因
控製對象與控製主體的變化
分權與集權自身矛盾的演變
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的變化
國傢強製能力建設的邏輯
分權化發展的條件
集權型建設的前提
小結及討論
五、走嚮預算國傢
——財政轉型與國傢建設
國傢建設、財政轉型與預算國傢：一個初步的理論
國傢建設與財政轉型
稅收國傢
預算國傢
從稅收國傢到預算國傢：法國、英國和美國的經驗
法國道路
英國道路
美國道路
中國的預算改革
預算改革前中國的財政：演進中的稅收國傢與“前預算時代”
　 1999年以來的預算改革
　建立預算國傢麵臨的挑戰
總結
六、如何摸著石頭過河？
——從農村醫療融資體製的變遷看中國體製的學習模式與適應能力
適應能力與學習模式
醫療閤作的萌芽
閤作醫療的興起
閤作醫療的普及
傳統閤作醫療的衰落
新型閤作醫療的探索
小結
七、大轉型
——從經濟政策到社會政策
波蘭尼的《大轉型》
中國的大轉型
大轉型與公共財政的關係
小結
八、為瞭實現共同富裕
——中國在保護社會方麵的新躍進
中國式社會主義：從1．0到3．0
縮小不平等
地區差距的縮小
縮小城鄉差距
降低不安全
最低生活保障
醫療保障
養老保障
住房保障
其它保障
小結

精彩書摘

1989年，日裔美國人弗朗西斯?福山發錶瞭《曆史的終結》一文，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傢實行的“經濟與政治自由”製度已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20年後的2009年，英國廣播公司委托兩傢民調機構在全球27個國傢（包括中國）對隨機抽樣的29 000人進行瞭一次大規模調查，調查結果錶明福山的判斷是虛妄的、完全站不住腳的。這項調查顯示，對所謂“自由資本主義”的不滿遍布全球，在27國人民中平均隻有11%的人認為，這種製度運轉良好，不需政府乾預。相反，平均有23%的人認為，資本主義製度帶有緻命的缺陷，需要一種新的經濟製度來取代它。持這種看法的人在法國高達43%、墨西哥高達38%、巴西高達35%、烏剋蘭高達31%。在各國人民中，最普遍的觀點是資本主義製度的問題要靠改革與監管來解決，而改革的方嚮是政府應該在擁有或直接控製本國主要産業、財富再分配、企業監管等方麵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換句話說，“自由資本主義”不得人心。
隻有在這樣的全球背景下，纔能真正體會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3.0版的意義。中國人民不相信曆史已經終結，仍然在不懈地探索社會主義道路；同時，中國人民也絕不會故步自封，跨越上一個發展階段後，會通過豐富多彩的實踐和試驗探索如何為中國式社會主義“升級換代”。
在“匱乏階段”與“溫飽階段”,中國已經創造瞭輝煌的中國式社會主義1.0版與2.0版，並取得瞭舉世矚目的成就。進入“小康階段”後，“衣食”或“溫飽”不再是絕大多數中國人麵臨的主要問題，中國式社會主義3.0版必須大幅度增加對公共産品與服務的投入，進一步提高全社會的福利水平。前麵提供的大量數據證明，為瞭實現共同富裕的夢想，在社會保護方麵，中國在過去十餘年確確實實經曆瞭一次史前例的大躍進。為瞭使這個大躍進一目瞭然，圖8—18展現瞭2000—2012年間的兩組數據：一組是中國在社會保障方麵的公共支齣，另一組是該支齣占GDP的比重。我們看到，在短短13年間，前一組數據從不到5 000億元增至近55 000億元，增加瞭10倍。也許有人會說，這組數據之所以增長率高，是因為中國經濟在此期間快速增長。這固然沒有錯，中國的經濟總量確實在此期間翻瞭好幾番；但社會保障方麵的公共支齣與GDP並不是同步增長，而是比本來就增長很快的後者增長速度高得多。這使得該支齣占GDP的比重從2000年的5%猛增至2012年的10.5%。
圖8—18拿當今的中國與十幾年前的中國進行對比，顯示中國在社會保護方麵經曆瞭一場大躍進。這個大躍進還可以從與其他國傢的比較中看齣。圖8—19中有關其他國傢與地區的數據來自《世界社會保障報告：2010—2011》，中國的數據來自作者的計算。它顯示，2000年時，中國社保支齣占GDP的比重與印度2010年的情形相仿；到2005年，中國超越亞太地區2010年的平均值；到2010年，中國超越世界平均值；到2012年，中國超越拉美與加勒比地區以及中東地區的平均值。在過去十餘年的時間裏，中國連續跨過三道門檻，現在正躍躍欲試，追趕俄羅斯與巴西的水平。除個彆例外，中國在社會保護方麵的支齣現在僅低於兩類經濟體，即歐美發達經濟體與前蘇東經濟體。在138個有數據的經濟體中，中國可以排在60位左右。
這樣，論是與中國自身的曆史作縱嚮比較，還是與其他國傢進行橫嚮比較，都可爭辯地錶明，中國在社會保護方麵經曆瞭一次波瀾壯闊的大躍進。有人在2000年前後說中國是“低福利”國傢，那是有依據的，因為當時中國在社會保護方麵的公共支齣確實比大多數國傢低。但如果這些人今天依然說中國是“低福利”，那等於說，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傢都是“低福利”。問題是，如果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傢都是“低福利”，多低纔是低、多高纔算高呢？高低總是相對的，沒搞清客觀的衡量標準便奢談“高”、“低”，異於信口開河。
西方那些不瞭解中國的人也會想當然地認為，中國是“低福利”國傢，因為西方有關社會保護與福利的文獻往往將競爭性的選舉看作決定社會保障廣度與力度的關鍵因素，似乎隻有在競爭性選舉的條件下，政府纔可能迴應選民的呼聲；似乎隻有引入競爭性選舉，纔構成加強社會保護的必要條件。圖8—19證明，這種看法毫根據。否則便法解釋，在社會保護方麵，為什麼一大批被貼上“民主”標簽的國傢（如印度、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韓國等）卻落到瞭中國的後麵。因為不能否認中國社會保護的程度有所提高，用西方主流思維方式進行思考的人也許會爭辯說，中國之所以這麼做僅僅是為瞭保住政權。保住政權當然對各種政體都至關重要，但如果僅僅是為瞭一己之私而保住政權，當權者理性的選擇應當是緩步提高社會保護水平，因為在社會保護方麵，開弓沒有迴頭箭；一旦享受瞭某種程度的社會保護，民眾是難以接受倒退的。“保住政權說”也許可以用來解釋那些社會保護進度緩慢、逐步擴大的例子，但它顯然法解釋中國過去十餘年在社保方麵的大躍進。
其實，隻要不受西方主流思潮的束縛，要解釋這個大躍進並不難。社會保護是人類生活的內在需求，也是中國廣大老百姓的熱切期盼；“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是現階段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在2000年前後處於“低福利”狀態，並非如有些人所說，是中國的製度特徵。實際上，隻是因為新自由主義一度影響中國的政策思路，纔使得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短暫地經曆瞭“市場社會”的夢魘，纔導緻“低福利”局麵的齣現；但“低福利”局麵也催生瞭此後蓬勃的反嚮運動。自新世紀以來，一個人口如此眾多、內部差異性如此巨大的國傢，能在如此短的時期裏，推動如此廣泛深刻、順應民心的變局，這錶明，中國的政治體製對變化的環境具有相當強的適應力，對民眾的需求具有相當強的迴應性。今天，中國在社會保護方麵還存在大量嚴重的問題，民眾對進一步加強社會保護還有十分強烈的願望。隻要這種壓力繼續存在，隻要中國體製的適應力與迴應性不退化，可以預期，中國夢未來定會一步步變成惠及億萬百姓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