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新遗产:殷海光、夏道平、徐复观政治经济文化论说》展示了三位当代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五四的儿子”殷海光、著名经济思想家夏道平、“现代新儒家”代表之一徐复观。他们对当代的思潮和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书作者以史为据,深入分析三者的思想特点与转变历程,并精辟地揭示自由主义思想对当代社会产生的实践意义。
何卓恩,1987年、1999年、2002年先后在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历史学系、近代史研究所获得法学学士、历史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学位,2003年进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领域中近代社会思潮演变和战后台湾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出版专著《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自由中国〉与台湾自由主义思潮》等,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国家是属于人人的国家。属于人人的国家,人人对于国事当然有发言的权利。如果我们批评替国家办事的人没有把事办好,这当然不能视同“危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利益”的帽子是不能随便乱加的。如果说把问题彻底谈明白就是“危害国家利益”,那么说假话骗人,把真正严重的问题掩饰起来,就算是“维护国家利益”吗?国事办理的好坏,与国人息息相关,因此大家应须发抒意见。这正是民主政治的常轨。
——殷海光
市场机能这个名词,在台湾现已成为财经官员的口头禅,也是传播媒体的常用语。但是,真正透彻懂得市场机能的人,实在太少。
——夏道平
随时间之经过,又不知不觉地想到吕晚村上面的那一首诗,尤其是想到‘无惭尺布裹头归’的末句,仿佛我真体会到这句诗里的整全纯洁的人格;更仿佛领受到这句诗里所涵酝的一个赤裸裸地人格挣扎中的历程。现在我从东海大学被强迫退休了,更自然而然的把这句诗和曾子所说的“而今而后,吾知免夫”的话,融和在一起,以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人的自我安慰。
——徐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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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感触最为深刻的是:有“自由斗士”的殷海光,反对的却是战争,或者不如说是“革命”,这个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具有某种神圣意义的词,他认为有多少黑暗的行径是假“革命”的手执行,“中国的事情,既非靠复古神话所能解决,更非靠暴力与‘革命’这类方式所能解决。”这句话深得我心,大约都是习惯自由思想的结果。在这个“主义”横行的世界,殷海光则对此二字进行了批评与讽刺,理由无不深刻,竟然能与现代语言哲学暗合,比如他赞成苏格拉底的要求:“在大家进行讨论之前,须把所有字眼加以精确而明晰的界说。”并认为“这就是一种语意的醒觉及语意的要求”。这让我觉得对政治的关心与论证是与人生、与世界密切相关的,都是融会贯通的,想通了这个,那个也便通了。而他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的含义也分析得很透,大约也是因为他身体力行了的缘故:“真假应诉诸经验事实,对错应诉诸逻辑推论,在经验和逻辑之外,诉诸传统、权威、教条、风俗习惯、暴力、情感、政治立场、利害关系、人数、人身等,都不是在讲理。” 也就是说,怎么样判断一个人是否在自由思想或独立思考,就要从这几个因素来判别,从而弄清他行事或思想的时候心灵是否澄澈,而目的是扫荡一切极权,不要让现实权力钻空子。但不得不说,这些都是常人与现实事物易患的错,包括他自己,所以他也会偏激地认为:“传统在中国的自由民主建设中,已经无复积极价值,倡导科学文化,就必须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为此,他不惜与主张‘反本开新’的新儒家团队展开持的交锋”,难道你不认为他在这里的逻辑不也是一种极权性质的吗?因为这里让他偏执的是需要救亡的现实。 徐复观最让人赞同的是他反“工具论”的教育理念,我以前常常想到的一个概念是语言工具论,当代中西方社会普遍有这个弊端,把文字当作工具而没有给他应有的地位,这也被海德格尔一再批判。但其实这是一种思维方式,应用于教育上也一样出现工具论的现象。工具论的教育观不过是为政治所利用,实际对国民、对国家、对社会的效果并非最理想的,因为其中也掺入了极权和独裁。 所以本书主要是有关自由主义思想战士或学人的观念与行动,虽然都与五四时思想启蒙有关,其实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坚持独立思考,独立人格,作者认为这是自由主义的实质,扩而大之,不仅仅在政治思想,即使是生活、意识领域,甚至信仰领域,都须提防极权主义的危害,如果失去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基督徒也一样会变法西斯,这也是为什么现实生活中总有大量的例子是说一件好事,变成人人必须奉行的真理以后,也就有了极权的特征,会给人类生活带来危害。作为自由思想的学人,这也是需要个人终生奋斗与坚持的事情。
评分本书感触最为深刻的是:有“自由斗士”的殷海光,反对的却是战争,或者不如说是“革命”,这个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具有某种神圣意义的词,他认为有多少黑暗的行径是假“革命”的手执行,“中国的事情,既非靠复古神话所能解决,更非靠暴力与‘革命’这类方式所能解决。”这句话深得我心,大约都是习惯自由思想的结果。在这个“主义”横行的世界,殷海光则对此二字进行了批评与讽刺,理由无不深刻,竟然能与现代语言哲学暗合,比如他赞成苏格拉底的要求:“在大家进行讨论之前,须把所有字眼加以精确而明晰的界说。”并认为“这就是一种语意的醒觉及语意的要求”。这让我觉得对政治的关心与论证是与人生、与世界密切相关的,都是融会贯通的,想通了这个,那个也便通了。而他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的含义也分析得很透,大约也是因为他身体力行了的缘故:“真假应诉诸经验事实,对错应诉诸逻辑推论,在经验和逻辑之外,诉诸传统、权威、教条、风俗习惯、暴力、情感、政治立场、利害关系、人数、人身等,都不是在讲理。” 也就是说,怎么样判断一个人是否在自由思想或独立思考,就要从这几个因素来判别,从而弄清他行事或思想的时候心灵是否澄澈,而目的是扫荡一切极权,不要让现实权力钻空子。但不得不说,这些都是常人与现实事物易患的错,包括他自己,所以他也会偏激地认为:“传统在中国的自由民主建设中,已经无复积极价值,倡导科学文化,就必须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为此,他不惜与主张‘反本开新’的新儒家团队展开持的交锋”,难道你不认为他在这里的逻辑不也是一种极权性质的吗?因为这里让他偏执的是需要救亡的现实。
评分质的要求,对教育规律的把握,对教学艺术的领悟,对教学特色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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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友人詹绍启从美国寄来杂志,介绍米塞斯《反资本主义心境》一书的摘要,引起夏道平的兴趣,他开始着手翻译米塞斯的著作至台湾。米塞斯六本英文著作中,有三本经夏道平中译出版。因为米塞斯的缘故,夏道平先生也翻译了海耶克的著作-《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andEconomicOrder),以及洛卜克(WilhelmRöpke)的《自由社会的经济学》(EconomicsoftheFree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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