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的隐暗面:识字教育、地域性与殖民化(第二版)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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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美国] 瓦尔特·米尼奥罗 著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66144

版次：2

商品编码：11847107

包装：平装

丛书名： 培文书系·人文科学系列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1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92

字数：540000

编辑推荐

　　《文艺复兴的隐暗面：识字教育、地域性与殖民化（第二版）》为作者的成名作，自1997年出版以来获得包括现代语言协会颁发的Katherine Singer Kovacs Prize在内的多项大奖，在西方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其研究方法值得国内学界借鉴。

内容简介

　　《文艺复兴的隐暗面：识字教育、地域性与殖民化（第二版）》分三部分：语言殖民、记忆殖民、空间殖民，将文学、符号学、历史学、地图学和文化理论融合到一起，考察了语言在新大陆殖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探讨了书写、社会组织与政治管控之间的关系、欧洲识字教育在殖民过程里的核心作用，展示了通过语言来征服和毁灭的过程及其影响。
　　《文艺复兴的隐暗面：识字教育、地域性与殖民化（第二版）》荣获1996年现代语言学会（MLA）凯瑟琳?辛格?科瓦奇图书奖（Katherine Singer Kovacs prize），书中内容挑战了对新大陆历史的惯常理解，为新殖民与后殖民研究带来了灵感，揭示了文艺复兴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作者简介

　　瓦尔特·米尼奥罗（Walter D. Mignolo，1941— ），阿根廷符号学者，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文化人类学系和罗曼语言文学系教授，全球研究与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世界和殖民世界，探究全球殖民性、知识的地缘政治、边界思考、多元性等概念。代表作品：《文艺复兴的隐暗面》（1996）、《拉丁美洲的概念》（2005）

目录

目?录

中文版序
序 言
导? 论?为描述自我而自我描述：比较研究、差异与多主题阐释学

第一部分?语言的殖民化
第一章 内弗里哈在新大陆：文艺复兴的语言哲学和西方识字教育的拓展
第二章 读写文化的物质性：语音链、书写符号和符号载体

第二部分?记忆的殖民化
第三章 无字的记录及为没有历史的人民著史
第四章 文类作为社会实践：历史、百科全书及知识与理解的界限

第三部分?空间的殖民化
第五章 可移易的中心：族裔性、几何投影及共存的地域性
第六章 将美洲放入地图：制图学与空间的殖民化

后? 记?论现代性、殖民化和西方主义的兴起

注 释
参考文献
重思《文艺复兴的隐暗面》：第二版后记
中西人名地名对照表

前言/序言

中文版序
2015年的世界秩序/失序似乎与欧洲文艺复兴并无多大关联，特别是对中国读者来说。读者或许要问：欧洲文艺复兴与中国的千年历史和记忆究竟有什么关系？倘若想给这个复杂问题提供一个初步而简单的回答，我们或可这样说：当欧洲文艺复兴出现时，今天的“欧洲”和“西方文明”的概念也跟着兴起了。可以说，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并不存在所谓的“西方文明”。古希腊罗马远未建成统一的文明。直至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拉丁文才遇上古希腊文，在阅读古希腊哲学方面，基督教学者直到此时方能跟穆斯林学者一较高下，而在此之前，穆斯林学者和知识分子早已开始了译解古希腊哲学的工作（如伊本·西拿［Ibn Sina］，980年生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1037年殁于今伊朗哈马丹；安萨里［Al-Ghazali］，1058年生于今伊朗图斯，1111年殁于图斯；伊本·鲁什德［Ibn Rushd］，1126年生于西班牙科尔多瓦，1198年殁于摩洛哥马拉喀什）。有两条线索都可以追本溯源回到古希腊：一条是从波斯文、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向上追溯，另一条则是从拉丁文和基督教向上追溯。
十年研究最终汇集成本书，为的是更好地理解西班牙帝国的形成和扩张。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需要理解意大利文艺复兴，因为在十字军东征受挫之后，正是文艺复兴给西方基督徒带来了思想工具，树立了向外肆意扩张的野心。因此，我不仅关注美洲（当时称为“西印度”），也瞩目“东印度”（即当时的亚洲），因为亚洲才是哥伦布梦想抵达的地方。1529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君主签订了《萨拉戈萨条约》（Treaty of Zaragoza），亚洲成为“东印度”。假如你在思忖“东方主义”来自哪儿，你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但不论如何，正是在搜寻那些朝罗马以东地带旅行的传教士们（西方基督徒之所以属于西方，是因为他们居住在耶路撒冷以西，罗马就坐落在西侧）的事迹时，我发现了利玛窦的地图和他的故事。而也正是因为这一发现，并在读过利玛窦讲述他如何调整地图布局之后，我才下定决心像现在这样安排本书的整体论述方式。利玛窦觉察到，明朝士绅对观看陆地和海域的欧洲视角不甚快慰。在这些明朝士绅眼中，中国理应端居世界中心。利玛窦意识到他们的想法也可以成立，不过他并未放弃继续向他们灌输自己的观点。利玛窦的做法是，保持地图原有样貌，将中国挪移到更接近中心的位置，而不是先前地图上的右上角。这一关键决定引发的后果，我在第五章“可移易的中心”里有详细分析。第二章“读写文化的物质性”依从同样的逻辑，聚焦于原住民“智者”（Tlamatinime，阿兹特克王国里有学识的人——他们的领袖称为Tlatoani，意为“善言辞者”）。论述背后的逻辑就是在这个遭遇时刻决定的：从非欧洲视角审视欧洲文艺复兴。
哥伦布向往着到亚洲去是有理由的，但在同一时期，生活在亚洲（中国、印度、日本）的人们却没有兴趣前往耶路撒冷的西南方即今日欧洲。丝绸之路延伸到意大利地中海沿岸，这里是古通道上最后也是最远的一站。而在别的地方还有不少激动人心的停泊点和贸易站：如印度洋、波斯、阿拉伯，比起住在意大利西北方和意大利西部（热那亚、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是三个主要中心）的野蛮人，这些文明地区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吸引亚洲人前往今天的欧洲，可是亚洲却有不少事物激荡着今天西欧土地上那些居民的心智。
在那几个世纪里（11—13世纪），中国始终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精妙深奥的文明。当马可·波罗（1254—1324）在13世纪末穿越亚洲大部分领土最终到达中国时，他正怀着这个念头。这一时期的欧洲正在经历后来被文艺复兴学者命名为“中世纪”（介于古希腊黄金时代和欧洲文艺复兴之间）的晚期阶段。当时还是十字军东征时期，在意大利出现了三个商贸中心：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假若让我们在1500年之前进行一次环球巡游，那么请记住，世界上还曾有过非洲诸王国、古埃及王国和波斯沙赫王国（Shahanate，注意不是帝国！）、奥托曼苏丹国（Sultanate, 注意不是帝国！），以及南美安第斯地区的印卡[1]王国（Incanate）和墨西哥谷地的阿兹特克君主国（Tlatoanate）。简而言之，当时的世界秩序是多重中心的、非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词库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经济类型那时还不存在。“资本主义”这套制度（经济殖民或经济积累、投资扩大再生产）也未发明。资本主义出现在16世纪的十字路口上，当时欧洲“发明”了美洲，开始大量攫取土地，大规模挖掘金银矿藏，在加勒比海岛及大陆上发展种植园经济。劳动力、土地及种族主义是工业革命之前推动新经济形态出现的三种要素。正如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种族主义是一种对非欧洲人种进行人群划分和排序的制度（例如，美洲原住民［Pueblo Originario］被西班牙人称作“印第安人”，遭受奴役命运的种族众多的非洲人则被欧洲人笼统地叫做“黑人”）。种族主义是那些分类者的认知操作，他们掌握着知识（语言、机构、人员），相对于被分类的非欧洲人，分类者把自己摆在“人类楷模”的位置上。
进入18世纪，种族划分体系再获更新。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根据人们的肤色及其分布的大陆提出了分类法（请记住，当时人类迁徙的速度还相当缓慢，蒸汽船和铁路尚未发明，两者均是工业革命的产物）：黄种人在亚洲，黑人在非洲，红种人在美洲（指新大陆上红皮肤的“印第安人”），白种人在欧洲。不久之后，康德（Immanuel Kant）根据林奈的划分又对其进行了排序：印第安人和黑人处在序列底层，黄种人居其上，白种人则在序列顶端。分类和排序都由白种人完成，他们具有生存优势，与此同时，他们既是被分类人群的成员，也是唯一能进行划分的人群成员。大约一个世纪之后，19世纪中期，中国历史被鸦片战争打断，英国直接挑起战端，法、美从旁支持。三个半世纪里，从16世纪到19世纪中期，西方文明这个直到1500年之前还不存在的文明，着手自我塑造并在自我塑造的过程里介入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事务中去。从1500年到2000年，出现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1500年以前的那个多中心世界，在过去五百年间变成一个单一中心的世界。欧洲文艺复兴和16世纪大西洋商贸圈的确立，是西方文明单极主义和霸权的历史基础。中国从未像印度那样被完全殖民，但它却也未能逃逸于殖民性（coloniality）。殖民性得名于殖民主义（殖民主义对应着几个历史时刻），进而指出了所有西方殖民主义背后的逻辑，从西班牙殖民主义到荷兰、法国、英国，直至美国殖民主义，概莫能外。
时值2000年，有迹象表明，从1500年跨越至2000年的世界秩序发生了某种急剧转变。到了2015年，这一迹象愈发明显。许多记者、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都在谈论“多极世界秩序”。但我们却未必能够重返1500年之前的多重中心世界，因为多极世界是资本主义世界，1500年以前的多中心世界则是非资本主义世界。反对者言道：倘若世界仍然奉行资本主义制度，又怎能成为多极世界？俄罗斯、土耳其或印尼是否也在奉行资本主义制度？中国是不是正在变得像美国或德国一样？1990年代初，据说是比尔·克林顿说出了这句名言：“这一切都是因为经济，傻瓜！”现今这句格言已经变成“这一切都是因为政治，傻瓜！”鉴于中国经济增长，金砖五国出现，土耳其和印尼崛起，这些国家似乎可以脱钩于西方国家的机构和指令。所谓“西方”，我指的是建立在欧洲文艺复兴这一历史基础之上的文明，这一文明将欧洲人所谓的“新大陆”（后称“美洲”）纳入世界版图。倘若将1500—2000年这个阶段描述为“让1500年之前的多中心世界实现西方化”的进程，那么我们也可以将大约开启于2000年的动向描述为“世界去西方化”的进程，其中既包括从前多中心世界秩序的重新浮现，也包括将其转化为多极世界秩序的趋向。但请记住，第一种世界秩序是非资本主义的，第二种世界秩序则属于资本主义。简而言之，这就是我看待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历史的方式，这一历史进程总是与西方化推动的现代/殖民世界缠绕在一起。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虽然它不一定会直接影响当下中国，但它对世界秩序、对我们这个星球上现在与未来的生命及和谐却是极端重要。1500—2000年间，极力维护领导权和特权的西方化（及当前美国和西欧国家所极力推行的动议），主要体现为主流媒体所支持的国家间政治及经济关系。这里我所谓的“支持”，指的是媒体总是与国家和经济政策纠葛在一起，不管究竟是支持抑或是批判这个或那个竞争者。我这样说是想强调：在国家间政治、经济政策范围之外，还有生命问题和其他很多议题，主流媒体制造出雾障，就是要让人们笃信，媒体所讲的就是全部。贯穿西方化的五百年（欧洲文艺复兴加帝国扩张），导致最终出现了一种新的治理结构，它在今天被描述为“权力的殖民模式”（colonial matrix of power）[2]或者是被缩写作“权力的殖民性”。假如说帝国扩张的逻辑及殖民性就隐藏在现代性的叙事与承诺背后，那么，对现代性的不满回应就贮存在反抗与重现浮现的逻辑当中。我们称后者为解殖民性（decoloniality）。
解殖民性与1955年万隆会议的双重遗产有关。2015年是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4月24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领导人出席了纪念活动。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政治变化由此显露出来。1955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率队，作为亚非二十九国代表之一，参加了万隆会议。但是，周恩来的出席，其中并非没有张力。万隆会议的口号是：拒斥资本主义，也不要共产主义，而是要走去殖民化的道路，而周恩来则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总理。当时苏联并未受邀，其中缘故可能与苏联对外政策有关，也可能是因为从印尼的视角来看，苏联更接近于一个欧亚国家，而非单纯的亚洲国家。然而，领导人出席60周年纪念仪式，这预示着世界秩序发生了结构性转变。
1955年正是冷战初始阶段。万隆会议的口号“不要资本主义也不要共产主义”，表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渴望脱离冷战期间相互竞争的西方意识形态。去殖民化是当时“第三世界”国家所展望的道路。但是这种世界秩序已然终止。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我们，已不再处于冷战的第二阶段，就像常可从自由主义媒体和西马知识分子那里听闻或读到的那样。这个观点已经站不住脚，现今的世界秩序已不再是“三个世界”的世界秩序。中国也不是“亚洲道路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the Asian way）。美国和欧盟（特别是德国、英国和法国）属于“西方道路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用这个词来指称经济积累和投资扩大再生产）在今天遍及全球。但资本主义暗地里却统御了一切的意识形态，已不再受控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描述的是“西方道路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目标及展望。在印尼、土耳其和印度（印度恐怕是一个最模糊的例证），正在浮现出来的是资本主义和重塑中的本土观念与价值体系，其中还混杂着西方世俗化的观念和价值体系。情况就是这样。中国的儒学复兴牵扯到多个层面（从国家到“公知”之间的论争），印尼的潘查希拉思想（Pancasila）也面临类似情况，奥托曼苏丹国留给土耳其的遗产颇为丰富，伊斯兰教对伊朗的影响犹存，人们还在讨论从伊朗延伸到东南亚（马来西亚及印尼）的通道，这些国家远未采取什么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或基督教的国家哲学。就连新加坡也很难算是一个新自由主义国家。除了在政府-社会关系上有着所谓“新自由主义道德”的表述，我认为新加坡无疑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却未必是一个新自由主义国家。
以强政府为例，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不会对其表示支持。实际上，大多数打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名而推行同质化的带有破坏力的目标，并不在（或可能不在）新加坡实行。就这一点而言，经济和政治就该被拆解开。新加坡是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愿意，也可称为金融资本主义国家）不假，无疑它也会施行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新自由主义不仅仅是经济政策：它还是一种试图将整个世界置于西方（核心欧洲［德法英］加美国）之下，或者说置于西方文明保护伞之下的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在这里分道扬镳。“要资本主义，不要新自由主义。”你可以在世界公众论坛（World Public Forum）上不断听到这个被众人所分享的信条[3]——参加公众论坛的主要是各国政要与外交界人士、学者与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来自亚非国家。新自由主义无疑被这两大洲的许多政府所采纳，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大洲在政治上已然新自由主义化。诚然，这些国家的经济领域内充斥着资本家，但在其政治领域却几乎没有新自由主义施展的空间。
正因如此，我才持续关注中国和西方有关儒学的论争。由于不懂中文，我的阅读仅限于中国作者的译作。我从殖民性（或权力殖民模式）的历史来阅读这些论争时有如下发现：西方扩张的方式不仅仅是经济、政治、军事的。它主要发生在认知层面（即理解知识和创造知识的原则），没有这种（神学和世俗的）认识论，就不可能设计和实施政治、经济、军事扩张，并说服众多西方人（使用古希腊文、拉丁文和现代欧洲殖民语言的人们）相信，他们是普世历史当中占据优势的存在；普世历史就像魔法表演一样，将欧洲置于空间中心和当下时刻。这就是黑格尔提出的那套有力的虚构叙事。这套知识建立在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基础上，建立在古希腊罗马历史的基础上。欧洲人就此假设，他们自身的区域历史就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蓝图。当我遇上利玛窦地图并且研究了阿兹特克人对西班牙征服者及传教士的回应时，我意识到，不管是中国人还是阿兹特克人，都不必也没有义务回溯到作为欧洲文艺复兴基础的古希腊罗马历史中去寻找自己的位置。
就此我还想到，数以百万计的受奴役的非洲人，撒哈拉以南的众多非洲居民，他们同样不必也无须与古希腊罗马发生联结。即便伊斯兰哲学家曾经翻译过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但也是将其转译成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而非拉丁文。所以阿拉伯及波斯与古希腊的关系是另一个故事，它属于阿拉伯及波斯人民的本土历史，而不属于罗马帝国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本土历史。因而，对我来说，现在的问题就变成无须在儒学论争中选边站队，转而应该强调这一动向是去西方化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西方观点是要让整个世界放弃自己的地方历史，融入欧洲的地方历史；与其说这是一种理念，不如说是一场梦，而全球绝大部分人口（除了众多西方人）早已从这场幻梦中醒来了。
上述文字都是为了解释万隆会议的遗产。自从1960年代之后，万隆会议的遗产走上了三个不同方向。会议之后即刻产生的方向是不结盟运动（NAM）[4]：该运动形成于1961年，号召以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第一世界）和共产主义（第二世界）。民族主义替换了万隆会议对去殖民的关注。或者说得更好些就是，第三世界去殖民斗争将民族主义当做去殖民的结果：解放就意味着摆脱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第二个方向是去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去西方化又沿着三条不同的轨迹发展：第一条轨迹是在哲学与宗教方面，第二条轨迹是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第三条轨迹是在艺术与文化方面。
哲学与宗教方面的去西方化，在时间上与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同步。贾拉勒·艾哈迈德（Jalal Al-e-Ahmad）的《西方毒化：一场来自西方的瘟疫》（Occidentosis: A Plague From the West）写于1960年代初期，但却直到伊朗革命结束后才得以正式发行。[5] 1970年代中期，穆罕默德·纳吉布·阿塔斯（Muhammad Naquib al-Attas）写出了《伊斯兰与世俗主义》（Islam and Secularism，1976）一书，其中有一章专门讲述“知识的去西方化”。[6]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去西方化出现在1960年代晚期至1970年代。1960年代晚期李光耀在新加坡、1970年代末邓小平在中国，都调整了国家政策，借用经济积累手段，出台了一套非西方（或曰去西方化）的国家政策。然而，在日常进程当中，去西方化进程就没有如此的简单明了了，因为西方化毕竟已经推进了五百年（兴起于文艺复兴晚期、征服和殖民新大陆及大西洋商贸圈的出现）。[7]
不过，到了2015年，毋庸置疑，中俄两国都在推进更加强有力的去西方化政策：一方面是中俄合作，另一方面是金砖国家合作。海湾国家文化（包括艺术、博物馆、双年展）方面的去西方化现象十分突出[8]，新加坡的亚洲文明博物馆在这方面也很引人注目。[9]我想说的是，第二、第三条轨迹更加清晰地属于万隆会议的遗产。（哲学与宗教方面的）第一条去西方化轨迹则似乎与其没有直接联系。不过有许多标识显示，其中也隐含着一定关联。1955年万隆会议在印尼举行，而阿塔斯则是在马来西亚完成他的著述。苏加诺（Bung Sukarno）在开幕演说里明确地陈述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有色人种召开的国际大会。以色列在会上备受谴责，基督教也不是与会领袖和组织者们分享的宗教。可以说，由于万隆会议提出的种种目标之间就存在不直接勾连的关系，因此其中的去殖民化才导向了民族主义，其中的去西方化则导向了知识的伊斯兰化。
那么在今天，去殖民化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对此我有如下评论：冷战转化成为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去西方化，从而给文化与认知方面的去西方化（通过艺术、双年展、博物馆，如第11届沙迦双年展、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亚洲文明博物馆）创造了条件。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政府、经济、国家间关系领域。与此平行的是，不同脉络下知识的去西方化（伊斯兰化是其中之一）与解殖民性则发生在政治社会领域，这项计划试图从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文化之中脱离出来。在这一领域，万隆会议的遗产就是与国家脱钩，去殖民化（此即万隆会议提出的计划，当时许多亚非国家正在进行去殖民斗争；去殖民意味着由土地上的原住民控制国家）就此演进成为解殖民性。
解殖民性基本上是一个伦理、政治、认知上的计划，它既要求摆脱政治经济角度的西方化/再西方化（美国和欧洲为维持世界领导权而采取的行动），但又不同于去西方化（中国、俄罗斯、金砖国家、土耳其、印尼试图摆脱西方控制而采取的行动）。提出这样的表述后，现在的问题就变成：如果不去斗争“夺取国家政权，实现经济的社会化”，解殖民性还有没有可能实现？答案是，解殖民性是避免再次落入去殖民化陷阱的唯一可能性，所有成功的去殖民运动都控制了国家政权，但却仍旧保持了西方化的政治经济体。其结果便是，我们目睹了埃及、突尼斯、叙利亚、利比亚的现状。我们必须想象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使人类摒除消费主义，抛弃那种相信竞争和经济增长是通向和谐与幸福生活形态的必由之路的观点；为这样的新生活方式而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就此而言，现存的任何一种国家形态都不可能包容这样一项任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只能督促政治社会（其中自然包括学院学者、新闻人、知识分子、行动派，此外还需要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民在大学之外创造出来的新知识）携手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对于这一政治社会，万隆会议的宗旨可以归结为：不要西方化/再西方化，也不要去西方化，而是要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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