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翻译思想史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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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秉钦 著

图书标签:

• 翻译思想史
• 近现代中国
• 文化史
• 思想史
• 翻译理论
• 中国现代文学
• 学术著作
• 历史
• 文化研究
• 知识分子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7568778

版次：1

商品编码：12344492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中外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8-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20

字数：331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近现代中国翻译思想史》以20世纪近百年来的时间为主线。从古代、近代、现代、当代时期分析论述了中国翻译思想史的发展，且结合中西翻译思想进行分析。首先以翻译思想为“经”，以中国翻译思想自身发展为轴心，论述其产生发展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品评其科学价值、社会影响以及对翻译实践的意义；第二以人为“纬”，纵横交错，编织成书。研究、总结了各个历史时期翻译大家的翻译思想，历史地、辩证地评价、肯定了他们的贡献和在翻译史上的地位。

作者简介

王秉钦,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历任莫斯科大学客座教授。国家教育部翻译学科通讯评议组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政协天津市委员等。主要著作有：《文化翻译学》、《语言与翻译新论——语义学、对比语义学与翻译》、《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高等学校外语教材俄语》、《新编俄汉翻译教程》、《简明俄汉翻译教程》、《汉英俄外经外贸词典》，译作《崇高的心灵》、《夜幕中的闪光》、《果戈理传》、《社会主义和科学》。

目录

上篇 中国传统翻译思想
第一章 绪论——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
第一节 概论
第二节 支谦、支谶的翻译思想
第三节 道安的翻译思想
第四节 鸠摩罗什的翻译思想
第五节 彦琮的翻译思想
第六节 玄奘的翻译思想
结语
第二章 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形成时期——近代西学翻译思想
第一节 概论
第二节 马建忠的翻译思想
第三节 梁启超的翻译思想
第四节 严复的翻译思想
第五节 林纾的翻译思想
结语
第三章 中国传统翻译思想转折时期 78——“五四”新文学时期的翻译思想
第一节 概论
第二节 鲁迅的翻译思想
第三节 瞿秋白的翻译思想
第四节 郭沫若的翻译思想
第五节 成仿吾的翻译思想
结语
第四章 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时期——40年代：文学翻译活动与翻译思想
第一节 概论
第二节 林语堂的翻译思想
第三节 朱光潜的翻译思想
第四节 艾思奇、贺麟的翻译思想
第五节 朱生豪、梁宗岱的翻译思想
结语
第五章 中国传统翻译思想鼎盛时期——新中国翻译事业的大发展
第一节 概论
第二节 茅盾的翻译思想
第三节 傅雷的翻译思想
第四节 钱钟书的翻译思想
第五节 焦菊隐的翻译思想
结语

下篇 中国现代翻译思想
第六章 中国现代翻译思想发展时期（一）——中西翻译思想融合时期
第一节 概论
第二节 王佐良的翻译思想
第三节 叶君健的翻译思想
第四节 季羡林的翻译思想
第五节 许渊冲的翻译思想
结语
第七章 中国现代翻译思想发展时期（二）——中国翻译学科建设时期
第一节 概论
第二节 “传统派”的翻译史观
第三节 “西学派”的翻译观
结语
第八章 中国当代翻译思想调整期——中国当代翻译思想未来发展路径与走向
第一节 概论
第二节 关于翻译“忠实论”的再思考
第三节 关于“文本中心时代终结”的再思考
结语
附录：翻译名家论要
主要参考文献

《穿越时空的译者：从帛书到新媒体时代的中国翻译实践与理论演进》 一、 尘封的智慧：古代中国的翻译雏形与早期实践 翻开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长卷，翻译的身影早已若隐若现。并非如后世般被赋予明确的概念与体系，古代的“译”更多地体现在跨文化交流的零散实践中。从最早记录的“象形而书”文字，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以五采相辨”（《尚书·尧典》），人类对沟通的需求，以及由此衍生的理解、转述的尝试，便是翻译最原始的萌芽。 战国时期，随着各国交流的增多，以及楚国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征服，不同语言的接触更为频繁。例如，在《左传》中，便有提及“译者”，虽其职能与现代翻译不同，但已初步体现了沟通不同语言群体的需求。更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期一些游说之士，为了说服异国君主，需要了解其语言和文化，并对其思想进行“转述”和“阐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早期的意义传递。 而真正将翻译活动推向一个更高层次的，当属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从汉代开始，佛教经典的翻译便如同一场浩大的文化工程，持续了数百年。这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思想的碰撞与融合。无论是东晋时期的竺法护，以其“精通经论，译出百余卷”，还是南北朝的鸠摩罗什，以其“汉译佛典中最善者”，他们不仅是文字的搬运工，更是文化使者，将佛陀的智慧带入中国，并在这一过程中，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哲学、艺术和思维方式。 这一时期的翻译，受限于当时的语言学理论和翻译工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译者们往往需要凭借惊人的语言天赋、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对原文精神的精准把握。翻译的策略也并非一成不变，有时为了让中国读者更容易接受，会对经文进行意译、解释，甚至补充。这种“意译”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佛学独特的本土化面貌。 同时，古代中国的翻译也并非仅限于宗教领域。外交活动中，如汉朝与西域各国、唐朝与周边民族的交流，都离不开翻译的参与。使臣、商旅、乃至艺术家和工匠的往来，都催生了对翻译的需求。虽然这些记录可能零散，但它们都构成了古代中国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环，也为后世的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素材。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翻译的文献，很多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多是那些保存下来的佛教经典、史书中的零星记载，以及一些地方志中的片段。但这些零星的光点，已经足以让我们窥见古代中国翻译活动的原貌，以及其在早期跨文化交流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这些早期的翻译实践，以其质朴却深刻的方式，为后世的翻译理论奠定了初步的认知基础，尽管彼时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但其背后蕴含的对语言、文化、以及思想传递的探索，却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文字转换。 二、 时代洪流中的变革：近代翻译的兴起与理论的萌芽（1840-1949） 鸦片战争的炮火，不仅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局面，也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将中国推入了全球化的洪流。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以及其先进的科技、制度和思想，如同重锤一般敲击着古老中国的肌体。在这一剧烈变革的时代，翻译不再是零星的文化偶遇，而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迫切需求。 1840年之后，中国涌现出大量的翻译活动。首先是科技翻译。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工业制造，一批批的中国学者和官员开始翻译西方的科学技术著作。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期间，便命人翻译了《四洲志》，了解世界地理；魏源的《海国图志》更是集结了大量西方资料的翻译和整理。洋务运动时期，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机构，成立了专门的翻译部门，翻译了大量的工程技术、军事学、化学等方面的书籍，为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政治、法律和经济思想的翻译。随着西方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的引入，关于民主、共和、宪法、资本主义等概念的翻译和介绍，成为思想界关注的焦点。梁启超、严复等思想家，通过翻译西方哲学、政治学著作，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斯宾塞《社会学研究》）、《原富》（亚当·斯密《国富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引发了对中国社会制度和未来道路的深刻反思。他们不仅是翻译者，更是思想的启蒙者，他们选择翻译哪些著作，如何翻译，都蕴含着对中国命运的思考。 再者是文学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引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视野，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范式。林纾、王寿昌翻译的《茶花女》、《巴黎圣母院》等，让中国读者第一次接触到西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随后，鲁迅、茅盾、叶圣陶等新文学作家，也积极参与外国文学的翻译，他们翻译的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等作品，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一时期，翻译理论也开始在中国初步形成。虽然尚未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许多翻译家和学者，在翻译实践中，已经开始思考翻译的原则和方法。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成为中国翻译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理论贡献。“信”强调忠实原文，“达”要求表达流畅，“雅”则注重译文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这三个字，不仅是对翻译质量的界定，更体现了翻译过程中的难度与追求。 与此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的文本，也出现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例如，在科学技术翻译中，强调精准和规范；在哲学著作翻译中，更注重概念的辨析和思想的传达；而在文学翻译中，则强调情感的传递和艺术风格的再现。 这一时期的翻译家们，如同一群在时代洪流中摸索前行的船夫，他们以翻译为舟，载着西方的知识、思想和艺术，艰难地驶向中国。他们面临着语言的障碍、文化的隔阂、政治的动荡，以及自身知识的局限。然而，正是他们的努力，为中国的现代化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也为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不仅仅是在翻译文字，更是在翻译一个全新的世界，和一种全新的可能性。 三、 理论的体系化与实践的多元化：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发展（1949年至今）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翻译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在国家建设的宏大背景下，翻译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使命，其规模、范围和理论研究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一） 翻译理论的深化与体系化 随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翻译理论的研究也逐渐走向深入和系统化。早期，受苏联翻译理论的影响，强调“直译”和“词对词”的翻译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治、经济、科技文献的准确传达。然而，随着实践的深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单纯的直译无法完全传达原文的精髓，特别是在文学、哲学等领域。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翻译界迎来了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时期。各种翻译理论流派在中国蓬勃发展，包括： 目的论（Skopos Theory）： 强调翻译的目的是服务于译文受众的功能需求，而非仅仅忠实于原文。这一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和应用，尤其在商业翻译、法律翻译等领域。 描述性翻译研究： 关注现实中的翻译行为，通过对大量翻译文本的分析，揭示翻译的实际运作规律，为翻译实践提供经验性指导。 文化翻译理论： 强调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中介作用，关注翻译对目标文化的影响，以及如何处理原文中的文化负载。 功能对等理论： 由尤金·奈达提出，强调译文在功能上与原文的对等。这一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应用，并在不同语种的翻译实践中得到了细化。 翻译接受美学： 关注译文在目标读者中的接受情况，强调翻译的审美维度。 此外，国内学者也对一些经典的翻译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本土化研究，如对“信、达、雅”标准的再解读，以及对“忠实”和“自由”的辩证关系的探讨。翻译本体论、翻译心理学、翻译批评等分支领域的兴起，也使得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更加多元和细致。 （二） 翻译实践的广度和深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翻译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政治、经济、科技翻译： 在国家建设的各个时期，政治、经济、科技文献的翻译始终是翻译工作的重点。从早期的工业建设、科技引进，到改革开放后的对外经济合作、国际科技交流，大量的翻译工作支撑了国家的发展。党政机关、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都设有翻译岗位，或委托专业翻译机构。 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迎来了新的繁荣。中国文学“走出去”和外国文学“引进来”齐头并进。大量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文学风貌；同时，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学作品也被源源不断地翻译介绍到中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读者的阅读视野。 新闻翻译： 随着中国在全球信息传播中的角色日益重要，新闻翻译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国内外新闻机构、媒体平台对新闻翻译的需求巨大，这要求译者具备快速反应、准确理解和流畅表达的能力。 法律、商务翻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蓬勃发展，法律、商务翻译的需求呈爆炸式增长。合同、协议、法律法规、市场分析报告等各类文件的翻译，成为翻译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多媒体与本地化：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多媒体翻译、游戏本地化、软件汉化等新兴翻译领域不断涌现，对译者的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译者不仅精通语言，还需熟悉相关技术和行业知识。 口译： 口译在国际会议、外交谈判、商务洽谈、科技交流等场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声传译、交替传译等高难度口译形式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口译人才。 （三） 翻译人才培养与行业发展 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翻译需求，中国加大了对翻译人才的培养力度。高等院校纷纷设立翻译专业，培养专业的翻译人才。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的设立，更是标志着中国翻译教育向专业化、职业化迈进。 翻译协会、翻译学会等行业组织在协调行业发展、规范行业行为、推动学术交流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行业标准的建立、翻译职业资格认证等措施，也正在逐步完善，以提升翻译行业的整体水平。 （四） 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展望 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翻译事业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如高端翻译人才的短缺、翻译质量的参差不齐、翻译技术的应用与创新、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瓶颈等。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全球化进程的深入，翻译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将深刻改变翻译的生产方式。中国翻译事业将在理论创新、实践拓展、人才培养、技术融合等方面，继续向前发展，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增进人类文明互鉴做出更大贡献。 四、 翻译的边界与未来：跨越语言的文化对话 当我们回望中国翻译史，我们会发现，翻译从来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它更是一种跨越文化鸿沟的努力，一种增进理解的桥梁。从早期笨拙却充满勇气的尝试，到近代理论的初步构建，再到当代体系化的繁荣，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以及对自身文化的反思。 翻译在历史的长河中，扮演了引进者、传播者、融合者以及创造者的多重角色。它不仅将外部的知识、思想、艺术带入中国，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更在这一过程中，催生了本土的创新和发展。从佛经的翻译催生了中国佛教的本土化，到西方文学的引入启发了中国新文学的创作，翻译始终是中国文化自我更新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当代中国，翻译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除了传统的笔译和口译，我们看到数字翻译、人工智能翻译、跨媒介翻译等新兴领域蓬勃发展。社交媒体的兴起，让普通人也能参与到翻译的活动中，形成了一种“众包翻译”的模式。而随着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故事”如何被更准确、更生动地翻译出去，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这不仅要求译者具备高超的语言能力，更需要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并能以目标文化易于接受的方式进行表达。 未来的翻译，将更加强调文化敏感性、语境理解和跨文化沟通能力。人工智能虽然能在效率和便捷性上提供巨大帮助，但人作为翻译主体，其在理解复杂语境、把握情感 nuances、以及进行创造性转化方面的作用，仍然是不可替代的。未来的翻译，将是人与机器协同合作，共同构建跨语言、跨文化的理解生态。 可以说，每一个伟大的翻译家，都是一座连接两个世界的桥梁。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模糊了语言的界限，拉近了文化的距离。中国翻译史，就是一部生动的跨文化交流史，它记录了中国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借鉴、融合，并最终形成自己独特文明的历程。而未来，翻译将继续在这一历程中，扮演更加关键的角色，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文明互鉴的重要力量。

评分☆☆☆☆☆

这本书的叙事节奏非常舒缓，像是在一步步引你走进一个迷雾缭绕的古代哲学花园，而不是快节奏的学术报告。我本来是想找一些关于翻译理论引入国内后如何本土化的具体案例研究，比如看看在特定领域（如经济学或自然科学）翻译是如何影响了中文术语的定型。遗憾的是，这本书更侧重于概念的“谱系学”追溯，它试图描绘出一条清晰的脉络，说明“翻译”这一概念本身是如何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而发生意义的位移和重构的。例如，它对“体”与“用”在不同阶段被翻译和理解的差异的分析，就非常具有启发性，这远比纠结于某个词汇的精确对译来得更有价值。不过，对于那些期待具体文本互文性对比的读者来说，可能会感到有些“不过瘾”。全书论证严密，逻辑链条清晰，但似乎过于注重宏观的理念构建，对具体的、生动的翻译实践的描绘相对克制，使得一些理论的落地感稍显不足，给人一种高屋建瓴之感，少了些泥土的芬芳。

评分☆☆☆☆☆

读完这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它成功地将“翻译”从一个被动的、工具性的行为，提升到了一个主动的、能动的文化建构领域。我原以为会看到大量的翻译规范、译者守则之类的“操作手册”，或者至少是大量对某几部经典译本（比如林琴南的通俗小说翻译，或者严复对“信达雅”的阐释）的细致文本剖析。然而，这本书的野心显然要大得多。它聚焦于“思想”本身，探讨的是翻译观念是如何在中国知识界生根、发芽、分化，乃至彼此冲突的过程。作者似乎更热衷于挖掘隐藏在译介活动背后的形而上学预设：中国人到底如何看待“异质”的知识？我们是通过翻译来“填补空缺”，还是通过翻译来“重新定义自身”？书中对“失语”与“获得”这一对辩证关系的论述极其精妙，它揭示了每一次重大的翻译思潮背后，都对应着中国社会对自身定位的一次深刻反思。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穿透力极强的理论分析，它让我对过去那些似乎理所当然的“进步”有了更审慎的审视，尽管某些论证的跳跃性略大，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思想史基础才能完全跟上节奏。

评分☆☆☆☆☆

我对这本书的装帧和印刷质量非常满意，纸张质感上乘，阅读体验极佳。内容上，我原本期望它能更深入地探讨现代翻译研究中，那些关于“文化挪用”与“忠诚观”的激烈辩论是如何在中国早期翻译者之间萌芽的，特别是那些关于“翻译的政治伦理”的讨论。然而，这本书更多地将精力放在了对“翻译是何物”这一本体论问题的追问上，它试图构建一个关于中国翻译思想的“元叙事”。作者对早期思想家们在面对西方知识体系时的那种“被动中的主动”状态的把握，颇为精准，尤其是对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文化担当的刻画，令人动容。但坦白说，它在方法论上的选择，使得很多有趣的、关于译者个人风格和创作选择的微观史料被轻轻放过，似乎更热衷于描绘思想的共振与断裂，而非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这导致全书的论述更像是一幅精美的思想地图，而非一叠充满汗水和墨渍的田野调查笔记。

评分☆☆☆☆☆

这本书的视角非常独特，它不像一般的翻译史那样按照时间线或地域进行机械罗列，而是试图挖掘一套隐藏在历代翻译活动背后的“思维模式”。我原本想了解更多关于二战前后，翻译界在意识形态压力下，如何进行自我调适和规避风险的具体策略，比如在特定敏感词汇上的迂回处理。然而，这本书并没有提供太多关于“策略规避”的实操细节。相反，它将讨论的焦点引向了“翻译行为本身是否构成了对既有世界观的颠覆”。作者对“翻译即阐释”这一命题的长期耕耘，使得全书充满了哲学思辨的色彩。这种深度无疑是令人钦佩的，它迫使读者去思考，我们今天所接受的许多翻译观念，其根基是否依然是几代前辈在特定历史关头所建立起来的。唯一的遗憾是，在处理跨文化交流的复杂性时，有时候感觉作者对某些西方理论的引用略显生硬，没有完全实现本土语境的深度融合，读起来略微有些“引进来”的痕迹，而缺乏真正的“消化”。

评分☆☆☆☆☆

这本书，坦白讲，我原本是冲着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实践去的，想着能找到一些关于晚清到民国时期那段翻译先驱们如何应对西方思潮冲击的具体案例和文本分析。结果发现，这本书的重点似乎完全不在那些我预想中的技术细节或具体译本的考证上。它更像是一部宏大的思想梳理，把翻译活动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文化、哲学乃至政治光谱中进行审视。比如，它花了大量篇幅去探讨“译介”与“改造”之间的张力，那种对本土文化主体性保持的警惕与渴望融入世界潮流之间的纠结，描述得非常深刻。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梳理不同流派时所展现出的细腻区分，比如对于功能主义和目的论早期形态的辨析，那种对术语演变的敏感度，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概念是如何被塑造起来的。虽然我对这些宏观的哲学探讨有时感到略微抽象，但作者总能巧妙地通过引述早期思想家的只言片语，将其拉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避免了纯粹的学院派空谈。总体来说，它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近现代思想变迁的全新视角，只是对于期待“工具箱”式的翻译技巧讲解的读者来说，可能会有些许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