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庙释奠礼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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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续兵,房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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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华书局
ISBN:9787101124491
版次:1
商品编码:12169865
品牌:中华书局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8-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30
字数:28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中国人习称的“孔庙”,实际上应当称之为“文庙”。文庙用来祭祀孔子及历代儒家圣贤。文庙祭祀时所采用的礼仪称之为“释奠礼”,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国祭”。其雏形可以追溯到孔子去世那年(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479年)。此后,它逐渐从中国走向世界,至今仍在海外盛行,堪称历史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范例。时至今日,文庙释奠礼依然在全球华人中有着广泛影响。本书分六个部分,详细梳理了文庙释奠礼的萌芽、形成、发展过程,明清两代举行释奠礼的基本情形,以及对世界文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内容具有独创性,是一部颇具普适性文化价值的学术专著。

作者简介

  刘续兵,现任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儒学史、文庙祭祀制度。2008年,担任北京奥运会“奥运圣火传递曲阜站”总策划和起点仪式现场指挥。2011年至2016年,连续举办大型国学普及推广讲座“春秋讲坛”,观众三万人次。参加了总书记、赵乐际等中央领导座谈交流等工作。主要学术成果:在《光明日报》《山东社会科学》《孔子研究》《社会科学报》《孔子学刊》《大众日报》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编《孔子这样说》(山东友谊出版社中文版,奥地利BACOPA德语版,韩国学古坊韩文版,成为德语和韩语地区孔子学院的中国文化读本)、《孔子文化与中国道路》(山东友谊出版社)等。主持香港孔教学院“文庙祭祀礼仪研究项目”等;参与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孔庙祭祀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走向》、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文庙祭祀礼仪研究》等省级课题多项。担任山东省文化艺术重点学科“孔子文化传播”学术带头人。2014年,所著《孔子这样说》获“第三届山东省社会科学普及与应用优秀作品评选著作类一等奖”、“山东省社会科学普及十大优秀读物”。201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

  房伟,男,中共党员。历史学硕士,曲阜师范大学博士在读。现为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文庙从祀制度、中国儒学史。所著《孔府文化研究》(3/3)获山东省第二十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文庙与文庙祭祀
第一节 文庙原始
第二节 文庙的发展沿革
第三节 文庙与释奠礼

第二章 文庙释奠礼仪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文庙释奠礼仪的源流
第二节 文庙释奠礼仪的雏形
第三节 文庙释奠礼仪的定型
第四节 文庙释奠礼仪的高峰
第五节 文庙释奠礼仪的衰变

第三章 文庙释奠的仪程
第一节 文庙释奠礼仪的构成
第二节 明、清时期的释奠仪程
第三节 明、清时期释奠仪程的比较

第四章 文庙释奠的从祀制度
第一节 文庙从祀制度的历史变迁
第二节 文庙从祀制度的构成
第三节 文庙从祀的教化作用

第五章 文庙释奠的思想文化内涵
第一节 文庙释奠的文化意蕴
第二节 文庙释奠的政治意蕴
第三节 文庙释奠的宗教意蕴

第六章 文庙释奠礼仪的延续及其新形态
第一节 港澳台地区的文庙释奠礼仪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庙释奠礼仪
第三节 国外的文庙释奠礼仪

第七章 当代文庙释奠礼仪的构想
第一节 对当前文庙释奠热潮的反思
第二节 文庙释奠礼仪存在的问题
第三节 对当代文庙释奠的构想

结语
附录
一、历代对孔子的追谥
二、历代帝王幸鲁
三、阙里孔庙从祀“十二哲”
四、阙里孔庙从祀先贤、先儒
五、明代释奠仪程
六、清代释奠仪程
七、孔子故里曲阜“公祭孔子大典”仪程
八、曲阜阙里孔庙“公祭孔子大典”祭文
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章 文庙与文庙祭祀

  文庙的建造,始于孔子故里曲阜,最初仅是茔不过百亩,封不过三版,祠宇不过三间 。经过后世的建设,文庙不仅在建筑数量上不断增加,其规模和品级也有很大提高。

  在帝制中国,文庙是由国家统一修建的礼制性庙宇。其最主要的作用在于奉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圣贤。熊禾曾言:“尊道有祠,为道统设也。” 此处“祠”即指文庙。孔子是儒学宗师,为道统之源,因而祭祀孔子,即是为了尊崇儒家道统。对此,明洪武年间的侍郎程徐曾言:

  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 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

  程侍郎之言可谓精辟!文庙祭祀当然是为了纪念孔子,表彰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文庙祭祀更彰显了历代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体现出中国人对人生圆满、社会和谐的不懈努力与追求。


  第一节 文庙原始

  作为专门祭祀孔子及儒门先哲的国家礼制性建筑,唐宋以后,文庙遍及京师及地方各级行政区域,其建筑规模不断扩大,规格不断提高,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庙”称谓的形成,经历了长时间的历史演变。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国学孔子庙被称为“夫子堂”,地方学校孔子庙名曰“宣尼庙”。唐开元年间,孔子被册封为“文宣王”,孔子庙又改称为“文宣王庙”。宋、金、元时,追随孔子封号的改变,其名称相继称作“至圣文宣王庙”“大成至圣文宣王庙”等。从明代开始,地方学校称作“儒学”,孔子庙也改称“文庙”。

  文庙的不断发展,与孔子地位的抬升密切相关。自从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渐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后世统治者无不把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作为治国的纲领,儒学在官方意识形态中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也因此受到特别的尊崇,成为人们特别是士大夫阶层顶礼膜拜的偶像,祭祀孔子的活动逐渐发展为一种国家祀典。文庙之兴盛实源于此。

  一、文庙溯源

  文庙的鼻祖,应追溯至曲阜阙里。据南宋时孔子后裔孔传所作《东家杂记》记载:“鲁哀公十七年,立庙于旧宅。”这是关于孔子庙建立时间最早的记载,后世多从其说。如清儒陈锦所订《文庙从祀位次考》亦谓:“哀公十七年,即旧宅立庙以祀孔子。”但是,这个结论遭到了近代学者的质疑。讨论文庙祭祀,首先需要做的正是追溯文庙的源头。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私学”教师,不仅开创了划时代的“教育史”,而且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按《史记 孔子世家》的记载,在孔子十七岁那年,鲁国大夫孟釐子卒,临终前命其子师从孔子。于是,“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不过,孔子真正开始大规模设坛讲学,大概从其三十岁开始。他晚年自谓“三十而立” ,恐怕即是对此而言。从三十岁到七十二岁,“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 孔子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仁慈的关爱、宽容的胸怀、伟大的人格,赢得了众弟子由衷的信任和爱戴,孔门内“其乐也融融”。尤其是经常见诸记载的十几位高足弟子,如颜回、子贡、子路、有子、冉有、曾参、仲弓、子张、子夏、子游等等,在长期跟随孔子的学习、生活中,与老师生发了极为深厚的感情,以后世之言“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喻之,亦不为过。这种关系,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师生关系,可以称之为“拟血缘关系”。

  正因为在人格上的巨大魅力、在思想上的巨大影响,孔门师徒间这种“拟血缘关系”其实已超出普通血缘关系所能传达的感情。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孔子对弟子早卒所表现出的悲痛之情。孔子最心爱的弟子颜回“短命早死”,孔子连声高呼:“天丧予!天丧予!”“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这是孔子去世前两年的事情。孰料,祸不单行,第二年,另一位心爱弟子子路去世。《孔子家语 曲礼子夏问》记载,当子路在卫国被杀之后,卫国的使者告诉孔子,子路被“醢之矣”时,孔子动情地“令左右皆覆醢”,长叹道:“吾何忍食此!”这是孔子去世前一年之事。于此二例,我们可以见出孔子对弟子之深厚感情。

  另一方面,从弟子对孔子的感情来说,同样表现了一种类似父子亲情又超乎父子之情的情感。《论语 先进》便记载孔子之言,“回也视予犹父也”,这自是实情。这种感情在孔子去世后更突出地表现出来,如《孔子家语 终记解》所记,孔子去世后,“门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因为过去的丧服礼,并无为“师”服丧这一项,这属于前无成例可循的。这时子贡说:“昔夫子之丧颜回也,若丧其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今请丧夫子如丧父而无服。”随后将夫子“葬于鲁城北泗水上”,殡葬“兼用三王礼,所以尊师,且备古也”。于是,弟子服“心丧”三年,独子贡“庐于墓六年”。“自后群弟子及鲁人处于墓如家者,百有余家,因名其居曰孔里” 。这充分体现了孔子于当时弟子及鲁人心目中的地位。

  基于上述体认,不难想见,公元前 479 年,当为王道理想奔波了一生的孔夫子在鲁国去世时,人们是多么的悲痛!三百多年后,司马迁游历曲阜,“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后写下了《史记》中的名篇《孔子世家》,其中对孔子去世后的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哀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贡曰:“君其不没於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

  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余一人’,非名也。”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 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

  这段资料为我们探讨文庙及文庙祭祀的由来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对于理解文庙的源头非常关键。而恰恰在这关键问题上,学者们的认识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其关节点有二:一为“冢”是否为“家”之讹的问题,一为“故所居堂、弟子内”的理解问题。

  关于第一个疑问,日人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引清儒阎若璩之说,以为“冢”当为“家”之讹,因为“乡饮、大射”在“冢”进行不合古礼。郭嵩焘亦曰:“此‘冢’字应作‘家’。”这一观点得到了王叔岷先生 、韩兆琦先生 等史记学专家的认同。而这又与后文司马迁所谓“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相合。

  而李纪祥先生则以为:“阎氏与泷川氏之改字说似是而非,‘孔子家’三字能成词否?孔子当时岂有曰居处为家者,司马迁此处行文可致其疑而不可径改其字也,改‘冢’为‘家’,读作‘孔子家’尤不伦,不可从。” 不过,一些记载似乎印证了阎若璩等人的观点。《水经注 泗水》记载:“(周公)台南四里许,则孔庙,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顷。所居之堂,后世以为庙。”而宋本《北堂书钞》卷 139 则引作“孔子家大一顷”。但今人曲英杰先生指出了其中的可疑之处。他认为,此处所谓“家”当为“冢”之讹,而“宅”乃“家”之讹。因为根据《礼记 儒行》“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尉缭子》“天子宅千亩,诸侯百亩,大夫以下里舍九亩”等记载推测,孔子故宅不可能大至“一顷”,因此,《史记》作“冢”应当是正确的 。《史记集解》引《皇览》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茔百亩”,与此“孔子冢大一顷”相合。但,韩兆琦先生以为,汉代“一顷”,约当今之数十亩。言下之意,司马迁所谓“孔子家大一顷”,乃其当时所见者,非谓孔子时。 可备一说。

  关于第二处疑问,即对于“故所居堂、弟子内”的理解,司马贞《索隐》以为:“谓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子没后,后代因庙,藏夫子平生衣冠琴书于寿堂中。”对此,清代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说道:“《索隐》所说非也,方氏《补正》曰:当作‘故弟子所居堂内’,传写误倒。”近人郑绪平《孔子世家商榷》承此说,曰:“《世家》原文,有‘故所居堂弟子内’句,词气殊失通畅,疑必有误。崔述所撰《洙泗考信录》,曾将‘弟子’二字删除,固较原句为善,儒者亦多从之,余以为似有不尽然者……是以疑其原句当为‘故弟子所居堂内’之误,‘弟子’二字,乃错简误置耳。”

  而泷川氏引《汉书 晁错传》“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颜师古注引张晏曰:“二内,二房也。”指出,此处“内”当作“室”解。王叔岷以为得之。弟子内,即孔子弟子所居之室。《礼记 内则》可以为证,以“堂”为“外”,以“室”为内。而上文所谓“故”,亦非“是故”“所以”之义,乃“旧”义 。

  李纪祥先生于此得出结论,此处所谓“后世因庙”的“故所居堂、弟子内”并非指“孔子故宅”,而位于“孔里”。进而得出结论,孔子庙最早位于“孔里”,而非“阙里” 。这一观点其实承自曲英杰《汉魏鲁城孔庙考》。曲英杰先生通过对各种史料记载的综合分析,得出了孔子去世后,孔子弟子为孔子立庙于阙里。而阙里孔庙今址在孔林北。古阙里与今曲阜城内阙里非一处。而直至东汉中后期,孔子庙一直立于此处。孔子庙迁入孔子故宅,大约在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30)至阳嘉三年(134)之间 。然而这一结论,多为推测之词,并非定论。

  我们以为,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与“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分属两事,不可混为一谈。而鉴于司马迁所谓“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的说法与“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应为一事,则此“孔子冢”或真为“孔子家”之误,如从曲氏所言“孔子家大一顷”又与当时礼制不合,则此当作“孔子冢大一顷”,于是,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孔子冢大一顷”当为错简,应在“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之前,如此,各种矛盾才得以化解。

  而曲氏谓孔子周游列国前居于旧宅,返鲁后旧宅则为子孙居住,而其主要居住在讲堂内,讲堂并不与旧宅一处,而是居于所谓“古阙里” 。此亦为臆测之词。这里有两处疑点。一,孔子周游之前,已经拥有大量弟子,为何可以居于旧宅,而返鲁后年事已高,却弃旧宅弗居,而居于讲堂呢?二,孔子之子伯鱼先于孔子去世,其妻亓官氏已卒于孔子周游返鲁前,而其孙孔伋年龄不会成年,不可能单独居住。而且,孔子返鲁后,被尊为“国老”,虽不见用,但其地位仍在,我们经常会看到鲁哀公、季孙氏对孔子的造访。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说孔子晚年不居于旧宅。

  司马迁所谓“后世因庙”,孔祥林先生以为:“可见故居早期只陈放孔子生前服用的衣冠琴车书,是纯粹的纪念馆,并没有说明改造为孔子庙的时间。” 并根据“大夫三庙”的礼制,推断孔子故居改为孔子庙的时间当在孔子裔孙子思去世之后,为孔子曾孙孔白所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司马迁的记述说“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显然是有庙而后藏诸衣冠等纪念物。而我们从“藏孔子衣冠琴车书”的记载来看,似乎不会太迟,而极可能即是孔子弟子或再传弟子所为。曲氏以为汉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一事,可以证明此时旧宅尚无庙。我们以为,所谓孔子庙,只不过是孔子所居堂,并非整个孔子旧宅皆为庙。因此,从恭王坏宅,无法得出孔子庙不在此处的结论。

  而《后汉书 明帝纪》的一段记载,值得引起重视。永平十五年(72),“三月……还,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这段文字明确显示出,明帝是在孔子宅祭祀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的,因此,所谓孔子庙不在旧宅的说法就显得牵强了,而随后说亲御讲堂云云,则表明讲堂即在孔子宅或其附近。于此,我们可以推论汉高祖过鲁“祠孔”、光武帝过鲁“祠孔”皆极有可能与明帝同,都在“孔子宅”进行。

  参诸《史晨前碑》:

  建宁元年到官,行秋飨,饮酒畔宫,毕,复礼孔子宅,拜谒神坐。

  又《史晨后碑》:

  建宁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令日拜谒孔子,望见阙观,式路虔跽,既至升堂,屏气拜手。祗肃屑 ,仿佛若在。 依依旧宅,神之所安。春秋复礼,稽度玄灵。

  可知孔子“神坐(座)”即在孔子宅,“依依旧宅”更明确说明了“庙”与“宅”的关系。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史记 孔子世家》中所谓“庙”,并无“孔子庙”“文庙”之称,却是日后文庙的雏形,这是毋庸置疑的。彼时之“庙”,远非后世可比,恐怕只是在孔子旧宅中的“居堂”辟为“庙”予以祭祀而已,所以刘邦、刘秀、刘庄等来曲阜“祭孔”,史书皆未言“庙”。但我们却不能得出庙不存在或不在旧宅的结论。尽管当时的“孔庙”,其性质只不过是孔子弟子、后学和孔氏后人对其祭祀纪念的场所,不具有后世“文庙”的官方性质,但可以说,这恰是后世“文庙”的鼻祖,也是文庙祭祀的雏形。

  综上所述,旧宅之“庙”其实蕴含有“家”与“国”两个向度的内涵。首先,它具有“家庙”的性质;同时,由于孔子的文化贡献,它又超出了一家之私,即作为“文化”行为,纪念先圣先师的“学统”“道统”的意义也蕴藏其中。难怪乎司马迁为孔子唱出了一首伟大赞歌:“《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可以说,阙里孔庙的性质是最为复杂的,“它既有孔子纪念庙宇的性质,也有孔氏家庙的性质,但还是列入国家祀典的礼制庙宇,作为世界上的第一所孔子庙具有特殊的地位” 。

  二、关于“文庙”的称谓

  历史上,文庙有“先圣庙”“先师庙”“文宣王庙”等多种称谓。据《礼记 文王世子》记载:“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郑玄注曰:“先圣,周公若孔子。”但“汉魏以来,取舍各异,颜回、孔子互作先师,宣父、周公迭为先圣” ,“第或圣或师,升降不一,迄于唐初尚无定论” 。所以,文庙有时被称为“先圣庙”,有时又被称为“先师庙”。例如,南朝刘宋时,文庙被称为“先圣庙”。而在隋代,多称其为“先师庙”,这是由于开皇元年(581),隋文帝杨坚尊孔子为“先师尼父”的缘故。直到贞观末年,“正孔子为先圣,加众儒为先师” ,孔子作为“先圣”的地位正式确立,“先圣庙”成为官方认可的称谓。此后,文庙又有“文宣王庙”“至圣庙”的称谓,这是由于唐玄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追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的缘故。例如,苏州文庙在宋代,就一度称为“文宣王庙”。

  明清两代,孔子庙大多被称为“文庙”。究其原因,一是从唐玄宗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开始,后世帝王对孔子的封号中大都含有“文”字。按照古代谥法,“经纬天地为文”“道德博闻为文”“学勤好闻为文”“慈惠爱民为文”。“谥号”是根据死者的生前事迹参照谥法追加的,它只适用于帝王、显宦和卓行德懿之人,而“文”字确实准确地表达出了孔子在道德、文章方面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文庙是国家行为的祭祀建筑,代表着国家的精神,是正统文化的象征。作为国家推崇思想文化的标志,“文庙”的名称是十分合适的。

  对于“文庙”的称谓,历代并没有通过国家法令的形式给予明确规定。因此,其历史称谓还有个约定俗成的问题。例如,我们不能把“曲阜孔庙”称作“曲阜文庙”,也不能把“苏州文庙”称为“苏州夫子庙”。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文庙”的这些不同称谓,与历代统治者对孔子的封号有着密切关系。从汉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首开帝王追谥孔子的先河,后世统治者不断地对孔子进行追谥加封。相应地,“文庙”的称谓即是对这种变化的封号不断调适的结果。例如,始建于北宋景祐三年(1036)的江阴文庙,范仲淹《景祐重建文宣王庙记》碑中称其为“文宣王庙”,这与宋真宗时追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是有直接关系的。到了明嘉靖九年(1529),明世宗厘定祀典,改称孔子为“至圣先师”,江阴文庙因此又奉诏改为“先师庙”。

  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如此尊崇孔子,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汉代以前,儒学未曾与君主权力结成密切关系,基本处于自由发展的状态。从汉代开始,儒学转而与君权结合,逐步得到官方认可,成为统治者的“守成”之学,儒家思想一跃而成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因此,历朝历代不断修建文庙,以显示国家崇儒尊道之决心。在这一过程中,孔子的形象由一个有教无类的“夫子”,逐渐转化为“帝王师”,最后汇归为“万世道统之宗”,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文庙”的称谓也符合上述发展变化,由“宣尼庙”,进而到“先圣庙”“先师庙”,再到“文宣王庙”,最后到“文庙”,体现出文庙由弟子、后裔单纯祭拜孔子的“家庙”,向代表中国文化的“国庙”的转变。


《文庙释奠礼仪研究》 本书以深邃的学术视野,对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文庙释奠礼仪进行了系统性、多维度的梳理与考察。释奠礼,作为祭祀孔子及历代先贤的庄重仪式,不仅是儒家思想传承的重要载体,更是中华文化精神内核的生动体现。本书旨在揭示这一礼仪背后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复杂的演变脉络以及深远的影响。 一、 礼仪的起源与发展: 本书追溯释奠礼仪的源头,探讨其在早期祭祀活动中的雏形,以及随着儒家思想地位的确立,特别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子作为“至圣先师”的地位日益巩固,释奠礼仪逐渐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作者详细考察了唐、宋、元、明、清等历代王朝在释奠礼仪上的不同举措,包括祭祀等级、参与人员、祭品种类、仪程步骤等方面的变化与发展。 早期萌芽: 追溯先秦时期对圣贤的尊崇与祭祀遗风,探寻礼仪的原始形态。 制度化确立: 重点分析汉代以来,特别是唐代设立文庙、宋代完善释奠仪程的重大转折,以及元、明、清各朝在继承与改革中展现出的时代特色。 地方化发展: 关注释奠礼仪在不同地域、不同层级的文庙中的实施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地域性差异与融合。 二、 礼仪的构成要素: 本书将释奠礼仪拆解为具体的构成要素,对其进行细致的剖析。 祭祀对象: 详细论述孔子作为主要祭祀对象的确立过程,以及历代被配享的先贤、名儒的遴选标准与变迁。 祭祀空间: 考察文庙的建筑形制、布局以及在释奠礼仪中的象征意义,从大成殿到戟门,再到东西庑,每一个空间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寓意。 祭祀音乐与舞蹈: 深入研究雅乐在释奠礼仪中的地位与作用,分析“六佾”舞蹈的起源、发展及其舞蹈动作的象征意义,揭示音乐与舞蹈在表达敬意、传递教化方面的独特功能。 祭品与仪具: 考证释奠礼仪中使用的各种祭品(如牲、酒、谷物、玉帛等)的象征意义,以及礼器、乐器、服饰等仪具的规制与使用方法,体现了礼仪的物质载体及其所蕴含的文化信息。 仪程步骤: 详细梳理释奠礼仪从迎神、奠帛、献牲、献酒、奏乐、跳舞,到送神等各个环节的流程,以及每个环节的仪式动作、祝文内容等,揭示其严谨、有序的内在逻辑。 三、 礼仪的文化意涵: 释奠礼仪并非仅仅是程式化的表演,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意涵。 尊师重道精神的体现: 释奠礼仪最直接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通过祭祀孔子,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对培养学生的敬畏之心、求知之欲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弘扬: 释奠礼仪是儒家思想代代相传的重要仪式。祭祀活动本身就是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肯定与推崇,通过礼仪的举行,不断强化儒家伦理道德的社会影响力。 国家统治的合法性支撑: 在中国传统社会,“天人合一”的思想深入人心,统治者通过祭祀天地、祖先以及先圣先师,来祈求天命的眷顾,巩固自身的统治合法性。文庙释奠礼仪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象征着统治者对儒家治国理念的认同。 社会教化与道德规范的塑造: 释奠礼仪不仅是对先贤的纪念,更是一种生动的道德教育。通过参与礼仪,人们得以近距离感受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从而潜移默化地接受其道德规范。 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 释奠礼仪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成为维系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无论身处何地,只要有文庙,释奠礼仪的举行便能勾起共同的文化记忆,增强民族凝聚力。 四、 礼仪的时代变迁与现代价值: 本书还关注释奠礼仪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以及其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功能变化。 不同朝代的侧重点: 分析不同朝代在释奠礼仪的侧重点上可能存在的差异,例如,某些朝代可能更强调政治意义,而另一些朝代则可能更侧重于文化传承。 近代以来的挑战与转型: 考察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变迁、思想解放,释奠礼仪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其在现代社会中可能出现的新的诠释与实践形式。 当代传承的意义: 探讨在当代社会,如何理解和传承释奠礼仪的精华,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五、 研究方法与学术价值: 本书的研究方法严谨,融合了文献考据、历史比较、文化阐释等多种学术手段。作者广泛搜集、梳理了历代史籍、地方志、祭祀文献、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考古发现和民俗考察,力求为读者呈现一个立体、真实、深刻的释奠礼仪全貌。 本书不仅填补了对文庙释奠礼仪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空白,也为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等诸多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对于历史学、哲学、民俗学、宗教学、文化研究等领域的学者而言,本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读者,本书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入门与深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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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呐,我花了整整一个周末沉浸在这本《文庙释奠礼仪研究》里,感觉自己像个考古学家,又像个侦探,一层层地剥开历史的迷雾。作者的文字功底实在是太扎实了,他对于史料的运用简直是出神入化,将那些零散的记载、模糊的传说,通过严谨的逻辑和生动的语言,串联成一幅完整而又鲜活的画面。我最惊叹的是书中对“释奠”背后哲学思想的解读。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祭祀活动,更是儒家思想中“尊师重道”、“德配天地”等核心理念的具象化体现。作者通过对不同朝代、不同地域的释奠礼仪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了这种仪式在历史演变中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它在不同时期所扮演的社会教化功能。读到关于宋代文庙释奠礼仪的部分,我被那份严谨与庄重深深震撼。作者详细描述了礼仪中的每一个步骤,从迎神、献祭到送神,无不体现着对先师的无限敬意。特别是关于“亚献”和“终献”的环节,作者的解读让我对“敬”这个字有了更深的体会,它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由内而外、由衷的信仰。这本书让我重新认识到,我们今天所享受的文化遗产,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经过无数先贤的智慧和努力,代代相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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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文庙释奠礼仪研究》简直是我的“精神食粮”!我一直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很感兴趣,但总觉得有些高深莫测,难以捉摸。这本书就像一把钥匙,帮助我打开了理解这些思想的大门。作者在书中对“明伦”这一概念的解读,让我印象深刻。他将文庙释奠礼仪与儒家“明伦”思想紧密结合,阐释了这种仪式如何通过对先师的祭祀,来强调人伦道德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引导人们修身养性,提升道德修养。书中对“孝”、“悌”、“忠”、“信”等儒家核心价值观在释奠礼仪中的体现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让我对这些抽象的概念有了更具体的认识。我甚至开始尝试将书中学习到的理念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比如更加尊重长辈,更加重视与人交往中的诚信。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历史仪式的研究,它更是一本关于如何做人的教科书。它让我明白了,真正的学习,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道德的提升和人格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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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承认,《文庙释奠礼仪研究》这本书,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我原本以为这会是一本严肃枯燥的学术著作,但事实证明,作者的写作风格非常吸引人,他用一种非常生动、形象的方式,将古老的礼仪展现在我们面前。他不仅仅是在罗列史实,更是在讲述故事,讲述那些隐藏在礼仪背后的情感和精神。我特别喜欢书中关于“三献”的解读,这三个环节是释奠礼仪的核心,作者通过对每一个献祭过程的细致描述,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古人对先师的敬意和感恩之情。他分析了每一次献祭所代表的意义,以及参与者在整个过程中所经历的情感变化。我甚至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庄重、虔诚和对先师的追思。这本书让我明白,礼仪不仅仅是外在的形式,更是内在情感的表达。它是一种连接人与人、人与历史、人与文化的方式。它让我思考,在现代社会,我们是否还有这样一种方式,能够让我们真诚地表达我们的情感,并且与他人产生深刻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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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文庙释奠礼仪研究》带给我的感受,那一定是“厚重”。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对历史事件的梳理,更在于它所展现出的深厚文化底蕴。作者对于“礼”的理解,已经超出了我之前对它的认知。在书中,我看到了“礼”如何成为维系社会秩序、传承道德规范的重要载体。而文庙释奠礼仪,正是这种“礼”最集中、最庄严的体现。作者通过对历代文庙释奠礼仪的演变进行细致的研究,展现了这种仪式如何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又如何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社会功能。我特别喜欢书中关于“佾舞”的描述,那不仅仅是简单的舞蹈表演,而是通过特定的动作、队形和节奏,来表达对先师的崇敬和对知识的追求。作者对佾舞的每一个动作都进行了考究,让我仿佛看到了古代士大夫们在文庙中行进的身影,感受到了那份庄重与肃穆。这本书让我意识到,真正的文化传承,并非僵化地复制,而是理解其精神内涵,并结合时代发展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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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一开始我对《文庙释奠礼仪研究》这个书名有点望而却步,总觉得会是枯燥乏味的学术专著。但读完之后,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偏见是多么错误!作者用一种非常引人入胜的方式,将抽象的礼仪变得触手可及。他不仅仅是在介绍“是什么”,更是在探究“为什么”。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于“乐”在释奠礼仪中的地位的论述。在我的印象中,祭祀常常伴随着庄严的音乐,但这本书让我明白了,这种音乐并非简单的背景声,而是整个仪式精神的升华。作者详细讲解了释奠礼中不同乐器的运用、曲调的特点,以及它们如何与舞蹈、歌咏相结合,共同营造出一种神圣、肃穆而又充满人文关怀的氛围。我仿佛能听到古时文庙中那悠扬的钟鼓之声,感受到那随着音乐起伏的庄重步伐。书中还提及了一些关于音乐创作的细节,比如如何根据不同的祭祀对象和场合来调整乐曲,这让我对古人的智慧和艺术造诣有了全新的认识。它让我意识到,礼仪的每一个元素,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具有其特定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这本书无疑打开了我了解中国古代精神世界的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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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绝对颠覆了我对传统仪式的认知!《文庙释奠礼仪研究》不仅仅是枯燥的历史文献梳理,更像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沉浸式体验。作者以极其细腻的笔触,将那些早已沉寂在历史长河中的古老仪轨,一一鲜活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我尤其被书中对“奠”这一动作的深入剖析所打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奠”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但作者通过对祭祀场合中不同形式的“奠”的解读,揭示了其中蕴含的敬畏、感恩、祈福等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意义。从最开始的“礼生肃立,步趋有序”,到“乐官奏乐,清音入耳”,再到“牲品陈列,香烟袅袅”,每一个环节都仿佛电影画面般在我脑海中展开。作者并没有停留在表面描述,而是深入挖掘了每一次“奠”所代表的时代背景、社会意义以及参与者的心路历程。读到关于“释奠”时,我仿佛能感受到古时学子们对先师的崇敬之情,以及整个社会对知识和道德的尊重。书中对祭品的选择、仪式的流程、甚至是参与人员的服饰和动作都进行了细致的考究,这些细节并非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构成整个仪轨精神内核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甚至开始思考,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是否也需要这样一种能够让我们放慢脚步,重新审视自身与历史、与文化连接的方式?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它让我明白,礼仪并非是僵化的教条,而是承载着文化基因和集体记忆的活态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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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庙释奠礼仪研究》这本书,真的让我大开眼界!我之前一直认为,古代的礼仪只是形式,缺乏实际意义。但通过这本书,我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作者在书中对“祭”与“乐”的结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让我明白了,这种结合并非简单的声乐配合,而是通过“乐”来渲染气氛,表达情感,升华精神。他详细介绍了释奠礼中使用的各种乐器,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意义,让我对中国古代的音乐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特别是关于“编钟”的描述,让我仿佛听到了古时宫廷的庄严旋律,感受到了那种磅礴而又充满智慧的气息。作者还分析了音乐在仪式中的作用,它如何能够影响人们的情绪,如何能够激发人们的敬畏之心,如何能够将抽象的意义具象化。读到这里,我才明白,原来音乐不仅仅是艺术,它更是一种能够触及灵魂的力量。这本书让我认识到,真正的文化,是能够触动人心的,是能够引发共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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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文庙释奠礼仪研究》是我近期读到的最让我感到“震撼”的一本书,它不是那种惊吓式的震撼,而是那种知识的冲击和对历史认识的颠覆。作者对于“祭”和“礼”的定义,以及它们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作用,进行了非常深刻的阐述。我之前一直觉得“祭”和“礼”都是一些封建迷信的产物,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它们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作者在书中详细介绍了文庙释奠礼仪的起源、发展和演变,以及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我尤其被书中关于“尊师重道”这一理念的探讨所吸引。作者将文庙释奠礼仪视为“尊师重道”的最高体现,认为这种仪式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培养人们对知识和道德的尊重。读到这里,我才明白,原来“尊师重道”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有着深刻的实践基础和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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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文庙释奠礼仪研究》这本书,真的让我体验了一把“穿越”。作者的叙述方式非常独特,他不仅仅是在描述一个历史事件,更像是在带领读者亲身经历。我被书中对“敬”这一概念的深入解读所深深打动。在作者的笔下,“敬”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词汇,而是具体地体现在文庙释奠礼仪的每一个细节之中。从参与者的仪容仪表,到祭品的陈列,再到每一个动作的规范,都无不透露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意。我尤其欣赏书中关于“乐”在仪式中的地位的论述,作者详细分析了不同乐器、曲调在释奠礼中所起到的作用,让我明白了音乐不仅仅是为了烘托气氛,更是为了表达情感,升华精神。我仿佛能听到古时文庙中那悠扬的钟鼓之声,感受到那份庄重而又充满力量的氛围。这本书让我对中国古代的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它让我明白,真正的文化,是能够触动人心,是能够引发共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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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读了《文庙释奠礼仪研究》,这本书给我的感受非常复杂,既有对历史的敬畏,也有对当下的一些思考。作者在书中对“祭”这个行为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剖析。在我看来,“祭”常常与宗教信仰相关,但作者通过对文庙释奠礼仪的研究,让我看到“祭”更深层的人文意义。它不仅仅是对某个神灵的崇拜,更是对人类智慧、道德和文明的传承与致敬。书中对祭品的选择、陈列以及献祭的过程都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这些细节背后蕴含着古人对天地、对自然、对先贤的理解和尊重。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关于“三牲”的解读,作者不仅解释了为何要用特定的牲畜,更深入探讨了这种选择所象征的含义。读到这里,我才明白,原来每一次看似简单的祭祀,都饱含着古人对生命、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这本书让我重新审视了“敬”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价值体系的体现。它让我反思,在现代社会,我们是否还保留着这样一种对知识、对传承的敬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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