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 十六国资料释证.前秦、后秦国部分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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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勇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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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治通鉴
• 十六国
• 前秦
• 后秦
• 史料
• 历史
• 古代史
• 断代史
• 史学
• 注释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9787516156513

版次：1

商品编码：11751908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06-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17

内容简介

　　《资治通鉴 十六国资料释证.前秦、后秦国部分》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系列专书《资治通鉴十六国资料释证》的第二册，第一册包括汉赵、后赵、前燕国部分，本册则包括前秦、后秦、后燕部分。繁体横排。约45万字。 史料的匮乏，是中古史研究者所面临的共同困境。现存中古史史料本来不多，而正史及其他各类典籍中，少数族史料又远远少于汉族史料，中古史研究中民族史史料不足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出土资料的利用，似乎是一条出路，但近年来中古史出土资料中，与少数族相关的文字十分有限，因而，能否借此为民族史研究在资料方面打开僵局，仍不容乐观。那么，中古民族史史料匮乏的困境，是否还有可能突破？进一步说，传世文献中的中古民族史史料，是否还有深度挖掘的空间？笔者以为：转机或许在于研究者视野的调整。譬如本文所涉及的《通鉴》十六国史的文字，以往多被认为是第二手资料，在史料或史实的层面，并未受到特别的关注，但经过细致比对又可以发现：《通鉴》这部分的记载，许多是不见于他书的。《通鉴》保存的十六国史文字，包括那些出处不详的内容，是否也能当作史料乃至第一手资料使用，就成为中古民族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经研究、搜集发现，《通鉴》保存的十六国文字，数量及所占比例都极为可观，如《通鉴》前燕部分约四万五千字，不见于诸史者达二万五千字，在上一册中已有统计、说明，本册所涉及的前秦部分约六万字，不见于诸史者达二万八千字，比前燕部分还多，在《通鉴》保存的十六国史文字中，重要的史实也并不罕见，堪称十六国史研究中在《晋书》等正史、《御览》等类书之外的另一个巨大的资料库。 《通鉴》保存的十六国史史料，大量保留旧史文字，对于今天的十六国史研究，几乎具有与《三国志》裴注类似的“补阙”作用。如《通鉴》叙十六国宗王事迹，多冠以王或公号，与《晋书》一般仅称官位不同。温公等人对包括《晋书》载记在内的十六国史文字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整理，因而《通鉴》往往又可纠正史及相关文献之误。《晋书》纪、传或载记对同一事件的记载，有时差异极大，甚至完全相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通鉴》为此又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甄别意见。 《通鉴》的上述价值，仅从个别段落是不易看清的。本系列专书将《通鉴》十六国史资料全部辑出，逐条与相关文献比较，分析各种差异，辨别诸史文字、内容的真伪，进而考查《通鉴》作者处理十六国史文字的思路，甄别因误读或改写造成的舛讹，复原各种关键的细节，尝试为十六国史研究提供一种基础性的资料。笔者更大的企图，则是以《通鉴》为基本参照系，全面衡量、判别各种十六国史文字的史料价值，利用宋代学者司马光等人的研究成果，从现有少量的中国中古民族史史料中大限度地搜集信息，为21世纪的学术研究开辟一点新的空间。

作者简介

　　陈勇，1956年3月生于青岛。历史学者。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政治史与民族史研究。

目录

代序言：为司马光正名——《通鉴》十六国部分的史料价值
一 与诸史不同、具体的史实陈述——《通鉴》十六国史料的判定
二 “遍阅旧史，旁採小说”——《通鉴》十六国史料的出处
三 “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衷以归一是”——《通鉴》十六国史料的瑕疵
结语
《资治通鉴》前秦国资料释证
卷九一 晋元帝太兴二年（319）
卷九四 晋成帝咸和四年（329）
卷九五 咸和八年（333）
卷九六 咸康四年（338）
卷九七 晋穆帝永和二年（346）
卷九八 永和五年（349） 永和六年（350）
卷九九 永和七年（前秦天王符健皇始元年，351） 永和八年（皇始二年，352） 永和九年（皇始三年，353） 永和十年（皇始四年，354）
卷一○○ 晋穆帝永和十一年（皇始五年，厉王符生寿光元年，355） 永和十二年（寿光二年，356） 升平元年（寿光三年，宣昭帝符坚永兴元年，357） 升平二年（永兴二年，358） 升平三年（永兴三年，甘露元年，359）
卷一○一 升平四年（甘露二年，360） 升平五年（甘露三年，361） 哀帝隆和元年（甘露四年，362） 兴宁二年（甘露六年，364） 兴宁三年（甘露七年·建元元年，365） 海西公太和元年（建元二年，366） 太和二年（建元三年，367） 太和三年（建元四年，368）
卷一○二 太和四年（建元五年，369） 太和五年（建元六年，370）
卷一○三 晋简文帝咸安元年（建元七年，371） 咸安二年（建元八年，372） 晋孝武帝宁康元年（建元九年，373） 宁康二年（建元十年，374） 宁康三年（建元十一年，375）
卷一○四 太元元年（建元十二年，376） 太元二年（建元十三年，377） 太元三年（建元十四年，378） 太元四年（建元十五年，379） 太元五年（建元十六年，380） 太元六年（建元十七年，381） 太元七年（建元十八年，382）
卷一○五 太元八年（建元十九年，383） 太元九年（建元二十年，384）
卷一○六 太元十年（建元二十一年，哀平帝符丕太安元年，385） 太元十一年（太安二年，高帝符登太初元年，386）
卷一○七 太元十二年（太初二年，387） 太元十三年（太初三年，388） 太元十四年（太初四年，389） 太元十五年（太初五年，390） 太元十六年（太初六年，391）
卷一○八 太元十七年（太初七年，392） 太元十八年（太初八年，393） 太元十九年（394）
《资治通鉴》**所存前秦国资料辑录
《资治通鉴》后秦国资料释证
卷八八 晋怀帝永嘉六年（312）
卷九二 晋明帝太宁元年（323）
卷九四 晋成帝咸和四年（329） 咸和五年（330）
卷九五 咸和八年（333） 咸和九年（334）
卷九六 咸康四年（338）
卷九七 晋穆帝永和元年（345）
卷九八 永和五年（349） 永和六年（350） 永和九年（353） 永和十年（354）
卷一○○ 永和十二年（356） 晋穆帝升平元年（357）
卷一○一 晋哀帝兴宁元年（363） 晋海西公太和元年（366） 太和二年（367）
卷一○三 晋简文帝咸安元年（371） 咸安二年（372）
卷一○四 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 太元三年（378）
卷一○五 太元八年（383） 太元九年（后秦武昭帝姚苌白雀元年，384）
卷一○六 太元十年（白雀二年，385） 太元十一年（建初元年，386）
卷一○七 太元十二年（建初二年，387） 太元十三年（建初三年，388） 太元十四年（建初四年，389） 太元十五年（建初五年，390） 太元十六年（建初六年，391）
卷一○八 太元十七年（建初七年，392） 太元十八年（建初八年，393） 太元十九年（文桓帝姚兴皇初元年，394） 太元二十年（皇初二年，395） 太元二十一年（皇初三年，396）
卷一○九 安帝隆安元年（皇初四年，397）
卷一一○ 隆安二年（皇初五年，398）
卷一一一 隆安三年（皇初六年，弘始元年，399） 隆安四年（弘始二年，400）
卷一一二 隆安五年（弘始三年，401） 元兴元年（弘始四年，402）
卷一一三 元兴二年（弘始五年，403） 元兴三年（弘始六年，404）
卷一一四 义熙元年（弘始七年，405） 义熙二年（弘始八年，406） 义熙三年（弘始九年，407） 义熙四年（弘始十年，408）
卷一一五 义熙五年（弘始十一年，409） 义熙六年（弘始十二年，410）
卷一一六 义熙七年（弘始十三年，411） 义熙八年（弘始十四年，412） 义熙九年（弘始十五年，413） 义熙十年（弘始十六年414）
卷一一七 义熙十一年（弘始十七年，415） 义熙十二年（永和元年，416）
卷一一八 义熙十三年（永和二年，417）
《资治通鉴》**所存后秦国资料辑录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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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鑑》根據唐人的著作或更早期的著作——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不管怎樣，只要這些著作我們看不到了，那《通鑑》的記載當然可以當史料用，前輩學者都是這樣處理的……除非有具體的證據證明《通鑑》的某段記述是作者自己編出來的”；

评分☆☆☆☆☆

10“在引用相關史料時，也許可以考慮：若《通鑑》與南北《史》或各《書》一模一樣，則引先出的；若有不同，哪怕是一個字不同，都要斟酌何以不同”（作者此處表態：“筆者讚同此說，覺得可以作為處理《通鑑》文字的一項原則。”）

评分☆☆☆☆☆

7“這其實也就是溫公等人的做法，當然折衷的方法有不同，但這折衷裏才大有文章。古人常常不得不折衷。很多材料從性質上講其實根本不能折衷的”；

评分☆☆☆☆☆

對史料的態度往往左右學人的研究路徑和層次，以上所引”同行學人“處於同一時代相關專業領域，所引“交流所言”應置入話語背景和上下文理解。在研究過程中呈現出由於史料的不確定性而導致歷史的諸種可能性。對史料的懷疑、批判和反思態度從長遠來看是可取的。

评分☆☆☆☆☆

经典著作，人文经典，史学经典！

评分☆☆☆☆☆

本书考查《通鉴》作者处理十六国资料的思路，甄别因误读或改写造成的舛讹，尽量复原各种关键的细节，意在为十六国史的研究，提供一种基础性的资料。作者更大的企图，则是尝试一种方法，即以《通鉴》为基本参照系，全面衡量、判定各种十六国文字的史料价值，利用宋代学者司马光等人的研究成果，从现有少量的中国中古民族史史料中最大限度地提取信息，为21世纪的中国学研究开辟一点新的空间。

评分☆☆☆☆☆

做活动买的

评分☆☆☆☆☆

孔有德等“三顺王”与清初满洲诸王尽管同时受封，但两者有相同之处，亦有明显区别。相同的地方：(1)就王爵而言，与诸和硕贝勒封王一致，册文中说“俾功名富贵，带砺山河，子孙世世承袭”。承袭问题，对于孔有德等“三顺王”无疑是高格待遇，同和硕亲王。(2)仪仗规格同郡王。随从仪仗贴金红罗一柄、卧爪一对、骨朵一对、吾仗一对、坐纛一杆、小旗八杆。妻子封为夫人。不同点：(1)孔有德等“三顺王”各有住地，虽然没有明确宣布为分封之地，但满洲各位亲、郡王，没有皇帝旨令，不能离开都城。而孔有德等“三顺王”不住都城， 等于各就其国。(2)有自己的军队。尽管没有调动军队之权，但与各旗亲、郡王相比，具有手握军权的相对独立性。(3)在军队内部，有一定的吏治管理权。(4)土地占有权。史载“三藩”以后，“不复以兵权、土地，世予臣下”就是证明。综合而论，孔有德等“三顺王”的权力与西汉初年、明朝亲、郡王相比，似有一定的局限性，譬如，其军队必须遵守国家制度和纪律，不能“藐视王章，乱我军纪”。但藩镇独立的基本要素，完全具备。<原文开始>孔有德等“三顺王”在爵位、政治待遇等各个方面，基本相同。但在名次安排上，有一定区别。基本顺序是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譬如，崇德三年(1638年)，三王使臣向朝廷朝贡，其奉表朝贺文日：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凡是上朝，皇太极对尚可喜的位置安排、待遇，皆“亚有德、仲明”。就是说孔有德、耿仲明来归在先，孔为都元帅为首，耿为总兵官居次，尚、耿同为总兵官，但尚晚于耿来归， 故居耿之下。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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