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美学 美学四讲(增订本)(精装)正版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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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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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 嘉汇汉唐图书专营店
出版社: 北京三联
ISBN:9787108028990
商品编码:1660961172
包装:精装
开本:大32开
出版时间:2008-06-01
页数:428

具体描述

华夏美学,是指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传统美学;它的悠久历史根据在于非酒神型的礼乐传统之中,它的一些基本观点、范畴,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它所包含的矛盾,早已蕴含在这个传统根源里。从而,如何处理社会与自然、情感与形式、艺术与政治、天与人等等的关系,如何理解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成为华夏美学的重心所在。 本次出版的修订插图本,是作者李泽厚先生在《美学三书》的基础上,对全书文字作了最新订正。全书插图的选配侧重中西比较,以凸显华夏美学的非酒神型特征,与《美的历程》《美学四讲》修订插图本共同构筑了一片完整统一而丰富多彩的美学园地。
华夏美学,是指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传统美学;它的悠久历史根源在于非酒神型的礼乐传统之中,它的一些基本观点、范畴,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它所包含的矛盾,早已蕴涵在这个传统根源里。从而,如何处理社会与自然、情感与形式、艺术与政治、天与人等等的关系,如何理解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成为华夏美学的重心所在。

李泽厚,著名哲学家,湖南长沙宁乡县道林人,生于1930年6月,曾就读于宁乡四中,湖南省第一师范,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
[编辑本段]突出贡献
李泽厚成名于五十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八十年代,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促引思想界在启蒙的 路径上艰辛前行。九十年代,李泽厚客居美国,出版了《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等著作,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建构给予沉甸甸的人文关怀。
[编辑本段]李泽厚的美学思想
李泽厚的学术探索,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美学具有重要影响。这种重要性,首先不在于他对具体学术问题富于新意的阐释,而在于他作为哲学家的宏观视野在美学学科建构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他率先肯定实践对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的本体地位,推动50-60年代的美学讨论超越了心—物二元对立的反映论模式。他通过康德研究建立了“主体性实践哲学”,其中对使用、制造工具的物质实践作为社会存在本体地位的强调,以及对于历史唯物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地位的正面肯定,在80年代初具有双重积极意义,那就是,强调实践的主体性,有助于消解庸俗唯物论的影响,强调实践的物质性,有助于消解斗争哲学的影响。“主体性实践哲学”对个体主体性的领悟,使其所谓社会、实践等范畴显示出区别于同时代其他哲学教科书的特殊活力。当然,这种领悟与其立足于整体性的理论视角之间也形成了某种紧张,但这种理论紧张对年轻一代的理论思考却形成了特殊的刺激效应。为了消除这种紧张而创构的“积淀”学说,虽猜想多于证明,却也产生了广泛影响。进入90年代,他又提出“情感本体”的观念,体现出追踪时代潮流的努力,只是这个观念没有带动其既有体系的整体性嬗变,也没有成为新的理论建构的阐释起点,而基本上停留在感性咏叹的层面。
《华夏美学·美学四讲》(增订本)作者李泽厚无疑是中国现代化的积极倡导者,他非常强调启蒙、理性、科学、知性、自由、民主、法治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迫切意义,他也不断声明不能因为要弘扬传统而妨碍现代化的进程。不过,他自身真正的哲学兴趣则在于解决个人存在的“意义选择”和“终极关怀”问题,在于审美化的人生归宿。——陈鹏 前言
第一章 礼乐传统
一、“羊大则美”:社会与自然
二、“乐从和”:情感与形式
三、“诗言志”:政治与艺术
第二章 孔门仁学
一、“人而不仁如乐何?”:人性的自觉
二、“游于艺”、“成于乐”:人格的完成
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生的领悟
四、“我善恶吾浩然之气”:道德与生命
五、“日新之谓盛德”:天人同构
第三章 儒道互补
一、“逍遥游”:审美的人生态度
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审美对象的扩展
三、“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关于意识
第四章 美在深情
一、“虽体解吾犹未变兮”:生死再反思
二、“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本体的探询与感受
三、“立象以尽意”:想象的真实
第五章 形上追求
一、“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永恒与妙悟
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韵味与冲淡
三、“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回到儒道
第六章 走向近代
一、“师心不师道”:从情欲到性灵
二、“以美育代宗教”:西方美学的传入
三、载体与范畴
结语
……
华夏美学
第一章 礼乐传统
一“羊大则美”:社会与自然
“美”,这在汉语词汇里,总是那么动听,那么惹人喜欢。姑娘愿意人们说她美;中国的艺术家们、作家们一般也欣然接受对作品的这种赞赏,更不用说美的自然环境和住所、服饰之类了。“美”在中国艺术和中国语言中的应用范围广阔,使用次数异常频繁,使得讲华夏美学的历史时,很愿意去追溯这个字的本源含义。
可惜的是,迄今为止,对“美”字的起源和原意似乎并无明确的解说。一般根据后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采用“羊大则美”的说法。“羊大”之所以为“美”,则由于其好吃之故:“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羊”确与犬、马、牛不同,它主要是供人食用的。《说文解字》对“甘”的解释也是:“甘,美也。从口含一。”“好吃”为“美”几乎成了千百年来相沿袭的说法,就在今天的语言中也仍有遗留:吃到味甘可口的东西,称叹日:“美!”
不过,《说文》在解说美“从羊大”后,紧接着便说,“美与善同意。”从甲骨文、金文这些最早的文字看,也可作出另种解释。很可能,“美的原来含义是冠戴羊形或羊头装饰的大人(“大”是正面而立的人,这里指进行图腾扮演、图腾乐舞、图腾巫术的祭司或酋长)……他执掌种种巫术仪式,把羊头或羊角戴在头上以显示其神秘和权威。……美字就是这种动物扮演或图腾巫术在文字上的表现”。至于为什么用羊头而不用别的什么头,则大概与当时特定部族的图腾习惯有关。例如中国西北部的羌族便一直是顶着羊头的。当然,这种解释也具有很大的猜测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释。
本书感兴趣的不在字源学(etymology)的考证,而在于统一“羊大则美”、“羊人为美”这两种解释的可能性。因为这统一可以提示一种重要的原始现象,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这又是一个漫长的故事。
尽管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之类的遗迹尚待发现,但欧洲的发现已经证实,原始人类最早的“艺术品”是涂画在黑暗的洞穴深部,它们不是为观赏或娱乐而创作,而是只有打着火把或燃起火种进行神秘的巫术礼仪即图腾活动时,才可以看得见的;有些则根本不让人们看见。它们是些秘密而神圣的巫术。当时人们的巫术活动一般大概是载歌载舞,极其狂热而又严肃的。原始壁画中那些活蹦乱跳、生动异常、现在看来如此之“美”的猛兽狂奔、野牛中箭等等图景,只是远古人群这种巫术礼仪的遗存物。它们即是远古先民的原始文化现象。正是这种原始文化,日益使人类获得自我意识,逐渐能作为自然生物界特殊的族类而存在。原始文化通过以“祭礼”为核心的图腾歌舞巫术,一方面团结、组织、巩固了原始群体,以唤起和统一他们的意识、意向和意志;另方面又温习、记忆、熟悉和操练了实际生产一生活过程,起了锻炼个体技艺和群体协作的功能。总之,它严格组织了人的行为,使之有秩序、程式、方向如Clifford Geertz所指出,“没有文化模式,即有意义的符号组织系统的指引,人的行为就不可控制,就将是一堆无效行动和狂暴情感的混杂物,他的经验也是模糊不清的”。文化给人类的生存、生活、意识以符号的形式,将原始的混沌经验秩序化、形式化,开始时,它是集宗教、道德、科学、政治、艺术于一身的整体,已有“审美”于其中矣,然而犹未也。因为此“审美”仍然混杂在维系人群生存的巫术活动的整体之中,它具有社会集体的理性性质,尽管最初似乎是以非理性的形式呈现出来。
但是,又有个体情感于其中。你看,那狂热的舞蹈,那神奇的仪容,不有着非常强烈的情绪激动吗?那欢歌、踊跃、狂呼、咒语,不有着非常激烈的本能宣泄吗?它由个体身心来全部参与和承担,具有个体全身心感性的充分展露。
动物有游戏,游戏对于某些动物是锻炼肢体、维护生存的本能手段;远古先民这些图腾舞蹈、巫术礼仪不也可以说是人类的游戏吗?如果用社会生物学的观点,这两者几乎可以没有区别。但是,从实践哲学的理论看,第一,人的这种“游戏”,是以使用制造工具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其根本基础。第二,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符号活动,而不是条件反射或信号活动。这两点使它在实质上与动物的游戏区分开来。这种符号性的文化活动是现实活动,即群体协同的物质(身体)活动;但它的内容却是观念性的,它不像生产活动那样直接生产物质的产品(猎物、农作物),它客观上主要作用于人们的观念和意识,生产想像的产品(想像猎物的中箭、作物的丰收等等)。这种群体活动作为程式、秩序的规范性、交往性,使参加者的个体在意识上从而在存在上日益被组织在一种超生物族类的文化社会中,使动物性的身体活动(如游戏)和动物性的心理形式(如各种情感)具有了超动物性的“社会”内容,从而使人(人类与个体)作为本体的存在与动物界有了真正的区分,这即是说,在制造、使用工具的工艺——社会结构基础上,形成了“文化心理结构”。
这种作为原始文化的图腾歌舞、巫术礼仪延续了一个非常长的历史时期。由出土的历史遗存物看,从那原始陶盆的舞蹈形象到殷周青铜鼎的动物纹样,像那口含人头表示“地天通”的饕餮,就都与这种活动有关。从文献看,也如此:
“舞的初文是巫。在甲骨文中,舞、巫两字都写作欠,因此知道巫与舞原是同一个字。”
“甲骨文中有多老舞字样。据史家考证认为,多老可能是巫师的名字。”
“卜辞中有不少关于雨舞的记载。云是求雨的专字,也就是后来的雩字……《周礼·司巫》载,若国大旱,则师巫而舞雩。”
《周礼》关于“舞”的记载确乎非常之多,如《周礼·春官宗伯》:
“……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滢、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
《尚书》有“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益稷》)、“敢有恒舞于官,酣歌于室,时谓巫风”(《伊训》)等等记述。《吕氏春秋》记载说:“昔葛天氏之民,二人舞牛尾,投足而歌八阙。”
尽管像《周礼》是时代较晚的典籍文献,但它们所记载描述的,却可信是相当久远的历史真实。这些记载都说明群体性的图腾舞蹈、巫术礼仪不但由来古远,而且绵延至久,具有多种具体形式,后来并有专职人员(“巫”、“乐师”等)来率领和领导。“巫”,据《说文》,便是“能事无形,以舞降神也,像人雨裒舞形”。这是以祭礼为主要核心的有组织的群体性原始文化活动。关于这种活动的内容、形式、种类、具体源起和演变,属于文化人类学或艺术社会学的范围,不在这里讨论之列。
哲学美学感兴趣的仍在于:由个体身心直接参与、具有生物学基础的动物游戏本能,如何能与上述这种社会性文化意识、观念相交融渗透,亦即是个人身心的感性形式与社会文化的理性内容,亦即“自然性”与“社会性”如何相交融渗透。Schiller等人早讲过所谓感性的人、理性的人以及感性冲动、形式冲动等等,但问题在于如何历史具体地来解说这两者(感性与理性、自然与社会、个体与群体)的统一。著作,还常常将“味”同艺术鉴赏相连。“味”同人类早期审美意识的发展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并一直影响到今后.决不是偶然的。根本的原因在于味觉的快感中已包含了美感的萌芽,显示了美感所具有的一些不同于科学认识或道德判断的重要特征。首先,味觉的快感是直接或直觉的,而非理智的思考。其次,它已具有超出功利欲望满足的特点,不仅仅要求吃饱肚子而已。最后,它同个体的爱好兴趣密切相关。这些原因,使得人类最初从味觉的快感中感受到了一种和科学的认识、实用功利的满足以及道德的考虑很不相同的东西,把“味”与“美”联系在一起。
饥饿的人常常不知食物的滋味,食物对他(她)只是填饱肚子的对象,只有当人能讲究、追求食物的味道,正如他们讲究、追求衣饰的色彩、式样而不是为了蔽体御寒一样,才表明在满足生理需要的基础上已开始萌发出更多一点的东西。这个“更多一点的东西”固然仍紧密与自然生理需要连在一起,但是比较起来,它们比生理基本需要却已表现出更多接受了社会文化意识的渗入和融合。例如,据说原始民族喜欢强烈的色调如红、黄之类,这一方面固然可能与他们的自然感官的感受能力有关,但这种生理感受由于与血、火这种对当时群体生活有突出意义的社会意识交织融合在一起,使原始人的这种感受不自觉地积淀了新的内容,而不只是纯动物性的反应了。自然的感性的形式开始渗入了社会(文化)的意义和内容。“……原始人群之所以染红穿戴、撒抹红粉,已不是对鲜明夺目的红颜色的动物性的生理反应,而开始有其社会性的巫术礼仪的符号意义在。也就是说,红色本身的想像中被赋予了人类(社会)独有的符号象征的观念含义,从而,它(红色)诉诸当时原始人群的便不只是感官愉快,而是其中参与了、储存了特定的观念意义了。在对象一方,自然形式(红的色彩)里已经积淀了社会内容;在主体一方,官能感受(对红色的感觉愉快)中已积淀了观念性的想像、理解。”与感官直接相连的各种自然形式的色彩、声音、滋味(洛克所谓的事物的“第二性质”),就这样开始了“人化”。
如果说,前面解“羊人为美”为图腾舞蹈时,着重讲的是社会性的建立规范和它向自然感性的沉积,那么,这里讲“羊大则美”为味甘好吃时,着重讲的便是自然性的塑造陶冶和它向人的生成。就前者说,是理性存积在非理性(感性)中;就后者说,是感性中有超感性(理性)。它们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同一事实,即“积淀”。“积淀”在这里是指人的内在自然(五官身心)的人化,它即是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逐渐形成。
我非常欣赏和赞同C.Geertz的一些看法。他曾强调指出文化模式对形成人和所谓“人性”具有的决定性的作用,指出生理因素与文化因素的交融;后者给予前者以确定的形式,并促进前者的形成和发展,等等。(ib我与C.Geertz相区别的一点是,我特别重视而C.Geertz似未注意“使用一制造物质工具以进行生产”这一根本活动在形成人类——文化——人性中的基础位置。因这问题不属本书范围,这里便不讨论了。
如前所交待,这个自然身心的“人化”过程和人类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是一个异常漫长的历史行程。它反映到历史材料和理论意识上,已经相当之晚。从中国文献说,春秋时代大量的关于“五味”、“五色”、“五声”的论述,可以看作是这种成果的理论记录。因为把味、声、色分辨、区别为五类,并与各种社会性的内容、因素相联系相包容,实际是在理论上去建立和论证感性与理性、自然与社会的统一结构,这具有很重要的哲学意义。“五行的起源看来很早,卜辞中有五方(东南西北中)观念和‘五臣’字句;传说殷周之际的《洪范·九畴》中有五材(水火金木土)的规定。到春秋时,五味(酸苦甘辛咸)、五色(青赤黄自黑)、五声(角徵宫商羽)以及五则(天地民时神)、五星、五神等等已经普遍流行。人们已开始以五为数,把各种天文、地理、历算、气候、形体、生死、等级、官制、服饰……种种天上人间所接触到、观察到、经验到并扩而充之到不能接触、观察、经验到的对象,以及社会、政治、生活、个体生命的理想与现实,统统纳入一个齐整的图式中。……这个五行宇宙图本身就包含有理性和非理性两方面的内容……”
从美学看,这种宇宙(天)——人类(人)统一系统的意义就在,它强调了自然感官的享受愉快与社会文化的功能作用的交融统一,亦即上述“羊大则美”与“羊人为美”的统一。在孔、孟、荀这些中国古代大哲人那里,便经常把味、色、声连在一起来讲人的愉快享受,如: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日不知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
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孟子.告子上》
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荀子.王霸》
尽管这里面有许多混杂,例如把生理欲求、社会意识和审美愉悦混在一起,但有一点似乎很清楚,这就是中国古人讲的“美”——美的对象和审美的感受是离不开感性的;总注意美的感性的本质特征,而不把它归结于或统属于在纯抽象的思辨范畴或理性观念之下。华夏美学没有PlatO的理式论而倒更接近于西方近代的Aesthetics(感觉学,关于感性的学问)。
这也表明,从一开始,中国传统关于美和审美的意识便不是禁欲主义的。它不但不排斥而且还包容、肯定、赞赏这种感性——味、声、色(包括颜色和女色)的快乐,认为这是“人情之常”,是“天下之所同嗜”。
但是,另一方面,对这种快乐的肯定又不是酒神型的狂放,它不是纵欲主义的。恰好相反,它总要求用社会的规定、制度、礼仪去引导、规范、塑造、建构。它强调节制狂暴的感性,强调感性中的理性,自然性中的社会性。儒家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就来源于此,来源于追求“羊大则美”与“羊人为美”、感性与理性、自然与社会相交融统一的远古传统。它终于构成后世儒家美学的一个根本主题。但这个主题是经过原始图腾巫术活动演进为“礼”、“乐”之后,才在理论上被突出和明确的。
二“乐从和”:情感与形式
远古图腾歌舞、巫术礼仪的进一步完备和分化,就是所谓“礼”、“乐”。它们的系统化的完成大概在殷周鼎革之际。“周公制礼作乐”的传统说法是有根据的。周公旦总结地继承、完善从而系统地建立了一整套有关“礼”、“乐”的固定制度。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强调殷周之际变革的重要性,其中主要便是周公确立嫡长制、分封制、祭祀制即系统地建立起“礼制”,这在中国历史上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近三十年的许多论著常仅从一般社会形态着眼,忽视了古代“礼制”建立这一重要史实。其实,孔子和儒家之所以极力推崇周公,后代则以周、孔并称,都与此有关,即周公是“礼乐”的主要制定者,孔予是“礼乐”的坚决维护者。
……
《东方意蕴:中国古典园林美学探微》 内容提要 本书旨在深入探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哲学基础、审美特征与文化内涵。不同于侧重于园林史料罗列或设计技法讲解的传统著作,《东方意蕴》将园林视为一种独特的“可居、可游、可赏”的微缩宇宙,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儒释道哲学、诗词意境的物质化体现。全书结构严谨,论述精辟,力求揭示中国园林何以成为世界园林艺术史上的一朵奇葩。 第一章:哲思之源——园林与中国宇宙观的交融 中国古典园林并非单纯的建筑堆砌,而是承载着深厚的哲学观念。本章首先追溯先秦时期对自然的敬畏与亲近,阐述“道法自然”的朴素思想如何奠定园林选址与布局的基调。重点分析了儒家“中和”、“礼序”在宫苑中的体现,以及道家“虚静”、“超然”的审美追求如何在私家园林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特别是对魏晋玄学背景下,文人雅士如何将“寄情山水,避世隐逸”的生命哲学转化为具体的空间形态进行了深入剖析。园林中的水、石、植物不再是孤立的物象,而是宇宙生成与演变过程中不同元素交互作用的象征性载体。 第二章:意境营造——诗词与绘画的立体化表达 如果说文学和绘画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两大支柱,那么园林则是将二者融会贯通的“立体诗篇”。本章详细剖析了中国园林如何运用空间序列、虚实相生、藏露有致的手法,来摹写或再现中国山水画的意境。讨论了“框景”、“借景”、“对景”等造园手法中蕴含的取景原则,即如何通过有限的空间激发观者无限的想象。重点分析了亭、台、楼、阁在空间流变中的功能转换,它们不仅是休憩之所,更是观赏特定景观、引发特定情感的“审美触发点”。通过对具体园林案例的解读,阐释了“曲径通幽”的含蓄美学,以及如何营造出“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动态审美体验。 第三章:造物之工——材料的象征意义与处理哲学 中国园林的独特魅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自然材料的精妙运用和赋予的文化意义。本章跳脱出建筑学的技术层面,探讨了石材、水体、植物在美学体系中的象征性地位。例如,太湖石的“瘦、透、漏、皱”不仅是自然形态的审美,更是文人追求精神高洁、勘破世俗的象征。水体(池、湖、溪)的布局,不仅考虑了气候与生态,更承载着“上善若水”的道德理想。此外,植物的选择,如松柏的坚贞、梅竹的清高,都与中国士大夫精神紧密关联。本章还探讨了人工造物(如假山、匾额、楹联)如何融入自然,实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化境界。 第四章:园林中的“情”与“理”——审美趣味的流变 本章聚焦于不同历史时期园林审美趣味的演变。从唐代皇家园林的宏大叙事与规整气势,到宋代私家园林对精致化、个性化表达的追求,再到明清时期趋于繁复和程式化的装饰风格,展现了中国社会审美意识的变迁。重点阐述了江南私家园林(如苏州园林)如何将文人的闲适情怀、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转化为曲折、内向、精巧的空间布局,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律性与审美内敛性。分析了园林审美中,如何平衡形式的“理”性约束(如轴线对称、功能划分)与情感的“情”感流露(如对特定景物的命名与情景交融)。 第五章:生活美学——园林中的时间性与空间秩序 园林不仅是观赏的场所,更是中国人生活美学的载体。本章探讨了园林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力。从清晨薄雾中的漫步,到午后书房旁的清谈,再到夜晚月下的对影,园林为不同时间段、不同季节提供了适宜的情境。探讨了园林空间序列如何引导人的行为与心绪(如由喧嚣的城市进入静谧的内院),这是一种隐性的“礼仪空间”。这种对生活细节的关注,体现了中国人对“慢生活”和“细节美”的极致追求。园林中的时间感并非线性的,而是通过植物的荣枯、光影的变化,展现出循环往复的生命哲理。 结论:跨越时空的对话 《东方意蕴》总结道,中国古典园林的核心价值在于其超越物质形态的文化深度。它提供了一种将个体精神融入自然秩序、实现心灵栖居的独特路径。在现代社会,对园林美学的重温,不仅是对传统造园技艺的继承,更是对当代生活空间中“诗意栖居”缺失的反思与追寻。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把钥匙,去理解和欣赏这种深植于东方哲学土壤中的,富有生命力和想象力的空间艺术。 本书特点: 哲学深度: 将园林艺术置于中国哲学与宇宙观的宏大背景下考察。 跨学科视野: 融合了建筑学、美学、文学批评和文化史的观点。 图文并茂(理论论述): 语言典雅,结构清晰,注重对意境和象征意义的细致剖析。 聚焦内在精神: 强调园林作为“心灵居所”的功能,而非仅仅是“观光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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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华夏美学 美学四讲(增订本)(精装)》的装帧实在是让人眼前一亮。首先,精装本的质感就不同凡响,厚实的封面带着一种沉稳的书卷气,拿在手里感觉很踏实。书脊的烫金字体在灯光下闪烁着低调的光芒,每一次从书架上取下,都像是在进行一个庄重的仪式。内页的纸张选用得也相当考究,触感细腻,墨色清晰,即便是长时间阅读,眼睛也不会感到疲惫。排版设计上也看得出是用心了,字号适中,留白得当,使得整个阅读界面非常舒适。对于一个热爱书籍实体感的读者来说,这样的制作水准无疑是加分项。我尤其欣赏它在细节处理上的精细,比如扉页的设计,不仅仅是简单的版权信息,更像是一件独立的艺术品,体现了出版方对“美学”主题的尊重。总而言之,从外在到内在,这本书在工艺上的匠心独运,已经为接下来的精神探索奠定了坚实而美好的物质基础。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件可以陈列的艺术品,让人爱不释手,也更期待内部的精彩内容能与之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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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这本书最独特的地方,或许在于它成功地打破了学科壁垒,构建了一种多维度的审美认知框架。作者巧妙地将美学与哲学、历史、心理学甚至是社会学进行了有效的交叉参照。比如,在探讨宋代文人画的极简主义时,他不仅分析了其艺术特征,更回溯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心境与社会结构变迁对这种风格形成的影响。这种宏大的历史视野和微观的艺术分析相结合的叙事策略,让整本书的论证显得无比扎实且立体丰满。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取的知识是复合型的,不仅理解了“美是什么”,也理解了“美是如何在特定历史文化土壤中孕育和演变的”。这使得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供人赏玩的理论集,更是一部深层次理解中华文明精神气质的文化史诗,非常适合那些渴望获得全面、系统性文化素养的求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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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增订版本,相较于旧版,明显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显著的拓展,尤其是在对当代文化现象的关联性探讨上,显得尤为敏锐和及时。我注意到,新加入的章节对现代设计思潮中对传统美学的挪用与误读进行了深入的辨析,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下审美潮流的来龙去脉至关重要。作者的笔锋犀利而不失温和,他既肯定了文化传承的价值,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某些盲目复古或生硬嫁接的问题所在。这种批判性的反思,让整本书的论述充满了张力,绝非简单的歌颂或怀旧。它促使读者跳出“崇拜”或“唾弃”的二元对立,去进行更深层次的文化自觉。这种与时俱进的修订,极大地提升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让它摆脱了成为一本“古董”的命运,真正成为了一部跨越时代的审美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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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本关于美学的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它成功地将那些抽象的、玄之又玄的理论,拉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语境中进行解读。作者的叙事方式非常平易近人,没有过多地堆砌艰涩的术语,而是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引路人,带着我们一步步深入华夏文明的审美内核。比如,在谈到“意境”的营造时,书中没有直接引用晦涩的哲学定义,而是通过对几幅经典山水画的细致剖析,结合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将那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描摹得淋漓尽致。这种“以小见大”、“由表及里”的论述手法,极大地降低了理解门槛,让一个初涉美学领域的人也能迅速抓住重点。它不是高高在上的学术宣言,而是充满了生活智慧和人文关怀的探讨,让人在合上书本后,会不自觉地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去审视身边的一花一草、一砖一瓦,真正体会到“美无处不在”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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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过程中,我发现作者在构建美学体系时,非常注重“气韵生动”这一核心概念的贯穿与阐释。这不仅仅是一个美学符号,更是作者理解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一种哲学投射。书中对中国艺术中“动态平衡”的强调,对我个人处理工作和生活中的复杂关系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者通过对书法笔触的分析,阐述了刚柔并济、虚实相生的辩证统一;又通过对园林布局的描述,解释了“曲径通幽”背后隐藏的节奏感和引导性。这种将艺术理论与生命哲学紧密结合的视角,使得阅读体验远超一般的艺术鉴赏范畴,它更像是一场关于如何更优雅、更有序地生活的精神洗礼。每次读到关于“留白”和“虚空”的章节,我都能感受到一种被解放的、开阔的内心体验,仿佛瞬间抽离了日常的琐碎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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