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 十六国资料释证.前秦、后秦国部分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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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资治通鉴 十六国资料释证.前秦、后秦国部分》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系列专书《资治通鉴十六国资料释证》的第二册，第一册包括汉赵、后赵、前燕国部分，本册则包括前秦、后秦、后燕部分。繁体横排。约45万字。 史料的匮乏，是中古史研究者所面临的共同困境。现存中古史史料本来不多，而正史及其他各类典籍中，少数族史料又远远少于汉族史料，中古史研究中民族史史料不足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出土资料的利用，似乎是一条出路，但近年来中古史出土资料中，与少数族相关的文字十分有限，因而，能否借此为民族史研究在资料方面打开僵局，仍不容乐观。那么，中古民族史史料匮乏的困境，是否还有可能突破？进一步说，传世文献中的中古民族史史料，是否还有深度挖掘的空间？笔者以为：转机或许在于研究者视野的调整。譬如本文所涉及的《通鉴》十六国史的文字，以往多被认为是第二手资料，在史料或史实的层面，并未受到特别的关注，但经过细致比对又可以发现：《通鉴》这部分的记载，许多是不见于他书的。《通鉴》保存的十六国史文字，包括那些出处不详的内容，是否也能当作史料乃至第一手资料使用，就成为中古民族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经研究、搜集发现，《通鉴》保存的十六国文字，数量及所占比例都极为可观，如《通鉴》前燕部分约四万五千字，不见于诸史者达二万五千字，在上一册中已有统计、说明，本册所涉及的前秦部分约六万字，不见于诸史者达二万八千字，比前燕部分还多，在《通鉴》保存的十六国史文字中，重要的史实也并不罕见，堪称十六国史研究中在《晋书》等正史、《御览》等类书之外的另一个巨大的资料库。 《通鉴》保存的十六国史史料，大量保留旧史文字，对于今天的十六国史研究，几乎具有与《三国志》裴注类似的“补阙”作用。如《通鉴》叙十六国宗王事迹，多冠以王或公号，与《晋书》一般仅称官位不同。温公等人对包括《晋书》载记在内的十六国史文字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整理，因而《通鉴》往往又可纠正史及相关文献之误。《晋书》纪、传或载记对同一事件的记载，有时差异极大，甚至完全相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通鉴》为此又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甄别意见。 《通鉴》的上述价值，仅从个别段落是不易看清的。本系列专书将《通鉴》十六国史资料全部辑出，逐条与相关文献比较，分析各种差异，辨别诸史文字、内容的真伪，进而考查《通鉴》作者处理十六国史文字的思路，甄别因误读或改写造成的舛讹，复原各种关键的细节，尝试为十六国史研究提供一种基础性的资料。笔者更大的企图，则是以《通鉴》为基本参照系，全面衡量、判别各种十六国史文字的史料价值，利用宋代学者司马光等人的研究成果，从现有少量的中国中古民族史史料中大限度地搜集信息，为21世纪的学术研究开辟一点新的空间。

作者简介

　　陈勇，1956年3月生于青岛。历史学者。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政治史与民族史研究。

目录

代序言：为司马光正名——《通鉴》十六国部分的史料价值
一 与诸史不同、具体的史实陈述——《通鉴》十六国史料的判定
二 “遍阅旧史，旁採小说”——《通鉴》十六国史料的出处
三 “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衷以归一是”——《通鉴》十六国史料的瑕疵
结语
《资治通鉴》前秦国资料释证
卷九一 晋元帝太兴二年（319）
卷九四 晋成帝咸和四年（329）
卷九五 咸和八年（333）
卷九六 咸康四年（338）
卷九七 晋穆帝永和二年（346）
卷九八 永和五年（349） 永和六年（350）
卷九九 永和七年（前秦天王符健皇始元年，351） 永和八年（皇始二年，352） 永和九年（皇始三年，353） 永和十年（皇始四年，354）
卷一○○ 晋穆帝永和十一年（皇始五年，厉王符生寿光元年，355） 永和十二年（寿光二年，356） 升平元年（寿光三年，宣昭帝符坚永兴元年，357） 升平二年（永兴二年，358） 升平三年（永兴三年，甘露元年，359）
卷一○一 升平四年（甘露二年，360） 升平五年（甘露三年，361） 哀帝隆和元年（甘露四年，362） 兴宁二年（甘露六年，364） 兴宁三年（甘露七年·建元元年，365） 海西公太和元年（建元二年，366） 太和二年（建元三年，367） 太和三年（建元四年，368）
卷一○二 太和四年（建元五年，369） 太和五年（建元六年，370）
卷一○三 晋简文帝咸安元年（建元七年，371） 咸安二年（建元八年，372） 晋孝武帝宁康元年（建元九年，373） 宁康二年（建元十年，374） 宁康三年（建元十一年，375）
卷一○四 太元元年（建元十二年，376） 太元二年（建元十三年，377） 太元三年（建元十四年，378） 太元四年（建元十五年，379） 太元五年（建元十六年，380） 太元六年（建元十七年，381） 太元七年（建元十八年，382）
卷一○五 太元八年（建元十九年，383） 太元九年（建元二十年，384）
卷一○六 太元十年（建元二十一年，哀平帝符丕太安元年，385） 太元十一年（太安二年，高帝符登太初元年，386）
卷一○七 太元十二年（太初二年，387） 太元十三年（太初三年，388） 太元十四年（太初四年，389） 太元十五年（太初五年，390） 太元十六年（太初六年，391）
卷一○八 太元十七年（太初七年，392） 太元十八年（太初八年，393） 太元十九年（394）
《资治通鉴》**所存前秦国资料辑录
《资治通鉴》后秦国资料释证
卷八八 晋怀帝永嘉六年（312）
卷九二 晋明帝太宁元年（323）
卷九四 晋成帝咸和四年（329） 咸和五年（330）
卷九五 咸和八年（333） 咸和九年（334）
卷九六 咸康四年（338）
卷九七 晋穆帝永和元年（345）
卷九八 永和五年（349） 永和六年（350） 永和九年（353） 永和十年（354）
卷一○○ 永和十二年（356） 晋穆帝升平元年（357）
卷一○一 晋哀帝兴宁元年（363） 晋海西公太和元年（366） 太和二年（367）
卷一○三 晋简文帝咸安元年（371） 咸安二年（372）
卷一○四 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 太元三年（378）
卷一○五 太元八年（383） 太元九年（后秦武昭帝姚苌白雀元年，384）
卷一○六 太元十年（白雀二年，385） 太元十一年（建初元年，386）
卷一○七 太元十二年（建初二年，387） 太元十三年（建初三年，388） 太元十四年（建初四年，389） 太元十五年（建初五年，390） 太元十六年（建初六年，391）
卷一○八 太元十七年（建初七年，392） 太元十八年（建初八年，393） 太元十九年（文桓帝姚兴皇初元年，394） 太元二十年（皇初二年，395） 太元二十一年（皇初三年，396）
卷一○九 安帝隆安元年（皇初四年，397）
卷一一○ 隆安二年（皇初五年，398）
卷一一一 隆安三年（皇初六年，弘始元年，399） 隆安四年（弘始二年，400）
卷一一二 隆安五年（弘始三年，401） 元兴元年（弘始四年，402）
卷一一三 元兴二年（弘始五年，403） 元兴三年（弘始六年，404）
卷一一四 义熙元年（弘始七年，405） 义熙二年（弘始八年，406） 义熙三年（弘始九年，407） 义熙四年（弘始十年，408）
卷一一五 义熙五年（弘始十一年，409） 义熙六年（弘始十二年，410）
卷一一六 义熙七年（弘始十三年，411） 义熙八年（弘始十四年，412） 义熙九年（弘始十五年，413） 义熙十年（弘始十六年414）
卷一一七 义熙十一年（弘始十七年，415） 义熙十二年（永和元年，416）
卷一一八 义熙十三年（永和二年，417）
《资治通鉴》**所存后秦国资料辑录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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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意独特，资料翔实，文笔流畅，专业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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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非常有用。颇见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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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幾乎可以說，《通鑑》的材料都是有根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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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货速度一流，内容无须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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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资料需要详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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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通鑑》常常把官修史撰的材料拿來，加上寫溫公自己喜歡的古人寫的文字，略加組合，變成‘新史料’，後人就以為是原始材料，跟著走下去，完全變樣了，根本不可靠”、“材料裏面性質各不相同的情況是很多的。比如唐代，溫公等人喜歡用一些他們信任的唐代文人的文集裏的材料，而在運用這些材料時，常有改寫的現象，這種改寫固然有根據，但放在上下文敘事的脈絡裏，便會走樣，這就會有近乎編造的作用，雖然材料本身是有根據的。即便宋代也並非在運用這些材料上看法一致，否則范祖禹就不用出來寫《唐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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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看，内容不知道怎么样，外观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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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白娘子传奇》里，碧莲曾经跟天不怕地不怕的戚宝山说：“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宝山偏不信邪，开了个豆腐店起早贪黑卖豆腐，才真正尝到了人间百味。所以，看到小津安二郎说自己是只会做豆腐，不会做咖喱饭和炸猪排的人的时候，我认为他并不是在自谦，相反的，他是在表达做豆腐的辛苦。 　　 　　若在现在苛刻的评论家眼中，小津战后的导演生涯，简直可以用“毫无突破”来形容。他热衷于反复拍摄同一个题材的作品，视角永远局限于战后日本的普通家庭，很少有外景，基本上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十叠大小的空间里。所试图展现的主题也大致统一，即描写传统的家族制度和家庭观念是如何在崭新的时代中显得不合时宜，进而走向分崩离析的。他甚至不在意自己重复自己，光是“送嫁”这一个题材的电影，他就先后拍了《晚春》、《秋日和》及《秋刀鱼之味》三部。然而，就是这样近乎偏执的专注，才将他做豆腐的技艺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国际影坛公认的大师。 　　 　　如今的豆腐界，可以说是一团乱象。有的人呢，连最基本的白豆腐还没做好呢，就想着一天换一种花样，今日做豆皮儿，明朝做豆干，美其名曰“挑战不同类型题材”，结果做来做去基本功都不过关；有的人呢，自知技不如人，于是便投机取巧，成日想着标新立异来讨好顾客，什么彩虹豆腐、水果豆腐纷纷出炉，可是人们尝个新鲜之后，还是怀念最普通的豆腐的味道。拍电影和做豆腐是一个道理，想要做出人们心目中最好吃的豆腐，从来都没有捷径可走，它首先需要你拥有良好的味觉，知道什么才是最能打动人的豆腐；其次，它需要日以继夜的锤炼，寻找最适合的豆子、一点点改进软硬的比例，反复尝试点卤的技巧。最后，练就只属于你个人所有的，独一无二的做豆腐技巧。 　　 　　说起来简单，可是现在能坚持去那么做的人，真是少之又少。 　　 　　无论是之前出版的唐纳德•里奇所著的《小津》，还是莲实重彦的《导演小津安二郎》，都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被“半神化”的小津。而本书中小津却用朴实的语言，活生生的把自己拉下了“神坛”。他一一解释了那些他被神化的技法，例如有名的“离地三尺”的低机位拍摄方法、不采用淡入淡出的场景切换方法、在拍摄悲伤场景不做特写反而拉远的手法等等，只是他为了拍摄方便、画面好看而且刻意不遵循电影文法的表现。得知真相的我们也许会有大失所望的想法，却也因此感觉到拍摄电影并不是一件高深神秘的事情。而这也是小津的期望，他认为：“如果电影的文法真的是优异如自然法则那样的不成文的规定，那当今世界只要有十个电影导演就够了。”他认为，每个导演都应该表现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感觉，而不应拘泥于任何文法。 　　 　　同时小津还在书中展现了自己幽默风趣的一面，与电影中显露出的内敛敏感的气质迥然相异。例如他谈到自己是怎么当导演的时候写到，是他还在做助导的时候，有一次加班太饿了，他忍不住抢了本该要端给导演的咖喱饭，因而被厂长认为是个有趣的家伙，被委以重任；他更还在文章中撒娇，说自己“常露出酒窝自嘲……我这份可爱，在女演员中，尤其是中年组眼里大受好评。” 　　 　　读来令人莞尔，更使我灵光一现，想起《晚春》里的一个场景：纪子因为舍不得鳏居的父亲不愿出嫁，对姑姑安排的相亲不置可否。而好事的姑姑担心的却是芝麻绿豆的小事，对方名叫佐竹熊太郎，她担心纪子不喜欢这个名字，担心大家成为一家人后不好称呼这位侄女婿：“熊太郎这个名字就象胸口长满了毛的感觉，我们该怎么叫他好呢？叫熊太郎的话就象在叫山贼，叫阿熊就象叫个傻子，当然不能叫他小熊，我打算叫他小竹。”让人好气又好笑，当时沉浸在整部电影的气氛中没做他想，如今想起来，这恐怕是小津为了抗议自己被人贴标签，特意加进去的细节，证明自己“其实是拍喜剧片出身的。” 　　 　　小津和其他导演最大的不同是，他是一个在生活中和工作中都遵循“少即是多”（Less is More）原则的人，这是他做豆腐的筋骨，也是他做人的筋骨。当其他导演都纷纷给电影做加法，加入各种炫目的技巧和激烈的戏剧冲突的时候，他思考的却是如何拿掉全部的戏剧性，让演员以悲而不泣的风格去表演。本书中极为珍贵的一部分，是小津对拍摄风格和作品的自叙，他评价《秋日和》这部作品的时候，是这么说的：“社会常常把很简单的事情搅在一起搞得很复杂。虽然看似复杂，但人生的本质其实很单纯。……我不描写戏剧性的起伏，只想让观众感受人生，试着全面性地拍这样的戏。” 　　 　　这大概就是他去除一切外在浮华，用最原始最本真的技法去做豆腐的初衷吧，这豆腐的余味果然很佳，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依然回味悠远，并有历久弥新、常看常新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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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通鑑》常常把官修史撰的材料拿來，加上寫溫公自己喜歡的古人寫的文字，略加組合，變成‘新史料’，後人就以為是原始材料，跟著走下去，完全變樣了，根本不可靠”、“材料裏面性質各不相同的情況是很多的。比如唐代，溫公等人喜歡用一些他們信任的唐代文人的文集裏的材料，而在運用這些材料時，常有改寫的現象，這種改寫固然有根據，但放在上下文敘事的脈絡裏，便會走樣，這就會有近乎編造的作用，雖然材料本身是有根據的。即便宋代也並非在運用這些材料上看法一致，否則范祖禹就不用出來寫《唐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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