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良知学的展开 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增订版)》首先以中晚明阳明学的核心人物王龙溪为取样,全面、彻底地考察其哲学思想,进而扩展到中晚明阳明学的整体脉络,探讨其思想内涵与发展线索,既进行专精深细的个案研究,又以问题为中心条分缕析地把握阶段哲学思想史的发展,并使二者彼此支持、有机结合,从而使中晚明阳明学丰富的思想内容获得了深入清晰的展示。《良知学的展开 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增订版)》资料详实,尤为突出的特点是思想讨论的深入,理论分析能发前人所未发。在所处理的课题范围内,《良知学的展开 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增订版)》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给人以深刻印象。
作者简介
彭国翔,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国际中西比较哲学学会(ISCWP)副会长。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中国哲学、思想史以及中西哲学和宗教的比较。曾获得“FriedrichWilhelmBesselResearchAward”、“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以及中国哲学史学会首届“学会论文奖”一等奖等。除本书外,还著有《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2007)、《儒家传统与中国哲学:新世纪的回顾与前瞻》(2009)、《儒家传统的诠释与思辨:从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学》(2012)、《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2013)、《重建斯文:儒学与当今世界》(2013),以及中英文论文近百篇。
目录
增订版序
序
第1章 导论
一 意义与对象
二 目标与取径
三 线索与脉络
第2章 王龙溪的良知观
一 思想渊源
二 良知之“无”与“有”
三 良知与知识
四 见在良知
五 作为信仰对象的良知
第3章 王龙溪的致良知工夫论
一 阳明工夫论的重点与问题
二 先天正心之学
三 一念工夫
四 先天工夫的评价
第4章 王龙溪的四无论
一 四无论的提出
二 四无论的涵义
三 四无论的定位
第5章 王龙溪与佛道二教
一 龙溪与佛道二教的因缘
二 龙溪的三教观与自我认同
三 道教思想的判摄与融通
四 佛教思想的判摄与融通
第6章 中晚明阳明学的本体与工夫之辨
一 良知异见
二 究竟工夫
三 知识之辨
四 现成良知之辨
五 无善无恶之辨
六 格物工夫之辨
第7章 中晚明的阳明学与三教融合
一 三教融合
二 有无之境
三 生死关切
四 正统与异端
五 儒学的民间化与宗教化
附录一 王龙溪先生年谱
附录二 明刊《龙溪会语》及王龙溪文集佚文——王龙溪文集明刊本略考
后记
增订版后记
征引与参考文献
索引
精彩书摘
陈来,1991年春,我到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开会,会后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分别作了朱子、湛甘泉的报告。当时,我的研究王阳明哲学的著作《有无之境》刚刚出版不久,所以我也很留意日本学者在阳明学领域的研究状况。1994年春,我又到日本宋明理学研究的重镇九州大学参加会议,通过冈田武彦、荒木见悟和他们的学生,对日本的阳明学研究状况有了进一步了解。在九十年代初期的这两次访日交流中,给我印象深刻的,不是日本学者对王阳明本人思想的研究,应该说九十年代初我们的王阳明哲学研究已经开始超迈日本的研究,而是日本学界对阳明后学,即对整个阳明学所作研究的广泛性。我在日本的《阳明学》杂志封底看到日本的阳明学研究书目的广告,涉及阳明后学的既多且广,引起我的关注,感到在整个阳明学的研究领域,我们当时和日本学界的研究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当然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在五十年代以后,至少被各种政治运动耽误了三十年之久。
由于我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也是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而北京大学是全国人文学术研究的中心,这使得北大学者往往比其他大学的学者更有一种自觉站在全国学术角度考虑问题的学术意识,于是在我的观念中便对学界阳明学研究的布局有所考虑。在这个时期,我在北京、宁波等几次学术会议上谈到我们在阳明学研究领域与日本的比较,提出应重视阳明后学的研究。虽然我自己在我的《宋明理学》一书中也对阳明后学王龙溪、王心斋、罗近溪等做过一般论述,但我想推动的主要是加强对阳明弟子及后学专人专书的专题研究。然而,我自己却并没有因此投入这一研究领域,照理说我在王阳明哲学研究结束之后转向阳明后学的专门研究,本来是顺风顺手的。其原因是,《有无之境》出版后一年,一位同事找我谈,说他想研究王阳明之后的明代哲学,我明白他的意思,当即说你研究阳明后学吧,我不研究了。如大家所知道的,此后一个时期我就转向古代宗教与伦理的研究了。
因此,对于我个人来说,此后推动阳明学研究的努力,并不是由我带头操刀下手,除了在学术界的呼吁外,更多是体现在我指导博士生的方向。1995年国翔考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的研究生班,选定王门高弟王龙溪为研究方向,1998年他又考取了北大中国哲学博士班,继续进行王龙溪思想的研究,都得到我的赞许。本书全面体现了他在这一时期研究王龙溪及阳明后学的成果,此一成果的完成超迈了当时日本与海外已有的王龙溪研究,故他的研究与成果可以说是我国学界开始重视、深入阳明后学专题研究的一个标志。从国翔开始,我指导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报告,涉及明代的有:湛若水、王龙溪、邹守益、罗近溪、焦竑、顾宪成、高攀龙、黄道周、刘宗周、黄宗羲、李二曲等。在同一时期,我国南方如上海、浙江的学者也都因与日本学界的接触而逐步开始加强阳明后学的研究,而且发展较快。如21世纪开始,在国翔博士论文完成的同时,浙江省确立了“阳明后学研究资料丛刊”和“王阳明与阳明学派系列研究”的课题,作为这两个课题的结果,2006年到2009年,《阳明后学文献丛书》与《阳明学研究丛书》先后出版,既突显了浙江学者为主体的阳明学研究成果,也明确显示出阳明学研究在我国开始走向兴旺。正因为有了北京、上海、浙江等地高校和学者在十几年来的努力和所取得的这些研究成果,2009年在杭州的国际阳明学会议上,我在大会讲话中说,今天中文世界的阳明学研究,包括阳明后学的研究,已经超过日本,这是我甚感欣慰的。
然而,须要指出,与其他时代儒学思想史研究有所不同,明中后期的阳明学研究是一项高难度的学术事业。阳明学的思想辨析,细致而深微,阳明学思想家的讨论,正如黄宗羲所说,“牛毛茧丝,无不辨晰”,真正理解这些讨论,对人的心智能力是一个考验,决不是浅尝辄止可以进入的。大约十年前在北大哲学系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有一个参加答辩的老师说,我很烦的就是看理学的论文,这有代表性地反映出理解和进入理学话语对一般学者的困难。阳明学研究对学者心力的考验决不下于西方哲学,甚至,就连我这样研究理学的资深熟手,今天深入其中,也有时觉得力不从心了。以至于,我偶尔会想起朱子六十多岁时曾对学生说的话:“某向来分别得这般所在,今心力短,便是这般所在都说不到。”今天,我们的阳明学研究已取得不少成绩,但深入、发展的空间还很大。除了阳明的及门高弟,以下二传三传,其流裔直至晚明,代代都有可观者出现,其中有待研究者大有人在,有待研究的问题也所在多有。而在每一项研究中达到较高水平,皆要付出全幅心力,决非易事。所以,未来的阳明学研究需要更多的青年学者投入精力参与其中,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我一向强调博士论文的选题要避免重复,别人已经作过的题目尽量不要再作,力求开展新的研究,以作没有人研究过的题目为好。如国翔完成的王龙溪及阳明后学的博士论文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再图超越很不容易。但2007-2008年北大哲学系竟有两位博士生要选王龙溪为题目,我在开题会上明确表示不赞成,理由就在这里。今年我收到两篇南方大学王阳明哲学的博士论文评审,完成的水平我都是不满意的。目前我国王阳明与阳明学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已经达到很高水准,不是随便可以超越的。博士生选题一定要从已有研究的薄弱环节去寻求突破,论文才能有所创新。我国阳明学研究的格局也才能更加丰满。这个经验之谈希望引起指导教师和青年学子的重视。
国翔的王龙溪及阳明后学研究,如前所说,是我国阳明后学专人专书研究的先锋,其著作《良知学的展开》不仅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而且该书的出版在这个领域起了一定的带动作用。国翔此项研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研究注重与台湾学界的交流,他在硕士阶段做的研究即在台湾学术刊物上发表,他的博士论文也是先在台湾印行,他在博士生期间还曾赴台湾访学,这使得他的研究不仅能够吸收台湾学界的相关成果,也使得他的研究在台湾学界广被认可和重视。近二十年来,台湾中国哲学研究的发展自有其限制,但我常常说,与国外汉学不同,台湾学界研究的平均水平较好,是我们研究的较好“他者”,与意识形态无关的文史哲类研究,若不能在台湾学界得到相应的评价和肯定,便值得认真反省。
国翔的这部研究王龙溪及阳明后学的书当初印行是在2003年,相比于我的关于王阳明哲学研究的书,不过相差十二年,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各自代表了两个世代。我的书完成了我的世代赋予我的研究王阳明哲学的使命,而国翔的书则承担了他的世代开启阳明后学研究并使之发展的使命,故他此书的出版也标志了我国阳明学研究的世代交替。我也期待,他在这个领域取得更多的创获、做出更多的成果。
国翔的书要出增订新版,我就拉杂地写了上面这些话,以为新序。
2015年7月8日于清华学堂
,1991年春,我到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开会,会后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分别作了朱子、湛甘泉的报告。当时,我的研究王阳明哲学的著作《有无之境》刚刚出版不久,所以我也很留意日本学者在阳明学领域的研究状况。1994年春,我又到日本宋明理学研究的重镇九州大学参加会议,通过冈田武彦、荒木见悟和他们的学生,对日本的阳明学研究状况有了进一步了解。在九十年代初期的这两次访日交流中,给我印象深刻的,不是日本学者对王阳明本人思想的研究,应该说九十年代初我们的王阳明哲学研究已经开始超迈日本的研究,而是日本学界对阳明后学,即对整个阳明学所作研究的广泛性。我在日本的《阳明学》杂志封底看到日本的阳明学研究书目的广告,涉及阳明后学的既多且广,引起我的关注,感到在整个阳明学的研究领域,我们当时和日本学界的研究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当然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在五十年代以后,至少被各种政治运动耽误了三十年之久。
由于我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也是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而北京大学是全国人文学术研究的中心,这使得北大学者往往比其他大学的学者更有一种自觉站在全国学术角度考虑问题的学术意识,于是在我的观念中便对学界阳明学研究的布局有所考虑。在这个时期,我在北京、宁波等几次学术会议上谈到我们在阳明学研究领域与日本的比较,提出应重视阳明后学的研究。虽然我自己在我的《宋明理学》一书中也对阳明后学王龙溪、王心斋、罗近溪等做过一般论述,但我想推动的主要是加强对阳明弟子及后学专人专书的专题研究。然而,我自己却并没有因此投入这一研究领域,照理说我在王阳明哲学研究结束之后转向阳明后学的专门研究,本来是顺风顺手的。其原因是,《有无之境》出版后一年,一位同事找我谈,说他想研究王阳明之后的明代哲学,我明白他的意思,当即说你研究阳明后学吧,我不研究了。如大家所知道的,此后一个时期我就转向古代宗教与伦理的研究了。
因此,对于我个人来说,此后推动阳明学研究的努力,并不是由我带头操刀下手,除了在学术界的呼吁外,更多是体现在我指导博士生的方向。1995年国翔考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的研究生班,选定王门高弟王龙溪为研究方向,1998年他又考取了北大中国哲学博士班,继续进行王龙溪思想的研究,都得到我的赞许。本书全面体现了他在这一时期研究王龙溪及阳明后学的成果,此一成果的完成超迈了当时日本与海外已有的王龙溪研究,故他的研究与成果可以说是我国学界开始重视、深入阳明后学专题研究的一个标志。从国翔开始,我指导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报告,涉及明代的有:湛若水、王龙溪、邹守益、罗近溪、焦竑、顾宪成、高攀龙、黄道周、刘宗周、黄宗羲、李二曲等。在同一时期,我国南方如上海、浙江的学者也都因与日本学界的接触而逐步开始加强阳明后学的研究,而且发展较快。如21世纪开始,在国翔博士论文完成的同时,浙江省确立了“阳明后学研究资料丛刊”和“王阳明与阳明学派系列研究”的课题,作为这两个课题的结果,2006年到2009年,《阳明后学文献丛书》与《阳明学研究丛书》先后出版,既突显了浙江学者为主体的阳明学研究成果,也明确显示出阳明学研究在我国开始走向兴旺。正因为有了北京、上海、浙江等地高校和学者在十几年来的努力和所取得的这些研究成果,2009年在杭州的国际阳明学会议上,我在大会讲话中说,今天中文世界的阳明学研究,包括阳明后学的研究,已经超过日本,这是我甚感欣慰的。
然而,须要指出,与其他时代儒学思想史研究有所不同,明中后期的阳明学研究是一项高难度的学术事业。阳明学的思想辨析,细致而深微,阳明学思想家的讨论,正如黄宗羲所说,“牛毛茧丝,无不辨晰”,真正理解这些讨论,对人的心智能力是一个考验,决不是浅尝辄止可以进入的。大约十年前在北大哲学系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有一个参加答辩的老师说,我很烦的就是看理学的论文,这有代表性地反映出理解和进入理学话语对一般学者的困难。阳明学研究对学者心力的考验决不下于西方哲学,甚至,就连我这样研究理学的资深熟手,今天深入其中,也有时觉得力不从心了。以至于,我偶尔会想起朱子六十多岁时曾对学生说的话:“某向来分别得这般所在,今心力短,便是这般所在都说不到。”今天,我们的阳明学研究已取得不少成绩,但深入、发展的空间还很大。除了阳明的及门高弟,以下二传三传,其流裔直至晚明,代代都有可观者出现,其中有待研究者大有人在,有待研究的问题也所在多有。而在每一项研究中达到较高水平,皆要付出全幅心力,决非易事。所以,未来的阳明学研究需要更多的青年学者投入精力参与其中,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我一向强调博士论文的选题要避免重复,别人已经作过的题目尽量不要再作,力求开展新的研究,以作没有人研究过的题目为好。如国翔完成的王龙溪及阳明后学的博士论文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再图超越很不容易。但2007-2008年北大哲学系竟有两位博士生要选王龙溪为题目,我在开题会上明确表示不赞成,理由就在这里。今年我收到两篇南方大学王阳明哲学的博士论文评审,完成的水平我都是不满意的。目前我国王阳明与阳明学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已经达到很高水准,不是随便可以超越的。博士生选题一定要从已有研究的薄弱环节去寻求突破,论文才能有所创新。我国阳明学研究的格局也才能更加丰满。这个经验之谈希望引起指导教师和青年学子的重视。
国翔的王龙溪及阳明后学研究,如前所说,是我国阳明后学专人专书研究的先锋,其著作《良知学的展开》不仅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而且该书的出版在这个领域起了一定的带动作用。国翔此项研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研究注重与台湾学界的交流,他在硕士阶段做的研究即在台湾学术刊物上发表,他的博士论文也是先在台湾印行,他在博士生期间还曾赴台湾访学,这使得他的研究不仅能够吸收台湾学界的相关成果,也使得他的研究在台湾学界广被认可和重视。近二十年来,台湾中国哲学研究的发展自有其限制,但我常常说,与国外汉学不同,台湾学界研究的平均水平较好,是我们研究的较好“他者”,与意识形态无关的文史哲类研究,若不能在台湾学界得到相应的评价和肯定,便值得认真反省。
国翔的这部研究王龙溪及阳明后学的书当初印行是在2003年,相比于我的关于王阳明哲学研究的书,不过相差十二年,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各自代表了两个世代。我的书完成了我的世代赋予我的研究王阳明哲学的使命,而国翔的书则承担了他的世代开启阳明后学研究并使之发展的使命,故他此书的出版也标志了我国阳明学研究的世代交替。我也期待,他在这个领域取得更多的创获、做出更多的成果。
国翔的书要出增订新版,我就拉杂地写了上面这些话,以为新序。
2015年7月8日于清华学堂
1991年春,我到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开会,会后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分别作了朱子、湛甘泉的报告。当时,我的研究王阳明哲学的著作《有无之境》刚刚出版不久,所以我也很留意日本学者在阳明学领域的研究状况。1994年春,我又到日本宋明理学研究的重镇九州大学参加会议,通过冈田武彦、荒木见悟和他们的学生,对日本的阳明学研究状况有了进一步了解。在九十年代初期的这两次访日交流中,给我印象深刻的,不是日本学者对王阳明本人思想的研究,应该说九十年代初我们的王阳明哲学研究已经开始超迈日本的研究,而是日本学界对阳明后学,即对整个阳明学所作研究的广泛性。我在日本的《阳明学》杂志封底看到日本的阳明学研究书目的广告,涉及阳明后学的既多且广,引起我的关注,感到在整个阳明学的研究领域,我们当时和日本学界的研究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当然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在五十年代以后,至少被各种政治运动耽误了三十年之久。
由于我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也是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而北京大学是全国人文学术研究的中心,这使得北大学者往往比其他大学的学者更有一种自觉站在全国学术角度考虑问题的学术意识,于是在我的观念中便对学界阳明学研究的布局有所考虑。在这个时期,我在北京、宁波等几次学术会议上谈到我们在阳明学研究领域与日本的比较,提出应重视阳明后学的研究。虽然我自己在我的《宋明理学》一书中也对阳明后学王龙溪、王心斋、罗近溪等做过一般论述,但我想推动的主要是加强对阳明弟子及后学专人专书的专题研究。然而,我自己却并没有因此投入这一研究领域,照理说我在王阳明哲学研究结束之后转向阳明后学的专门研究,本来是顺风顺手的。其原因是,《有无之境》出版后一年,一位同事找我谈,说他想研究王阳明之后的明代哲学,我明白他的意思,当即说你研究阳明后学吧,我不研究了。如大家所知道的,此后一个时期我就转向古代宗教与伦理的研究了。
因此,对于我个人来说,此后推动阳明学研究的努力,并不是由我带头操刀下手,除了在学术界的呼吁外,更多是体现在我指导博士生的方向。1995年国翔考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的研究生班,选定王门高弟王龙溪为研究方向,1998年他又考取了北大中国哲学博士班,继续进行王龙溪思想的研究,都得到我的赞许。本书全面体现了他在这一时期研究王龙溪及阳明后学的成果,此一成果的完成超迈了当时日本与海外已有的王龙溪研究,故他的研究与成果可以说是我国学界开始重视、深入阳明后学专题研究的一个标志。从国翔开始,我指导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报告,涉及明代的有:湛若水、王龙溪、邹守益、罗近溪、焦竑、顾宪成、高攀龙、黄道周、刘宗周、黄宗羲、李二曲等。在同一时期,我国南方如上海、浙江的学者也都因与日本学界的接触而逐步开始加强阳明后学的研究,而且发展较快。如21世纪开始,在国翔博士论文完成的同时,浙江省确立了“阳明后学研究资料丛刊”和“王阳明与阳明学派系列研究”的课题,作为这两个课题的结果,2006年到2009年,《阳明后学文献丛书》与《阳明学研究丛书》先后出版,既突显了浙江学者为主体的阳明学研究成果,也明确显示出阳明学研究在我国开始走向兴旺。正因为有了北京、上海、浙江等地高校和学者在十几年来的努力和所取得的这些研究成果,2009年在杭州的国际阳明学会议上,我在大会讲话中说,今天中文世界的阳明学研究,包括阳明后学的研究,已经超过日本,这是我甚感欣慰的。
然而,须要指出,与其他时代儒学思想史研究有所不同,明中后期的阳明学研究是一项高难度的学术事业。阳明学的思想辨析,细致而深微,阳明学思想家的讨论,正如黄宗羲所说,“牛毛茧丝,无不辨晰”,真正理解这些讨论,对人的心智能力是一个考验,决不是浅尝辄止可以进入的。大约十年前在北大哲学系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有一个参加答辩的老师说,我很烦的就是看理学的论文,这有代表性地反映出理解和进入理学话语对一般学者的困难。阳明学研究对学者心力的考验决不下于西方哲学,甚至,就连我这样研究理学的资深熟手,今天深入其中,也有时觉得力不从心了。以至于,我偶尔会想起朱子六十多岁时曾对学生说的话:“某向来分别得这般所在,今心力短,便是这般所在都说不到。”今天,我们的阳明学研究已取得不少成绩,但深入、发展的空间还很大。除了阳明的及门高弟,以下二传三传,其流裔直至晚明,代代都有可观者出现,其中有待研究者大有人在,有待研究的问题也所在多有。而在每一项研究中达到较高水平,皆要付出全幅心力,决非易事。所以,未来的阳明学研究需要更多的青年学者投入精力参与其中,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我一向强调博士论文的选题要避免重复,别人已经作过的题目尽量不要再作,力求开展新的研究,以作没有人研究过的题目为好。如国翔完成的王龙溪及阳明后学的博士论文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再图超越很不容易。但2007-2008年北大哲学系竟有两位博士生要选王龙溪为题目,我在开题会上明确表示不赞成,理由就在这里。今年我收到两篇南方大学王阳明哲学的博士论文评审,完成的水平我都是不满意的。目前我国王阳明与阳明学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已经达到很高水准,不是随便可以超越的。博士生选题一定要从已有研究的薄弱环节去寻求突破,论文才能有所创新。我国阳明学研究的格局也才能更加丰满。这个经验之谈希望引起指导教师和青年学子的重视。
国翔的王龙溪及阳明后学研究,如前所说,是我国阳明后学专人专书研究的先锋,其著作《良知学的展开》不仅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而且该书的出版在这个领域起了一定的带动作用。国翔此项研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研究注重与台湾学界的交流,他在硕士阶段做的研究即在台湾学术刊物上发表,他的博士论文也是先在台湾印行,他在博士生期间还曾赴台湾访学,这使得他的研究不仅能够吸收台湾学界的相关成果,也使得他的研究在台湾学界广被认可和重视。近二十年来,台湾中国哲学研究的发展自有其限制,但我常常说,与国外汉学不同,台湾学界研究的平均水平较好,是我们研究的较好“他者”,与意识形态无关的文史哲类研究,若不能在台湾学界得到相应的评价和肯定,便值得认真反省。
国翔的这部研究王龙溪及阳明后学的书当初印行是在2003年,相比于我的关于王阳明哲学研究的书,不过相差十二年,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各自代表了两个世代。我的书完成了我的世代赋予我的研究王阳明哲学的使命,而国翔的书则承担了他的世代开启阳明后学研究并使之发展的使命,故他此书的出版也标志了我国阳明学研究的世代交替。我也期待,他在这个领域取得更多的创获、做出更多的成果。
国翔的书要出增订新版,我就拉杂地写了上面这些话,以为新序。
2015年7月8日于清华学堂
……
前言/序言
《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增订版)》 书名: 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增订版) 作者: [此处应为作者名,但您未提供,故此处留空] 图书简介: 本书深入考察了王阳明(王龙溪)及其学派在中晚明时期的发展脉络,重点聚焦于“良知学”这一核心思想的阐释、实践与演变。增订版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力求为读者呈现一幅更为精细、全面的明代心学图景。 第一章:历史背景与阳明学缘起 本章回溯至王阳明心学勃兴之前的思想土壤。我们将审视宋明理学的发展,特别是程朱理学的僵化与僵化背后所蕴含的内在张力,以及佛教禅宗对士人心灵的深刻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将重点探讨王阳明如何继承并超越前人,通过“致良知”、“知行合一”、“事上磨练”等核心概念,开启了心学发展的新篇章。本章还将简要介绍王阳明及其早期学说的主要贡献,为理解后续的“良知学展开”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章:王龙溪与良知学的核心建构 本章将聚焦于王阳明(王龙溪)本人,对其“良知学”的核心理论进行细致梳理与解读。我们将深入剖析“良知”的本体论意义,探讨其如何被视为人类精神的本源、道德的准绳以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动力。我们将详细阐释“致良知”的实践方法,分析其在个体道德修养、社会伦理建构以及政治实践中的多重维度。同时,本章还将探讨“知行合一”学说的内涵,揭示其在打破理论与实践隔阂、强调行动的本体价值方面的重要意义。此外,“事上磨练”作为一种重要的修养工夫,也将得到深入的阐发,分析其如何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来体悟和彰显良知。 第三章:王龙溪学说的传播与早期回应 王阳明辞世后,其学说并未就此止步,反而以惊人的速度在中晚明士人群体中传播开来。本章将重点考察王龙溪学说在士人群体中的早期传播途径和方式,包括讲学、著述、以及门人弟子的口传心授等。我们将分析当时士人阶层对王龙溪学说的不同反应,既有热情的拥护与追随,也有审慎的质疑与批评。特别是,我们将关注早期对阳明学的不同解读与诠释,以及由此产生的学派分化苗头。 第四章:李蕺(王心斋)与良知学的拓展 本章将目光投向阳明学派的重要传承者李蕺(王心斋)。我们将详细考察李蕺如何继承并发展王龙溪的良知学说。重点在于分析李蕺在“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基础上所进行的深化与创新。例如,李蕺是否进一步强调了良知的普遍性与个体性之间的关系?他如何理解“事上磨练”的具体实践,并将其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本章还将探讨李蕺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以及他为阳明学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第五章:湛若水与“良知”的理性化探究 湛若水作为另一位重要的阳明学大家,他的思想对良知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章将集中探讨湛若水的学说,特别是他对“良知”的理解。我们将分析湛若水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将良知进行了更为理性化的阐释,使其更具哲学思辨的色彩。他如何处理良知与理性、良知与经验之间的关系?他的学说在传播过程中,又呈现出哪些与李蕺学说不同的特点?本章将试图揭示湛若水对阳明学“良知”本体的丰富与深化。 第六章:王龙溪与“事功”的张力:良知学的社会实践 “致良知”不仅仅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口号,更承载着改造社会、实现“事功”的理想。本章将深入探讨王龙溪学说与当时的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分析阳明学派的学者们如何在具体的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运用“良知”的理念。例如,他们如何看待“良知”在治理国家、处理社会矛盾中的作用?“事上磨练”是否被视为一种积极入世、服务社会的实践方式?本章还将考察阳明学在士人社会中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其所引发的争议。 第七章:中晚明士人群体中的阳明学流派 随着阳明学在中晚明士人群体中的广泛传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学派与流派。本章将梳理和分析这些主要的阳明学流派,探讨它们在核心概念的理解、实践方法的侧重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我们将具体考察那些在地域、师承、思想倾向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学说,例如,是否出现了“左派”、“右派”的初步分野?这些流派的形成,又为阳明学注入了怎样的活力与复杂性? 第八章:阳明学的争议与批评 任何一种具有深刻影响力的思想,都必然伴随着争议与批评。本章将系统梳理中晚明时期对阳明学的批评与质疑。我们将考察来自程朱理学传统、佛教特别是禅宗,以及其他哲学流派的批评意见。这些批评集中在哪些方面?它们是否触及了阳明学本体论、认识论、或实践论的核心疑点?通过考察这些批评,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阳明学在当时思想界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其思想的局限性。 第九章:阳明学在中晚明的历史定位与影响 本章将对王龙溪学说在中晚明时期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进行总结性评价。我们将分析阳明学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中晚明社会思潮、学术走向,以及士人的精神世界。它在何种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儒学的藩篱,又在何种程度上与传统发生了张力?阳明学在中晚明是否真的如一些学者所言,开启了一个“反叛”的时代?本章还将探讨阳明学对后世中国哲学、乃至东亚思想文化所产生的长远影响。 第十章:增订版补充与新视域 增订版将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本章将详细阐述增订部分所增加的新内容、新发现或新的研究视角。例如,是否对某些学者的思想进行了更细致的辨析?是否引入了新的史料或研究方法?是否对阳明学与社会现实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挖掘?本章旨在向读者展示本书在原有扎实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学术进步与价值提升。 结论 本书通过对王龙溪及其学派在中晚明时期的历史考察,力求展现“良知学”这一核心思想如何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得以展开、丰富与演变。我们不仅关注其理论建构,更重视其在实践中的应用与流变,以及它在中晚明社会所引发的深刻变革与持久影响。本书期望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明代思想史,特别是阳明学发展的重要窗口。 本书特色: 聚焦核心: 紧密围绕“良知学”这一核心概念,深入剖析其理论内涵与实践意义。 脉络清晰: 循序渐进地梳理阳明学的发展历程,从王龙溪的创立到中晚明的流派纷呈。 人物鲜明: 重点考察王龙溪、李蕺、湛若水等关键人物的思想及其贡献。 史料翔实: 结合丰富的历史文献与学术研究,力求呈现准确可靠的研究成果。 增订版价值: 增订版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拓展与深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与学术价值。 思想史意义: 深刻揭示阳明学在中晚明思想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以及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独特贡献。 本书适合对中国古代哲学、明代思想史、阳明学研究感兴趣的学术研究者、高校师生以及广大哲学爱好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