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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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骞 著

图书标签:

• 近代史
• 民国
• 文化人物
• 学术史
• 思想史
• 历史人物
• 传记
• 旧学
• 国学
• 清史

出版社： 现代出版社

ISBN：9787514338126

版次：1

商品编码：11743630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07-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62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著名作家叶辛、王跃文，著名文化学者张颐武鼎力推荐！　　第一部关于民国大师们的集体传记！　　一代民国清流，一代民族脊梁，在糜烂的时局共同擎起中国文化的苍穹！　　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盛名的文化大师们的群体雕像，生动，鲜活，立体！　　著名编辑家、作家、原《当代》副主编汪兆骞老先生呕心沥血之作！　　蔡元培、胡适、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章太炎、辜鸿铭、章士钊、蒋梦麟、李大钊、陈寅恪、傅斯年、刘师培、钱玄同、鲁迅、周作人、黄侃……　　民国清流的夸父追日与飞蛾投火，写就的是中国“士”的短暂与辉煌。海报：

内容简介

　　

　　《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是一部关于民国清流、一代大师们的长篇集体传记和史诗力作。
　　民国六年至民国十六年（1917至1927年），中国呈现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相比肩的思想活跃、文化灿烂的局面。继承了传统“士”担当精神的一代民国清流，“以天下为己任”，为民族自尊、学术自尊，在风云动荡的时局中扮演着先锋角色。他们学问超绝而又狷介不羁；相互间道义学问相砥砺，却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不断被分化，一时间龙吟虎啸，各领风骚，折射了一个大时代的风起云涌、雪雨阴晴。
　　

作者简介

　　汪兆骞，生于194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原《当代》副主编兼《文学故事报》主编。中国作协会员。著有《往事流光》《春明门内客》《记忆飘逝》《紫塞烟云》《张骞》等。

目录

第一章 民国六年（1917年） / 001
第二章 民国七年（1918年） / 063
第三章 民国八年（1919年） / 095
第四章 民国九年（1920年） / 141
第五章 民国十年（1921年） / 171
第六章 民国十一年（1922年） / 191
第七章 民国十二年（1923年） / 223
第八章 民国十三年（1924年） / 257
第九章 民国十四年（1925年） / 279
第十章 民国十五年（1926年） / 309
第十一章 民国十六年（1927年） / 333

精彩书摘

　　第六章
　　民国十一年（1922年）
　　民国十一年，是个天灾兵祸频仍的年头。1月19日，武汉酷寒，天降大雪，冻死很多人。4月直奉战争爆发，在这场血战中，百姓生命惨遭屠戮。6月16日南方陈炯明兵变，炮轰总统府，局势动荡混乱。同时，文化界和舆论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却是这一年的主题。一个以欧美派留学生为主的文人集体，在他们的精神领袖群体的带领下，继续向武人的专制统治，庄严地宣告他们的政治主张。
　　1
　　1月的北京，寒风凛冽。
　　刚刚出医院的蔡元培，坐在洒满阳光的书房，看胡适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他的四卷本《胡适文存》。案头的一盆绽放兰花，暗香袭人。
　　当蔡元培翻到《红楼梦考证》时，心里不禁一笑。他自己也研究《红楼梦》多年，曾著《〈石头记〉索隐》一书。其眼光全落在“排满”上，被鲁迅批评“革命者看见排满”。胡适则在《红楼梦考证》中，批评了蔡氏的“索隐”法。指出蔡的“索隐”，是每举一人物必先举他的事实，然后引出《红楼梦》中的情节来配合。于是由于他的“索隐”，贾宝玉成了胤礽，林黛玉暗影康熙十八年以布衣应博学鸿儒科试成为翰林院检讨之大臣朱彝尊，薛宝钗影康熙宠臣高士奇……虽用心独特，却有牵强附会之嫌。好在胡适、蔡元培都是专心做学问的学者，皆遵循“但开风气不为师”的高志，丝毫不纠缠个人意气。
　　阳光西斜时，胡适和李大钊二人推开了校长炉火正旺、热气扑面的书房。他们一是看望出院的病号，一是前来支持校长刚刚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名震学界的《教育独立议》。该文向社会各界呼吁：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尽一份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体，抹杀个性的……政党如能掌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政党以外……
　　蔡氏此文一出，社会各界自然极力赞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师生更是欢欣鼓舞。而当时的内阁总理梁士诒却大发雷霆之怒：“一派胡言，教育如真要独立于政党之外，好了，政府还发什么教育经费，让学校喝西北风去吧！”
　　胡适高度评价了《教育独立议》一文后，又向蔡校长汇报了一件事：最近，由美国控制的世界基督学生同盟，决定在清华大学召开该同盟第十一届大会，想诱导学生信仰基督教。对此，胡适表示：“我以为教育独立和非宗教运动，应是‘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是先生一贯倡导的思想主张。先生不是一贯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吗？”
　　蔡元培点点头，胡适接着说：“所以，我们和守常诸君想在北大发起一次非宗教同盟大会，想请您出面做发起人。”
　　蔡元培看了看李大钊，李大钊已成为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共产党是无神论者。李大钊微微一笑：“先生做发起人是最佳人选。”
　　蔡元培答应得很干脆：“好，我们一起做发起人吧！”
　　3月17日，《晨报》七版上，报道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组织3月9日发表的“宣言”。宣布将在4月1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十一次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是“污蔑我国青年，欺骗我国人民，掠夺我国经济的强盗会议，故愤然组织这个同盟，决然与彼宣战”。自此，各报都充斥着有关类似的消息。
　　3月21日，北京学界发起“非宗教大同盟”宣布：“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全国学生界、知识界纷纷加入同盟，声势颇为浩大。据报载，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都积极参加了这个同盟。
　　周作人是个敏感的学者，他一贯“主张信仰自由”，骨子里并不赞成“非宗教大同盟”。从陈独秀、李大钊的介入，他意识到“非宗教大同盟”的出现，是新文化运动内部的继续分裂。他打算保持沉默。
　　但是，3月24日，钱玄同的来信，让他改变了沉默的态度。钱玄同是“五四”学人里最无心计、最坦诚却最尖锐的学者。钱玄同在信中说：“观其通电未免令人不寒而栗，中间措辞，大有‘灭此朝食’、‘食肉寝皮’、‘罄南山之竹……决东海之波……’、‘歼彼小丑，巩我皇图’之气概。”接下去信中又说，“我很主张陈独秀和你之说，恐怕‘彼等’要将我归入‘汉奸’之例了。但我宁可蒙‘卫耶道’之名，却不愿蒙‘改良拳匪’之名。”（信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五辑）
　　信中提到“陈独秀和你之说”，让周作人记起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七卷五期上写过一篇文章《基督教与中国人》。陈在该文中主张以“美与宗教”来引导人的“情感”健全发展。周作人想不通，陈独秀和蔡元培、李大钊等学人原本对宗教持理性态度，怎么会卷入非理性的反宗教运动中了呢？
　　周作人在前不久，曾有过《圣书与中国文学》的演讲，强调“艺术起源大半从宗教的仪式出来”，文学与宗教都具有“入神”与“忘我”的共同点，“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上的艺术”。他最近又写了一篇《山中杂信》，主张以基督教影响“新中国的人心”。
　　周作人意识到，“非宗教同盟”运动，是一个有组织的知识分子集体行动，他甚至已经看到其背后有共产党的影子，但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周作人与钱玄同等人还是打出了自由主义与个性主义的旗帜，清晰地发出理性的声音。
　　3月31日，《晨报》以显著版面，登出《主张信教自由宣言》一文。宣言由周作人牵头，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四人签名，该文说：
　　我们不是任何宗教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该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运动表示反对。
　　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其在知识界特别在青年中影响巨大，此宣言一出，引起不小的震动。一部分人积极支持周作人，而另一部分人则极力批判。尽管这种批判更多是出于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愤恨。
　　对于年轻人的批评，“周作人们”是坦然的。在他们看来，爱国主义原本就是一种激情，“五四运动”何尝不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呢。但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陈独秀的出场。4月2日，他在《晨报》发表了致周作人等的“公开信”。陈独秀以他特有的雄辩的气势质问道：“公等宣言颇尊重信仰者自由，但对反宗教者的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宗教果神圣不可侵犯么……此间反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捕房禁止，我们的言论集合自由在哪里？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
　　周作人即刻也在《晨报》发表《复陈仲甫先生信》：“先生们对于我们正当的私人言论反对不特不蒙‘加以容许’，反而恶声相报，即明达如先生者尚不免痛骂我们为‘献媚’，其余更不必说；我相信这不能不说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了……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
　　周作人、陈独秀各方从自己的思想逻辑出发，发表各自的意见，在“五四运动”之后，原本极为正常。但是，陈独秀简单地将周作人等的不同意见，视作“向强者献媚”，这种非友即敌的思维逻辑，未免陷入了“二元论”的独断论，实际上是封建专断主义的翻版。而周作人等，从此要重新审视新文化运动了。
　　又是直率的钱玄同，在陈独秀与周作人的笔战中，看到了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国际思想斗争。他在4月8日再次致信周作人：
　　近一年来……看看“中国列宁”的言论，真觉害怕……这条“小河”一旦洪水横流，泛滥于两岸，则我等“栗树”、“小草们”实在不免胆战心惊……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务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很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得的事……但即是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个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涉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
　　钱玄同提出的反对思想斗争的自由主义原则，是他冷眼旁观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形势重新估计战略、策略而做出的选择。或许是一种倒退，但与陈独秀们的鲁莽、简单过激的思想逻辑不无关系。
　　周作人读罢钱玄同的来信，再次陷入沉思。他甚至早就不赞同陈独秀们的“思想斗争”论。但是，让他退出为之奉献了理想、青春、生命的新文化运动，他又心有不甘，于是4月10日，他写了篇《思想界的倾向》。文中说，“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
　　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文章，受到胡适的批评，“现在的情形，并无‘国粹勃兴’的事实”，指周文“只是退潮的一点回波，乐终的一点尾声”。胡适认为周作人“太悲观了”。
　　4月9日，早春的风裹挟着一丝丝寒意，吹拂着北大校园刚刚吐出绿芽的柳条。北大召开了非宗教同盟大会。国内外、校内外的各界人士聚集校园。蔡元培和李大钊先后发表演说、批评前几天，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和马叙伦等教授纷纷抢先在报刊发表反对意见，声称知识阶层应首先尊重信仰自由、非宗教同盟有悖于公民的信仰自由等论调。
　　蔡元培讲演时说：“信教是自由，不信教也是自由，如果说非宗教同盟的运动是妨碍‘信仰自由’，那么难道宗教同盟的运动，倒不妨碍‘信仰自由’了吗？现在的各种宗教，都是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来诱惑未成年学生的盲从。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这难道不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吗？”
　　2
　　2月14日，依然是寒风凛冽的北京，却洋溢着春节的喜气。《晨报》报道了“北大新闻同志会”成立的消息，还刊发了三位知名教授在会发表的演说词。
　　徐宝璜说，新闻是近代以来世界“新发明的一大武器”，是“无枪阶级”对付“有枪阶级”的唯一武器。
　　李大钊批评新闻界只关注“督军的举动”和“阔人的一言一行”，却漠视“穷人因困自尽”或“因受环境压迫发生不幸的结果”。
　　胡适则呼吁新闻应讨论“社会上活的问题，真的问题”。他认为，“发为有力的主张，这对社会才算有贡献……如果把活的问题与真的问题抛开……谈谈盈余价值，或捧捧契诃夫、莫泊桑，对社会上事业一点影响也没有。”胡适还说，哪怕讨论“活的问题”如总统问题、国会问题，是有危险的，“甚至于封报馆、坐监牢，受枪毙”，也不能拿空洞的主义来为军阀、政客的报纸“充篇幅”。
　　胡适真的要“谈政治”了。他打算办一份谈政治的《努力周刊》。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感到仅仅做学问，启迪民智是不够的，应该对社会尽点儿责任。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对国家、民族的兴衰，对政治的清明污浊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作为民族的良知和理性的代表，知识分子总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当前，国家的动乱、政治的黑暗、政府的腐败已到极致，胡适不能再沉默了，他那颗医国救世的赤诚之心澎湃不已。他为《努力》写出创刊献词，曰《努力歌》：
　　天下无不可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为好人的——
　　也都说“不可为”
　　那才真是“不可为了”……
　　朋友们，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实际上，胡适一直在为创办具有学人纯洁性的《努力周报》作准备作努力。终于在力倡“少数人的责任”主义的丁文江的推动下，于5月7日，由胡适、高一涵、陶孟和、罗家伦、张慰慈及地质学家丁文江等知识分子一手创办的政治评论期刊《努力周报》呱呱落地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北京。从此，胡适告别“不谈政治”的承诺，踏上了一个书生论政、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政的不归路。
　　5月11日，胡适闭门谢客。第一次写政论，很兴奋，他点上一支烟，走到暮色茫茫的院子里，思绪渐渐飞扬起来。就在今年2月，《每周评论》被封禁时，他在日记中写道：“自从《每周评论》被封禁之后（1919年8月底），我等了两年多，希望国内有人出来做这种事业，办一个公开的、正义的好报。”但政府不准自己办报，就没办成。其实，梁启超是有条件办报的，但他放弃了言论事业，去当总长了。上海的一帮朋友如高梦旦、王云五等友人，也劝他专心著书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乃下策。《晨报》副刊的孙伏庐更是激烈反对他办报。他写信给自己说：“我总有一种偏见，以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从大多数没有智识的人，决不能产生什么好政治。从前许多抛了文化专谈政治的人现在都碰了头回过头来了，为什么先生一定也要去走一走这条不经济的路？”他又想到傅斯年从国外给他的信，信中说：“为社会上计，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之风气，而不宜止于批评之风气。”
　　当然，热情支持自己办报的也不乏有人，他的朋友丁文江即是。丁文江痛恨军阀专权与政治黑暗。在他身边聚集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小团体，早已开始研究政治，讨论时局。他曾开诚布公地批评自己“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告诫人们：“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先从思想文艺下手。”他曾对自己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头上繁星点点时，胡适深深地吸了口园里丁香花弥漫的香气，回到书房。到月上中天，《我们的政治主张》完成了。他不禁伸伸腰，松了口气。当他重新看文稿时，不由自主地朗读起来：“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读着读着，胡适自己先感动起来，竟有一行热泪从脸颊滚下。
　　第二天，胡适带着《我们的政治主张》文稿，到蔡元培家和友人们讨论。
　　那天，蔡校长家名流云集、群贤毕至——李大钊、汤尔和、陶行知等十多位社会各界名流热热闹闹地聚在客厅里。
　　胡适来的稍稍晚了几分钟，他歉意地向大家点头微笑。而众人看到胡适满面春风，便知他的大作一定不同凡响。身着一件新蓝布长衫的蔡元培，把胡适让到自己身边落座，然后宣布由胡适读《我们的政治主张》。
　　胡适已对文稿烂熟于心，读起来不仅流畅且抑扬顿挫：
　　……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寓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己计、为社会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中国分裂，看着讨伐西南，看着安福系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东的卖掉，看着军阀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
　　胡适读罢，满面通红，热泪涌流。众人听罢，先是短暂沉默，接着是热烈而持久的掌声。蔡元培首先发了言：“适之呀，文章写得何等之好啊，听罢，真是让人油然而生天降大任之使命感啊。我提议向社会公布这份宣言。”
　　有领袖群伦的蔡校长的提议，众人纷纷支持，并愿签名。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学界的领袖，不仅才学名冠当时，且以人格魅力团结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只要他振臂一呼，学界会热烈响应。5月14日，有十六位北京各界知名学人包括蔡元培、汤尔和、李大钊、陶孟和、王宠惠、罗文干、王伯秋、朱经农、高一涵、张慰慈、梁漱溟、徐宝璜、王文伯、丁文江、胡适联名在《晨报》《民国日报副刊》及《努力周刊》刊发这份由胡适执笔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
　　十六位知名学人以集体联署的方式，公开提出了“好政府主义”：“一、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二、充分容纳个人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为此，他们还提出政治改革的三条要求：“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
　　《我们的政治主张》一经发表，立刻在死水一潭的北京乃至全中国溅起层层涟漪，引起不小的震动。北京七所大学的校长们，公开在《努力周刊》发表联署声明，支持胡适等人提出的政治主张。邵力子、李剑农等知名人士也分别在上海的《民国日报》《太平洋》杂志发表政论。这些文章还不断深化了胡适等十六人的政治主张。
　　“五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利用联名的方式，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成为知识分子参政的一种政治手段和重要模式。
　　有意思的是，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在签名三个月后，分别“入阁参政”。王宠惠代理总理，后正式受命组阁，汤尔和出任教育总长，罗文干出任财政总长。按胡适的标准，这三人入阁已具好人政府的理想了，用胡适的话说：“虽不能做到清一色渐渐趋向凑一色了。”胡适还天真地为王宠惠内阁提出过一套“解决目前时局的计划”，并亲自参加王宠惠内阁办的茶会，很诚恳地与其讨论施政方针。
　　王宠惠的后台是直系的吴佩孚。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的十六位名人，都敬佩吴佩孚这位权威人物。李大钊也很佩服吴的人品和才具。据胡适1922年6月10日在日记中载：“守常说，吴佩孚甚可敬，他的品格甚高，只是政治手腕稍差一点。”
　　但国会的后台则是曹锟，在新内阁与国会因经费和借款问题闹翻之后，其借口罗文干有纳贿行为，由黎元洪下令将他逮捕。北京的政局突变，成了吴景濂等人“横行无忌的世界”，胡适大为失望。
　　……

前言/序言

《逝水流年：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嬗变与留声》 本书简介： 本书并非一部专门论述民国时期特定群体或人物的断代史，而是一部聚焦于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核心脉络的宏大叙事与微观剖析相结合的学术专著。它以时间为轴线，兼顾地域差异，旨在系统梳理自晚清“开眼看世界”的觉醒时刻，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剧烈社会动荡中，对“中国何去何从”这一根本性命题的探索、争鸣与实践。全书力求还原彼时知识场域的复杂性、思想光谱的广袤性，以及文化形态在内外压力下的深刻转型。 第一部分：启蒙的序曲与传统的重塑（晚清至辛亥前后） 本部分着重探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如何催生了中国思想界的首次大规模西学东渐与对自身传统的反思。我们不聚焦于政治革命的军事部署，而是深入探究思想层面的先声夺人。 第一章：早期译介与观念的碰撞： 详细考察了早期西方哲学、社会学、自然科学思想的引介过程，分析了严复对进化论、霍布斯等学说的翻译策略，以及这种“选择性吸收”如何塑造了早期启蒙的基调。重点剖析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念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引发的结构性冲击，以及它与儒家“天道”观念的张力。 第二章：学堂与报刊：新知识的温床： 分析了京师同文馆、各省新式学堂的课程设置变化对知识分子心智结构的影响。同时，细致考察了《万国公报》、《时务报》等早期报刊在普及新知、构建公共领域方面的先驱作用，探讨了这些媒体如何成为舆论引导和思想辩论的主阵地，而非简单的政治宣传工具。 第三章：旧学的“再解释”与学术的转向： 本章探讨了在传统学术体系崩塌之际，部分士绅阶层如何试图从内部挖掘资源以应对西潮。研究了章太炎等人在国故学上的开创性工作，并非仅仅是保存古籍，而是试图在先秦诸子中寻找抵抗现代性危机的精神资源。对比分析了其与激进西化学派在方法论上的根本差异。 第二部分：现代性的焦虑与新文化的勃兴（民国初建至五四运动前夕） 辛亥革命并未带来预期的社会稳定，反而加速了文化的碎片化。本部分聚焦于在军阀混战阴影下，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寻求统一和突破的努力。 第四章：科学与人生观的重构： 重点分析了早期中国哲学界对德国唯心主义（如康德、叔本华）和实用主义（杜威）的接受过程。考察了“德先生”（赛先生）的引入如何不仅仅是政治口号，更是对传统“天人合一”世界观的根本挑战，以及这种挑战如何在教育界和学术界引发的深层焦虑。 第五章：文学革命的语言学基础： 深入探讨了白话文运动的内在逻辑，不仅仅是形式的革新，更是社会身份和读者群体的再定义。分析了不同地域（如苏沪、北京）在推行白话文过程中所遭遇的阻力与妥协，以及文学语言的现代化如何与民主理念的传播互为表里。 第六章：伦理重估与家庭制度的反思： 探讨了在西方个人主义思潮冲击下，对中国传统宗法伦理的激烈批判。研究了早期知识界对“家族本位”的解构尝试，以及在婚姻、性别角色等议题上出现的先锋性讨论，并揭示了这些讨论在社会实践中的保守反弹。 第三部分：思潮的激荡与文化定位的抉择（五四至抗战爆发前夕） 这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为多元、最为激烈的时期之一。本部分将思想界的“百家争鸣”置于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下进行考察。 第七章：主义的“本土化”实验： 细致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等外来思潮在中国的传播路径和阐释变异。例如，考察了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如何调和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小农经济的现实，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在工运和文化改造中的独特实践。 第八章：实业救国与文化精英的责任： 关注那些选择脱离纯粹的思辨领域，投身于实际的经济建设和教育实业的知识群体。分析了他们在创办现代企业、发展职业教育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实用主义和温和的改革理念，以及他们与激进派在“救亡路线”上的分歧。 第九章：地方知识的兴起与区域文化研究： 本章超越了对“北京-上海”中心主义的叙事，关注了如湘西、巴蜀等地的学者在地方志、民间文学、少数民族研究上的开拓性工作。探讨了这种“向下扎根”的学术活动如何试图提供一种不同于精英中心主义的现代知识构建方式。 第四部分：战火中的坚守与流散的知识网络（抗战时期至解放前夕） 战争的残酷性迫使知识分子做出抉择，也重塑了他们的知识生产模式。 第十章：大后方学术的艰难维系： 详细记录了西南联大等机构在极端困境下如何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和创造力。分析了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学者们如何通过跨学科合作、精简研究方向来“以存其道”，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学术精神的坚韧守护。 第十一章：文化体制的转型与知识分子的再定位： 探讨了在国民政府强化意识形态管控和共产党积极争取知识分子的双重压力下，知识群体的政治光谱如何发生剧烈变化。分析了“第三条道路”的探讨者们在面对国共两党的明确分野时所经历的内心挣扎与最终归宿。 第十二章：口述历史的碎片与未竟的对话： 结语部分，本书不作终结性的判断，而是回归到那些散落在历史角落里的声音。通过整理未发表的手稿、私人信件和回忆录，重构那些在主流叙事中被简化或遗漏的个体经验，展现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在剧烈动荡中，留下的那些复杂、矛盾而又充满生命力的思想遗产。 全书基调： 本书以严谨的史料考证为基础，采用宏观分析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力求避免将复杂的历史人物标签化或概念化。它关注的不是某个特定流派的兴衰，而是整个知识群体在面对“中国现代化”这一千古难题时，所展现出的知识谱系、方法论的变迁，以及知识分子群体身份认同的艰难构建过程。它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观察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深层结构变动的透彻视角。

评分☆☆☆☆☆

这本书的结构安排颇具匠心，它并非采用传统的编年体或简单的群像速写，而是通过几条若有似无的线索将这些看似不相关的灵魂巧妙地串联起来，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振。我发现自己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从一个人的书斋，跳跃到另一个人的课堂，再到另一个角落里的秘密聚会。这种阅读体验非常流畅，像是跟随一位博学的导游，穿梭在民国知识界的迷宫之中，每走一步都有新的发现。特别是作者对于特定文化事件的剖析，角度新颖，往往能一语道破那些被主流历史叙事忽略的细微之处。读完后，我立刻去翻阅了书中所提及的几位学者的原著，这种被激发出的求知欲，是任何一本枯燥的教科书都无法给予的阅读快感。这是一次知识的唤醒之旅。

评分☆☆☆☆☆

坦率地说，初读这本书时，我有些担心它会沦为僵硬的史料堆砌或故作高深的理论说教。然而，事实证明我的顾虑完全是多余的。作者的叙事节奏把握得极好，像是在娓娓道来一段早已尘封的往事，没有故作姿态的华丽辞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白描的克制与力量。他擅长在平静的叙述中埋下伏笔，使得人物的命运转折显得既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时代背景的还原极为扎实，无论是社会风气的变迁，还是学术思想的激荡，都处理得恰到好处，让读者能清晰地理解这些大师们所处的“场域”，从而更深切地体会他们的选择与挣扎。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成功地将冰冷的史实重新注入了温度与人性，让这些曾经光芒万丈的名字，重新拥有了鲜活的血肉和真实的呼吸。

评分☆☆☆☆☆

这部作品的笔触细腻得如同江南的烟雨，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温润与哀愁。作者没有选择宏大的叙事，而是像一位经验丰富的策展人，精心挑选了一批在历史洪流中闪耀却又渐行渐远的灵魂。我尤其欣赏他对细节的捕捉，比如某位文人在一张泛黄的信笺上写下只言片语时的踌躇，或是某位学者在昏暗的灯光下对着古籍反复揣摩的神态。读来让人不由得沉浸其中，仿佛能闻到旧式家具散发出的樟脑丸气味，耳边似乎还回荡着咿呀作响的摇椅声。书中对那个特定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追求的刻画，入木三分，展现了一种在变局中坚守本心的可贵。这不仅仅是关于“人”的记录，更是一种对逝去美学与精神高度的深情回望与缅怀，让人在合卷之后，心中久久无法平静，只余下对那份“清流”的无限向往与敬意。

评分☆☆☆☆☆

这本书的阅读体验，于我而言，更像是一场漫长而优雅的古典音乐会。每一个乐章（每一章节）都有其独立的美感和主题，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宏大而和谐的交响乐章。作者对于历史语境的解读，精确而富有洞察力，他没有简单地赞颂过去，也没有一味地批判，而是用一种近乎冷静的温情，去描摹那个“清流”是如何在喧嚣中艰难地保持其特有的韵律和音色。我特别喜欢那些穿插在正文中的时代影像资料的描述，它们为文字增添了立体的维度。总而言之，这是一部需要细细品味的力作，它不仅提供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它唤醒了读者对于文化传承与个体尊严的深刻思考，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优秀历史人物侧写集。

评分☆☆☆☆☆

我得承认，这本书的文字风格非常具有侵入性，它不动声色地瓦解了现代人对那个时代的诸多刻板印象。它没有将民国知识分子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是着力展现了他们作为“人”的复杂性：他们的雄心、他们的困顿、他们对物质生活的挣扎，乃至他们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或小小的私心。这种去神化的处理，反而让人物更加真实可信，也更容易让人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很多段落，我都忍不住停下来，反复咀嚼其中蕴含的哲理和生活智慧。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当下社会在追求效率与速度时，所不经意间遗失掉的一些珍贵品质——比如对慢的尊重，对思考的耐心，以及对“雅”的坚持。读毕，感觉自己被净化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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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胡适、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章太炎、辜鸿铭、章士钊、蒋梦麟、李大钊、陈寅恪、傅斯年、刘师培、钱玄同、鲁迅、周作人、黄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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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书我都喜欢看，一看有系列就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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