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2016：尋找新動力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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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編

圖書標籤:

中國經濟
經濟發展
改革開放
結構性改革
新常態
增長動力
政策分析
2016年
中國觀察
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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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中國文史齣版社

ISBN：9787503471780

版次：1

商品編碼：11840120

包裝：平裝

開本：16

齣版時間：2016-01-01

用紙：輕型紙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1.十三五開局之年，國傢智庫解讀中國大趨勢！

2.中國改革進入攻堅階段，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大轉換！

3.詮釋從“三駕馬車”到“供給側”改革的發展新階段！

內容簡介

2016，十三五開局之年，中國進入改革攻堅階段，經濟增長動力轉換。國際市場動蕩，國內深層次矛盾凸顯，中國經濟麵臨許多不確定因素。《中國2016：尋找新動力》集聚中國高層智囊，解讀新規劃，剖析問題與挑戰，闡述發展新突破，詮釋“互聯網+”“一帶一路”等新機遇，破解“滯脹”，粉碎“中等收入陷阱”，助我們明大勢，看大局，搶占製高點，順勢而為。

作者簡介

財新智庫首席經濟學傢、董事總經理、研究部主管；

中國人民銀行匯率專傢組成員、財政部國際司顧問、商務部WTO司顧問、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新興經濟體研究會副會長、央行行長及學者30人小組（Bellagio Group）成員、北京大學等高校兼職教授。

主要研究領域：中國宏觀經濟、國際金融、國際政治經濟學。

精彩書評

全麵解讀十三五，CCTV、新華社、《人民日報》等熱評！

精彩書摘

如何確立中國經濟新常態？

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近年來大多數人已經認識到，中國經濟高增長、低效率，靠大量投資支撐的舊常態已經不可維持，它必然要過渡到“新常態”。

／／新常態仍待努力確立

那麼，新常態具備哪些特徵？這有多種不同的理解。大體上有兩點比較一緻：第一，是GDP從高速增長嚮中高速增長，甚至中速增長轉變；第二，是經濟發展方式從依靠投資驅動的粗放增長轉嚮依靠創新驅動的集約增長轉變。

應該看到，以上兩點有著很不相同的情況。前一點，經濟增長速度降低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且也取得瞭朝野共識。至於第二點，經濟結構的優化、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卻是一件尚未實現有待努力的事情。

這樣，我們就麵臨一個問題：如果GDP增長速度下降過程中效率沒有改善，原來由GDP數量擴張所掩蓋的許多經濟社會矛盾就會暴露齣來，而且會造成減速過快，經濟社會矛盾加劇的睏境。因此，僅有增長減速而沒有增長質量的提高，並不是我們希望見到的一種常態。相反，如果能夠在增長減速的同時提高增長的質量，優化結構、提高效率，就能減輕增長減速的衝擊，甚至能夠在中速增長的情況下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實惠。所以，GDP有較高效率支撐的中速增長，纔是符閤我們願望的新常態。

／／ “三駕馬車”分析框架的誤區

研究應對增長減速的方針政策，可以運用不同的分析框架。運用不同的分析框架，得齣的政策結論也會有很大的不同。

大緻上從2009年開始，不知什麼原因，在分析中國宏觀經濟走勢的時候，流行起一種認為經濟增長速度取決於消費、投資、淨齣口等“三駕馬車”的需求強度的理論。根據這種理論，中國經濟的增長乏力，是由消費、投資和淨齣口等三項需求不足造成的。隻要能夠把需求擴大到足夠的水平，增長就能夠重上颱階。

我認為，這一套分析有重大的缺點。

首先，它用錯瞭分析框架。十分明顯，“三駕馬車”分析法是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的變形。如同大傢知道的，凱恩斯主義認為，需求的強度決定供給的規模，因此，産齣總量等於由消費、投資、財政赤字和淨齣口四項需求構成的社會總需求。不過即使是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也隻是運用這一理論框架來討論短期經濟問題，用它來分析長期經濟發展趨勢顯然是用錯瞭分析框架。

其次，由這種分析得齣的政策結論也是有問題的。因為消費、投資、齣口需求有多大，歸根到底是由一些客觀因素決定的，並不取決於人們的願望。以進齣口為例，它最終取決於整個國際經濟格局。過去中國對發達國傢有大量的淨齣口，第一，是因為在高消費、高福利導嚮下，發達國傢的儲蓄率很低，在儲蓄和投資之間有很大的缺口，需要靠從發展中國傢淨進口來填補；第二，是因為中國低成本的競爭力很強，能夠在發達國傢的淨進口中分到一塊比較大的“蛋糕”。

全球經濟危機發生以後，發達國傢去杠杆化，提高瞭自己的儲蓄率。這樣一來，根據經濟學的“雙缺口模型”，隻要發達國傢儲蓄和投資之間的缺口變小，發展中國傢淨齣口的可能性也就變小。美國的儲蓄率會有起伏，但是迴到危機以前的水平，我看是不大可能的。另外，隨著中國勞動者工資水平的提高，中國産品的低成本優勢也在減弱，因此在齣口“蛋糕”中所占份額也會降低。

此外，消費需求的提高，也不是以人們的願望為轉移的。例如，有人說，城市化可以使消費需求提高，因為農民進城以後消費需求會有很大的提高，所以隻要加快城市化，消費需求就會很快增加。這裏其實是把消費需求與消費願望混為一談瞭。在經濟分析中所說的需求是指有購買能力的需求，有錢做後盾的需求。所以增加勞動者消費需求的前提，是增加他們的收入。而增加勞動者收入的首要辦法，是發展生産，提高效率。即使政府能夠給予補貼，也是“羊毛齣在羊身上”，是不可能使人民普遍富裕起來的。

於是，每一次齣現瞭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用“三駕馬車”的分析辦法算來算去，最後的結論就是進行強刺激，多發鈔票，多上投資項目。

2009年用4萬億元投資（兩年）、10萬億元貸款進行刺激，雖然造成瞭增長率的短期迴升，但貨幣超發、負債增加等消極後果也同時發生，成為需要長期消化的負擔。2012年以後，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資的辦法刺激經濟，但正麵效果愈來愈差，負麵效果愈來愈強，這使許多人認識到這不是個好辦法。

／／驅動經濟增長的三個因素

研究長期經濟增長趨勢更可靠的方法，是對驅動經濟增長的三個因素，即勞動投入、資本投入和生産效率的狀況進行估量。

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是怎麼來的呢？

主要是靠大規模的投資，但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第一個因素是大量新增的勞動力，也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蔡教授所說的“人口紅利”。還有一個因素是效率的提高。改革開放對提高效率産生瞭十分積極的影響。一方麵，市場化改革改變瞭城鄉隔絕的狀況，大量過去低效利用的農村勞動力和土地轉移到城市，這種結構變化使資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麵，開放使我們能夠通過引入外國的設備和技術，很快地提高中國的生産技術水平，使中國與發達國傢之間的技術水平差距迅速縮小。這樣一來，改革開放以後，生産效率提高對增長的貢獻較之改革開放以前有瞭相當大的進步。

現在的問題在於，以上這些有利於維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縮減，有的已經消失。

首先，新增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小瞭。蔡教授在2006年就已指齣，根據他們前三年的調查發現，剩餘勞動力無限供應的情況正在發生改變，“劉易斯拐點”已經齣現。

其次，隨著中國一般技術水平跟西方國傢相接近，用引進外國設備和技術的辦法來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術水平，就變得不大可行瞭。清華大學的白重恩教授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都得到大緻一緻的結論，就是從21世紀初開始，中國經濟增長中全要素生産率的貢獻明顯降低，並引起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降。

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在由現有資源狀況和技術狀況決定的潛在增長率降低的情況下，要短期拉升增長率，唯一的辦法就是采取刺激政策，通過信用擴張嚮市場“放水”。但是就中國的情況而言，長時期采取刺激政策已經使宏觀經濟變得十分脆弱，蘊藏著發生係統性風險的危險。

日本野村綜閤研究所的首席經濟學傢辜朝明寫瞭好幾本書，總結日本近年來經濟衰退的教訓。他在書中指齣，日本的經濟衰退以至全球多次重要的金融危機，都是在泡沫破滅後齣現的資産負債錶衰退，而齣現資産負債錶衰退的基礎，則是杠杆率（負債率）過高的缺陷。在我看來，如果說西方國傢資産負債錶衰退的主要成因是高消費和高福利，東亞國傢的杠杆率過高則主要是由企業和各級政府舉債過多造成的。在目前我國政府機構和企業資産負債錶杠杆率過高的情況下，在某些環節上齣現償債睏難，甚至“跑路”逃債的現象已經屢見不鮮。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要做的是“去杠杆化”，控製和消解風險，而不是用加強“刺激”的辦法維持高增長率，繼續提高杠杆率將使爆發係統性風險的危險加大。

更何況2009年以來多次采取刺激政策，其效果遞減已經變得非常明顯。如果說2009年的4萬億元投資（兩年）和10萬億元貸款還把2009年四季度和2010年一季度、二季度的增長率拉高到10%以上的話，2014年二季度的1萬億元左右投資隻把增長率從一季度的7.4%提高到二季度的7.5%，拉升瞭0.1個百分點，三季度又迴落到7.3%。經濟學所說的“投資報酬遞減規律”的效應已經充分顯現。

以上的分析說明，唯一的齣路在於提高所謂索洛餘量，即“技術進步、效率提高”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就是說，要優化結構，促進創新，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根本轉變。

／／體製轉型是發展轉型的基礎

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或者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並不是一個新口號和新要求。從1996—2000年的第9個五年計劃開始，就提齣實現這一轉型的要求，隻不過在大部分時間裏執行的情況很不理想。問題的癥結在於，發展方式轉型受到舊體製的掣肘。

1995年製訂九五計劃的時候，先是國傢計委提齣需要進行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在後來的討論中，人們總結瞭蘇聯轉型不成功的教訓，指齣體製的轉變是增長方式轉變的基礎。因此，九五計劃規定要實現“兩個根本性轉變”：一個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一個是經濟體製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

在1996—2000年的九五計劃期間，由於執行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市場取嚮改革全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也取得瞭一定的成績。

可是到瞭2001—2005年的十五計劃期間，城市化加速這件好事在中國體製下卻使各級政府大大增加瞭他們手中掌握的土地等重要資源，於是許多地方都齣現瞭政府主導的重化工業投資熱潮。由於政府主導瞭重要資源的配置，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也齣現瞭逆轉。

十一五總結瞭十五的教訓，再次提齣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為主綫。但是由於十一五期間改革推進緩慢，雖然我們製定瞭一個很好的十一五規劃，但在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上乏善可陳，以緻中共中央在十一五最後一年（2010年）不得不發齣“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的號召。

綜閤以上分析，我們在當前情況下需要采取的方針，應當是在采取措施的同時保證不發生係統性風險的條件下，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進改革上。因為隻有通過全麵深化改革，建立一個好的社會經濟體製，纔能優化結構、轉變方式，確立由較高效率支撐的中速增長這種閤意的新常態。

／／控製和消解風險

目前中國宏觀經濟雖然存在許多不容忽視的問題，但是風險總體可控。隻要采取正確的措施，係統性風險完全能夠避免。我認為，可以采取的措施很多，其中包括：

第一，停止對迴報過低或者是沒有迴報的項目的無效投資。現在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說是基礎設施建設不需要考慮近期是否有迴報，因為東西在那裏，早晚會有用。這完全不是經濟學的思考方法。經濟學考慮問題的一個最重要的前提，是資源具有稀缺性。既然資源有限，做瞭這樣就不能做那樣，在進行投資時就必須進行選擇。隻能做那些效益最好、最需要做的事情。在這方麵，我們要吸取日本的教訓。1986年發生內需不足的問題以後，日本政府為拉動經濟增長，啓動瞭大規模的公共基礎設施投資計劃。正是這種大量的無效投資，形成瞭後來大崩盤的基礎。

第二，動用國有資本償還國傢的或有負債。所謂“或有負債”，是指在資産負債錶上沒有記載，卻早晚必須償還的債務。目前最突齣的是社會保障基金缺口。據計算，其中對老職工的社會保障欠賬就高達幾萬億元。及早歸還這類欠賬，既可以減輕償債壓力，還能創造更有效的公有製實現形式。對於這一點，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有明確的規定，要求撥付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這項決定應當盡快付諸實施。

第三，停止對僵屍企業輸血。現在有一些地方政府用貸款、補貼、減免稅收等辦法去維持一些根本無法起死迴生的企業。政府不是在發揮自己應當承擔的社會功能，幫助解決企業停産給職工帶來的睏難，而是支持這類僵屍企業繼續無謂地浪費社會資源，這隻會增加金融風險的積纍，而不會給社會帶來任何助益。這也是日本政府在經濟衰退中舉措失當留下的一個教訓。

第四，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施破産清盤或者在破産保護下重整，以此來釋放風險，避免風險積纍，化大震為小震。

第五，停止由政府齣資兜底，實行100%的剛性兌付，以免加大道德風險。

第六，努力盤活。由於前一時期的過度投資和粗放增長在全國各地形成瞭大批“死資産”，如“曬太陽”的開發區，綿延好幾個街區的“死城”，等等。雖然有一定的難度，還是應當努力設法盤活，以便降低資産負債錶的杠杆率和齣現“資産負債錶衰退”的可能性。

除瞭采取以上這類堵塞漏洞、釋放風險的措施，政府還應當靈活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短期調節。

這兩類措施的綜閤運用，使我們能夠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不齣現係統性危機，為推進改革爭取時間，使改革和發展逐步進入良性循環。

／／把推進改革放在優先地位

對於全麵深化改革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們麵臨的問題，當前是應當把提升增長速度放在優先地位，還是應當把推進改革放在優先地位，學術界和經濟界一直存在爭論。

在我看來，改革能夠解決問題，不僅已經得到理論上的證明，而且也已經被近期的實踐所證實。

有的經濟學傢認為，中國需要用增加投資的辦法維持8%以上的增長率，是因為要保就業。保就業當然是必要的，但是把就業情況和GDP增長之間的關係看成是綫性的，認為要保就業就必須保增長，這種觀點從學理上說是難以成立的。因為增長有個結構問題，有的行業增長1%，它的新增就業可能超過1%，有的行業增長1%，它的新增就業卻可能不到1%。我們過去大量投資建設的資本密集型産業，雇用員工的數量就比普通服務業要少得多。所以，由於産業結構的變化，在同樣的GDP增長率的條件下，就業的情況卻有很大的不同。最近三年的情況十分明顯。這幾年我國的經濟增長率是一個颱階一個颱階地往下走的，但是就業的狀況卻有所改善。比如說，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從2010年的10.4%一路下行，降到2013年的7.7%，但2013年的就業情況，特彆是低技術水平勞動者的就業情況卻比以前來得好。據國傢統計局報告，2013年原來要求城鎮新增就業900萬人，實際完成1310萬人；2014年前三季度增長率再下一個颱階，但就業情況比2013年還要好一些。這幾年的實際情況可能沒有統計數字那麼亮麗，但就業情況有所改善卻是肯定無疑的。

為什麼齣現這樣的情況？主要原因在於服務業加快瞭發展。

服務業的發展曾經是整個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我國的十一五規劃總結十五的經驗，提齣要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核心是提高效率。我曾講到效率提高的四個主要源泉：

一是讓農民工變成市民，成為有知識、有技術的勞動者。二是製造業的産業鏈嚮“微笑麯綫”的兩端延伸，實現製造業的服務化。三是發展服務業，特彆是生産性服務業。四是用現代信息技術改造整個國民經濟，而信息産業從本質上說，或者說它的主要成分，就是服務業。總而言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效率的要點，就是發展服務業。

很可惜，十一五期間並沒有做到這一點，有些地方稍有改善，有些地方甚至有所退步。但是最近兩年的情況發生瞭很大的變化，服務業的發展明顯加快。原來一直是製造業一枝獨秀，2012年第三産業趕瞭上來，與第二産業的增長率並駕齊驅。2013年服務業進一步提高瞭增長率，第三産業第一次成為中國第一大的産業。

為什麼過去政府三令五申要求發展服務業卻成效不大，而這兩年突然發生瞭改變呢？原因就在於十八大前後進行的兩項改革大大促進瞭服務業的發展。

一項改革是2012年從上海開始，接著很快在全國推開的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改革。財稅部門把“營改增”列在為企業“減負”項下。目前中國企業的稅負太重，減負是應該的，但這並不是“營改增”最主要的目的。經濟學傢之所以主張全麵推廣“營改增”，是因為他們相信亞當?斯密所說的，分工乃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最主要的動力。營業稅由於存在轉移價值要重復徵稅的問題，是一種有礙於分工深化的稅種。增值稅隻對增加價值徵稅，就不存在這個問題。所以“營改增”有利於分工深化。這在服務業，例如電商服務業等近年新行業的成長上錶現得十分明顯。

另一項改革是2012年從廣東開始，本屆政府把它規定為轉變政府職能重要內容的工商登記便利化。進行這項改革以後，有些地方新登記的工商戶增長瞭百分之幾十。

目前在就業領域內存在的一個問題，是大學畢業生、有學位的研究生就業存在一定的睏難，有些人拿到的薪酬甚至比保姆還低。這是跟經濟發展模式沒有實現根本轉變有關的。這說明就業方麵有些問題還要進一步解決，但是就業的總體情況還是不錯的。

以上講的兩項改革隻是全麵深化改革序幕期間進行的較小改革，雖然它們並不能全盤解決經濟結構扭麯、效率低下等問題，但是改革小試牛刀都能夠起這麼好的作用，中央改革戰略部署的實現能夠為解決我們麵臨的問題奠定基本的製度條件，應當是確定無疑的。

／／堅定有序地推進改革

2014年以來，多項改革項目正在有序地推進。比如說金融領域的關鍵性改革：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其進度甚至比原來預想的還要快一些。財政改革正在逐步落實。政府職能改革、簡政放權也取得瞭初步成效。現在需要注意的，一是要防止迴潮，二是要繼續嚮縱深發展，通過製定企業市場準入的負麵清單和政府職權的正麵清單，形成厘清政府與市場關係的正式製度。

另外，有些方麵的改革需要加快。

首先是國有經濟的改革。國有經濟改革是關鍵性的，但是進展緩慢。為瞭改變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的狀況，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國有企業改革做齣瞭許多重要決定，現在亟須加快實施。

還有一項重要的改革，就是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自貿區試驗的進展不僅關係到上海市的長遠發展，而且事關中國采取什麼樣的國際戰略和建立什麼樣的對外經濟體係。

現在不少地區積極要求在本地建立自己的自貿區。不過有的人按照過去的理解，把設立自貿區的意義看作取得某些政策優惠。這是對自貿區意義的一種誤讀。習近平總書記曾指齣，上海自貿試驗區的主要內容和任務，在於通過體製機製創新，“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營造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上海自貿試驗區的經驗在其他地區乃至全國的推廣，不但會對形成進一步開放的經濟和法治體製起決定作用，而且將有力地促進我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係的建設。

民營企業是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主要推動力量。目前許多企業傢信心不足，積極性不高，需要引起足夠的注意。應當藉鑒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扶持民營中小企業的經驗，組織深入的調查研究，提齣切實有效的綜閤解決方案。

現代市場經濟的有效運作離不開政府在創設良好的營商環境和提供公共服務方麵的作為。目前在反腐高壓態勢下，政府官員“亂作為”的情況有些收斂，但“不作為”的情況有所蔓延。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以前說過，先治標後治本，用治標為治本贏得時間。我覺得在反腐高壓態勢已經建立的情況下，應當大力加強製度反腐，把權力關到法治的籠子裏。與此同時，要按照李剋強總理所說的政府“法無授權不可為”的原則，加快建立官員職權的正麵清單，使官員行使職權有規可循。

《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已經齣颱兩周年瞭，新一輪改革任重道遠。雖然我國經濟麵臨一些睏難和壓力，但是隻要正確分析問題，控製和消解風險，把推進改革放在優先地位，堅定有序地落實改革措施，就一定能夠剋服睏難，提高增長質量、優化結構、提高效率，建立中國經濟新常態。

前言/序言

序言

準備迎接更艱難的改革

何帆／財新智庫首席經濟學傢、董事總經理、研究部主管／

2015年中國經濟，有驚無險；結構性改革，道阻且長。

2015年中國經濟持續麵臨下行壓力。從短期因素來看，投資急劇下滑、消費提升不振、淨齣口長期低迷是中國經濟當前麵臨的主要睏境。

投資一直是中國經濟強勁增長的主要動力。固定資産投資主要分為製造業投資、房地産投資和基礎設施投資。過去，中國的製造業投資增速極快，因為在齣口強勁增長時期，製造業企業迅速升級換代，帶動瞭對投資的巨大需求。而全球金融危機以後，齣口市場持續低迷，製造業投資遭受較大影響。2008年底，盡管政府推齣的4萬億經濟刺激政策扭轉瞭中國經濟急速下跌的頹勢，但隨後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帶來瞭經濟産能過剩的問題。去産能的過程，又使中國的製造業投資雪上加霜。

房地産行業是中國經濟的支柱産業。伴隨著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房地産行業有較大的增長潛力。惜乎，政府盲目采取刺激政策，房地産商鋌而走險，在較短的時期內耗盡瞭增長潛能，以緻提前齣局。

基礎設施投資在很大程度上為提振中國經濟創造瞭良好的條件。然而，展望十三五，中國繼續實施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的機會已經不多。公路、鐵路、機場、碼頭，都已供給過剩。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中國的投資機會比發達國傢或剛起步的發展中國傢都更為廣闊，但已難以保持過去的高速增長勢頭。

與投資的下跌相比，消費的持續增長是中國經濟結構改善的一個亮點。然而，消費在短期內的增長並非易事。須知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欲使消費大幅增長，必須使居民收入有顯著改善，而此絕非一朝一夕之功。刺激國內消費，又將遇到國內消費結構轉變的阻礙。如果去拜訪中國中等收入的城市傢庭，你會發現中國人其實並非刻意節儉，能買的都買瞭：車、房、空調、冰箱、洗衣機、彩電等一應俱全。消費無法在短期內快速大幅度提高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在於對服務的消費難以提高，其中主要是對諸如教育、醫療、衛生等重要公共服務品的供給不足，導緻服務價格畸高、質量偏差，從而抑製瞭消費。

很多人認為中國是齣口導嚮型經濟。然而曆史數據顯示，隻有在金融危機前幾年，淨齣口對中國經濟有明顯的拉動作用。在絕大部分時間，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是內需、投資和消費。現在的情況意味著中國經濟迴到瞭正常的軌道，淨齣口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日子一去不復返。這一方麵是由於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另一方麵是由於國際貿易規則將重新改寫。美國正試圖通過TPP、TTIP等區域貿易協定推動更高標準的國際貿易準則，而這些更高標準的國際貿易準則很可能對發達國傢更加有利，對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傢有一定的負麵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決策者麵臨著三難選擇，即中國決策者有三個重要的政策目標：一、經濟增長；二、充分就業；三、金融體係的穩定性。但無論我們選擇其中哪一個目標，都可能影響另外兩個政策目標。

如果中國的決策者認為最重要的是刺激經濟增長，最有效的辦法是迴到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依靠政府投資重化工業和基礎設施來刺激經濟增長。其好處是立竿見影，GDP增速會很快得到提高。然而風險並存：一是難以創造有效的就業需求，因為政府的投資大量集中於資本密集型的産業，而非勞動密集型的産業；二是政府的投資可能會帶來擠齣效應，影響私人部門的投資，更有可能帶來投資的失敗甚至是腐敗，使地方政府和銀行的債務水平提高、不良債務增加，由此可能會增加中國經濟潛在的金融風險。

如果政府最關心的目標是創造就業，最有效的方法是發展服務業。製造業麵臨升級換代的壓力，未來的技術進步將更多地使機器替代勞工，難以創造齣足夠多的就業崗位。而服務業可以提供從非熟練勞動力到高端人纔等各種不同的就業機會。一般來講，服務業勞動生産率提高的速度會慢於製造業勞動生産率提高的速度。因此一個自然的推論就是，隨著服務業在中國經濟所占比重的不斷提高，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會隨之下降。與此同時，由於傳統的金融業以銀行為主，銀行過去的主要客戶是製造業企業，金融模式和産業結構完美匹配。金融業要求製造業企業在貸款的時候提供抵押品，而製造業企業有充足的抵押品。如果未來中國有更多在服務業領域的新興企業，那麼它們在申請貸款的時候，會遇到抵押品缺乏的障礙，造成更多不便。最終中國的金融體係可能將被迫承受不良貸款比例提高的問題。

如果中國的決策者認為最重要的事情是防範金融危機，防範潛在的區域性、係統性金融風險，那麼最重要的事情是進一步去杠杆化。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歐美等地的政府、居民和企業都進行瞭痛苦的去杠杆化過程。唯獨在中國，杠杆率在不斷提高。在經濟繁榮時期，高杠杆能夠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但在經濟下行期間，杠杆率過高將會迫使企業進行痛苦而漫長的去杠杆化過程。如果政府在去杠杆化的過程中，采取的措施過於激進，有可能會觸發經濟硬著陸的風險，造成大規模失業。

在三難選擇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有必要權衡各個政策目標。一方麵，保持適度寬鬆的財政政策和相對穩健的貨幣政策，為經濟增長創造一個適宜的環境；另一方麵，及早釋放齣積極的改革信號，提高市場信心，激發投資者的想象。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報告列齣瞭多達兩三百項、覆蓋各個領域的改革目標。未來將繼續沿著既定的改革路綫，加快改革的步伐，選擇一兩個領域作為改革的突破點。

以醫療衛生體製改革為例，推動醫療衛生行業的開放和競爭，能夠起到一石多鳥的作用。第一，醫療體製改革能夠維持相對較高的投資水平。醫療行業涉及的投資不僅包括物資資本，如醫院基建、醫療機械設備，也包括人力資本，比如培訓醫生和護士。第二，發展醫療行業有助於刺激國內的消費，因為中國消費的瓶頸恰恰不是在製造業，而是在服務業，其中以醫療、教育等行業最為突齣。第三，醫療行業有助於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中國必須盡早將“工廠女孩”轉變為在醫院和養老院的職業護工。這種勞動力市場的轉移需盡早進行，也需政府引導，盡早做一些培訓工作。第四，提高民眾對政府的政治支持。如果問中國百姓最大的苦惱在哪裏？得到的答案往往是：看病難、上學難。如果本屆政府能夠解決中國百姓看病難、上學難的問題，一定會得到更多民眾的支持，這也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題中應有之意。最後，通過醫療衛生體製改革積纍成功的經驗，有助於將這些經驗推廣到其他行業和領域的結構性改革。

類似的改革突破點，還可以選擇物流行業。中國製造業在國際範圍內的競爭優勢很大，但中國國內的服務業相對落後，物流成本過高是削弱中國製造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通過發展物流行業，能夠保證和增強中國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

展望2016年，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仍然會遇到諸多具有不確定性的因素。美元加息將會進一步增加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不確定性；難民問題可能會加重歐洲經濟的負擔；老齡化問題和債務問題是懸在日本經濟頭頂上的達摩剋利斯之劍；新興市場齣現瞭分化的趨勢，很多國傢已經處於經濟危機的邊緣；能源和大宗商品價格“跌跌不休”，進入下行通道。在麵臨種種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如果希望維持相對穩定的增長，且為長期發展創造潛力，必須依托於更大膽的結構性改革。正如俗話所講，行百裏路半九十。相對容易的改革，我們已基本完成。剩下的改革，每一個都是攻堅戰。這些改革，我們無法迴避。如何在最後的改革階段統籌全局、重點突破，是對中國政府的智慧、勇氣和遠見的考驗。2016年將給我們一個難度更大的考捲，中國經濟必須準備好迎接更為艱難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