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中国通史教程:元明清时期(第3卷)》的出版,对于我们这些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近古史有浓厚兴趣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我记得我第一次翻开它的时候,就被那种宏大而又细致的叙事风格所吸引。它不像某些教科书那样,只罗列枯燥的年代和事件,而是仿佛一位学识渊博的老者,娓娓道来元朝横跨欧亚的恢弘气象,明代海禁与郑和下西洋的矛盾张力,以及清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必然性。尤其是对元代民族政策和官僚体系的剖析,视角非常新颖,它没有简单地将元朝视为“外族入侵”,而是深入探讨了蒙古统治者如何将草原上的治理经验与中原的儒家政治传统进行艰难的融合,这种复杂性的呈现,极大地拓宽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理解深度。读完第一部分,我对元史的认知不再停留在简单的征服与统治上,而是看到了一个动态的、充满内部张力的权力构建过程。书中对社会经济变迁的描述也极为扎实,比如手工业的发展、城市商业的繁荣,都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紧密相连,让人感受到历史的脉络是多么的清晰有力。
评分这本书的版式和图表设计也值得称赞。在阅读如此庞大的历史信息时,清晰的结构和辅助材料是至关重要的。我留意到,作者在关键的历史转折点,比如元末农民起义的高潮时期,或是明清交替之际,都会插入精心制作的表格,对比不同派系的首领、他们的主要诉求以及最终的结局。这些表格不是简单的信息堆砌,而是对复杂史实的精准提炼。它们像导航灯一样,帮助我在浩瀚的史料中迅速定位核心问题。此外,书中对地理信息的运用也非常到位,通过附带的地图,我对元代行省制度的建立,以及清代疆域的奠定过程有了具象化的理解。我甚至将其中关于清代内阁与军机处的权力变迁图抄录了下来,因为它完美地解释了皇权如何在新设机构中实现对文官集团的有效制衡。这种重视“可视化学习”的编撰理念,极大地提升了学习效率,让枯燥的制度史变得生动起来。
评分对于我这样一名对清代中后期历史特别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部教程的价值简直是无可估量。它对“康乾盛世”的梳理,绝非是简单的歌功颂德。作者以一种近乎冷静的笔触,展现了帝国晚期那种看似繁荣实则潜藏危机的复杂图景。我对书中关于人口爆炸与人地矛盾激化的章节印象最为深刻。它清晰地展示了粮食产量提高带来的红利是如何迅速被无休止的分割和稀释,最终转化为社会不稳定的火药桶。更难能可贵的是,它将这一经济现象与闭关锁国政策、以及内部的官僚体系僵化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解释链条。每次读到关于嘉庆、道光年间社会矛盾的描写,我都能清晰地“看到”白莲教起义和后来的鸦片战争是如何从这些看似缓慢却不可逆转的结构性变化中萌芽的。这比那些只关注几次重大战役的通史读物要深刻得多,它让我们理解了历史的“内力”是如何推动大厦倾覆的。
评分说实话,我本来对手册类的教材是抱持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总觉得它们缺乏“故事性”,阅读起来如同啃干面包。但《元明清时期(第3卷)》彻底颠覆了我的看法。它的文字功底实在太出色了,行文流畅,逻辑严密,即使是初学者也能轻松跟上作者的思路。我尤其欣赏它在阐述明中后期社会思潮时的那种笔力。比如,在描述王阳明心学如何从精英哲学走向士绅阶层的普遍信仰时,作者没有用大段空泛的理论,而是巧妙地穿插了当时的文人信札和地方志中的记载,使得抽象的“知行合一”变得可感、可触摸。阅读这些部分时,我仿佛能感受到晚明士人那种在礼教束缚下寻求个体解放的挣扎与激情。再者,书中对明代宦官专权的分析也颇为到位,它没有简单地将权臣妖魔化,而是将其置于皇权衰弱、文官集团内部倾轧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这种多维度的历史观,让我对这段“黑暗历史”有了更公正的评价。这本书,确实做到了将学术的严谨性与阅读的愉悦性完美结合。
评分总而言之,这套教材的第三卷,以其磅礴的气势和对细节的精准把握,成功地为读者构建了一个立体、多层次的元明清世界。它不像很多二手著作那样,仅仅是在已有的观点上修修补补,而是明显注入了编撰者长期的研究心得和独到的学术洞察力。我特别喜欢作者在收尾部分对清代晚期“中体西用”思想的讨论,那种对历史遗产既珍视又不盲从的辩证态度,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引导我们思考,在面对近代化的巨大冲击时,传统是如何自我调适、如何失败,以及那些失败的尝试留给我们怎样的教训。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与其说是在学习历史,不如说是在进行一场与古人智慧的深度对话。它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知识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了一种探究历史真相的批判性思维,这是任何一本优秀的学术著作都应具备的特质。
评分总的来说,我对于京东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买了几次书了,美中不足的是部分书装帧不是很完美
评分系统性很强,分专题论述,不错的历史教材
评分非常好!
评分可以
评分系统性很强,分专题论述,不错的历史教材
评分内容详细、丰富,从中获益不小。
评分汉人、南人中的广大人民,备受蒙古、色目统治者以及本族中地主的压迫和剥削,是苦难最深重的人群。1294年,色目人在江淮以南一带,“将南人男女以转房乞养为名”,给价“诱致收养”,然后再到江淮以北“货卖作驱”。据当时被派往江西的监察御史的看法,“不一二年,良人半为他人之驱矣”。延韦占年问,兴和路(今河北张北县)驿卒佟锁住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原为江西吉安路泰和县人,七岁时被路过的骑兵抢掠带往北方,初被卖于刘家,居不数月,又被卖往更北的草地当牧奴,主人是蒙古人,给他取名字叫察罕,发给羊皮一袭,交给2 000余头羊放牧,告诫说“羊有瘠者、伤者、逸者、无故物故者,必挞汝!”开始放牧时,他年纪又小,要往返数十里,餐风饮露,见同伴牧奴中还有十几个与他命运相同的南方良家子,也是被贩卖去的。十六岁那年,因羊群发生死伤,自知难免受责,乃决意南逃,一路上忍饥挨饿,好不容易到兴和充当了驿卒①。像这样的经历,在汉人、南人中为数甚多。
评分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分化政策,目的是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地位,并未给普通的蒙古、色目百姓带来好处。元代蒙古、色目平民同样受压迫和剥削,贫苦的蒙古、色目人甚至被贩卖到异乡以至海外作奴隶。早在至元年间,即有蒙古人子女被当作商品,从泉州港贩卖到“回回田地里”去的记载。1303年元政府明文规定,对不畏公法将蒙古人口贩人番邦的人要严行治罪,并命令市舶司官员对出洋船只开航之际多用心检搜,发现“如有将带蒙古人口,随即拘留,发付所在官司解省”,这样严厉的规定,正反过来说明当时贩卖蒙古人口到海外的事态严重。1311年,河西地面的色目人站户因经受不住繁重的负担,加之天灾人祸而破家荡业,“致将亲属男女于权豪势要富实人家典买驱使,不能完聚”。1320年的情况表明,有回回、汉人、南人典买蒙古人子女的事实,以至在至治改元诏内有“诏书到日,分付所在官司应付口粮,收养听候,具数开申中书省定夺”的规定。
评分一、推行民族分化和压迫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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