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中国语言学史》这本书,我以为会是枯燥的学术文献堆砌,然而,作者以一种非常具象化、生活化的方式,将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娓娓道来。他没有直接进入理论的海洋,而是从那些最贴近生活的语言现象入手,比如古代方言的差异、词语的演变、甚至是民间俗语的起源。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对古代训诂学中“音、义、形”三者关系的探讨,让我明白了古人是如何通过对字形、字音的细致考证,来探寻词语的本义和引申义,这是一种非常扎实的学术精神。它让我明白,任何语言的学问,最终都要落回到“用”上来,语言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够被理解,被使用,被传承。书中还特别提到了古代语言学在教育、科举、文化传播等方面的作用,让我看到了语言学不仅仅是一门理论学科,更是一门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的实践学科。作者的叙述风格非常平实,却又充满智慧,他用一个个生动的例子,将那些可能令人生畏的学术概念,变得通俗易懂。读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不仅仅是在学习语言学的历史,更是在学习中华民族如何认识世界、如何表达思想、如何传承文明的智慧。它让我对语言本身,以及我们与语言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
评分拿到《中国语言学史》这本书,我本来是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想了解一下语言学在中国古代是如何发展的,以及有哪些重要的里程碑。但读了之后,我发现这绝对不是一本简单的教科书。作者的文笔非常有力量,他将中国语言学发展过程中那些重要的思想家、那些关键的理论突破,都描绘得如同史诗般宏伟。我被书中对古代韵书的研究深深震撼,那些关于平上去入的划分,关于四声的运用,以及它们如何影响诗歌创作和戏曲表演,都展现了中国古代音韵学的高度发达。它不仅仅是关于声音的学问,更是对中华民族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的一种体现。我还能感受到作者在梳理这些知识时,所蕴含的深厚的民族自豪感。他对古代学者们的严谨治学态度,对语言文字的敬畏之心,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让我深受感动。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中国语言学研究的独特魅力,它不像西方语言学那样侧重于抽象的符号和逻辑,而是更加注重语言的实际运用、文化内涵以及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我仿佛能够穿越历史的长河,与那些伟大的先贤们进行思想上的对话,感受他们对语言的深刻洞察和不懈追求。
评分这本书的标题是《中国语言学史》,但当我翻开它,却意外地走进了一个关于古老智慧与文化传承的奇妙世界。与其说它是一本讲述语言学发展的学术著作,不如说它是一部浓缩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思想精粹的史诗。我原本以为会看到枯燥的符号、复杂的理论和年代的堆砌,然而,作者以一种极其生动且富有感染力的方式,将那些遥远的先贤、他们的思考、他们的探索,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眼前。我看到了孔子对“正名”的深邃思考,这不仅仅是关于词语的定义,更是对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根本性探讨。我感受到了墨子对语言实用性的强调,他如何运用逻辑和辩驳来阐述自己的学说,仿佛就在耳边。更让我惊叹的是,书中对古代训诂学的详细梳理,那些对文字的字斟句酌,对词义的细致辨析,不仅仅是语言学的研究,更是古人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的体现。它让我明白了,语言并非孤立的工具,而是承载思想、构建文化、连接历史的活生生的载体。我仿佛能听到先秦诸子在书斋中的低语,能感受到汉代学者伏案疾书的专注,甚至能触摸到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智慧光芒。这本书让我对“中国”这两个字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不仅仅是地理的概念,更是一种思想的传承,一种精神的延续。它打破了我对“语言学”的刻板印象,让我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哲学、历史、文化等多重维度,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代中国心灵深处的窗户。
评分我一直对文字的起源和演变充满好奇,所以当看到《中国语言学史》这本书时,便毫不犹豫地入手了。然而,这本书带给我的惊喜远不止于我对文字的简单求知欲。作者的笔触非常细腻,他带领我穿越时空,去探寻那些最初的符号是如何孕育,如何从象形、指事等基本形态,逐渐演化出更复杂的表意功能。书中对早期文字载体,如甲骨文、金文等的研究,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神秘色彩的远古时代,亲眼见证着文明的诞生。我特别喜欢书中关于汉字结构和演变规律的论述,从六书的解释到楷书、行书、草书等字体的风格演变,都讲述得鞭辟入里,让我对汉字的“形、音、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更令我着迷的是,作者并没有将这些知识停留在纯粹的学术层面,而是将其与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例如,他会探讨文字在古代官方记录、宗教祭祀、文学创作等方面的作用,让我看到了语言文字如何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本书让我意识到,语言学并非一门僵死的学科,而是一门与人类文明发展息息相关的鲜活艺术。它不仅让我增长了见识,更激发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
评分翻开这本书,我原以为会遇到严谨的学术考证和密集的专业术语,毕竟“中国语言学史”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丝庄重和学术气息。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作者展现了一种极为独特的叙事方式,将原本可能显得生硬的学科发展脉络,编织成了一幅幅引人入胜的画卷。他并没有简单地罗列历代学者的姓名和著作,而是着力于描绘每一位学者在特定历史时期所面临的问题、所提出的创见,以及这些创见如何影响了后世。我被书中对古代音韵学的描述深深吸引,那些关于声母、韵母、声调的细致分析,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探讨,更像是在复原一项失传的技艺,让我对汉字的演变和古代汉语的声韵有了前所未有的直观感受。读到有关古代语法研究的部分,我惊叹于古人对句子结构的敏锐洞察,他们如何从字词的组合到篇章的构成,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归纳,这与现代语言学中的语法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又带着独特的东方智慧。书中还穿插了许多生动有趣的史实和典故,让我在轻松的阅读氛围中,不知不觉地吸收了大量的知识。这种将学术研究与人文关怀巧妙结合的写作手法,让这本书读起来毫不费力,反而充满乐趣。它让我看到了语言学在中国古代并非一项孤立的学科,而是与哲学、文学、历史等领域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辉煌图景。
评分书籍的历史和文字、语言、文学、艺术、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最早可追溯于石、木、陶器、青铜、棕榈树叶、骨、白桦树皮等物上的铭刻。将纸莎草用于写字,对书籍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约在公元前30世纪,埃及纸草书卷的出现,是最早的埃及书籍雏形。纸草书卷比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赫梯人的泥版书更接近于现代书籍的概念。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约在公元前 8世纪前后出现的简策。西晋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种用竹木做书写材料的“简策”(或“简牍),在纸发明以前,是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统称为简,稍宽长方形木片叫“ 方”。若干简编缀在一起叫“策”(册)又称为“简策”,编缀用的皮条或绳子叫“编”。 中国古代典籍,如《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以及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近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孙子兵法》等书,都是用竹木书写而成。后来,人们用缣帛来书写,称之为帛书。《墨子》有“书于帛,镂于金石”的记载。帛书是用特制的丝织品,叫“缯”或“缣”,故“帛书”又称“缣书”。 公元前 2世纪,中国已出现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如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灞桥纸。东汉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加以改进制成蔡侯纸(公元105)之后,纸张便成为书籍的主要材料,纸的卷轴逐渐代替了竹木书、帛书(缣书)。中国最早发明并实际运用木刻印刷术。公元 7世纪初期,中国已经使用雕刻木版来印刷书籍。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中国书籍的形式主要是卷轴。公元10世纪,中国出现册叶形式的书籍 ,并且逐步代替卷轴,成为世界各国书籍的共同形式。 公元11世纪40年代,中国在世界上最早产生活字印刷术,并逐渐向世界各国传播。东到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各国,西经中近东到欧洲各国,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人类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公元14世纪,中国发明套版彩印。15世纪中叶,德国人J.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术加快了书籍的生产进程,为欧洲国家所普遍采用。15~16世纪,制造了一种经济、美观、便于携带的书籍;荷兰的埃尔塞维尔公司印制了袖珍本的书籍。从15~18世纪初,中国编纂、缮写和出版了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性质和丛书性质的出版物── 《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 18世纪末,由于造纸机器的发明,推动了纸的生产,并为印刷技术的机械化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印制插图的平版印刷的出现,为胶版印刷打下基础。19世纪初,快速圆筒平台印刷机的出现,以及其他印刷机器的发明,大大提高印刷能力,适应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书籍生产的不断增长的要求。 历史进程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书是在5000年前古埃及人用纸莎草纸所制的书。到公元1世纪时希腊和罗马用动物的皮来记录国家的法律、历史等重要内容,和中国商朝时期的甲骨文一样都是古代书籍的重要形式。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的拷贝都是由手工完成,其成本与人工都相当高。在中世纪时期只有少数的教会、大学、贵族和政府有著书籍的应用。直到15世纪谷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书籍才作为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物品,从而得以广泛的传播。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随著网络的普及书已经摆脱了纸张的局限,电子书又以空间小、便于传播、便于保存等优势,成为未来书的发展趋向。 今天,人们能够了解中国三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状况,知道二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情形,读到优美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一切,都有赖于古代的书籍。 中国最早的书籍,出现于商代,是用竹子和木头做的。竹子和木头是常见并容易得到的东西,在造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前,缺少合适的书写材料,人们就把竹子和木头削成狭长的小片,用毛笔在上面写字。用竹子削成的狭长小片叫“竹简”,用木头削成的叫“木简”,它们统称为“简”。简上通常只写一行字,如果写错了,就用小刀刮去重写,所以古代把删改文章叫“删削”,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书籍开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简也有长有短,最长的三尺,最短的只有五寸。写一部书要用很多简,把这些简编连起来就成为“册”。编册多用麻绳,也用丝绳(称“丝编”)或皮条(称“韦编”)。古书中提到的“韦编三绝”,说的就是著名思想家孔子,因为经常阅读《易经》,把编简的皮条都磨断了三次。一册书根据简的长短决定用几道编,一般用二、三道编,多的用四、五道编。表示书的数量的“册”字,便是一个象形字,很像绳子把一根根简编连起来的样子。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人们已经普遍用竹木简做书籍。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写在丝织上的书--“帛书”,帛书比竹木简书轻便,而且易于书写,不过丝织品价格昂贵 ,所以帛书的数量远比竹木简书为少。东汉又出现了纸书,纸书轻便、易于书写,价格比较便宜,深受人们欢迎。以后纸书便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晋朝,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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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元]李治《敬斋古今黈》卷五:“前人论三古各别者,从所见者言之,故不同。然以吾身从今日观之,则洪荒太极也,不得以古今命名。大抵自羲、农至尧、舜,为上古;三代之世,为中古;自战国至于今日以前,皆下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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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第五节 六朝至明代的文字学和训诂学
评分2013年7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丁真俄色活佛开始组织人员整理、翻译《象雄大藏经》。一个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的《象雄大藏经》汉译工程就此展开。
评分第四节 等韵学
评分相信作者学力人品。才买的这本书。看书名就买了。
评分《中国语言学史》从训诂为主的时期,韵书为主的时期,文字、声韵、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和西学东渐的时期这四个阶段,全面论述了中国二千年来汉语研究的情况,系统地总结了中国语言学各个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勾勒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脉络,首次为中国语言学史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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