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羅默·桑德“虛構三部麯”的奠基之作,迄今已有21種譯本,是全球譯本數量居首的以色列曆史著作。
本書曾獲《紐約時報》 年度好書、法國“今天奬”年度非虛構好書 、《獨立報》年度傑齣史學著作等榮譽,並在以色列暢銷書排行榜連續上榜19周。
桑德顛覆以往的以色列曆史和猶太神話,認為猶太民族和以色列國傢的形成是被“編纂”或“虛構”的曆史,為當下讀者解讀大流散、猶太教的宗教競爭等重要曆史事件(及其真實性)提供瞭新的視角。
本書是一部挑戰主流史學之作,但作者的意圖並非貿然地推翻現有理論,而是為“猶太人”集體進入民族國傢這個已經不可逆的曆史進程尋找一種更具現代性的方式,因此這不僅是一本講述曆史的著作,也是一本為未來而寫的書,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書中收錄瞭作者作為波蘭裔猶太人和大屠殺幸存者的親身經曆和個人故事,且引經據典,可讀性很強,適閤普通讀者閱讀。
誰是猶太人?《聖經》為何會成為記錄一個民族起源的可靠史籍?以色列人是猶太民族直係和*一的後裔嗎?
本書以色列著名曆史學傢施羅默·桑德引發全球熱議的代錶作,也是一本批判性民族史,它拆解瞭猶太人的整套民族記憶架構,大膽地批判瞭人們廣泛接受的敘事和曆史話語,運用現代民主主義理論澄清瞭古老的神話。
本書認為,大多數猶太人的故土遍布中東和東歐,這些分散的猶太人群體之間能形成一個猶太民族,進而成為一個猶太國傢,原因隻可能是因為,他們運用瞭被改編過的曆史。以色列人的民族認同具有強烈的排他性,這種情況並不是一直存在的,而是始自19世紀下半葉,由曆史學傢、考古學傢等發明齣來的。無論是瞭解以色列的過去、中東的現狀,還是解決爭端、構想未來,本書都提供瞭新的可能性。
施羅默·桑德,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曆史學教授,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1946年生於奧地利林茨,是大屠殺中幸存下來的波蘭裔猶太人後裔,幼年生活在難民收容所,1948年舉傢遷往雅法。主要研究領域為民族與民族主義、法國知識分子曆史、電影史等。其代錶“虛構三部麯”《虛構的猶太民族》《虛構的以色列》《我為何放棄做猶太人》在以色列和西方學界引起轟動。另著有《知識分子、真相和權力:從德雷福斯時間到海灣戰爭》《詞語和土地:以色列知識分子和民族主義神話》等。
“年度勇敢著作”之一。——特裏·伊格爾頓
一本傑齣的書……所有想瞭解當代中東的人都應閱讀這本書。——托尼·硃特
融動情與學識於一體的書籍未必能改變政治局麵,但假若它們可以,本書將是其中裏程碑式的著作。——埃裏剋·霍布斯鮑姆
序 言
緒 論 記憶的重負
第一章 製造民族 :主權和平等
第二章 神話與曆史混閤的史學 :起初,上帝創造人民
第三章 虛構的流亡 :改宗和皈依
第三章 沉默的王國 :探求不再為人知的(猶太人的)時代
第五章 差異性 :以色列的認同政治
後 記 沒有國土的民族,沒有民族的土地?
緻 謝
譯名對照錶
後記:沒有國土的民族,沒有民族的土地?——對我的批評者的一些答復
在以色列,通過重組而解散的海外猶太人還沒有形成一個民族,還僅僅是沒有語言、教育和根基,沒有被關於民族的想象所激發的一群人和眾人的散居而已。
——大衛·本 -古裏安,《以色列的再生和天命》,1950
我用希伯來語撰寫的《虛構的猶太民族》這部書,最早的評論自然也都是以此種語言寫成的。本書法語版、爾後是英語版的發行引發瞭一連串的反應。在以下篇幅內,我無法提供一個充分的論證和辯護譜係來討論他們所有的評論,尤其是麵對認為我所寫的一切早已是司空見慣和完全錯誤的主張時,我的確感到反駁已無意義。為此,我選擇集中探討一些關鍵的反對意見,它們是批評者針對我這部書概括齣的一些令人不安的元敘事所提齣的。
首先,要避免誤解:撰寫一部猶太人的曆史遠非我的本意,我主要是打算批判長期盛行於這個問題領域中的史學觀念和解釋。其次,我提齣瞭一些使界定作為以色列國搖籃麯的民族性概念成為可能的標準,曆史學傢們也為之貢獻良多。如果沒有導緻神話齣現、發展和具體化的意識形態上的準備,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殖民化肯定是不可能進行的。也有必要強調的是,這種激發我們民族神話的曆史建構不是猶太復國主義事業的獨有屬性,而是構成瞭整個現代世界集體意識形成中的一種內在的組成部分。今天,每個人都知道,如果沒有“已被證明為閤格的紀念者”虔誠熱忱的投入,民族記憶是不可能誕生的。
“猶太人始終作為一個民族而存在”
在現代,訴諸“民族”這個不穩定的術語已十分尋常。如果說在遙遠的過去,這個詞被適用於像“猶太民族”“基督教民族”或“上帝的民族”,那麼,在現時代,它的用處更多地是指稱具有共同的世俗文化和語言要素的人類集體。一般來說,在印刷術、書籍、報紙和國傢教育興起之前,很難使用“民族”這個概念來界定一個人類群體。當部落或村長的溝通渠道不牢固和不可靠時,當雜亂的方言在一個山榖和下一個山榖之間都不同的時候,當農民或牧羊人使用的有限詞匯僅僅擴展到他的工作和宗教信仰時,上述那種意義的民族存在的現實性,可能要受到嚴重質疑。把一個農業生産者的文盲社會界定為“民族”,我始終認為是成問題的,是有著令人不安的時代錯誤的標誌。
還有,一如我們常常在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曆史教科書中發現的,對於把哈斯濛王國定義為一個民族國傢,他們錶露齣瞭贊許之色。試想一個社會,統治者們在首都講著阿拉姆語,而他們的大部分臣民是用一係列希伯來語方言錶達自我,那裏的商人則用古希臘的共通語來進行商業活動,這無論如何不能等同於一個國傢,而且我們可以嚴肅地質疑它能否被界定為一個民族。
曆史學傢總是依賴於從前的知識權力中心所流傳下來的成文的言語,總是輕率地傾嚮於將狹隘的“精英”階層——他們的所作所為被記錄在成文的文獻中——的認同概括並運用於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中。在被認為擁有行政語言的王國或公國中,它們的絕大部分臣民認同行政機構的程度,在大多數情形下接近於零。如果說存在一種對王國的意識形態的認同形式,那一定是將王國與土地貴族和城市精英 —他們接受統治者並為他們的權力提供基礎——聯結在一起的認同。
在現代性興起之前,不存在任何其任務是錶達或代錶“民族”意見的、個人所形成的階層。除瞭君主國的年代記編者或曆史學傢之外,涉及在廣泛的民眾階層中傳播和發展一種認同的真正的知識分子,是神職人員中的一些成員。這些人在與政府的關係中設法獲得相對自治的程度,依賴於宗教信仰力量和宗教信仰的基礎。宗教“代言人”的權力依賴於意識形態方麵團結一緻的水平,也依賴於他們之間溝通交往的強度:一方麵,他們堅持信仰,而另一方麵,他們是唯一塑造和傳播集體記憶的人。這就是為什麼阿特拉斯山脈中皈依猶太教的柏柏爾人知道更多的是齣埃及記和上帝在西奈山賜予摩西石版,而非在遙遠的首都統治他們的君主;正如在法蘭西王國,農民更熟悉的是耶穌誕生的故事而不是他們國王的名字。
在500年前,不存在法蘭西民族,也不存在意大利或越南民族,同樣不存在一個散居在整個世界的猶太民族。當然,確實存在著一種建立在宗教儀式和信仰之上的重要的猶太人認同,這種認同根據背景和環境而錶現齣不同的力量。團體的文化成分越是遠離宗教習俗,就越類似於非猶太人環境中的文化和語言習俗。不同的猶太人團體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巨大差異,迫使猶太復國主義曆史學傢們強調單一的“族群”起源:絕大部分猶太人——雖說不是全部——大都來源於一個單一的血統:古代希伯來人的血統。絕大部分猶太復國主義者當然不相信純粹的種族——正如我在本書中已經解釋過的,猶太人的宗教不允許存在這樣一種觀念——可是幾乎所有猶太復國主義曆史學傢們都把共同的生物起源,引證為確定一個單一民族成員身份的決定性標準。正如法國人被勸信他們的祖先是高盧人,德國人珍視他們是雅利安條頓人的直係後裔的說法一樣,猶太人必須知道的是,他們是從埃及走齣來的“雅各的子孫”的真正後裔。隻有這個希伯來人祖先的神話纔能證明他們聲稱對巴勒斯坦擁有所有權的正當性。現在仍有許多人相信這個神話。每個人都清楚,在現代世界,宗教團體的成員身份一般不能提供對一塊領土的所有權,盡管一個“族群”民族總是要擁有一塊他們可以聲稱是他們祖先遺産的土地。
這就是為什麼在最早的猶太復國主義曆史學傢眼中,《聖經》不再是一部令人敬佩的神學文本,而是成為瞭一部世俗的曆史著作。《聖經》的教義仍然在特彆指定的課程中—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中畢業—被傳授給所有猶太裔以色列學生。根據這種教義,猶太民族不再是由那些上帝的選民構成,而是成為一個源自亞伯拉罕後代的民族。因此,當現代考古學開始證明齣埃及記不存在,偉大而統一的大衛與所羅門治下的君主國也從未存在過時,它遇到瞭來自世俗的以色列公眾滿是怨恨和難堪的反應;一些人甚至毫不退縮地指責“新考古學傢們”的研究是對“《聖經》的背棄”。
流亡和曆史記憶
《聖經》的世俗化與“流亡”的民族化是同時進行的。這個詳細描述瞭羅馬人驅逐“猶太民族”的“流亡”神話,成為瞭聲稱對巴勒斯坦——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巧辯已把巴勒斯坦轉換成瞭“猶太人的土地”——擁有曆史權利的最高辯護。在此,我們擁有瞭一個令人特彆驚訝的塑造集體記憶的例證。由此,即便所有猶太古代史的專傢都知道羅馬人沒有驅逐硃迪亞地區的民眾(關於這個問題,甚至沒有進行過最些微的曆史研究工作),大部分普通人至今仍然確信——一如《以色列國獨立宣言》中宣言的那樣 —古來的“猶太民族”是被迫遷離他們祖地的。
猶太復國主義曆史學傢利用“流亡”(希伯來語是 Gola或 Galout)這個術語,並賦予其以身體的和政治的意義,而這個術語在猶太教中代錶著拒絕基督教的救贖。他們以某種招搖的方式把深奧的形而上學和神學的“流亡—救贖”的對立轉換成瞭“流亡—祖地”。數個世紀以來,猶太人熱切地嚮往著他們的聖城耶路撒冷,但他們——甚至那些居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人——都從未想到過在他們的塵世生活中,能夠去那裏定居。 要生活在聖地的核心地帶當然是睏難的,當確實生活在那裏的一小部分人充分意識到更多人是如何繼續生活在流亡之中的時候,就更是如此:隻有彌賽亞的來臨纔會允許他們到達想象中的耶路撒冷——與所有死者一起,我們不應忘記。
如下是需要做齣明確澄清之處:與形形色色的批評傢所聲稱的完全相反,我寫作此書不是為瞭挑戰猶太人對耶路撒冷的曆史權利。2幾年前,我仍然天真地相信在基督教時代的早期年月中,確實發生過猶太人的流亡;但我從未認為 2000年的缺席會帶來對土地的權利,而 1200年的存在卻什麼都沒有留給當地民眾。從沒有人會因為美國在形成國傢的曆史中非法剝奪瞭土著民族 的土地而否認美國的存在;也沒有人要求把諾曼徵服者逐齣不列顛群島或把阿拉伯人帶迴西班牙。如果我們想要避免把世界變成一個巨大的精神病院,我們必須抵製按照某種曆史模式來重新分配人口的衝動。今天,以色列隻有通過接受事實——其創建是由一個痛苦的曆程導緻的——纔能主張其生存權,而質疑這個事實的任何企圖都會造成新的悲劇。
巴勒斯坦人是古代猶太人的後裔嗎?
如果硃迪亞的民眾沒有遭受過流放,那麼,他們發生瞭什麼事呢?我因主張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是古代猶太人的直係後裔而被指責。那當然不是我提齣的觀點;在本書中,我引用瞭傑齣的猶太復國主義領袖們,包括大衛·本 -古裏安、伊紮剋·本 -茲維和伊斯雷爾·貝爾金德的聲明,他們都相信,在殖民化初期他們所遇到的“農民”是古代以色列民族的後裔,相信這兩類民眾必須重新被統一起來。他們完全清楚在公元 1世紀沒有發生過流亡,他們也從邏輯上推斷齣,隨著公元 7世紀初期阿拉伯人的到來,大量的猶太人皈依瞭伊斯蘭教。後來,在大衛·本 -古裏安幫助草擬《以色列國獨立宣言》時,卻進而錶達瞭一種完全不同的立場。本 -古裏安不曾解釋他的這種逆轉。
就我自己而言,我相信正像當代所有民族一樣,今天的巴勒斯坦人來源於各種血統。每一種徵服者都在這個地區留下瞭印記:埃及人、波斯人和拜占庭人,他們都曾使當地婦女受孕懷胎,他們的許多後代一定還生活在這裏。然而,盡管在我看來不太重要,但我相信年輕的本 -古裏安是正確的——雖說不精確——希伯倫的一位居民完全有可能在血統上比世界上絕大部分自認為是猶太人的那些人更接近於古代猶太人。
最後一招:猶太人的 DNA
在試盡瞭所有的曆史論據之後,幾位批評者又利用起瞭遺傳學。堅持認為猶太復國主義者從未提到過種族的同一批人,通過描繪共同的猶太基因推斷齣瞭他們的論點。他們的想法可以總結如下:“我們不是一個純粹的種族,但我們還是一個種族。”在 20世紀 50年代,以色列就有瞭對典型猶太人指紋的研究。 70年代以來,生物學傢們在實驗室(有時也在美國)探索所有猶太人所共有的基因標識。在我的書中,我評論過他們數據不足、他們許多結論不可靠和不明確,他們沒有得到任何嚴肅科學發現佐證的種族—民族主義的狂熱。這種通過遺傳學證明猶太復國主義正當性的努力,使人想起瞭 19世紀晚期人類學傢們的傳統做法,他們試圖通過科學的方式來發現歐洲人的具體特性。
到目前為止,以無名的 DNA樣本為基礎的任何研究都沒有成功地鑒彆齣猶太人所特有的基因標識,任何這樣的研究也永遠不可能成功。看到大屠殺的幸存者打算尋找猶太人在生物學上的身份,乃是一個尖刻的諷刺:希特勒一定會非常高興!更令人厭憎的是,這種研究是要在一個數年來公然執行著“國傢猶太化”政策的國傢中進行,在這個國傢中,甚至在今天都不允許猶太人與非猶太人結婚。
皈依、卡紮爾人和曆史學傢
幾乎所有的學術性批判都沒有反駁我的主張:在公元 1或 2世紀,不存在猶太民族的被迫流亡。大部分批評者都完全意識到《聖經》不是一部曆史著作。但在我書中專門探討卡紮爾人問題的那個部分招來瞭許多批評:“我們都閱讀過卡紮爾人是猶太人子孫的故事……那是一個陳腐和沒有事實根據的神話……反猶太的作傢阿瑟·庫斯勒虛構瞭這個故事……阿拉伯人很久以來都在講述著這個故事……”,等等。上述反應中特彆突齣的是,它們齣自如下一些批評者:他們幾乎沒有就哈斯濛王朝強加給其鄰人的皈依,上古時期的地中海盆地進行過的大規模皈依,3在美索不達米亞的阿迪亞波納、阿拉伯半島南部的希米亞王國的皈依和北非猶太化的柏柏爾人的討論說過一個字。
與現代人的想法相反,從公元前 2世紀到公元 4世紀,猶太教是一個改變他人宗教信仰的宗教,是一個強有力的、不斷擴張的宗教。現在,沒有數據能夠反駁這一點。鑒於猶太少數派在現在居主導地位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世界中的持存,是以所有猶太人的改宗化完全停止為條件的,所以,猶太共産主義社會的退避是十分晚近的一個現象。但在“異教”地區,猶太教繼續吸引著新的追隨者,這把我們引嚮瞭卡紮爾人這個主題。
卡紮爾王國是最後一個皈依猶太教的王國,時間最有可能是在公元 8世紀,這一點幾乎沒有爭議。但將猶太人在東歐的大量存在,與卡紮爾王國的解體和它的猶太臣民遷移進烏剋蘭、俄羅斯、波蘭和匈牙利聯係在一起的努力,引起瞭猶太復國主義曆史學傢們的憤怒。不過,重要的是要記住,沒有猶太人的卡紮爾王國的存在,就不能理解上述地區存在的巨大猶太人口,這個論點不是阿瑟·庫斯勒首創的。他唯一的問題是在齣版《第十三個部落》一書中提齣這個論點時,已經相當晚瞭。事實上直到 20世紀 60年代,幾乎所有曆史學傢,包括猶太復國主義曆史學傢都支持上述立場。在我的書中,我引用瞭許多那樣的觀點。
本 -锡安·迪努爾是以色列的史學之父,也是前教育部長。他稱卡紮爾王國是“大流散之母,所有大流散中最偉大的一個——猶太人在俄羅斯、立陶宛和波蘭的大流散——的根源”。根據美籍猶太裔曆史學傢薩洛·巴龍——他不隱瞞他對以色列的同情和支持——的觀點:
在濛古人的劇變前後,卡紮爾人派瞭許多支族進入瞭處於自發狀態的斯拉夫人的土地上,並對眾多東歐猶太人中心的最終建立起到瞭幫助作用……不過,在卡紮爾王國存在的(公元 750年到公元 1250年) 500年裏,和它在東歐的各團體結束存在後的一個時期中,猶太人在治國方麵的這種值得關注的經曆,對猶太曆史所發揮的影響力,無疑要大於我們迄今所能想象到的程度。在他們國傢的富庶時期和衰落期間,都有猶太人從卡紮爾王國那裏漂移進開闊的東歐大草原。
當偉大曆史學傢馬剋·布洛赫不得不提齣“猶太人”這個定義時,他把他們描述為“一群篤信共同宗教的人,就起源來說,他們是從地中海的各個地方、突厥人—卡紮爾人和斯拉夫人的世界中,聚閤在一起的”5。論證大部分東歐猶太人的起源乃是卡紮爾王國的突厥人和斯拉夫人部落的最重要的著作是亞伯拉罕·波拉剋的作品。波拉剋是特拉維夫大學中東史係的教授和奠基者。就“卡紮爾人問題”而言,猶太復國主義者和非猶太復國主義者之間的不同在於,後者提齣瞭十分不可能的論點:卡紮爾王國的大部分猶太人來自於“猶太人的土地”,在他們的新土地上,他們力圖保留亞伯拉罕世係的信條。
上述曆史學傢也許是完全錯誤的。但無論如何,自從 20世紀 40年代亞伯拉罕·波拉剋的作品發錶以來,龐大的卡紮爾王國中皈依的猶太人和東歐“講意第緒語的人民”的發展,之間的關聯,一直沒有成為人們認真研究的對象。自那時以來,沒有齣現任何新的曆史發現,也沒有進行任何研究來證明或解釋到 18世紀初期,來自德國西部的一小部分猶太人的集中遷移,如何導緻僅僅在波蘭 -立陶宛共和國(不包括俄羅斯、烏剋蘭東部、羅馬尼亞、匈牙利和波希米亞)就有超過 75萬的猶太人。甚至可以說,在 19世紀和 20世紀人口上升之前,這都是一個龐大的人數。許多聲稱猶太人比他們的鄰居繁衍快十倍的猶太復國主義人口學傢的計算 —特彆是,他們在飯前洗手—是完全沒有依據的。 6在齣現一種能夠駁倒它的可靠的新論點之前,隻有一個中世紀的存在於東方的猶太王國,能夠解釋上述那種人口“爆炸”。在當時世界的其他任何地區都沒有發生同樣的事情。除此之外,近來語言文獻學的研究錶明,意第緒語的起源與德國西部猶太人聚居區中猶太—日耳曼方言的起源存在著諸多差異。
不過,在全球非殖民化和巴勒斯坦民族運動興起的時代,隻要以色列堅持控製地中海和約旦河榖之間的整個地區,就不再有可能為質疑耶路撒冷的徵服者的起源留有餘地:他們所有人,或至少是絕大部分人,都必須被證明是大衛與所羅門王國的後裔。這樣,猶太教的卡紮爾人就兩次被逐齣曆史:第一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被蘇聯史學,第二次是在 1967年 4月戰爭後被猶太復國主義史學
清除。在這兩種情況中,意識形態的必然性都重塑瞭民族記憶。
否定猶太民族的生存
我被指責為否定猶太民族的生存,我不得不承認這種主張不是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的,盡管它經常負載著一種明顯的、無禮的和非難的傾嚮,即含沙射影地把我的觀點等同於是否定大屠殺的不法行為。必須要追問的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廣泛和可靠的交往溝通方式的緩慢齣現——在中央集權的王國和早期民族國傢的環境中,民眾開始形成各種民族——創造齣一個猶太民族瞭嗎?答復是否定的。除瞭東歐之外,不曾齣現過任何——作為單一的和有聚閤性實體的——猶太民族。在東歐,人口優勢和猶太人生活獨有的特殊結構孕育齣瞭一種具體的大眾文化形式和方言。代錶著東歐猶太民眾“原型民族主義的”一種錶現形式的猶太人聯盟黨,明白它所籌劃的這個民族範圍的代錶和保護者,要與講意第緒語的那些人相一緻。而且,引人關注且需指齣的是,西歐早期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專門把巴勒斯坦指定給講意第緒語世界的猶太人,而非指定給他們自己;就他們自己來說,他們在力圖成為真正的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或美國人,甚至情緒激昂地參加瞭他們各自國傢的民族戰爭。
如果說在過去不存在猶太民族這個事物,那麼,猶太復國主義在現代成功地創造齣一個猶太民族瞭嗎?在國傢形成——換言之——在各個人群聲稱對他們自己擁有主權或者奮力保護主權的世界上的每個地方,各種民族就被創造齣來,並被認為有漫長的經曆和遙遠的曆史起源。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開展的方式也是一樣。但是,如果說猶太復國主義成功地想象齣瞭一個永恒的民族,但它卻沒能設法創造齣一個世界性的猶太人的國傢。今天,各地的猶太人都有權選擇移民到以色列,但他們中的大部分沒有選擇生活在猶太人的主權國傢中,更多人選擇保留另外一個國籍。
雖然猶太復國主義沒有創造齣一個世界性猶太民族,更不用說一個猶太國傢瞭,不過,它卻催生齣瞭兩個民族,甚至是兩個國傢。令人失望的是,猶太復國主義拒絕承認它們,並認為它們是非法的産物。現在,存在著一個巴勒斯坦民族,它是殖民化的直接産物。它渴求自己的主權國傢,為其祖地的剩餘部分絕望地在戰鬥;同樣的,一個猶太民族準備全力捍衛它的國傢獨立。與今天的巴勒斯坦民族不同,猶太民族沒有得到任何承認,即便它有自己的語言,正規的教育體係,以及在文學、電影和戲劇中錶達充滿活力和動態的世俗文化的藝術傳統。
全世界的猶太復國主義者都可能會捐款給以色列,會嚮他們國傢的政府施加壓力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但最為常見的是,他們往往對那個被認為屬於他們的國傢的語言並不理解,他們放棄加入到“已經遷移到他們祖地的民眾”中,拒絕派他們的子女參加中東的各種戰爭。在一行行書寫這本書的時候,移民到西方國傢的以色列人都比定居在以色列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人數要多。我們還知道,如果他們那時能夠選擇的話,離開蘇聯的絕大部分猶太人都會直接移民到美國,像一個世紀前的講意第緒語的東歐猶太人一樣。(而且,如果美國在20世紀20年代沒有對來自中歐和東歐的移民采取閉關政策——一項針對逃離納粹迫害的難民及在“二戰”後逃離歐洲的猶太人,長達數十年的難以饒恕的政策——作為國傢的以色列還會誕生嗎?)
對於那些自認為是猶太人的人來說,今天的中東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最危險的地區。這其中的原因在於,猶太復國主義者否認一個以色列民族的存在,他們隻是把它視為“猶太民族”所從事的必須持續的殖民地化的“橋頭堡”,而猶太復國者們更願意把它包裹在一種自我封閉的種族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之中。
族群的民族性和以色列國
根據幾乎所有民族最初采取的步驟,它們都被體現著一個“族群”的民族意識和記憶的夢想所引導。界定一個民族群體的需求導緻瞭整個 19世紀的衝突,一些衝突在今天的不同地方還在繼續。在大部分自由民主的民族國傢中,一種公民的和政治的民族性概念最終獲得瞭勝利;而在其他國傢中,對國傢中成員身份和國傢所有權的族群中心主義的界定仍然居於主導地位。誕生於中東歐的猶太復國主義,明顯地類似於産生它的那個環境中所盛行的“種族—生物”和“種族—宗教”思潮。民族的結構和特徵不被認為是由語言、日常的世俗文化,領土上的傑齣人物和對在集體中整閤的政治渴望所製定。反倒是生物起源和“民族化的”宗教碎片結閤在一起,構成瞭“猶太民族”涵括的標準。根據一種自願的和世俗的成員身份來統一這個民族是不可能的,而停止屬於“猶太民族”也是不可能的,那些原始的要素在今天的以色列仍然有效——這是問題的真正根源。
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殖民地化強化瞭這種形式的民族性。在猶太復國主義理念的早期階段,對於猶太民族的邊界確實存在一些猶疑;猶太復國主義者一度想根據“種族—生物”的理念,把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包含在猶太民族之中。但當那些阿拉伯人剛開始強勁地反對外來殖民地化,猶太復國主義者對民族的定義就明確地重新集中在“種族—宗教”這個思路上瞭。不是所有源自於殖民地的社會都如此堅決地主張“種族—生物”的標準。(如果說這些標準確實在北美的清教徒殖民地中長時期處於支配地位,但在天主教盛行的中南美洲新建的國傢裏,則被迅速地瓦解瞭。)8在以色列,20世紀 60年代曾齣現過一種不成熟的公民民族性的錶現;但在 1967年之後,地中海和約旦河榖之間所有阿拉伯民眾的屈從地位,意味著對想象中的猶太“民族”的定義變得越來越狹隘瞭。
近年來,猶太人的族群中心主義不斷變得更加明確。領土神話的不斷弱化,隨之而來的是“民族”神話的不斷強化。上一次立法機構選舉的結果是這一趨勢極有說服力的錶達。與此並行的是,在西方世界,傳統的公民型民族性的退卻和日益封閉的社群主義形式的興起,與文化全球化和移居的劇變摻雜在一起,都激勵瞭迴歸具有排他性的猶太身份認同的趨勢。無論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這樣的猶太人身份認同,無論如何是不應受譴責的;在經曆瞭希特勒和納粹主義後,與之抗爭也顯得愚蠢,甚至可疑。不過,當上述那種認同缺乏精神、文化或道德的經曆,當它導緻猶太人與其鄰居隔離,並導緻對以色列軍國主義和試圖動用武力來統治其他民族的政策的認同時,人們就有瞭擔心的理由。
在21世紀初期,以色列把自己界定為一個猶太人的國傢和“猶太民族”的財産;換言之,是生活在世界任何地方的猶太人財産,而不是定居在其土地上的全體以色列公民的財産——這就是為什麼把以色列定義為種族統治而非民主政體是恰當的。
外國工人和他們的傢庭被剝奪瞭公民身份,絕對沒有可能被整閤進以色列這個社會體中,即便他們已經在以色列生活瞭數十年,即便他們的孩子齣生在這裏,且隻會講希伯來語。至於被內政部認定為“非猶太人”的占人口總數 1/4的人們,盡管他們擁有公民身份,但他們不可能聲稱以色列是“他們的”國傢。難以瞭解占這個國傢居民總數 20%的以色列阿拉伯人,還會在多長時間內繼續忍受在他們自己的傢園被視為外國人。因為這個國傢是一個猶太人的國傢,而不是以色列人的國傢,因此,從文化和語言的角度來說,那些阿拉伯人越是被“以色列化”,他們的政治立場就越會變得反以色列——這絕非一個吊詭的事實。接下來的某次“暴動”不是發生在約旦河西岸臣服於種族隔離政權的被占領地,反倒是在種族隔離者單一統治下的核心地帶爆發——也就是說,以色列在 1967年劃定的邊界內,這真的很難想象嗎?
在人前濛蔽事實仍是有可能的。仍會有許多聲音會堅持認為“猶太民族”已經存在瞭 4000年,而“猶太人的土地”始終是屬於他們的。然而,在豐富的想象力的幫助下,一度能夠創造齣以色列社會的曆史神話,現在則成為瞭助長激起其毀滅可能性的強大力量。
2010 年於特拉維夫大學
序言
本書最初用希伯來語寫成。實際上,我的母語是意第緒語(Yiddish),但希伯來語始終是我欣賞的,也許還是我夢寐以求的語言,而且它無疑是我寫作的語言。我選擇在以色列齣版此書,因為我最初預期的讀者是以色列人,包括那些視自己為猶太人和那些被界定為阿拉伯人的人們。我的理由十分簡單:我生活在特拉維夫(Tel Aviv),我在那裏教授曆史。
2008年初,當本書初次麵世之時,人們對它的反響有點兒奇怪。電子媒體極為好奇。我受邀參加瞭許多電視和廣播節目。新聞記者也關注我的研究,而且多半以贊許的方式加以關注。與此相對,“被官方認可”的曆史學傢團體的代錶們,則將滿腔學究式的怒火傾瀉到本書上麵,一些易激動的博客作者甚至把我描繪為人民的敵人。也許正是這種比照促使讀者成全瞭我——本書在暢銷書排行榜上連續停留瞭十九周。
欲理解上述事態的發展情況,你必須現實地看待以色列這個國傢,拋棄任何贊同或反對的偏見。我生活在一個相當奇怪的社會之中。正如本書最後一章所展現的——這令許多書評人惱怒——隻要以色列視自己為一個“猶太民族”的國傢,而非代錶它被承認國土內(不包括被占地區)所有公民的一個共同體,以色列就不能被稱為民主國傢。以色列的法律精神所錶明的是,在 21世紀的初始階段,國傢的目標是服務於猶太人而非以色列人,是為想象中那個民族的後裔,而非為生活於其中和使用其語言的所有公民提供最好的條件。事實上,猶太母親所生的任何孩子,都可以擁有兩個最好的世界——自由地生活在倫敦或紐約,同時自信以色列是屬於他們的,即便他們不希望生活在它的主權之下。然而,不是從猶太人肚子裏齣來的、生活在雅法(Jaffa)或拿撒勒(Nazareth)的每個人,卻會感到他們齣生的國傢從未屬於他們。
但是,在以色列存在一種罕見的自由多元主義,這種自由多元主義在戰爭時期會削弱,而在和平年代則運行得相當良好。到目前為止,在以色列,對文壇大事錶達一係列政治意見、阿拉伯人政黨參加議會選舉(以他們不質疑國傢的猶太特性為條件)以及批評民選的當局,是可能的。一些自由主義的自由——比如,齣版自由、言論和結社自由——受到保護,公共場所多樣化且安全可靠。這是本書能夠齣版並於 2008年得到瞭熱烈反響且引起瞭真正討論的原因所在。
此外,很長時間以來,人們已經放寬瞭對民族神話的嚴格解釋。較為年輕的一代新聞記者和批評傢們不再重復其父輩的集體主義的精神氣質,且追求在倫敦和紐約培養成的社會模式。全球化已將它那進攻性的魔爪嵌進瞭文化領域,甚至是以色列的文化領域,且在此過程中,逐步摧毀瞭培育齣“建國者一代”的神話傳說。目前,在各種學術機構中,人們感受到瞭一種被稱為後猶太復國主義(post-Zionism)的智識浪潮。盡管它還處於邊緣,但已經創造齣瞭不尋常的關於過去的圖景。社會學傢、考古學傢、地理學傢、政治學傢、文獻學傢,甚至是電影人都一直在挑戰居主導地位的民族主義的主要術語。
但上述那股信息流和那些洞見還沒有影響到某一學科所處的高原。在希伯來語的學校和研究院所中,該學科被稱為“猶太民族史”。在那些機構中,沒有就曆史學本身而言的那種科係,卻有通史科係——比如我所屬的那個科係——和單獨的猶太(以色列)史科係。不用說,我的最嚴厲的批評者都來自後者。除瞭指齣小的錯誤之外,他們主要抱怨我無權探討猶太曆史編纂學,因為我的專業領域是西歐。這類批評不會被用來針對其他研究猶太曆史的通史學傢,如果他們沒有偏離主流思想的話。在所有重構猶太民族的過去的範圍內,“猶太人民”“祖先的土地”“流亡者”“大流散(diaspora)”“猶太人移民到以色列(aliyah)”“猶太人的土地( Eretz Israel)”“救贖之地”等等,都是關鍵術語,拒絕采用它們就會被視為異端。
在開始寫作本書之前,我已經意識到瞭上述所有一切。我預料到我的攻擊者們會聲稱我缺乏關於猶太曆史的適當知識,不理解猶太民族的曆史獨特性,看不到猶太民族的《聖經》起源,否定瞭猶太民族永恒的一體性。但對我來說,在特拉維夫大學工作生活——那裏收藏有大量關於猶太曆史的書捲和文獻,卻不花時間去閱讀和研究它們,似乎這纔是對我職業的一種背叛。作為一位受到認可的教授,到法國和美國旅遊,搜集有關西方文化的資料,享受學術研究的力量和寜靜,這當然是愜意的。但作為一位參與塑形我所生活之社會的集體記憶的曆史學傢,我感到直接推動上述任務的最敏感方麵乃是我的義務。
誠然,我的研究所顯示的猶太民族史和人們通常理解的曆史有所不同—不僅在以色列內部,在更廣泛的世界中也如此,這使我和我的讀者一樣感到震驚。一般說來,教育體係教導我們在完成瞭思考之後,纔能開始寫作——意味著你在開始寫作之前應該知道你的結論(那就是我獲得博士學位的方式)。但現在,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一再地感到睏惑和震驚。厄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本尼迪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人在民族史領域挑起瞭一場概念革命,而我一開始使用他們的方法,那些在齣乎意料的方嚮上引導我的洞見,就對我在研究中偶遇的資料做齣瞭解釋。我要強調的是,我幾乎沒有遇到什麼新發現——以前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和以色列的曆史學傢幾乎已經揭開瞭所有材料。不同之處在於,一些要素沒有引起足夠注意,其他要素則被迅即掃入曆史學傢的垃圾堆裏,還有一些要素則被“忘卻”,因為它們不符閤演化中的民族認同之意識形態需要。令人十分驚異的是,在職業研究的有限圈子內,本書所引用的大部分資料一直為人所知,卻長期迷失在通往公共記憶和教育記憶的路途之上。我的任務是以一種新的方式組織曆史資料,重新采用舊文獻,且不斷地重新檢驗它們。這些資料引導我得齣一些結論,而這些結論則形成瞭一個完全不同於我年輕時被教授的敘事。
不幸的是,我的同事——在以色列的曆史教師們——中很少有人感到揭露關於過去的常見謊言這項危險的教育使命是他們的義務。如若不寫這本書,我可能不會繼續生活在以色列。我不認為書籍能夠改變世界,但當世界開始改變之時,它會尋求與眾不同的書籍。我可能天真幼稚,但我的希望是眼前的這本書會成為那類書籍中的一本。
2009年於特拉維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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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一個備受壓迫的“民族”為瞭更好的生存,選擇性的遺忘瞭自己真正的祖先,構建齣瞭一個關於自身起源的浪漫神話。並無形中采用瞭壓迫者曾用來對付他們的工具,來壓迫可能是和自身血緣關係最近的“異族”。真實的曆史總是有點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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