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雅典和耶路撒冷
四种文化
合作与竞争
文化
一份邀请函
第一种文化 先知与变革
先知们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
路德和宗教改革
废奴运动和民权运动
第二种文化 学术与职业
基督徒和哲学家
学术文化的诞生
天特大公会议
机构的恢复及其风格
第三种文化 诗歌、修辞与公共利益
雅典和罗马
基督徒的著述者与领袖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之外
第四种文化 艺术与表演
上帝住所的建造与装缮
从破坏偶像的争论到文艺复兴
大危机
巴洛克的庆典
艺术和表演的繁盛
结语 我们的经验之书
阅读书目
致谢
西汉专名对照表
译后记
买这本是看到微博上斯伟江律师的推荐,了解下西方文化。
评分稍后我们会探讨,官方民族主义所造成的后果对20世纪亚洲和非洲的民族主义的兴起有何影响。就此处的目的而言,需要强调的是,英国化政策在全世界各地制造出数以千计的帕尔。没有什么会比这个事实更能凸显出英国官方民族主义的根本矛盾,即帝国与民族内在的互不相容了。我特意使用“民族”一词,因为人们总会忍不住要用种族主义来解释这些帕尔的存在。没有一个脑筋正常的人会否认19世纪英国的帝国主义带有深刻的种族主义性格。但是帕尔们同样也存在于白种人的殖民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南非。出身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校长们也同样蜂拥而至,而英国化(Anglicization)也是当地的文化政策。就像帕尔的遭遇一样,18世纪时还开放给苏格兰人的环形上升之路(looping up wardpath)已经对他们封闭了。英国化的澳大利亚人并未任职于都柏林或曼彻斯特,甚至也不在渥太华或开普敦服务。而且,一直要等到相当后期,他们才有可能成为堪培拉的总督。[24]在此之前,只有“英国的英国人”(English English)——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英国民族的成员——才享有此一殊荣。 在东印度公司失去其印度猎场的三年以前,舰队司令佩里(Commodore Perry)率领他的黑船不由分说地推倒了长期护卫日本自我孤立状态的墙垣。1854年后,因为明显地无力面对西方的入侵,幕府(德川家的将军政权)的自信与内在正当性急速地受到腐蚀毁坏。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一小群主要是来自萨摩和长州两藩的中级武士终于在1868年推翻了幕府。他们能够成功的理由之一是,非常有创意地吸收了——特别是在1860年之后——普鲁士和法国专业参谋从1815年以来逐步系统化的新式西方军事科学。因此他们能够有效运用从一个英国军火商处购得的7300支最现代的步枪(大部分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用过的二手货)。“长州藩的人如此精通枪法……以致旧式的刀剑砍削流血互搏之术对他们根本起不了作用。” 然而,一旦掌握权力,这些被我们今天记忆为明治藩阀(the Merjioli garchs)的反叛者们就发现,杰出的军事能力并不会自动保证政治的正当性。虽然天皇能够经由废除幕府而迅速复权,野蛮人却不是那么容易驱逐的。日本在地缘政治上的安全仍然和1868年以前同样脆弱。相当有意识地师法霍亨索伦的普鲁士——德国的19世纪中期的一种变形的“官方民族主义”——被作为巩固藩阀政府盼内部地位的基本手段之一。1868年到1871年间,所有残存的地方性“封建的”藩兵都被解散,东京因而能够以中央集权的方式垄断了所有暴力手段。1872年,天皇诏敕下令提高所有成年男性的识字能力。1873年——远在英国之先——日本引进了征兵制。与此同时,藩阀政权废除了武士这个法定的特权阶级;这个重要步骤不仅向天下英才(慢慢地)敞开了军官团的大门,也符合了如今已“可得的”公民民族(nation-of-citizens)的模式。日本农民从封建藩制的支配当中被释放出来,并且从此以后直接受到国家和商业性农业地主的剥削。接着在1889年制定了一套普鲁士式的宪法,而最终,男性普选权也随之来临了。
评分内容简介
评分《北大开放教育文丛:西方的四种文化》认为,“四种文化”的历史如此深刻地嵌入西方的历史之中,以至于我们在政治、宗教、教育以及艺术中对于它们发挥的中介性功能浑然不觉。通过借重历史,尤其是基督教史,《北大开放教育文丛:西方的四种文化》揭示出西方智慧是如何显现在这些文化的话语方式和行为方式中的。而通过借重基督教史,本书极大地照亮了基督教史之外更辽阔的西方历史。 我将这里的希腊用来代表对于西方有着无法估量影响的三个伟大成就的领域。就像已经点明的那样,我将它看做是代表着学识、演说与文学以及艺术与表演这三种特定的文化类型。
评分经典好书,值得阅读收藏
评分从最初的几个世纪以来,这三个方面的成就以及它们在罗马的表现形式和基督教的相互作用是何等深刻,这里就无须赘言了。就像《使徒行传》第17章中所记载的,保罗在亚略巴古(Areopagus)山上所做的演说,似乎就许可了雅典这个世俗之城的诸多面向( aspects)和耶路撒冷那个神圣之城相关的看法:众位雅典人哪,“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
评分代人下单,活动入手比较合算
评分稍后我们会探讨,官方民族主义所造成的后果对20世纪亚洲和非洲的民族主义的兴起有何影响。就此处的目的而言,需要强调的是,英国化政策在全世界各地制造出数以千计的帕尔。没有什么会比这个事实更能凸显出英国官方民族主义的根本矛盾,即帝国与民族内在的互不相容了。我特意使用“民族”一词,因为人们总会忍不住要用种族主义来解释这些帕尔的存在。没有一个脑筋正常的人会否认19世纪英国的帝国主义带有深刻的种族主义性格。但是帕尔们同样也存在于白种人的殖民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南非。出身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校长们也同样蜂拥而至,而英国化(Anglicization)也是当地的文化政策。就像帕尔的遭遇一样,18世纪时还开放给苏格兰人的环形上升之路(looping up wardpath)已经对他们封闭了。英国化的澳大利亚人并未任职于都柏林或曼彻斯特,甚至也不在渥太华或开普敦服务。而且,一直要等到相当后期,他们才有可能成为堪培拉的总督。[24]在此之前,只有“英国的英国人”(English English)——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英国民族的成员——才享有此一殊荣。 在东印度公司失去其印度猎场的三年以前,舰队司令佩里(Commodore Perry)率领他的黑船不由分说地推倒了长期护卫日本自我孤立状态的墙垣。1854年后,因为明显地无力面对西方的入侵,幕府(德川家的将军政权)的自信与内在正当性急速地受到腐蚀毁坏。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一小群主要是来自萨摩和长州两藩的中级武士终于在1868年推翻了幕府。他们能够成功的理由之一是,非常有创意地吸收了——特别是在1860年之后——普鲁士和法国专业参谋从1815年以来逐步系统化的新式西方军事科学。因此他们能够有效运用从一个英国军火商处购得的7300支最现代的步枪(大部分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用过的二手货)。“长州藩的人如此精通枪法……以致旧式的刀剑砍削流血互搏之术对他们根本起不了作用。” 然而,一旦掌握权力,这些被我们今天记忆为明治藩阀(the Merjioli garchs)的反叛者们就发现,杰出的军事能力并不会自动保证政治的正当性。虽然天皇能够经由废除幕府而迅速复权,野蛮人却不是那么容易驱逐的。日本在地缘政治上的安全仍然和1868年以前同样脆弱。相当有意识地师法霍亨索伦的普鲁士——德国的19世纪中期的一种变形的“官方民族主义”——被作为巩固藩阀政府盼内部地位的基本手段之一。1868年到1871年间,所有残存的地方性“封建的”藩兵都被解散,东京因而能够以中央集权的方式垄断了所有暴力手段。1872年,天皇诏敕下令提高所有成年男性的识字能力。1873年——远在英国之先——日本引进了征兵制。与此同时,藩阀政权废除了武士这个法定的特权阶级;这个重要步骤不仅向天下英才(慢慢地)敞开了军官团的大门,也符合了如今已“可得的”公民民族(nation-of-citizens)的模式。日本农民从封建藩制的支配当中被释放出来,并且从此以后直接受到国家和商业性农业地主的剥削。接着在1889年制定了一套普鲁士式的宪法,而最终,男性普选权也随之来临了。
评分了解西方文化的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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