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1902-1932)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1902-1932)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董丽敏 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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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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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139946
版次:1
商品编码:12249794
品牌: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37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在晚清以来由帝国主义殖民危机所引发的社会危机/文化危机背景下来研究商务印书馆这一近现代中国zui重要的出版巨擘的崛起过程,在“媒介变革”“知识生产”与“文化转型”三者错综复杂的关系格局中,讨论商务1902年至1932年间在西学译介、古籍整理、文学期刊运作、国文教科书编制等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多种面向,分析其在深度参与中国文化/社会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困境、所汲取的资源以及所探寻到的富有创造性的实践途径,从一个侧面来把握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的中国“现代”转型的独特性,为重建中华文化自信提供历史依据。


作者简介

董丽敏,江苏无锡人,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任职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传播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已出版专著有《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想像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和《洪深:激流中的呐喊》在《文学评论》、Differences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


目录

导论 危机语境中的知识、媒介与文化转型——商务印书馆与近现代中国的文化生产
第一编 “现代”文化生产中的“翻译”——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出版研究
第一章 文化版图的拓展:商务印书馆与近代中国的翻译出版
第一节 从边缘到中心:晚清中国翻译政治的形成
第二节 作为言语的翻译: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缘起
第三节 介入文化: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定位的形成
第二章 早期商务印书馆译者群的形成——以林纾、严复为中心
第一节 选择译业:近代文人群体的一种转型
第二节 翻译与出版的结合:传播维度的考察
第三节 译者与商务的际会:“知识共同体”的视角
第三章 翻译作为一种“文化政治”——民国时期商务翻译出版的定位与传播
第一节 挑战与回应:商务翻译出版策略的调整
第二节 激进与保守之间一以《共学社丛书》的出版为例
第三节 何种“知识”,怎样传播?——以《万有文库》第一集的发行为中心

第二编 另类的“现代”追求——商务印书馆的古籍整理研究
第一章 危机与转型:近现代中国古籍辑印的缘起
第一节 帝国主义殖民危机下的古籍整理
第二节 近代学术转型视野中的古籍整理
第三节 出版技术变革进程中的古籍整理
第二章 文化权力的博弈:近现代商务印书馆古籍整理概况
第一节 从“为古书续命”到普及传统——商务印书馆古籍整理理念的演变
第二节 考文献而爱旧邦——商务古籍整理实践
第三节 知新温故:商务编辑群介入古籍的多元追求——以杜亚泉、郑振铎为例
第三章 商务印书馆古籍整理的多种面向
第一节 从涵芬楼到东方图书馆:传承地整理
第二节 《四部丛刊》:自在地整理
第三节 《学生国学丛书》:转化地整理

第三编 “新文学”/“新文化”想象的多元图景——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期刊研究
第一章 从“小说界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商务印书馆与晚清文学变革
第一节 “发明”小说与近代文学观念的重构
第二节 潮流内外:商务印书馆与晚清文学新媒介的崛起
第三节 新旧之间:商务印书馆的文学者群落
第二章 悖论与张力:商务印书馆文学期刊的多种面貌
第一节 “开导社会”下的文学改良——《绣像小说》的基本风貌
第二节 走向“启蒙”及其限度——《小说月报》的基本风貌
第三节 重返“通俗”:变通与困境——《小说世界》的基本风貌
第三章 多种力量博弈场域中的“现代”文学转型——关于《小说月报》的革新
第一节 “不适宜”:《小说月报》革新的缘由
第二节 从“半革新”到“革新”:《小说月报》的转型过程
第三节 “拼合”的“现代性”:对《小说月报》革新的一种解读

第四编 新文化创制的“下沉”途径——商务印书馆的小学国文教科书研究
第一章 开风气之先:商务印书馆与近现代教科书的编印
第一节 扶助教育:商务与新式教科书的兴起
第二节 在商言商:商务教科书的商业运作
第三节 庙堂之下:商务教科书的发行渠道
第二章 想象“新国民”:以三代小学国文教科书为中心
第一节 《最新国文教科书》:发现“儿童”
第二节 《共和国新国文教科书》:形塑“国民”
第三节 《复兴国语教科书》:爱国意识与健全公民
第三章 “新国民”的养成:从“国文”到“国语”
第一节 “国语”的生产:在普及的维度下
第二节 “白话”的政治:历时性的考察
第三节 语言形式更迭的背后:文化自信何以成为问题
结语
参考书目
后记

精彩书摘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1902-1932)》:
  第二编聚焦商务印书馆在1909年至1932年间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抢救和出版,特别是对于《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等大型古籍的重刊,对涵芬楼(东方图书馆)这样的大型古籍收藏场所的建构,来辨析商务印书馆在晚清以来的帝国主义殖民扩张过程中“为古书续命”的自觉意识和文化立场的历史价值,来探讨辑印古籍如何也构成了新的文化创造的资源和面向。
  第三编在“西学”/“中学”、雅/俗、边缘/中心等张力性知识生产结构中,通过清理商务印书馆在1903年至1932年间所编辑发行的期刊,特别通过解读《小说月报》这样的“转型”文学期刊,来把握商务印书馆如何通过对文学媒介的掌控,直接介入了“现代文学/文化”的塑造;通过对《绣像小说》《小说世界》等通俗文学期刊的解读,来透视商务印书馆的多种文学/文化媒介经营策略,把握其文化观念与实践的复杂性。
  ……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1902-1932)》 一、 时代背景:巨变的前夜与曙光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自鸦片战争以来,古老的中华帝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节节败退,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甲午战争的惨败更是如同惊雷,震醒了一部分有识之士,他们开始反思国家的落后与民族的危机,迫切寻求救国图存之道。 1902年,清廷虽已摇摇欲坠,但维新变法的思想余波犹存,新式教育的萌芽正在悄然生长。这一时期,西方科学技术、政治思想、教育理念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对国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传统的科举制度被废除,新式学堂开始兴办,教育成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关键。然而,新式教育的推广离不开与之配套的教材、普及读物和学术著作。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的传播、思想的启蒙,以及如何构建一个现代化的国民教育体系,成为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紧迫课题。 与此同时,传统文化也面临着被西方文化“吞噬”的危机。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上,吸收外来文明的精华,并将其转化为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文化,成为当时思想界激烈讨论的核心问题。这是一场艰巨的文化“双重转型”:既要摆脱旧的束缚,又要汲取新的养分,最终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二、 商务印书馆的诞生与早期探索(1902-1911) 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与希望的时代,商务印书馆于1902年在上海应运而生。它并非凭空出现,而是作为时代巨变催生出的重要文化机构,肩负着传播新知、启迪民智、推动文化现代化的使命。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创办者张元济、夏瑞芳等人,深受维新思想影响,他们深谙出版事业对于国家兴衰、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在那个民族资本主义刚刚起步、科技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年代,创办一家大规模、现代化、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并重的出版机构,本身就是一项具有远见卓识的举措。 商务印书馆的早期发展,紧密契合了时代的需求。它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积极投身于新式教科书的编纂和出版。这些教科书涵盖了算学、地理、历史、博物、外文等多个学科,内容上力求新颖、科学、实用,一扫过去蒙学读物陈腐落后的弊端。例如,由夏丏尊、叶圣陶等人编纂的《国文教科书》系列,以其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选文,极大地推动了现代汉语教学的普及,对改变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产生了深远影响。 除了教科书,商务印书馆还积极出版启蒙读物、科普读物、历史地理著作等,旨在向社会大众传播新思想、新知识。这些出版物,或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或讲述中国历史的现代解读,或传播进步的政治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旧的知识传播格局,为社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然而,早期商务印书馆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作为一个新兴的企业,它面临着资金短缺、人才匮乏、市场不成熟等多重困难。同时,在旧势力的抵制和新思想的传播过程中,也充满了各种阻力。但正是凭借着创办者的远见、员工的辛勤耕耘,以及对时代潮流的精准把握,商务印书馆逐渐站稳了脚跟,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辛亥革命后的扩张与文化影响(1911-1927) 辛亥革命的爆发,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曙光,也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民国初年,政治上虽然动荡不安,但思想文化领域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景象。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更是将启蒙思想和文化革新推向了高潮。 在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迎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期。它不再仅仅满足于教科书的出版,而是开始大规模引进、翻译、出版西方的重要学术著作和思想文献。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到文学、艺术、科学,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范围不断拓宽,其出版物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界获取西方先进思想和知识的重要渠道。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在翻译西方经典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它组建了高水平的翻译团队,组织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西方哲学大师的作品、以及现代科学的奠基之作。这些译著的出版,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资源,为中国思想界的多元化和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例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方哲学史》、《经济学原理》、《社会学原理》等,都成为了当时高校重要的参考书目,对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商务印书馆还积极创办学术刊物和报纸,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这些刊物成为了思想交流、学术争鸣的平台,聚集了当时最活跃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对推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东方杂志》更是成为中国近代最重要的综合性学术刊物之一,其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和学术动态。 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不仅影响了知识阶层,也逐渐渗透到社会大众之中。它出版的通俗读物、普及读物,以简明的语言、生动的形式,将科学知识、历史常识、道德观念传播开来,为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培养现代公民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 “现代”转型中的商务印书馆(1912-1932) “现代”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复杂、充满矛盾的过程。商务印书馆作为这一转型的重要载体,其自身的经营模式、出版理念、以及所出版的内容,都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演变和发展,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走向。 1. 知识的现代化与普及: 商务印书馆最大的贡献之一,在于其对知识的“现代化”重塑。它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体系引入中国,并以现代的编辑、出版、发行方式进行传播。这不仅意味着知识内容的更新,更意味着知识传播方式的变革。从传统的私塾教育到新式学堂,从手抄本到批量印刷,商务印书馆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知识获取的门槛,使得原本为少数精英阶层所垄断的知识,得以向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扩散。 2. 思想的多元化与启蒙: 在“现代”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商务印书馆以其开放的姿态,引进和出版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学派的思想著作,涵盖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科学主义等多种思潮。这种思想的多元化,打破了过去单一、僵化的思想格局,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考空间,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社会思潮的“集散地”和“放大器”,加速了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化进程。 3. 语言的规范化与现代化: 商务印书馆编纂的教科书和出版的白话文读物,在推动白话文运动、规范现代汉语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其广泛的发行网络,大量的白话文作品深入到学校和民间,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的语言习惯,为现代汉语的形成和普及奠定了基础。这对于打破文言文的束缚,实现语言的现代化,构建统一的国民语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4. 文化身份的重塑与探索: 在吸收外来文明的同时,商务印书馆也积极关注中国本土文化的整理与传播。它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的著作,既有对传统经典的重新解读,也有对民族文化遗产的系统梳理。这种工作,并非简单的守旧,而是试图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重新认识和发掘中华文化的价值,并为其注入新的生命力。商务印书馆的工作,表明了中国文化在“现代”转型中,并非全盘西化,而是在汲取外来精华的同时,努力实现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重塑其在现代世界的文化身份。 5. 市场化与现代化企业经营: 商务印书馆的成功,离不开其现代化的企业经营理念。它注重市场需求,讲究经济效益,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发行网络。这使得它能够持续地投入到知识的传播和文化的生产中,形成了良性循环。这种将文化事业与商业经营相结合的模式,为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树立了典范,也为其他文化产业的现代化提供了经验。 四、 结语 商务印书馆在1902年至1932年间的历史,是中国近代文化“现代”转型的一个缩影。它以其巨大的出版能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思想、教育、文化和语言。它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思想的启蒙者,是现代文化的孕育者。商务印书馆的探索与实践,为中华民族在风雨飘摇的时代,注入了改革的动力,为构建现代中国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段历史,不仅是商务印书馆自身的辉煌篇章,更是中国文化在现代浪潮中,所经历的一场波澜壮阔的转型史。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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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简直是打开了一扇通往民国初年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奇妙之门。它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商务印书馆如何不仅仅是一个出版机构,而是一个深刻塑造了那个时代文化图景的“思想工厂”。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于“现代性”这一概念的独特解读,它并非一个僵化的西方舶来品,而是在中国语境下与传统文化进行痛苦而又充满活力的对话与重塑。读着那些关于引入新知、翻译西方学术经典、推动白话文运动的记述,我仿佛能闻到那个时代油墨和纸张混合的独特气味,感受到知识精英们在求索中那种既兴奋又迷茫的复杂心绪。这种对历史细节的精准把握,让那些宏大的文化转型叙事变得有血有肉,不再是冷冰冰的口号,而是活生生的时代脉搏。它让我重新审视了我们今天所习以为常的许多知识结构和教育体系,原来它们根基如此深厚,又经历过那般波澜壮阔的锻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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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叙事节奏非常引人入胜,它成功地将一个商业机构的运作与宏大的国家文化使命感巧妙地编织在一起。我非常喜欢作者对于商务印书馆内部运作机制的剖析,那种对市场需求的敏锐洞察力与对文化启蒙的责任感之间的张力,读起来着实令人着迷。它清晰地展示了在那个通讯不便、印刷技术尚在摸索的年代,一个出版商是如何通过其选书、编书、发行的每一个环节,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亿万人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边界。特别是它对于工具书、教科书和译著的选择策略,简直就是一部活的文化传播史教科书。读罢掩卷,我深切体会到,真正的文化变革,往往不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命令,而是像商务印书馆这样,通过最基础的知识载体,润物细无声地渗透进社会肌理之中,这种力量是极其深远和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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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文字功底极为扎实,行文间透着一股老派学者对史料的敬畏与珍视,但同时又保持了极强的可读性,完全没有学术著作的枯燥感。它像一部精心剪辑的纪录片,将历史的片段、人物的往来、关键的出版物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通过对这些早期出版活动的追溯,我得以理解“中国文化”本身是如何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被重新定义和构建的。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那个时期,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桌上,经过筛选、翻译和定型下来的产物。它不再是纯粹的古典传承,而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兼收并蓄的“现代文化”概念的诞生过程。这种对文化建构过程的细致描摹,是本书最宝贵的贡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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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阅读此书,我仿佛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考古之旅”,走进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作者不仅仅关注了“出版了什么”,更深入挖掘了“为什么是这样出版”,以及这种出版行为对社会心理结构产生了何种长远影响。书中对许多失传或被遗忘的翻译家和编辑工作的侧写尤为精彩,他们是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真正推手。这种对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交织的关注,让冰冷的史实变得鲜活起来。它让我意识到,文化转型并非一蹴而就的革命,而是无数次微小决策、无数次艰难取舍累积而成的漫长“现代”化进程。对于任何想探究中国近现代知识传承脉络的人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无可替代的、深度聚焦的视角,其价值难以用三言两语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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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对近代思想史有兴趣的读者,我发现本书在梳理复杂思潮交叉融合方面的功力令人佩服。它并没有将1902到1932这三十年描绘成一条直线,而是充满了曲折、矛盾与反复。作者高明之处在于,它没有将商务印书馆塑造成一个完美的文化英雄,而是展现了其在面对西方新知涌入时,如何在中西、新旧之间艰难地寻找平衡点。那种夹缝中求生存、力图“集思广益以开新智”的姿态,极具历史的厚重感。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书中对不同学派学者与商务的合作与分歧的描述,揭示了即便在共同的启蒙目标下,知识精英群体内部也是充满张力和对话的。这种不回避复杂性的写作态度,使得全书的论述更显扎实可信,绝非空泛的赞美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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