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关何处：两晋南北朝卷（国史通鉴）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简体网页||繁体网页

☆☆☆☆☆

方志远著

下载链接在页面底部

facebook linkedin mastodon messenger pinterest reddit telegram twitter viber vkontakte whatsapp 复制链接

想要找书就要到新城书站

book.cndgn.com

立刻按 ctrl+D收藏本页

你会得到大惊喜!!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128599

版次：1

商品编码：12174042

品牌：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

包装：平装

丛书名：国史通鉴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3-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3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国史通鉴》第三部《乡关何处：两晋南北朝卷》共十九讲，从西晋灭吴结束三国分立局面开始，到“八王之乱”、“永嘉之变”引发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冲突与融合，至隋文帝统一中国止，择取其间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讲述，分析得失，以史为鉴。严谨的学术态度、轻松幽默的语言风格，是本书的基本特点。

作者简介

　　方志远，祖籍安徽休宁，1950年出生于江西吉安。史学硕士，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江西历史学会会长，江西开放教育协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历史学科评审组专家，南昌商联中心文化顾问。研究领域为明代国家制度与社会进程、明清江西商人与地域社会、明代市民文学与社会思潮。主要著作有：《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明清江右商帮》《旷世大儒王阳明》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在《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发表史学评论及杂文100余篇。应《百家讲坛》之邀，主讲《大明嘉靖往事》《万历兴亡录》及《国史通鉴》。

精彩书评

　　方志远教授站在现实与历史的结合点上，以“全球”的视野，唤醒沉睡的古籍，向世人展示恢宏的中华民族历史，既增长知识，又启迪思想。
　　——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

　　《国史通鉴》传神地描绘了中国历史长河中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配以犀利点评，让远古鲜活，让今人震撼，是真正意义上的“以史为鉴”。
　　——商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国史通鉴》在保证历史完整性、真实性的基础上，摒弃教科书的枯燥、晦涩，生动再现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要想酣畅淋漓了解中国历史五千年，shou选此书。
　　——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

总序
一、太康时代
二、二世而亡
三、匈奴情怀
四、大赵天王
五、氐族争锋
六、王马天下
七、士族庶族
八、南方北方
九、盛衰之间
十、北府传承
十一、禅代之际
十二、南朝北朝
十三、鲜卑英雄
十四、祖业孙承
十五、北魏琐事
十六、改革风云
十七、再现乱世
十八、北国风光
十九、南朝旧事

精彩书摘

　　《乡关何处：两晋南北朝卷（国史通鉴）》：
　　一、兄弟情分
　　从大趋势看，西晋的统一，颇有当年周、秦气象。如何经营如此巨大的家业，晋武帝司马炎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从父亲司马昭手上接班之后，司马炎凭借曹魏及祖、父两代奠定的基础，加上自己的本事和运气，事事顺遂。夺江山容易，坐江山也不难，难道还保不住江山吗？
　　怎么保住江山？历史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样板。秦朝废分封、行郡县，曹魏用外姓功臣、防自家子弟，结果都是转瞬而亡。西周遥远一些，两汉就在昨天，郡县用外姓、分封给子弟，郡国并行。虽然有过七王之乱、王莽易代，但四百年的刘氏江山，如在眼前，那可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
　　为了坚实司马家族的根基，司马炎决定向汉朝学习。但学得有些变本加厉，健在的长辈，亲叔父、堂叔伯，自己的同辈，亲弟弟、堂兄弟……统统封王，封了20多个。封了叔伯及兄弟，再封儿子。司马炎一生到底有多少儿子，没有准确统计，晋怀帝司马炽为其第25子，那么至少有25个儿子，除了夭亡的，凡是活下来的统统封王，又封了10多个。这样，前前后后一共封了近40个王，每个王都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
　　在司马炎看来，经过这番布局，司马家族可以说得上是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如果还有人想打司马氏家业的主意，那不是虎口拔牙吗？但是，司马炎还是有忧虑，自己死后，谁来接班？
　　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之下，虽然一人未必能够兴邦，但一人却足以亡邦。秦亡之后，人们就在不断提出假设，如果秦始皇晚一些死，如果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接了班，秦朝会二世而亡吗？既然接班人的问题这么重要，那司马炎怎么办？古往今来有两种选择。第一，父死子继，这是正常情况下的不二选择。第二，兄终弟及，这是特殊情况下的迫不得已。什么特殊情况？第一，皇帝无子，只有兄弟；第二，内忧外患，国赖长君。
　　司马炎封了10多个儿子为王，儿子是不缺的；灭蜀灭吴，天下承平，国家步入正轨，也不存在内忧外患。所以，本来只可能是父死子继而完全没有兄终弟及的可能。但这个可能却偏偏一直存在，并且成为司马炎的一块心病。怎么回事呢？
　　原来，司马懿有两个杰出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事实证明都可以继承并光大司马氏的事业。比较起来，哥哥司马师更有安邦定国的才干，更加处变不惊。司马懿死后，司马师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总督中外诸军事，成了曹魏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但司马师虽然有能耐，却没有儿子，司马昭把自己的次子司马攸过继给了哥哥，司马攸成为司马师的嗣子。
　　如果不出意外，司马师死后，司马攸就是司马家族和曹魏政权的当家人。但司马师却在48岁时死去，此时的司马攸只有8岁，无法理事，司马昭继承了哥哥的事业，成了当家人。也许是由衷而发，也许是心里不安，司马昭每每发表言论，甚至公开宣称，自己的这个位置是哥哥司马师的，哥哥死了，应该属于侄子司马攸，自己只是代管，以后要归还的，这就是司马昭和司马师的兄弟情分了。
　　虽然不管是司马炎还是司马攸，都是司马昭自己的儿子，但毕竟名分不同。如果司马昭真将位置归还给司马攸，司马攸供奉的就不是司马昭而是司马师了，而哥哥司马炎也只能在弟弟司马攸殿下称臣，这就有些别扭，因为毕竟是亲兄弟。
　　司马昭最终并没有实践自己的诺言，没有将位置传给过继给哥哥司马师的次子司马攸，而是传给了长子司马炎。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司马昭的私己之心，但也不排除司马昭是出于司马家族的整体利益考虑。司马昭死时，长子司马炎30岁，次子司马攸18岁。尽管有记载说司马攸的“才望”出司马炎之右，但要主持大局，靠的不仅仅是“才望”，更重要的是“气场”，是让人放心、让人接受。司马炎或许才气不如弟弟，却是“明达善谋，能断大事”，而且生有“异相”：“发委地、手过膝，非人臣之相”。支持者正是从这些角度，力推司马炎。更何况要扫除取代曹魏的障碍，要扩大司马氏的家业，家有长男、国有长君才更踏实。
　　虽然司马炎成了司马家族新的掌门人，并且取代曹魏、统一全国，但只要司马攸存在一天，就是司马炎的心病，并影响着司马炎对接班人的选择，这个兄弟情分就很微妙了。一根稻草压死一头骆驼的说法虽然过于夸张，但一个看似不经意的想法或者根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却足以影响一个决策乃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司马攸正是这根乐死骆驼的稻草。
　　……

前言/序言

　　总序
　　这是我和《百家讲坛》栏目的第三次合作，和商务印书馆则是第二次合作。
　　和《百家讲坛》的合作始于2009年。那时的《百家讲坛》正处于鼎盛后期，朋友聚会、家人聊天，时时有人说及“百家”；阎崇年、王立群、易中天、于丹等老师也通过他们的讲课，引导人们从各种各样的“选秀”、“搞笑”节目中脱出身来，关注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的一段时间，余秋雨教授以一己之力，通过《文化苦旅》搅动了中国人的文化热，那么，进入21世纪后的一段时间，则是《百家讲坛》扛起了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激发大众历史热情的大旗。
　　但是，当《百家讲坛》栏目组邀请我加盟时，我犹豫了。犹豫什么？说不清楚。当我们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十分明确的目的，至少是直接动机；当我们需要做出一种选择而犹豫的时候，却很难说出十分清晰的理由。勉强要说，也许有三个担心：一是担心时间。手上有多个课题，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到横向合作项目，得亲力亲为完成，是否有时间和精力做《百家讲坛》的节目？二是担心内容。《百家讲坛》与大学讲台不同，大学讲台的核心价值是学术创见，《百家讲坛》的根本要旨是雅俗共赏。选择什么样的内容、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述才能达到雅俗共赏？三是担心效果。我从来不畏惧上课，但素来不习惯“哗众”，不屑于“取宠”，直到现在，听到装腔作势的煽情就起鸡皮疙瘩，所以自我感觉不适合做大众节目。而电视节目恰恰是大众节目，讲究“收视率”和“回头率”，要让观众把屏幕停留在这个节目上，要让观众手上的遥控器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这个节目来，不哗众、不取宠、不装腔作势地煽情，有收视率、有回头率吗？所有这些，心里都没有底。另外还有一个纠结：作为专业历史研究者，做大众节目是不是“不务正业”，同行怎么看？低头抬头都是圈子里的人，和圈外朋友友情客串毕竟不一样。
　　最后还是上了《百家讲坛》的“贼船”，否则就没有后来的故事。编导王珊小友曾经很得意地对我说，只要是她看中的老师，就很难逃脱“追捕”。在这个过程中，毛哥（佩琦）和商传兄的榜样，邵鸿的反复鼓励，李锋的多次鼓捣，都起了推动作用。但是，推动归推动，最终决定上船，主意还是自己拿的。长期以来，我和邵鸿以及其他朋友一直在交流史学的功能问题、史学的大众化问题。发挥史学的“人文”功能，让大众在历史的讲述中得到愉悦、得到感悟，向大众传播我们认为是“正能量”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这既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也应该是十分快乐的事情。既然如此，还有比央视《百家讲坛》更好的平台吗？而王珊的诚恳态度，也打消了我的一些顾虑：不过多考虑“收视率”和“回头率”，按照自己的风格讲，不是附和观众而是引导观众，把传播对象定位在中等及以上文化层面。
　　于是有了连续三次的合作，其间固然有无数次就内容与形式的“被修理”与“反修理”、“被控制”与“反控制”，但我与《百家讲坛》的合作也越来越默契。不少朋友问我，听说《百家讲坛》很霸道，不断要求老师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说心里话，没有这种感觉。不知道是因为我接受意见很虚心，还是《百家讲坛》对我很宽容。
　　第一次合作，讲的题目是《大明嘉靖往事》。似乎是讲嘉靖“皇帝”，但我把它讲成了嘉靖“时代”，而其中揭示的则是普遍的历史现象。其中的有些篇章，如《礼是打出来的》《算账要算政治账》《奸臣三部曲》《忠臣是怎样铸成的》等等，我认为是可以成为经典的。
　　第二次合作，讲的是《万历兴亡录》。同样，主要说的不是万历“皇帝”，而是万历“时代”。万历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自由奔放的时代、一个酷似“前资本主义”的时代，但中国社会并没有由此进入近代社会，而是乐极生悲地退回到了严峻冷酷的古代社会。《北京晨报》资深记者陈辉曾经问我：《万历兴亡录》的电视节目已经有了很好的反响，你怎么评价由讲稿改编出版的著作，这个著作中有哪些地方比较精彩？我很自信地告诉他：我的文字表述能力超过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辨能力超过形象描述能力，只要读下去，处处是精彩，而且是“未删节版”，所以著作应该比电视更精彩。从《是非张居正》到《“飞语山人”乐新炉》，从《“词宗先生”戚继光》到《打虎英雄落平阳》，从《事情怕就怕认真》到《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从《人进我退》到《明朝的“国殇”》，展示的是一个王朝由极盛到式微的各个方面的外在表现和内在因素，是一个王朝坍塌前无可奈何的多维背影。我甚至很得意地问他：“你在其他著作中看得到这些信息吗？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重复类似嘉靖、万历这样的‘似曾相识’的乐极生悲的故事，所以，其意义远远不止在明代。”这两个题目讲述的内容都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内，都是明代史的题目，其中包含我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但当栏目组希望我做第三个节目时，我觉得不能再做明代了，应该做一个更“大气”的题目，既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也争取给《百家讲坛》注入一些新的元素。
　　我曾经考虑彻底改变一下风格，讲一个“方志远说金庸之韦小宝”。《鹿鼎记》是金庸为读者提供的开启中国“江湖文化”和“庙堂文化”迷宫的钥匙，韦小宝则是破解中国古代“官场潜规则”和“黑道规矩”的向导，极有研究价值和解读意义。但《百家讲坛》希望维护我作为历史学者在屏幕上的形象，否定了这个设想。
　　那么讲什么？我和王珊同时想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接着又想到了“中国通史”。经过反复商议，并征询了诸多朋友的意见，决定把“通史”和“通鉴”结合在一起，定名为《国史通鉴》，当时考虑分为4—5部，共100—125讲，现在看来需要有6部150讲。当时的两位制片人聂丛丛、那尔苏，还有央视科教频道副总监冯存礼先生，都认同这个主题和思路。
　　《百家讲坛》过去讲的都是一朝一代，或者一个人物一本书，他们早就想做一个大的题目，上下贯通，从炎黄一直说到鸦片战争乃至清帝退位。双方做出这样一个决定的时间，是2012年4月。
　　关于这个主题的宗旨，我在《国史通鉴》的第一讲做了这样的表述：
　　这个“国”是中国，“国史”就是中国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文明的历史……我们将尽可能地展示，中华民族、中国文明的历史是如何的悠久、如何的无间断，对于它的记载又是如何的详密。同时，我们也将讨论，在中华民族、中国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发生过哪些问题、走过哪些弯路，我们的先人曾经犯过哪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他们为我们今天的发展提供了哪些借鉴？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也是我们为这次讲课取名为《国史通鉴》的原因。也就是说，这个节目和这部著作是向大众讲述中国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文明的历史的，同时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以为今日之借鉴。
　　主题固然气势恢宏，难度也是非常之大。第一，取舍难。上下五千年，发生了多少故事、淘洗了多少英雄，应该选择哪些故事、哪些人物，又怎么讲述这些故事、这些人物？第二，把握难。无数的史籍史料、无数的专书专论、无数的考古发现、无数的民间传闻，如何把握尺度、彰显主题？第三，突围难。前辈的鸿篇巨制，前有钱穆《国史大纲》，后有李定一《中华史纲》，皆久负盛誉；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影响巨大，蔡美彪积10卷本《中国通史》的功力推出《中华史纲》；樊树志在《国史概要》之后，又有《国史十六讲》。此外，更有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纲要》基础上主编的12卷22巨册《中国通史》，费正清、崔瑞德主编的15册《剑桥中国史》，以及尚未见到中文译本的《剑桥中国上古史》。如此等等，犹如横亘在面前的雄山大川，如何翻山越岭、跋川涉水，如何突出重围？
　　在确定《国史通鉴》这个主题时，也考虑过这些困难，但真正的困难总是在工作展开之后逐步显现、深刻感受的。这种情况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乃至在每一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时时发生。基本经验是，放弃意味着失败，坚持可能成功，关键在于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
　　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范文澜先生关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道路与西方国家的区别，钱穆先生对《国史大纲》读者要求的“诸信念”，李定一先生关于《中华史纲》自我勉策的“四规律”，《剑桥中国史》作者们置身山外揭开的“庐山真面目”，以及前辈学者和同辈朋友在各个断代史研究中所取得的真知灼见，都是在翻山越岭、跋川涉水过程中观赏到的绚丽风光、感悟到的敬业风范，他们在帮助我突出重围。
　　当年《万历兴亡录》出版的时候，有读者将其和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进行比较，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因为我是《万历十五年》的忠实粉丝，而我们这一代人的“史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黄仁宇先生开发的。但这两本书其实是很难进行比较的，倒是可以互补。最近我在一个“总裁”班讲课，他们让我推荐几本明代史的著作，其中我推荐了《万历十五年》和《万历兴亡录》。为何同时推荐两个“万历”？因为这两部书都是以万历时期为描述对象，但重点不同、风格不同。前者是以散文方式撰写的学术性历史著作，重点放在“庙堂”，后者是以学术态度撰写的普及性历史著作，力求表现“多元”。学员及其他读者可以从两种不同风格的著作中体验万历时代。
　　《国史通鉴》也是以学术态度撰写的普及性历史著作，以上种种的多卷本、单本“通史”、“史纲”和断代史著作，均为“参考文献”和“学术基础”。特别是由于先通过屏幕传播，再由文本传播，决定了这部《国史通鉴》是以“说”为基础的，传播的对象首先不是翻开书本的读者，而是打开电视或电脑的观众。所以我和很多朋友说，这部书和其他《百家讲坛》的书一样，创作过程有点儿像明代的“小说”：先要有“话本”，这是一次创作；然后在“话本”的基础上讲课，这是二次创作；最后根据讲课和思考进行梳理、补充，这是三次创作。由于传播的对象首先是电视观众，所以，头绪不能太复杂、内容不能太生僻、论证不能太烦琐、形式不能太单调。
　　用学术态度撰写“普及性”历史著作，也决定了《国史通鉴》和以戏谑态度撰写的各种“历史读物”、“历史小说”有着根本性不同，“说教”固然不可以，“戏说”更是忌讳。应该以轻轻松松的语言、认认真真的态度讲述历史，而不是天花乱坠说评书、编故事、发议论，既不能过于“劳累”读者，更必须言之有据。
　　出于上述考虑，拟出了《国史通鉴》写作的“十二字方针”：定主线、选人物、说故事、论得失。而且，主线要清晰、人物要鲜活、故事要生动、分析要明快。这可以说是《国史通鉴》的基本特点。
　　《国史通鉴》这个150集左右面向大众的电视节目、120万字左右面向大众的历史著作，只能是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就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所有的内容都应该围绕着这条主线展开：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风雨、冲破了怎样的险阻、共享了怎样的太平，有过什么样的悲与喜、苦与乐？对于今天，应该记取什么样的经验与教训？但是，中华民族历史的悠久、记载的翔实和发展的无间断，决定了这条主线应该是多彩线而非单色线，它应该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上层、下层，民族、宗教等多方面的内容。
　　历史由人组成，只有充分展示人物的活动，历史才能鲜活和灵动起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绵长的渐进与累积过程，但又不断发生由杰出人物推动的由渐变到突变过程。我们把不被人们察觉的渐变过程交给学术论文去讨论，而把推动突变或产生影响的人物—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无论是起过好作用产生好影响的人物还是起过坏作用产生坏影响的人物—“选”到这个节目和这部著作中。当然，任何一个伟大人物，在我们这个节目和著作中都是一个过客，所以我们得选择他们最走运或最背运、最可爱或最可恶、最好玩或最窝囊的那些片断，一句话，选择他们在历史上划下最深刻痕的那些片断进行讲述。
　　“历史人物”从来都是和“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在我们这个节目和著作里，只有那些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事情才能称为“历史事件”，才是“大事”。皇位继承、朝代更替本来是大事，但是如果没有对历史过程发生明显影响，那它就是一家一姓的小事，不属于我们这个节目和著作的“故事”。而黄河边的一场连日大雨、穷秀才的一个报复念头，为节约开支而裁减冗员、为整肃法纪而抓捕走私，本来都是司空见惯的小事，或者是一个政权在行使正常权力，结果却掀翻了一个王朝、颠覆了一个政权、涂炭了几代生灵、改变了历史进程的方向，就成了荡气回肠的大事。这些才是我们要在节目和著作中大说而特说、大书而特书的“故事”。
　　关于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前人已经有过诸多的表述，最著名的莫过于孟子所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唐太宗所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还有培根所说“读史使人明智”。有一种高考复习资料概括了历史学家们提出的历史学的五大社会功能：认识历史的途径、延续文明的纽带、传承精神的载体、治国安邦的宝库、启迪人生的向导。
　　乍看起来，真有道理。但坦率地说，虽然读了五十多年的历史书，教了三十多年的历史课，我还真不知道历史学竟然有如此多的功能，有如此大的威力。相反，一直在怀疑，一部《春秋》能否吓倒真正的“乱臣贼子”、学历史的人真就比别人“明智”？以史为鉴固然可以知兴替，但如何才能使自己打磨出来的镜子照出来的是相对客观的历史，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情。有时我想，历史学是否需要承受如此大的压力、是否需要揽下如此大的责任？但是，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却成了历史学者代代相传的“基因”，欲罢不能。所以，尽管《国史通鉴》是普及性的历史著作，我仍然希望能在轻松愉快向大众讲述中国历史长河中所发生的“秋月春风”的同时，认真负责地向大众解析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的“是非成败”。当然，讲述和分析是否得体，躲不过观众和读者的慧眼。
　　感谢关心这个节目播出和这部书出版的所有朋友，是你们的鼓励和支持，给了我坚持下去的信心。感谢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和领导，我和《百家讲坛》第二次合作节目的书稿《万历兴亡录》，就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忘记不了商务印书馆为了推介《万历兴亡录》，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了盛大的首发式，首都博物馆郭小凌馆长、商务印书馆周洪波总编辑、《百家讲坛》制片人聂丛丛女士、“毛哥”佩琦等亲临助阵，邵鸿学兄在出席另一个会议的间隙，来到现场，四百多人的大厅座无虚席，首发式成了一次学术演讲会。责任编辑蔡长虹的主持，也成了一道风景线。这一次，因为《国史通鉴》的出版，更加深了我们之间的缘分。
　　无论是这个节目还是这部书，与以前的节目和书一样，也一定存在诸多错误。这些错误倒未必完全是因为以一人之力讲述几千年历史，因为即使是说自己“地盘”上的明史，也会发生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