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關何處：兩晉南北朝捲（國史通鑒）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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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誌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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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商務印書館

ISBN：9787100128599

版次：1

商品編碼：12174042

品牌：商務印書館（The Commercial Press）

包裝：平裝

叢書名：國史通鑒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7-03-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230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國史通鑒》第三部《鄉關何處：兩晉南北朝捲》共十九講，從西晉滅吳結束三國分立局麵開始，到“八王之亂”、“永嘉之變”引發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時期的民族衝突與融閤，至隋文帝統一中國止，擇取其間對曆史進程産生重大影響的人物和事件進行講述，分析得失，以史為鑒。嚴謹的學術態度、輕鬆幽默的語言風格，是本書的基本特點。

作者簡介

　　方誌遠，祖籍安徽休寜，1950年齣生於江西吉安。史學碩士，文學博士。江西師範大學教授、校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明史學會副會長，江西曆史學會會長，江西開放教育協會會長，國傢社科基金曆史學科評審組專傢，南昌商聯中心文化顧問。研究領域為明代國傢製度與社會進程、明清江西商人與地域社會、明代市民文學與社會思潮。主要著作有：《明代國傢權力結構及運行機製》《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明代城市與市民文學》《明清江右商幫》《曠世大儒王陽明》等，在《中國社會科學》《曆史研究》《中國史研究》等刊物發錶學術論文70餘篇，在《光明日報》《中國社會科學報》等發錶史學評論及雜文100餘篇。應《百傢講壇》之邀，主講《大明嘉靖往事》《萬曆興亡錄》及《國史通鑒》。

精彩書評

　　方誌遠教授站在現實與曆史的結閤點上，以“全球”的視野，喚醒沉睡的古籍，嚮世人展示恢宏的中華民族曆史，既增長知識，又啓迪思想。
　　——王子今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中國秦漢史研究會會長

　　《國史通鑒》傳神地描繪瞭中國曆史長河中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配以犀利點評，讓遠古鮮活，讓今人震撼，是真正意義上的“以史為鑒”。
　　——商傳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明史學會會長

　　《國史通鑒》在保證曆史完整性、真實性的基礎上，摒棄教科書的枯燥、晦澀，生動再現中國曆史的風雲變幻。要想酣暢淋灕瞭解中國曆史五韆年，shou選此書。
　　——毛佩琦，中國人民大學曆史係教授、中國明史學會常務副會長

總序
一、太康時代
二、二世而亡
三、匈奴情懷
四、大趙天王
五、氐族爭鋒
六、王馬天下
七、士族庶族
八、南方北方
九、盛衰之間
十、北府傳承
十一、禪代之際
十二、南朝北朝
十三、鮮卑英雄
十四、祖業孫承
十五、北魏瑣事
十六、改革風雲
十七、再現亂世
十八、北國風光
十九、南朝舊事

精彩書摘

　　《鄉關何處：兩晉南北朝捲（國史通鑒）》：
　　一、兄弟情分
　　從大趨勢看，西晉的統一，頗有當年周、秦氣象。如何經營如此巨大的傢業，晉武帝司馬炎是難者不會、會者不難。從父親司馬昭手上接班之後，司馬炎憑藉曹魏及祖、父兩代奠定的基礎，加上自己的本事和運氣，事事順遂。奪江山容易，坐江山也不難，難道還保不住江山嗎？
　　怎麼保住江山？曆史提供瞭正反兩個方麵的樣闆。秦朝廢分封、行郡縣，曹魏用外姓功臣、防自傢子弟，結果都是轉瞬而亡。西周遙遠一些，兩漢就在昨天，郡縣用外姓、分封給子弟，郡國並行。雖然有過七王之亂、王莽易代，但四百年的劉氏江山，如在眼前，那可是真真切切、實實在在的。
　　為瞭堅實司馬傢族的根基，司馬炎決定嚮漢朝學習。但學得有些變本加厲，健在的長輩，親叔父、堂叔伯，自己的同輩，親弟弟、堂兄弟……統統封王，封瞭20多個。封瞭叔伯及兄弟，再封兒子。司馬炎一生到底有多少兒子，沒有準確統計，晉懷帝司馬熾為其第25子，那麼至少有25個兒子，除瞭夭亡的，凡是活下來的統統封王，又封瞭10多個。這樣，前前後後一共封瞭近40個王，每個王都有自己的地盤和軍隊。
　　在司馬炎看來，經過這番布局，司馬傢族可以說得上是盤根錯節、根深蒂固，也就可以高枕無憂瞭。如果還有人想打司馬氏傢業的主意，那不是虎口拔牙嗎？但是，司馬炎還是有憂慮，自己死後，誰來接班？
　　在君主專製的體製之下，雖然一人未必能夠興邦，但一人卻足以亡邦。秦亡之後，人們就在不斷提齣假設，如果秦始皇晚一些死，如果秦始皇的長子扶蘇接瞭班，秦朝會二世而亡嗎？既然接班人的問題這麼重要，那司馬炎怎麼辦？古往今來有兩種選擇。第一，父死子繼，這是正常情況下的不二選擇。第二，兄終弟及，這是特殊情況下的迫不得已。什麼特殊情況？第一，皇帝無子，隻有兄弟；第二，內憂外患，國賴長君。
　　司馬炎封瞭10多個兒子為王，兒子是不缺的；滅蜀滅吳，天下承平，國傢步入正軌，也不存在內憂外患。所以，本來隻可能是父死子繼而完全沒有兄終弟及的可能。但這個可能卻偏偏一直存在，並且成為司馬炎的一塊心病。怎麼迴事呢？
　　原來，司馬懿有兩個傑齣的兒子，司馬師和司馬昭，事實證明都可以繼承並光大司馬氏的事業。比較起來，哥哥司馬師更有安邦定國的纔乾，更加處變不驚。司馬懿死後，司馬師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總督中外諸軍事，成瞭曹魏徹頭徹尾的獨裁者。但司馬師雖然有能耐，卻沒有兒子，司馬昭把自己的次子司馬攸過繼給瞭哥哥，司馬攸成為司馬師的嗣子。
　　如果不齣意外，司馬師死後，司馬攸就是司馬傢族和曹魏政權的當傢人。但司馬師卻在48歲時死去，此時的司馬攸隻有8歲，無法理事，司馬昭繼承瞭哥哥的事業，成瞭當傢人。也許是由衷而發，也許是心裏不安，司馬昭每每發錶言論，甚至公開宣稱，自己的這個位置是哥哥司馬師的，哥哥死瞭，應該屬於侄子司馬攸，自己隻是代管，以後要歸還的，這就是司馬昭和司馬師的兄弟情分瞭。
　　雖然不管是司馬炎還是司馬攸，都是司馬昭自己的兒子，但畢竟名分不同。如果司馬昭真將位置歸還給司馬攸，司馬攸供奉的就不是司馬昭而是司馬師瞭，而哥哥司馬炎也隻能在弟弟司馬攸殿下稱臣，這就有些彆扭，因為畢竟是親兄弟。
　　司馬昭最終並沒有實踐自己的諾言，沒有將位置傳給過繼給哥哥司馬師的次子司馬攸，而是傳給瞭長子司馬炎。我們可以認為這是司馬昭的私己之心，但也不排除司馬昭是齣於司馬傢族的整體利益考慮。司馬昭死時，長子司馬炎30歲，次子司馬攸18歲。盡管有記載說司馬攸的“纔望”齣司馬炎之右，但要主持大局，靠的不僅僅是“纔望”，更重要的是“氣場”，是讓人放心、讓人接受。司馬炎或許纔氣不如弟弟，卻是“明達善謀，能斷大事”，而且生有“異相”：“發委地、手過膝，非人臣之相”。支持者正是從這些角度，力推司馬炎。更何況要掃除取代曹魏的障礙，要擴大司馬氏的傢業，傢有長男、國有長君纔更踏實。
　　雖然司馬炎成瞭司馬傢族新的掌門人，並且取代曹魏、統一全國，但隻要司馬攸存在一天，就是司馬炎的心病，並影響著司馬炎對接班人的選擇，這個兄弟情分就很微妙瞭。一根稻草壓死一頭駱駝的說法雖然過於誇張，但一個看似不經意的想法或者根本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卻足以影響一個決策乃至一個國傢、一個民族的命運。在一定程度上，司馬攸正是這根樂死駱駝的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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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總序
　　這是我和《百傢講壇》欄目的第三次閤作，和商務印書館則是第二次閤作。
　　和《百傢講壇》的閤作始於2009年。那時的《百傢講壇》正處於鼎盛後期，朋友聚會、傢人聊天，時時有人說及“百傢”；閻崇年、王立群、易中天、於丹等老師也通過他們的講課，引導人們從各種各樣的“選秀”、“搞笑”節目中脫齣身來，關注中國曆史、中國文化。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的一段時間，餘鞦雨教授以一己之力，通過《文化苦旅》攪動瞭中國人的文化熱，那麼，進入21世紀後的一段時間，則是《百傢講壇》扛起瞭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激發大眾曆史熱情的大旗。
　　但是，當《百傢講壇》欄目組邀請我加盟時，我猶豫瞭。猶豫什麼？說不清楚。當我們決定做一件事情的時候，我們可能有十分明確的目的，至少是直接動機；當我們需要做齣一種選擇而猶豫的時候，卻很難說齣十分清晰的理由。勉強要說，也許有三個擔心：一是擔心時間。手上有多個課題，從國傢社科基金項目到橫嚮閤作項目，得親力親為完成，是否有時間和精力做《百傢講壇》的節目？二是擔心內容。《百傢講壇》與大學講颱不同，大學講颱的核心價值是學術創見，《百傢講壇》的根本要旨是雅俗共賞。選擇什麼樣的內容、采用什麼樣的方式錶述纔能達到雅俗共賞？三是擔心效果。我從來不畏懼上課，但素來不習慣“嘩眾”，不屑於“取寵”，直到現在，聽到裝腔作勢的煽情就起雞皮疙瘩，所以自我感覺不適閤做大眾節目。而電視節目恰恰是大眾節目，講究“收視率”和“迴頭率”，要讓觀眾把屏幕停留在這個節目上，要讓觀眾手上的遙控器轉瞭一圈之後又迴到這個節目來，不嘩眾、不取寵、不裝腔作勢地煽情，有收視率、有迴頭率嗎？所有這些，心裏都沒有底。另外還有一個糾結：作為專業曆史研究者，做大眾節目是不是“不務正業”，同行怎麼看？低頭抬頭都是圈子裏的人，和圈外朋友友情客串畢竟不一樣。
　　最後還是上瞭《百傢講壇》的“賊船”，否則就沒有後來的故事。編導王珊小友曾經很得意地對我說，隻要是她看中的老師，就很難逃脫“追捕”。在這個過程中，毛哥（佩琦）和商傳兄的榜樣，邵鴻的反復鼓勵，李鋒的多次鼓搗，都起瞭推動作用。但是，推動歸推動，最終決定上船，主意還是自己拿的。長期以來，我和邵鴻以及其他朋友一直在交流史學的功能問題、史學的大眾化問題。發揮史學的“人文”功能，讓大眾在曆史的講述中得到愉悅、得到感悟，嚮大眾傳播我們認為是“正能量”的曆史觀和價值觀，這既是曆史研究者的責任，也應該是十分快樂的事情。既然如此，還有比央視《百傢講壇》更好的平颱嗎？而王珊的誠懇態度，也打消瞭我的一些顧慮：不過多考慮“收視率”和“迴頭率”，按照自己的風格講，不是附和觀眾而是引導觀眾，把傳播對象定位在中等及以上文化層麵。
　　於是有瞭連續三次的閤作，其間固然有無數次就內容與形式的“被修理”與“反修理”、“被控製”與“反控製”，但我與《百傢講壇》的閤作也越來越默契。不少朋友問我，聽說《百傢講壇》很霸道，不斷要求老師如此這般、這般如此。說心裏話，沒有這種感覺。不知道是因為我接受意見很虛心，還是《百傢講壇》對我很寬容。
　　第一次閤作，講的題目是《大明嘉靖往事》。似乎是講嘉靖“皇帝”，但我把它講成瞭嘉靖“時代”，而其中揭示的則是普遍的曆史現象。其中的有些篇章，如《禮是打齣來的》《算賬要算政治賬》《奸臣三部麯》《忠臣是怎樣鑄成的》等等，我認為是可以成為經典的。
　　第二次閤作，講的是《萬曆興亡錄》。同樣，主要說的不是萬曆“皇帝”，而是萬曆“時代”。萬曆時代是中國曆史上一個自由奔放的時代、一個酷似“前資本主義”的時代，但中國社會並沒有由此進入近代社會，而是樂極生悲地退迴到瞭嚴峻冷酷的古代社會。《北京晨報》資深記者陳輝曾經問我：《萬曆興亡錄》的電視節目已經有瞭很好的反響，你怎麼評價由講稿改編齣版的著作，這個著作中有哪些地方比較精彩？我很自信地告訴他：我的文字錶述能力超過語言錶達能力、邏輯思辨能力超過形象描述能力，隻要讀下去，處處是精彩，而且是“未刪節版”，所以著作應該比電視更精彩。從《是非張居正》到《“飛語山人”樂新爐》，從《“詞宗先生”戚繼光》到《打虎英雄落平陽》，從《事情怕就怕認真》到《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從《人進我退》到《明朝的“國殤”》，展示的是一個王朝由極盛到式微的各個方麵的外在錶現和內在因素，是一個王朝坍塌前無可奈何的多維背影。我甚至很得意地問他：“你在其他著作中看得到這些信息嗎？在中國曆史上，曾經多次重復類似嘉靖、萬曆這樣的‘似曾相識’的樂極生悲的故事，所以，其意義遠遠不止在明代。”這兩個題目講述的內容都在我的研究範圍之內，都是明代史的題目，其中包含我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但當欄目組希望我做第三個節目時，我覺得不能再做明代瞭，應該做一個更“大氣”的題目，既是對自己的一次挑戰，也爭取給《百傢講壇》注入一些新的元素。
　　我曾經考慮徹底改變一下風格，講一個“方誌遠說金庸之韋小寶”。《鹿鼎記》是金庸為讀者提供的開啓中國“江湖文化”和“廟堂文化”迷宮的鑰匙，韋小寶則是破解中國古代“官場潛規則”和“黑道規矩”的嚮導，極有研究價值和解讀意義。但《百傢講壇》希望維護我作為曆史學者在屏幕上的形象，否定瞭這個設想。
　　那麼講什麼？我和王珊同時想到瞭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接著又想到瞭“中國通史”。經過反復商議，並徵詢瞭諸多朋友的意見，決定把“通史”和“通鑒”結閤在一起，定名為《國史通鑒》，當時考慮分為4—5部，共100—125講，現在看來需要有6部150講。當時的兩位製片人聶叢叢、那爾蘇，還有央視科教頻道副總監馮存禮先生，都認同這個主題和思路。
　　《百傢講壇》過去講的都是一朝一代，或者一個人物一本書，他們早就想做一個大的題目，上下貫通，從炎黃一直說到鴉片戰爭乃至清帝退位。雙方做齣這樣一個決定的時間，是2012年4月。
　　關於這個主題的宗旨，我在《國史通鑒》的第一講做瞭這樣的錶述：
　　這個“國”是中國，“國史”就是中國的曆史、中華民族的曆史、中華文明的曆史……我們將盡可能地展示，中華民族、中國文明的曆史是如何的悠久、如何的無間斷，對於它的記載又是如何的詳密。同時，我們也將討論，在中華民族、中國文明的發展過程中，曾經發生過哪些問題、走過哪些彎路，我們的先人曾經犯過哪些本來可以避免的錯誤，他們為我們今天的發展提供瞭哪些藉鑒？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也是我們為這次講課取名為《國史通鑒》的原因。也就是說，這個節目和這部著作是嚮大眾講述中國的曆史、中華民族的曆史、中華文明的曆史的，同時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以為今日之藉鑒。
　　主題固然氣勢恢宏，難度也是非常之大。第一，取捨難。上下五韆年，發生瞭多少故事、淘洗瞭多少英雄，應該選擇哪些故事、哪些人物，又怎麼講述這些故事、這些人物？第二，把握難。無數的史籍史料、無數的專書專論、無數的考古發現、無數的民間傳聞，如何把握尺度、彰顯主題？第三，突圍難。前輩的鴻篇巨製，前有錢穆《國史大綱》，後有李定一《中華史綱》，皆久負盛譽；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影響巨大，蔡美彪積10捲本《中國通史》的功力推齣《中華史綱》；樊樹誌在《國史概要》之後，又有《國史十六講》。此外，更有白壽彝先生在《中國通史綱要》基礎上主編的12捲22巨冊《中國通史》，費正清、崔瑞德主編的15冊《劍橋中國史》，以及尚未見到中文譯本的《劍橋中國上古史》。如此等等，猶如橫亙在麵前的雄山大川，如何翻山越嶺、跋川涉水，如何突齣重圍？
　　在確定《國史通鑒》這個主題時，也考慮過這些睏難，但真正的睏難總是在工作展開之後逐步顯現、深刻感受的。這種情況在我的人生曆程中，在我的學術生涯中，乃至在每一篇論文的寫作過程中，時時發生。基本經驗是，放棄意味著失敗，堅持可能成功，關鍵在於有自己的個性和特色。
　　寫作的過程是一個學習的過程。範文瀾先生關於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傢形成道路與西方國傢的區彆，錢穆先生對《國史大綱》讀者要求的“諸信念”，李定一先生關於《中華史綱》自我勉策的“四規律”，《劍橋中國史》作者們置身山外揭開的“廬山真麵目”，以及前輩學者和同輩朋友在各個斷代史研究中所取得的真知灼見，都是在翻山越嶺、跋川涉水過程中觀賞到的絢麗風光、感悟到的敬業風範，他們在幫助我突齣重圍。
　　當年《萬曆興亡錄》齣版的時候，有讀者將其和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進行比較，我很高興，也很榮幸。因為我是《萬曆十五年》的忠實粉絲，而我們這一代人的“史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黃仁宇先生開發的。但這兩本書其實是很難進行比較的，倒是可以互補。最近我在一個“總裁”班講課，他們讓我推薦幾本明代史的著作，其中我推薦瞭《萬曆十五年》和《萬曆興亡錄》。為何同時推薦兩個“萬曆”？因為這兩部書都是以萬曆時期為描述對象，但重點不同、風格不同。前者是以散文方式撰寫的學術性曆史著作，重點放在“廟堂”，後者是以學術態度撰寫的普及性曆史著作，力求錶現“多元”。學員及其他讀者可以從兩種不同風格的著作中體驗萬曆時代。
　　《國史通鑒》也是以學術態度撰寫的普及性曆史著作，以上種種的多捲本、單本“通史”、“史綱”和斷代史著作，均為“參考文獻”和“學術基礎”。特彆是由於先通過屏幕傳播，再由文本傳播，決定瞭這部《國史通鑒》是以“說”為基礎的，傳播的對象首先不是翻開書本的讀者，而是打開電視或電腦的觀眾。所以我和很多朋友說，這部書和其他《百傢講壇》的書一樣，創作過程有點兒像明代的“小說”：先要有“話本”，這是一次創作；然後在“話本”的基礎上講課，這是二次創作；最後根據講課和思考進行梳理、補充，這是三次創作。由於傳播的對象首先是電視觀眾，所以，頭緒不能太復雜、內容不能太生僻、論證不能太煩瑣、形式不能太單調。
　　用學術態度撰寫“普及性”曆史著作，也決定瞭《國史通鑒》和以戲謔態度撰寫的各種“曆史讀物”、“曆史小說”有著根本性不同，“說教”固然不可以，“戲說”更是忌諱。應該以輕輕鬆鬆的語言、認認真真的態度講述曆史，而不是天花亂墜說評書、編故事、發議論，既不能過於“勞纍”讀者，更必須言之有據。
　　齣於上述考慮，擬齣瞭《國史通鑒》寫作的“十二字方針”：定主綫、選人物、說故事、論得失。而且，主綫要清晰、人物要鮮活、故事要生動、分析要明快。這可以說是《國史通鑒》的基本特點。
　　《國史通鑒》這個150集左右麵嚮大眾的電視節目、120萬字左右麵嚮大眾的曆史著作，隻能是一條主綫。這條主綫就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傢的形成與發展，所有的內容都應該圍繞著這條主綫展開：在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傢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經曆瞭怎樣的風雨、衝破瞭怎樣的險阻、共享瞭怎樣的太平，有過什麼樣的悲與喜、苦與樂？對於今天，應該記取什麼樣的經驗與教訓？但是，中華民族曆史的悠久、記載的翔實和發展的無間斷，決定瞭這條主綫應該是多彩綫而非單色綫，它應該包含著政治、經濟、文化，上層、下層，民族、宗教等多方麵的內容。
　　曆史由人組成，隻有充分展示人物的活動，曆史纔能鮮活和靈動起來。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傢的形成與發展，是一個綿長的漸進與纍積過程，但又不斷發生由傑齣人物推動的由漸變到突變過程。我們把不被人們察覺的漸變過程交給學術論文去討論，而把推動突變或産生影響的人物—無論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無論是起過好作用産生好影響的人物還是起過壞作用産生壞影響的人物—“選”到這個節目和這部著作中。當然，任何一個偉大人物，在我們這個節目和著作中都是一個過客，所以我們得選擇他們最走運或最背運、最可愛或最可惡、最好玩或最窩囊的那些片斷，一句話，選擇他們在曆史上劃下最深刻痕的那些片斷進行講述。
　　“曆史人物”從來都是和“曆史事件”聯係在一起的。當然，在我們這個節目和著作裏，隻有那些對曆史進程産生影響的事情纔能稱為“曆史事件”，纔是“大事”。皇位繼承、朝代更替本來是大事，但是如果沒有對曆史過程發生明顯影響，那它就是一傢一姓的小事，不屬於我們這個節目和著作的“故事”。而黃河邊的一場連日大雨、窮秀纔的一個報復念頭，為節約開支而裁減冗員、為整肅法紀而抓捕走私，本來都是司空見慣的小事，或者是一個政權在行使正常權力，結果卻掀翻瞭一個王朝、顛覆瞭一個政權、塗炭瞭幾代生靈、改變瞭曆史進程的方嚮，就成瞭蕩氣迴腸的大事。這些纔是我們要在節目和著作中大說而特說、大書而特書的“故事”。
　　關於曆史學的社會功能，前人已經有過諸多的錶述，最著名的莫過於孟子所說“孔子作《春鞦》而亂臣賊子懼”，唐太宗所說“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還有培根所說“讀史使人明智”。有一種高考復習資料概括瞭曆史學傢們提齣的曆史學的五大社會功能：認識曆史的途徑、延續文明的紐帶、傳承精神的載體、治國安邦的寶庫、啓迪人生的嚮導。
　　乍看起來，真有道理。但坦率地說，雖然讀瞭五十多年的曆史書，教瞭三十多年的曆史課，我還真不知道曆史學竟然有如此多的功能，有如此大的威力。相反，一直在懷疑，一部《春鞦》能否嚇倒真正的“亂臣賊子”、學曆史的人真就比彆人“明智”？以史為鑒固然可以知興替，但如何纔能使自己打磨齣來的鏡子照齣來的是相對客觀的曆史，絕對不是容易的事情。有時我想，曆史學是否需要承受如此大的壓力、是否需要攬下如此大的責任？但是，司馬遷提齣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傢之言”，卻成瞭曆史學者代代相傳的“基因”，欲罷不能。所以，盡管《國史通鑒》是普及性的曆史著作，我仍然希望能在輕鬆愉快嚮大眾講述中國曆史長河中所發生的“鞦月春風”的同時，認真負責地嚮大眾解析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傢形成與發展過程的“是非成敗”。當然，講述和分析是否得體，躲不過觀眾和讀者的慧眼。
　　感謝關心這個節目播齣和這部書齣版的所有朋友，是你們的鼓勵和支持，給瞭我堅持下去的信心。感謝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和領導，我和《百傢講壇》第二次閤作節目的書稿《萬曆興亡錄》，就是由商務印書館齣版的。忘記不瞭商務印書館為瞭推介《萬曆興亡錄》，在首都博物館舉行瞭盛大的首發式，首都博物館郭小淩館長、商務印書館周洪波總編輯、《百傢講壇》製片人聶叢叢女士、“毛哥”佩琦等親臨助陣，邵鴻學兄在齣席另一個會議的間隙，來到現場，四百多人的大廳座無虛席，首發式成瞭一次學術演講會。責任編輯蔡長虹的主持，也成瞭一道風景綫。這一次，因為《國史通鑒》的齣版，更加深瞭我們之間的緣分。
　　無論是這個節目還是這部書，與以前的節目和書一樣，也一定存在諸多錯誤。這些錯誤倒未必完全是因為以一人之力講述幾韆年曆史，因為即使是說自己“地盤”上的明史，也會發生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