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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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唐纳德·金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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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4210654
版次:1
商品编码:12335842
包装:精装
丛书名: 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7-04-01
用纸:轻型纸
页数:264
字数:207000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勾勒了1720-1830年间,西学在日本的发展与实践。这段时期的前后两个年份中,前者标志着官方开始关注西学,后者则是驱逐西博尔德出境的年份。如果说日本的近代化始于明治维新的话,那么,从1868年回溯到1720年的近150年,则可以说是酝酿这场近代化的漫长的准备期。彼时的知识分子奋起反抗锁国,拼命探索来自国外的新知识。像本多利明这样有着充沛精力并极富热情的人们,促使日本发生了令人惊叹的变化。

本多利明是本书的核心人物,其手稿中的任何一页都充分表明他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近代日本。在他的书中,人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精神:不安、好奇和接受。本多好奇于新的发现,乐于开阔眼界,甚至带着某种喜悦揭示日本只不过是大千世界中的一座小岛而已。对那些认为中华文明才是源远流长的日本人,他公然宣称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埃及才更为久远、更加崇高。他发现,世界充满了奇妙的事物,他坚持认为日本应该取诸所长。他尝试用西方人的视角观察日本,明了时局必将扭转,如今的国家已被严重耗费德行和物力。即便如此,他仍确信日本一定能够成为世界大国之一。

作者简介

唐纳德?金(Keene, Donald),日本学学者、作家、日本文学文化翻译家。1922年出生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语系毕业,战后在该校研究生院攻读东方文学。1948年至1953年间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日本文学。1953年留学日本京都大学。此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超过50年。与日本著名作家交往甚密,翻译多部日本古典文学作品,曾获得几乎所有的日本学术大奖。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申请加入日本国籍。著有英文著作25部,其中著名的英文著作有《日本文学史》(15卷),该系列的日译后以《唐纳德?金著作集》在日本出版;《明治天皇》等。日文著作30部以上,包括《日本人与日本文化》《日本人的审美意识》等。

目录

总序/001

序/001

插图说明/001

第1章生活在日本的荷兰人/001

第2章蛮学的兴起/017

第3章来自“莫斯哥未亚”的奇怪故事/034

第4章西方的呼唤/064

第5章本多利明的经济思想/100

第6章北方的探险者/134

第7章平田笃胤与洋学 /166

附录:本多利明之著作节选/185

日本发现欧洲年表/224

参考文献/232

译后记/244

精彩书摘

生活在日本的荷兰人

18世纪末,极少数日本人开始付诸艰辛的努力,认真研究欧洲文明。此时他们关注的焦点位于长崎港内的弹丸之地上,这就是出岛。岛上略显破烂的交易所里住着十几个荷兰人。他们是当时仅有的被允许出入日本列岛的一群欧洲人。

日本国民并不是向来如此隔绝于西方。从1543年葡萄牙人发现日本到1639年被驱逐出境的大约一个世纪里,日本人获得了观察西方人生活方式的机会,其中还有几个人曾经游历过欧洲甚至美洲。然而,当时的日本政府虽然非常了解对外贸易的种种益处,却因为惧怕基督教(1549年由圣·方济各·沙勿略传入)不断带来的威胁,于是连续发布禁令,最终除荷兰人以外,所有的欧洲人都被赶出了日本。

让日本政府如此困惑的,其实与基督教——此时为天主教的教义无关,倒不如说是因为惧怕皈依天主教的日本国民丧失对国家的忠诚,也惧怕这种情况会加快欧洲强国入侵日本。西班牙人开始布教后便很快征服菲律宾的先例让日本人警觉,而威胁日本主权的企图相继暴露后,幕府首先驱逐了西班牙人,接着又赶走了葡萄牙人。与日本进行贸易的其他国家当中,英国发现无法获益便主动退出了日本。或许是对贸易的嗅觉更为灵敏,只有荷兰人留在了日本。

虽然德川幕府下决心在全国范围内灭绝基督教,但他们发现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荷兰人的宗派对他们并无害处。1637—1638年,当数万名日本基督教信徒聚集在岛原半岛做最后的殊死顽抗时,荷兰人居然特意向幕府军队出借枪炮予以支援。荷兰人对自己在日本消灭基督教的过程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并不在意,因为他们既不是天主教的朋友,也不是葡萄牙人的朋友。相反,葡萄牙人是他们在东方的夙敌。如果基督教在日本成功的话,商业上受惠最多的是葡萄牙人。荷兰人的帮助让日本人笃信他们完全就是为通商而来。虽然当时的日本武将普遍认为世上没有比商业更令人鄙视的行为,但从结果来看,日本武家政权选择了老实的荷兰商人作为打交道的对手,而不是自恃清高、难于应付的葡萄牙军人。

1641年,幕府命令荷兰人把他们的交易所,用当时的说法就是商馆,从九州西端的平户搬到了出岛。起初荷兰人非常满意从平户搬到交通更为方便的长崎港。当接手原本是葡萄牙人在出岛建造的交易所时,他们认为此举或许象征东方霸权从此由葡萄牙变成了荷兰。的确,当时荷兰人的辉煌达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这个成功,正如荷兰武器的威力一样,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荷兰商人自身的努力而获得的。

荷兰最伟大的诗人冯德尔(Joost van den Vondel,1587—1679)为纪念被流放的原法国王妃玛丽·德·梅迪西斯(Marie de Médicis)访问阿姆斯特丹的东印度公司,并于1639年写过一首颂诗,赞美荷兰贸易商人的丰功伟业。

不满足仅仅在荷兰的土地上开垦田野,

他们撑开船帆环绕地球,

造访太阳普照的大地尽头,来到那遥远而奇妙的国度——

太阳神啊,希望您看到我们的伟业。

我们荷兰,才是收获印度各国生长的万物的仓库。

北海之国的每一艘货船都满载着东海的收获。

冬之王在异国的领地上手捧胡椒温暖着嘴唇,

夏日的阳光不时地注视着烹煮、烧烤的美食。

阿拉伯人献上至尊的香炉,

与波斯人的交易依旧繁荣之至,

那些丝绸和木棉织品送到了我们手里。

广袤的爪哇岛与我们分享宝藏,

中国分给我们瓷器。

阿姆斯特丹健儿继续着旅行的脚步,

来到恒河水流入大海的地方。

利益指引我们走向所有大海、所有海岸,

为了对利益的眷恋,我们继续探寻世界的港口。

荷兰人的触手伸及如此之广,他们冒险的动机正是出于“对利益的眷恋”。在日本的荷兰商人们也正是受这种获利欲望的驱使,才能忍受幕府强加给他们的一个又一个屈辱。从呆在平户起,他们就言辞谦恭,千方百计要保住自己的脑袋和生意。当他们在刚竣工的仓库的基石上刻入西历年份而被幕府官吏发现后,为了平息官吏的怒火,他们竟然主动拆毁了仓库。荷兰人原本期待或许出岛的生活会比平户要舒适一些,不过他们立刻清醒地认识到未来的日子会怎样。说白了他们就是囚徒。他们只被允许来往于这座弹丸之岛上仅有的两条通道,受到从不间断的监视、看守和跟踪。每年春天,商馆馆长必须带上几名馆员前往江户,向将军进献礼物,表达作为臣下的忠诚。曾经在商馆奉职的德国医生恩格伯特·坎普法(Engelbert Kaempfer,1651—1716)在《日本志》中记录了1691年和1692年前往江户参觐的情形。坎普法写道:

就地等候了一个多小时,皇帝来到谒见厅之后,摄津守和两位奉行走过来,只把公使一人带到皇帝面前,而我们只能继续等待。一俟公使走近皇帝,他们便大声叫到,“荷兰卡比丹”,这是让公使到皇帝面前行鞠躬之礼的指令。这时公使必须下跪,靠手和膝盖爬到按顺序整齐摆放的贡品和皇帝玉座之间指定的位置,然后保持拜跪的姿势将头磕到地板上给皇帝鞠躬。接着,公使必须像螃蟹一样退回原地,不能说一句话。

将军(坎普法称为“皇帝”)并不满足于这种形式,再度传唤荷兰使节,指使臣下讯问各种各样的事情。为了尽情享受欢愉,

他命令我们脱下礼服披风,然后直立不动,以便看清我们的全身。接着命令我们走步、立定、相互打招呼、跳舞、蹦跳、模仿醉汉、说几句蹩脚的日语、念荷兰语、画画、唱歌、穿披风、脱披风。我们尽最大可能遵从皇帝的命令,我还曾一边跳舞一边用高地德语演唱了当地的情歌。如此这般,我们必须勉为其难地表演无数的杂耍,以此博得皇帝和朝臣的欢愉。

为了达到赚钱的目的,荷兰人自然不会仅在日本主动迎合这种屈辱。在中国,1685年访问北京的荷兰通商使节也在皇帝面前毫不犹豫地进行了三拜九叩。荷兰人认为,只要能为东印度公司获利,就可以做任何事情。为了将自己的顺从行为正当化,他们举出了一些事实根据,就像日本再强大的诸侯在将军面前也必须俯首称臣那样,荷兰人三拜九叩是为了向中国皇帝表达来自遥远国度王侯的恭顺之意。然而这里必须提及的是,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们并非都像荷兰人那样,采取这种自我作践(他们这样认为)的行为。例如被派遣到北京宫廷的沙俄使节,就以“我们只在上帝面前下跪”为由,拒绝向皇帝行叩头大礼。中国宫廷为此大动肝火,使节还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好的,这是一本关于日本与欧洲早期接触史的著作简介,它聚焦于一个特定时期,并旨在探讨双方在文化、知识和政治层面的互动: --- 《远东之镜:18世纪日本的“兰学”与欧洲启蒙思想的本土化》 书籍简介 本书深入剖析了德川幕府统治末期,即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日本在严格的“锁国”政策下,知识精英阶层如何与外部世界进行极其有限却又至关重要的信息交流。我们聚焦于“兰学”(Rangaku),这一独特知识体系的形成、发展及其对日本传统思想结构产生的深远影响。本书并非简单地梳理兰学史,而是着眼于对欧洲启蒙运动核心思想——特别是医学、天文学、物理学、地理学乃至部分社会哲学——在日本语境下的“翻译”与“改造”过程。 核心议题一:知识的“截取”与“重构” 锁国政策的核心目标是维护德川幕府的统治稳定,严禁大规模的文化输入。然而,对实用科学知识的需求,尤其是在医学和军事技术方面,促使幕府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长崎的出岛保持着一种微妙的、高度受控的接触。本书首先构建了18世纪欧洲知识输出的“截取点”模型。我们详细考察了通过长崎的日本翻译官(译官)和少数获准接触的日本医生(如杉田玄白、绪方洪庵的先驱者们),欧洲知识是如何被过滤、选择和引入的。 书中辨析了何种欧洲知识被认为是“无害”且有益于幕府统治的(如解剖学、药理学),以及何种思想,哪怕只是通过晦涩的荷兰语文本传达,也可能被视为政治威胁(如某些早期自由主义或自然法观念的萌芽)。我们将重点分析兰学家如何构建一套新的词汇系统,来对应和解释欧洲的科学概念,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认知革命。例如,欧洲对人体解剖学的精确描述如何挑战了传统中医和本土神道教的身体观,以及兰学家们如何小心翼翼地调和这些冲突。 核心议题二:医疗实践与社会影响 本书将兰学视为一种“实践性知识”,其最直接的应用体现在医学领域。我们将详细考察18世纪末期,日本对欧洲解剖学、接种牛痘预防天花技术的引入和本土化过程。我们不仅分析了关键文本的翻译(如《解体新书》的里程碑意义),更深入探讨了这些新知识在地方藩国和江户城的实际推广所遇到的社会阻力与接受机制。 研究发现,兰学医学的传播并非仅仅是知识的单向灌输,而是在日本原有医疗实践体系中进行嵌入和适应。面对经验主义占主导的传统医学体系,兰学家们必须通过建立自己的诊所、培养门徒,并展示出明确的临床优势,才能获得社会认可。本书通过个案研究,描绘了这些早期医学改革者如何在保守的社会结构中,利用实用主义论据为自己的知识体系争取生存空间。 核心议题三:启蒙思想的“幽灵”与本土反应 虽然兰学主要集中于自然科学,但随着18世纪末期欧洲启蒙运动进入高潮,一些涉及政治哲学、自然权利和“人民主权”的文本的片段也通过荷兰语材料渗透进来。本书探讨了这些思想碎片在日本知识界引起的微妙反应。 我们分析了18世纪后期一些知识分子(如本多利明、林子平)对西方政治地理和国家形态的理解。这些理解是零碎的、充满误解的,但却揭示了日本精英对“强大”西方国家的构成要素的初步好奇。书中特别关注,这些关于“世界”和“国家”的非官方知识如何与幕府内部的保守思想进行抗衡,以及它们如何为后来的“开国”思想(如‘尊王攘夷’思潮的早期酝酿)提供了潜在的知识资源。这些思想的引入,即使是间接的,也动摇了传统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宇宙观。 核心议题四:知识生产的网络与身份构建 本书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了18世纪日本的兰学知识生产网络。这一网络不同于传统的师徒相承,它是一个跨越地域、依赖私人收藏和秘密翻译的小型精英圈子。我们重构了这些知识分子之间的通信网络、文献交流路径,并探讨了“兰学家”这一身份是如何在江户社会中被建构和定义的。他们既是传统儒士的叛逆者,又是幕府体制内的潜在改革者。他们的身份认同与其所掌握的“禁忌”知识紧密相关。 结论与展望 《远东之镜》旨在证明,在18世纪的日本,知识的输入并非仅仅是技术的复制,而是一场深刻的、本土化的知识建构过程。兰学成功地在严格的外部限制下,为日本积累了应对西方挑战的必要知识资本。本书的研究范围精确地定位于1720年至1830年这一“窗口期”,即在西方军事压力大规模出现之前,日本内部知识体系发生质变的关键一百年。通过对这一时期的细致考察,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19世纪中叶日本社会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所展现出的惊人适应能力,其根源正植根于这一百年的“幕后”学术耕耘。 ---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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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史学方法论值得称赞。它超越了传统的文化史或思想史的界限,似乎糅合了社会史和认知科学的某些视角,来探讨“知识的形变”这一核心议题。作者对“图像”在信息传播中所扮演角色的关注,尤其让我眼前一亮。在文字信息受限的年代,欧洲的版画、地图如何被日本学者视为理解世界的关键“密钥”,这一论述相当具有启发性。书中的许多论点都建立在对稀有档案和手稿的细致比对之上,那种严谨到近乎偏执的考据精神,读起来令人信服。它没有提供一个简单化的“日本学习西方”的线性叙事,而是呈现了一个充满悖论与张力的复杂过程——既有对西方科学理性的推崇,又有对自身儒家秩序的固守。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成功地让历史的厚重感和思想交锋的锐利感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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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此书,我深感一股强烈的历史氛围扑面而来,仿佛置身于18世纪江户的幽暗书斋之中,空气中弥漫着墨香与微弱的油灯光芒。叙事的节奏把握得极好,既有对宏观历史脉络的清晰勾勒,又不乏对具体人物命运和细微文化碰撞的精彩描摹。尤其引人入胜的是对“荷兰语文本的误读与再创造”的探讨。那些跨越语言和文化鸿沟的知识传递过程,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张力与幽默感——有些概念被完美转译,有些则被“本土化”得面目全非,但正是这些“偏差”构成了日本早期西学史的独特魅力。作者没有采用居高临下的现代视角去评判古人的“不全面”,而是以一种极具同理心的笔触,还原了他们面对未知世界时的困惑、兴奋与智慧。这本书的文字功底也相当深厚,读起来流畅而不失学术的厚重感,是一次真正的智力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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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承认,我原本对这个时间段(1720-1830)的历史兴趣并非最浓厚,但这本书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它提供了一个极其精妙的分析框架,用以解读一个“被动接触”的世界如何发展出自身的“主动适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作者如何巧妙地串联起幕府的政治考量、地方藩国的学术竞争,以及具体汉学家们的生活轨迹。它不再是孤立地看待学术活动,而是将其置于江户社会结构的巨大熔炉之中进行考察。例如,书中对特定地理位置(如长崎)在信息流通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知识流动的“非均匀性”。这种由点及面的叙事手法,让原本看似枯燥的文献研究变得生动有趣,充满了历史的现场感。它让我明白了,在西方工业革命的巨大阴影下,日本精英阶层并非坐以待毙,而是进行了一场悄无声息、却极富远见的知识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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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关于德川时代晚期日本对欧洲接触的著作,简直是一部历史爱好者的宝藏。作者以极其扎实的史料为基础,抽丝剥茧地呈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是如何“无中生有”地构建起对遥远西方世界的想象与理解的。我尤其欣赏其对“荷兰学”(Rangaku)的深入剖析,它不仅仅关注于医学或天文学知识的简单传入,更着重于这些知识的传播路径、接受机制以及社会语境的复杂性。书中对翻译文本的细致考据,揭示了在信息极度稀缺的环境下,日本学者如何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严谨的学术精神,在有限的材料中挖掘出深层的科学与哲学意涵。那种在信息茧房中努力向外张望的求知欲,读来令人动容。对于任何想要探究非西方世界如何在近代化浪潮来临前夕进行内部知识革新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绝佳的视角,它远超了一般的国别史叙事,直指知识转型的核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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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对世界近现代转型史感兴趣的读者,我发现这本书在“观念史”层面的挖掘力度是罕见的。它让我们跳脱出传统上以“开国”为终点的叙事陷阱,去审视在“锁国”体制内,思想如何进行着缓慢而坚韧的位移。作者对“欧洲”这一概念本身在日本语境下的动态演变进行了细致梳理,展示了“他者”形象是如何随着每次新的信息输入而重塑的,这种反思性的历史写作视角非常高级。我特别喜欢书中对“认知边界”的研究,即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如何定义“已知”与“未知”的范围,以及他们如何试图在已有的世界观框架内存放那些异质的欧洲知识。整本书的论证逻辑严密,结构清晰,阅读体验极佳,它成功地将一个看似小众的学术领域,拓展开来,成为理解近代世界格局变迁的一个重要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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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不错,值得珍藏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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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不错,值得再次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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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好书,细读后再来追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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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视角蛮不错的,值得借鉴学习,推荐一下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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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错,质量速度俱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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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如何走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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