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三十年2:新变局下的风险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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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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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ISBN:9787508677729
版次:1
商品编码:12198833
品牌:中信出版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7-11-01
用纸:纯质纸
页数:274
字数:180000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中国正将目光聚焦在未来三十年。如何突破新旧利益的博弈格局,在全球挑战中寻找新的机遇?
以微观调研把握宏观中国,用战略思维观照现实国情。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深度解析新时代下的决策之路,在不确定世界中寻找确定。


内容简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新形势下,我们仍面临许多严峻挑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几年,世界格局风云变幻,机遇与风险并存。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也面临新的局势与机会。今天,中国内政外交的任何动向,都会牵动全球的关切,关切中国已经成为各国关切自身利益的必需。而对中国来说,世界给了自己巨大的责任和压力,也给了自己一个历史的机遇和机会。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众多成就,也出现了新的挑战。从经济新常态到供给侧改革,从互联网的急速发展到出现新的金融形态,从“一带一路”战略到中国的大国之路,新的矛盾如何解决,新的机遇如何抓取,不断深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这些新问题,它们出现的原因、目前的情势,以及应对的策略,正是本书试图从多个角度予以解答的。
作者从关键问题出发,就经济转型、改革策略、大国关系和地缘政治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等多个角度,对我们如何进一步发展经济与推进改革做了深度阐述,让我们能够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中,寻找确定的方向,获得前行的动力。


作者简介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专著20多部。其中,英文著作7部、中文著作22部,包括《中国模式(修订版)》《未来三十年》《不确定的未来》《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保卫社会》《通往大国之路》《改革及其敌人》等。先后在《比较政治研究》《政治科学季刊》《第三世界季刊》等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目录

序 为什么世界期待中国2017? / V
第1章 中国经济的出路
新常态下如何发掘改革动力? / 3
中国的新经济政策 / 15
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和互联网化 / 22
第2章 改革的新挑战和应对
如何拯救中国的城市化 / 37
房地产与中国社会命运 / 44
稳定的中产阶层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 / 51
中间层和中国的政策执行困境 / 56
经济的发展不能让老百姓有焦虑感 / 62
方法论的贫困及其结果 / 68
第3 章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有效供给
供给侧改革到底要回答什么问题 / 81
如何做好供给侧改革的“加减法” / 88
企业家需要什么样的供给侧改革? / 94
供给侧改革地的中央政策环境 / 99
如何去制度杠杆 / 105
经济转型及其风险 / 111
第4 章 如何让世界读懂中国
如何让世界读懂中国 / 119
中国外交的新局面、新定位、新调整 / 125
中国必须避免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冷战 / 132
对话文明与文明对话 / 138
中国应向世界传达怎样的信号? / 144
第5 章 中美关系影响世界格局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 153
中美两种世界秩序观及其冲突 / 161
如何应对美国的“国际秩序”定义权? / 167
中美外交哲学竞争与亚洲国际关系 / 174
中国必须警惕和美国的经济战 / 181
美国亚洲政策的未来 / 188
特朗普与美国的“联俄制中” / 194
第6 章 中国与世界
西方之后,中国如何引导全球化 / 203
“一带一路”与经济和安全的“再平衡” / 209
逆全球化和国际安全 / 216
地缘政治新格局和中国的战略选择 / 222
特朗普时代的国际关系 / 228
英国脱欧和区域主义的未来 / 235
经济上的互相依赖,会减少国家间的冲突吗? / 241
为什么全球发生首脑危机? / 245
第7 章 中国的机会
内部多元主义与中国的制度安排 / 253
检视中国的制度进步 / 258
中国“特区”应该肩负起的新使命 / 264
中国的法治前景 / 270


精彩书摘

内部多元主义与中国的制度安排

近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产物。近现代以来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既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也带来了社会阶层分化,而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又增强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这些都为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对于选择什么样的民主模式,不同的文明发展出不同的制度安排。西方发展出了外部多元主义,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出内部多元主义,两者都具有开放性特征,但具体内涵差异很大。
外部多元主义遇到现实困境
无论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外部多元主义的制度特征主要是多党制及其相关选举制度。在多党制体系下,政党代表的是一部分人的利益,其生存和发展依赖于政党的外部开放性。如果政党的目标是掌握政权,那么,它就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而同一政党之内的政治力量意见不合,往往导致政党分裂,出现新的政党。在选举时,人们可以在不同政党之间进行选择。这个过程给政党带来动力和压力,迫使其开放,以最大限度地包容不同利益。
在外部多元主义中,政治认同极为重要,它是不同政党获得政治支持的重要工具。不难发现,西方社会的政党往往建立在阶层、阶级、区域、民族、宗教和种族之上,各政党都声称能够代表这些社会群体的利益。但事实上,民众的政治参与仅限于选举,即投票这一时刻;投票之后,政治便是“专业政治家”的事了,和老百姓没什么关联。这也是西方代议制的本意。
今天,外部多元主义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首先,民主已经演变成互相否决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发展迅速,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为西方民主提供了达成政治共识的重要基础,无论哪一个政党都要顾及中产阶级的利益。一旦中产阶级因受挤压而变小,政治僵局就不可避免,政党之间互相否决,出现谁也干不了事的局面。其次,外部多元主义越来越成为西方社会冲突的根源之一。建立在民族、宗教、种族、阶级等基础之上的多党政治,不仅没有促进这些群体之间的整合,反而造成它们之间的巨大冲突。在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尤其明显。再者,外部多元主义使得政治、经济和社会三种力量之间失衡。一个社会的良好运作要求这三种力量处于均衡状态。西方民主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这三者之间的结构性失衡。经济全球化使得政府丧失部分经济主权,资本处于高度流动状态,无论政府还是社会,都无法对资本构成有效制约。
内部多元主义具有独特文化基因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同时逐渐发展出内部多元主义的制度安排。内部多元主义主要表现为三个相关的政治过程,即开放、竞争和参与。开放是竞争和参与的前提。在政治领域,开放指的是政治过程的开放,即政治过程向不同社会群体开放,向不同社会经济利益开放。在这个前提下,开放引发出另外两个过程,竞争和参与。竞争主要是人才竞争,是管理国家经济社会事务等方面人才之间的竞争。这里的竞争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单纯选举,而是选拔基础之上的选举。参与是社会不同群体参与政治的过程,既可以是对人才选拔或选举的参与,也可以是对政策制定与落实的参与。
内部多元主义的政治安排既反映出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也呈现出这一体制的文化特征。“大一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在西方,帝国解体之后便是一个个独立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分分合合,但“分”不是终极目标,“分”的目标仍然是“合”。“大一统”并不是说利益的一元化,相反,“大一统”通过内部多元而得以持续发展。如果实行外部多元主义,这个“大一统”就难以为继。从这个视角看,需要对中国的政党制度做出一种文化解释,而不能简单地把中国的政党理解为西方专注于选举的政党。中国的政党和西方政党所包含和传达的文化含义有很大不同。
中国近代政党概念来自西方。但到了中国,这个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并没有多党政治的传统,多党竞争缺乏足够的文化土壤。20世纪初期,中国尝试过西方的多党制,但很快失败了。失败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军阀或党派之争,但实际上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当社会文化不能接受多党制的情况下,这一制度必然失败。历史证明,中国的政党很难变成西方式政党。中国政治历来有统一的权威,现在这种统一的权威就是政党。现代政党这种组织形式带来开放的政治过程。
中国形成了自己的民主政治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内部多元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使得中国政党制度不仅与苏联、东欧国家区别开来,也与西方的多党制区别开来,形成了自己的民主政治模式。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经济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开放政治过程,形成了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可以从上述开放、竞争和参与三个过程来分析这一制度安排。
更为突出的开放。如果不开放,一种政治制度就必然表现为排他性和封闭性,而缺少包容性。这种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实现的,每一个社会群体都试图找到能够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在中国,是依靠内部多元主义实现的。执政党通过开放机制,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以经济领域为例,既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也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这种内部多元主义的有效性并不比其他制度低,而且因其在一个体系内协调利益、实现利益,可以避免大规模的社会冲突。
更为有效的竞争。竞争是解决政治精英选拔、继承和更替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定期选举解决政治精英的选拔和变更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则在内部形成党内民主与党内集体领导制度,使得中国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能力,能够实现政策的及时变化。在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反对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反对党,而仅仅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政策变化变得非常困难。如果说西方民主更多地表现为政权轮替,中国民主则更多地表现为政策轮替。
更为广泛的参与。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人民通过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实现政治参与,一方面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另一方面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在民族关系上,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基层实行村民自治制度,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对基层进行治理。应当指出的是,不能把中国的民主仅仅理解为选举,它是包括有利于上述开放、竞争和参与的各种制度建设,有着更为广泛的内容。


前言/序言


为什么世界期待中国2017
2016年是“二战”以来西方少有的一个政治年,先后发生了被很多人视为“黑天鹅”的重大政治变化,英国脱欧、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等。人们把这些视为“黑天鹅”,因为这些是不好的预兆。很明显,对西方来说,这个政治年其实还没有结束,2017年会继续发生类似甚至更坏的政治变化。
特朗普和美国现存体制的对立已经公开化,从前是美国两党之间互相否决,现在已经演变成特朗普和整个旧体制之间的互相否决。这种情况不知道何时能够结束,美国政治不知道何时能够稳定下来。欧洲的情况同样令人担忧。英国已经正式进入脱欧程序,相信这不会是一个顺利和平稳的过程。法国极右力量国民阵线继续上升,而德国右翼民粹政党德国的选择也不甘示弱。
实际上,欧洲的右派趋于结成区域联合阵线,甚至国际联盟。如果法国国民阵线赢得选举,欧盟就岌岌可危了。不管怎样,西方各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对立已经公开化,政治斗争(而不是政治合作)成为西方的“新常态”。
2017是中国的政治年
西方的变化已经也必然继续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构成巨大的冲击。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到今天还没有恢复过来。如今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开始盛行,已经很糟糕的世界经济形势势必进一步恶化。
在地缘政治方面,特朗普想通过改善美国和俄罗斯关系来缓解局势,包括双边关系及美俄在中东和欧洲问题上的分歧,但看来事情并不简单。无论是特朗普本人还是其所任命的官员,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几乎都在动摇着特朗普的合法性基础。这个趋势也不会在很短时间里明朗起来,美俄关系、欧俄关系、中东问题会继续处于高度不确定状态。地缘政治的这种局面又会对世界经济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把眼光转向中国,并且唯独是中国。这并不难理解。当特朗普正式宣布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时,澳大利亚立刻希望中国能够加入TPP谈判。其实,各国都明白,一个没有中国的TPP本来就没有多少意义;但现在一个美国退出、中国又没有加入的TPP,就完全失去了其意义。欧盟面临英国脱离和美国保护主义的压力,也希望能够提前和中国讨论经贸关系,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寻找稳定经济的要素。
如果从要发生的重要政治事件来衡量,2017年必然也是中国的政治年。3月“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9月在厦门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有这些都是世界所关切的。
实际上,今天中国内政外交的任何动向,都会牵动全球的关切,关切中国已经成为各国关切自身利益的必需。当然,在关切中国和关切美国及欧洲问题上,世界有不一般的心情,中国的政治年不是西方的政治年;当人们对西方失望的时候,对中国抱有更多的希望。
在国际层面,今天的全球化需要领头羊和领导者。当美国和西方不再能够扮演领头羊角色时,世界自然想到了中国。尽管还有崛起中的其他新兴经济体,但除了中国,其他新兴经济体不仅经济体量仍然很小,对世界经济很难有足够的影响力,而且很多新兴经济体内部发展动力不足,制度的脆弱性随时体现出来。
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作为世界公共品,需要由大国来提供。尽管各国都可以从全球化中获得不同程度的利益,但并不是任何国家都有动力或能力来维持全球化。中小国家更多的是选择“搭便车”。美国没有能力了,中国呢?
谁来提供全球公共品?
近来西方越来越关注世界会不会陷入所谓的“金德尔柏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这并非没有道理。“二战”后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思想构建者,后来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金德尔柏格认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原因,是全球公共品的缺失。尽管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家,但美国未能接替英国扮演为全球提供公共品的角色,导致全球经济体系陷入衰退、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很显然,今天再次出现这个忧虑,表明今天世界所面临的严峻局势。
世界对中国的关注源于对中国的过去、现状和未来的分析与认知。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今天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直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提供着最大的贡献份额。尽管近年来经济下行,但因为中国经济基数庞大,其贡献仍然最大。人们也相信,只要中国维持在官方所规划的经济增长水平,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只会增长,而不会减少。
再者,世界也发现中国在国际经济话语体系方面的进步和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了和世界经济接轨,但现在中国开始具备动力和能力,来维持和改善世界经济秩序。从2016年中国主办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到2017年初中国国家主席领导人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讲,中国越来越接近西方进步力量所秉持的传统自由贸易话语。中国似乎向世界传达出了一个积极的信息:当自由贸易这面旗帜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扛不下去的时候,中国会接着扛。
中国所提出的世界和区域经济的“中国方案”令人们更感兴趣。近年来,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主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尽管少数国家对中国抱有怀疑,但更多国家积极参与中国的倡议,因为它们看到中国的举动并非“另起炉灶”,建立自己的体系,而是积极配合现存的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必需的和相应的补充。或者说,中国所做的是在强化现行国际经济体系。这些正是世界所期待的。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对待地缘政治的态度和方法。尽管2016年因为中国南海风波,中国被西方和亚洲一些国家塑造成一个扩张性帝国,但世界逐渐发现中国实际上对西方地缘政治并不感兴趣。尽管中国在保护其国家核心利益方面会不惜一切,但中国并没有任何企图向外扩张。今天中国周边国家可能要比美国周边国家、俄罗斯周边国家更感觉到安全。
在中国南海问题上,中国应对很沉着。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变化,可能是西方所没有想到的。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对冲突并不惧怕,但冲突更可能导致两败俱伤,而合作则是共赢的。
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有了全面的改善。今天,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家,已经把西方地缘政治搁置一边,回归亚洲式经济合作。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开始在这些国家产生积极的结果,至少在经济领域。
中国关注内部治理
世界也注意到中国掌控由外来力量促成的地缘政治危机的能力。例如,无论在其竞选期间还是正式就任总统以来,特朗普对中国简直可以说是“大放厥词”,表现在贸易、中国南海、中国台湾问题等方面。不过,中国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而是静观其变,避免人们一直担心的“修昔底德陷阱”。
不过,世界最为关切的还是中国的内部发展。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无论人们怎么称呼,这些主义在西方的崛起,是因为西方内部的发展出了很大的问题。外交是内政的延续。那么,中国的内政又是如何呢?中国的内政支撑得了其外部的角色吗?这是世界的关切。
来自中国的信息是正面的。人们发现中国的领导层可能是今天世界上少数几个最强有效的。西方的问题在于内部治理问题,而内部治理问题的核心在于一个有效政府。西方的困难在于形成不了一个有效政府,精英之间没有共识,党派之间互相否决,造成今天体制内外对峙的局面。
中国具有一个稳定有效的领导核心层,有利于政治稳定。同样,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也需要这样一个核心领导层来推动。人们很快体会到领导人近来要“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言论背后的意义。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中国领导层要把国家的社会经济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的前兆。
尽管西方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一些人,一直在唱衰中国经济,但中国仍然以自己的步伐和速度在发展。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也不可避免,但问题在于中国的经济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不难发现,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方法,包括政府和市场的作用,避免了经济的激烈波动,以缓慢平稳的方式下行,这有效保证了内部的稳定。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经济下行,中国在所有大国经济中,增长仍然很高,而且因为其庞大的基数,中国继续为国际经济增长贡献着很大的份额。
中国决心消化全球化负面后果
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更为积极的信息,是其消化全球化负面后果的决心和能力。全球化为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财富在各个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极端不公平,造成社会的巨大分化。西方政府无能为力,任由民粹主义崛起和扩大。中国在全球化造成的弊端方面不能置身事外。
这些年来,因为全球化,中国内部的收入差异也在扩大,社会也变得非常分化。不过,中国领导层并不认为所有问题都是全球化所致,也反对因为这些问题而去阻止全球化;相反,中国直面问题,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发动前所未有的扶贫运动,要在今后数年内,每年帮助高达1000万农村贫困人口脱离贫困。世界感觉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只能在中国发生。
中国要建设的“全面小康社会”,被人们解读为中国的“中产阶层社会”。为此,中国要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每年实现6.5%的增长率,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从目前的8000多美元提升到12000美元,达至低端发达国家水平。精明的国际商界当然知道这对于他们的真实意义,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计算如何从中国的发展获中得更大的利益。原因很简单,即使到“十三五”末期,中国的总体水平仍然较西方发达国家低,但中国的中产阶层的绝对数字,会超过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当中国成为一个内需导向型社会时,意味着中国不会像过去那样依赖西方;相反,届时的西方需要依靠中国来发展和增长。
这些正是世界关切中国的巨大动力。世界预见了一个不一样的大国的崛起,并对这个大国抱有高度的期待。对中国来说,世界给了自己巨大的责任和压力,但也给了自己一个历史的机遇和机会。道理也很简单。当西方世界出现治理危机,而失去围堵中国的能力时,当全球化出现问题而需要有大国提供全球公共品时,中国就有了机会去加快自己的和平崛起。


《全球格局重塑:技术革命与地缘政治的交汇点》 导言:一个加速演进的时代 我们正身处一个由技术颠覆和地缘政治重构共同驱动的时代。从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发展到全球供应链的深刻调整,从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到国家间力量平衡的微妙变化,每一个因素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复杂性重塑着我们所知的世界。本书并非聚焦于单一的技术趋势或区域冲突,而是致力于描绘一幅宏大的、多维度的全球图景,探讨在这些关键变量的交汇点上,新的风险是如何酝酿的,以及新的增长与变革的机遇又潜藏何处。 第一部分:技术浪潮的深层影响——超越效率的重构 技术进步不再仅仅是提升生产效率的工具,它正在成为重塑社会结构、经济模式乃至国家治理能力的核心力量。 1. 颠覆性的计算范式与数据主权 当前的计算革命,以量子计算的曙光和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初步形态为标志,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逼近。本书将深入分析这些前沿技术对传统产业的冲击波——从金融建模的精确性飞跃到新材料研发的突破。更重要的是,我们将审视随之而来的“数据主权”的争夺。数据不再仅仅是资源,而是战略资产。各国如何制定规范、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免受算法攻击、以及如何平衡数据开放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张力,将是决定未来数字经济领导权的关键战场。我们探讨的重点是,当算法的决策权越来越大时,人类如何保持对这些系统的最终控制,以及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伦理框架将如何冲突与融合。 2. 生物科技的潘多拉魔盒与精准医疗的未来 基因编辑技术(如CRISPR)和合成生物学的进步,开启了人类干预生命过程的崭新篇章。本书将剖析其在对抗顽疾、提升作物抗性方面的巨大潜力,以及随之而来的深刻伦理困境。我们不仅仅讨论技术可行性,更关注“增强人类”与“自然演化”之间的哲学边界。此外,全球生物安全体系的脆弱性也在此凸显。面对潜在的生物威胁,跨国合作的障碍与技术扩散的速度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新的全球稳定风险。 3. 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从石油到关键矿物 气候变化已从环境议题演变为地缘经济博弈的核心。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并非简单的技术升级,它意味着权力中心的转移。本书将详细分析电动汽车、储能技术对锂、钴、稀土等关键矿产供应链的依赖性。哪些国家将主导这些矿产的开采、提炼与加工?供应链的“去中心化”努力能否成功抵御新的寡头垄断风险?我们还将探讨“绿色氢能”等下一代能源载体的商业化路径及其对传统化石燃料出口国经济结构的长期影响。 第二部分:地缘政治的“新常态”——竞争与共存的辩证法 全球秩序正从单极或两极的简单结构,过渡到一个更加复杂、多层次的“多极化”形态。权力不再仅仅体现在军事投射上,更多地体现在标准制定权、技术控制权和规则制定权上。 1. 大国竞争的范式转变:从领土到生态系统 当代大国竞争的焦点已从传统的军事对峙,转向了对关键技术生态系统(如半导体、5G/6G、AI基础模型)的控制权争夺。这种竞争是“零和”的,因为技术垄断可以转化为长期的经济与战略优势。本书将分析不同大国如何在技术“脱钩”的压力下,构建各自的“可信赖供应链”和“技术壁垒”,以及这种碎片化对全球创新速度的抑制效应。 2. 中等强国的崛起与区域权力平衡的重塑 在全球权力结构演变的缝隙中,一批具备强大区域影响力或特定技术专长的中等强国正在崛起。它们不再简单地在中美两大力量之间选边站队,而是采取更加灵活、基于利益的“战略模糊”策略。本书将考察这些中间力量如何利用全球化机制的弱点,提升自身议价能力,以及它们在区域安全架构(如印太、东欧腹地)中扮演的“稳定器”或“催化剂”角色。 3. 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危机 面对气候变化、跨国网络攻击、流行病等超越国界的挑战,现有的国际机构(如WTO、联合国)面临着信任危机和改革困境。本书探讨了“联盟”和“多边主义”的重新定义。国家间的合作是否会退化为“小圈子”式的排他性俱乐部?如何在新形势下重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非单纯基于力量的丛林法则? 第三部分:韧性与适应——企业与个人的生存之道 在这个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时代,传统的商业规划和个人职业路径正在失效。风险管理必须内化为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 1. 供应链的“去风险化”与弹性架构设计 过去几十年追求的“效率至上”的全球化供应链模式已暴露其脆弱性。企业现在必须在“成本优化”和“供应链韧性”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本书分析了“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的驱动力与局限性,以及如何利用数字化工具实时监测和应对地缘政治冲击。对于跨国企业而言,如何理解和适应不同法律体系下对数据、投资和知识产权的差异化监管,成为运营成功的关键。 2. 劳动力的技能迭代与“人机协作”的未来 自动化和AI正在淘汰大量重复性劳动岗位,同时也创造出对全新技能的巨大需求,特别是那些涉及批判性思维、复杂问题解决和跨学科整合的能力。本书重点关注教育体系改革的滞后性,以及个体如何通过终身学习来维持其“可雇佣性”。“人机协作”不仅仅是工具的使用,更是思维模式的重塑。 3. 宏观经济的波动性与金融安全 高额的主权债务、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导致的贸易壁垒,正使全球宏观经济环境面临长期波动。本书分析了央行政策的有效性边界,以及数字化货币(CBDC)的推广对传统支付体系和资本管制的潜在冲击。对于投资者而言,如何将地缘政治风险定价纳入资产配置模型,是保全财富的关键。 结语:理解复杂性,方能驾驭变革 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技术将世界连接得更紧密,但政治力量却倾向于将其分割。本书旨在提供一个框架,帮助读者穿越这些复杂、相互交织的趋势,识别出那些定义未来三十年全球面貌的关键驱动因素。成功的导航者,将是那些不仅能预见趋势,更能深刻理解趋势背后权力与技术逻辑的交汇点的人。这是一场关于适应力、远见和战略定力的考验。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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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我对市面上很多描绘未来的书籍都持保留态度,因为很多时候它们过于乐观,或者过于悲观,缺乏对现实世界的深刻洞察。但是,《未来三十年2:新变局下的风险与机遇》这个书名,却让我眼前一亮。我尤其喜欢“新变局”这个提法,它不像“变革”那样笼统,而是带有更强的紧迫感和颠覆性。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定义这个“新变局”的?它是由哪些具体的因素驱动的?是科技的爆发?还是地缘政治的剧烈动荡?亦或是全球性的挑战(如气候变化、流行病)带来的结构性重塑?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从一个更宏观、更长远的视角来审视未来,而不是仅仅关注短期热点。我期待它能够深入剖析,在这样的“新变局”下,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规则会被如何打破,哪些新的趋势会悄然兴起,并且最终对我们的经济、社会、文化,乃至个体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风险与机遇”的并列,也让我看到了本书的价值所在——它不仅仅是提供一个警示,更重要的是,它会指导我们如何在潜在的危机中寻找转机,如何在新的格局中发现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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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真是吸引人,封面上的深邃蓝色仿佛蕴含着无尽的未知,配合着简洁有力的书名,一下子就勾起了我对未来三十年的好奇心。我一直觉得,宏观的趋势分析和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洞察,是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关键。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任何能够提供清晰思路、帮助我们认清方向的读物都显得尤为宝贵。这本书的名字本身就传递出一种“风云变幻”的信号,暗示着即将到来的变革将是颠覆性的,不再是循序渐进的演变,而是可能伴随着重塑的“新变局”。“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提法,也恰恰点出了人们在面对未来时最核心的心理状态——既有对未知挑战的忧虑,也有对发展可能性的期待。我期待这本书能够为我剖析那些可能影响我们生活、工作乃至整个社会格局的潜在力量,例如科技的飞跃、地缘政治的重塑、气候变化带来的深远影响,以及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演变等等。同时,我也希望它能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思路,帮助我们在这些变化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蓝海,规避潜在的陷阱。这种兼具深度和前瞻性的分析,对于我们个人规划未来、企业制定战略,乃至政府决策,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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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在驱动着我们这个时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尤其是当我看到市面上越来越多的关于未来趋势的书籍,它们似乎都在试图描绘一个或明或暗的未来图景。这本书的标题《未来三十年2:新变局下的风险与机遇》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注意力。我之所以对“2”这个数字特别在意,是因为它暗示着这可能是一个系列作品的延续,如果第一部已经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那么第二部在现有认知之上,必然会有更深入、更具挑战性的探讨。而“新变局”这个词,则非常精准地概括了当前全球正在经历的深刻转型,它不是简单的周期性调整,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可能涉及方方面面的变革。我尤其关注这本书是否能够深入剖析导致这种“新变局”的具体因素,比如人工智能的指数级发展对生产力、就业结构,甚至社会关系带来的影响;全球化进程的逆转或重构,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国际秩序;能源革命和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社会福利体系的压力等等。更重要的是,它是否能为我们揭示隐藏在这些变局背后的潜在机遇,例如新的商业模式、新的技术应用领域、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在其中能够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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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这绝对是一本值得我花时间去细细品读的书。封面的设计简约而不失力量感,书名直击人心,让我立刻联想到当下的种种变化,似乎一切都在加速,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我特别好奇,作者是如何在一个“新变局”的框架下,去审视未来三十年的?这意味着它不会是简单的线性推演,而是会包含对现有模式的打破和对新兴趋势的捕捉。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深入地分析那些可能对我们产生颠覆性影响的因素,比如科技进步带来的“奇点”,它会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塑,会有哪些新的力量崛起,又有哪些旧的秩序崩塌?气候变化和资源枯竭是否会成为制约发展的主要瓶颈,或者反而催生出新的绿色经济?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比如代际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以及对个人自由和集体利益的重新定义,又将走向何方?而“风险与机遇”的并列,更是点明了核心的议题,我相信作者不会仅仅停留在对风险的警示,更会提供一些富有洞察力的思考,帮助我们如何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未来中,抓住属于自己的那份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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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到关于未来三十年的探讨,我总会不自觉地被吸引。尤其是这本书的名字《未来三十年2:新变局下的风险与机遇》,它传达出的信息非常直接且具有冲击力。“新变局”这三个字,瞬间就点燃了我对当下全球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的关注。我迫切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理解和定义这个“新变局”的?它究竟包含了哪些颠覆性的元素?是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还是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的重塑?亦或是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挑战?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不仅仅是罗列一些未来可能出现的现象,而是能够深入地分析这些“变局”背后的深层逻辑和驱动力,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复杂影响。更吸引我的是“风险与机遇”的并列。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个相对平衡的视角,既能让我们认识到未来可能面临的严峻挑战和潜在危机,比如技术失业、社会分化加剧、地缘冲突升级等等,又能为我们指明方向,揭示隐藏在这些风险背后的发展机遇,例如新兴产业的崛起、新的商业模式的出现、个人能力的重塑等等。这种兼具深度洞察和实操价值的分析,对于我们个人规划未来、企业转型升级,乃至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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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质量不错,内容也实用,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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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表达准确,很有观点让我成长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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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很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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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分析,更多地从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方向上来论述,新意不多,但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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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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