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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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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1-27

图书介绍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ISBN：9787516809976

版次：1

商品编码：11997761

品牌：理想国（imaginist）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6-1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36

字数：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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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描述

编辑推荐

1. 首届非虚构写作大奖，当代乡村与中国*完整的文本《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首次集合出发——此次精装新版对图文进行了全面修订，增加梁鸿新序《给父亲》，并特邀陆智昌老师操刀设计，重磅出击。《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因其纪实性、文学性和社会性已成为国内非虚构文学的经典代表作。

2. 从“梁庄”出发，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代乡村与中国*真实的形象——《中国在梁庄》叙述的是作家与她的故乡，而《出梁庄记》则是中国的细节与观察。在梁庄，望故乡；出梁庄，见中国。在梁庄的本地人与出梁庄去外地的打工者原是不可割裂的统一体。此次关于“梁庄”*完整的文本，即《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两本书首次集合出发。

3. 附赠别册《梁庄》，特别收录关于“梁庄”议题的经典阐释——《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出版之后，围绕“梁庄”及其承载的“乡土中国”“当代中国”“乡村纪实”等话题不绝于耳。别册《梁庄》即收录了社会各界关于“梁庄”议题的经典阐释，包括《如何让乡村说出自己的声音》《出梁庄，见中国》以及作家本人关于“梁庄”议题的反思与讨论。

4.当代作家与她的故乡，情感的、个人的、文学的“梁庄”——“我思念我的故乡，思念大地、河流、村庄，思念与土地相关的时间与生活。”本书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社会调查个案，它是作者以梁庄女儿的身份，以文学的方式重新回归、书写自己故乡，找寻自己精神家园的尝试。

内容简介

作家梁鸿在其生命困顿匮乏之时，重返故乡，探访梁庄生活内部的驳杂与丰沛，叙述梁庄生命个体的迁徙与流转。前后历时五年，铸就《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关于每个人都在沦陷的故乡，关于每个流落在外的异乡人，关于早已隐没在时间长河中的温柔与哀痛。《中国在梁庄》，经过五个月的调查采访，还原了梁庄近四十年来的变迁史，记录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真实的生活场景和他们面对的现实困境：比如农村留守儿童的无望，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家庭的裂变，农民“性福”的危机……记录了中国的转型之痛、乡村之伤。《出梁庄记》是作家梁鸿继《中国在梁庄》之后集中书写离开梁庄去外地打工的父老乡亲生存状态的非虚构作品，由梁鸿探访10余座省市、400余位打工者，以200万字图文资料整理撰写而成，是“梁庄”范本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细节的观察。

作者简介

梁鸿，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研究。著有文学代表作《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神圣家族》等；学术著作《黄花苔与皂角树——中原五作家论》《新启蒙话语建构：〈受活〉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社会》《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等。曾获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首届青年作家以及《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度“中国娇子青年领袖”等。

精彩书评

在优美的散文抒写中读到了令人惊诧、震惊的中国现实；在残酷、崩裂的乡村中感受来自都市和欲望的社会挤压。这是一部具有别样之美的田野调查，又是一部与众不同的纪实文本，更是一扇认识当下中国独具慧眼锐思的理论之窗。从这里，正可以触摸今日中国与文学的心脏。

──阎连科

梁庄质疑、修正了关于农村的种种通行定见。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

——李敬泽

梁鸿老师将那个“隐形的中国”带入我们的视野。《出梁庄记》它推倒我们的傲慢，迫使我们去正视那个有血有肉却早已为我们熟视无睹的城市打工人群。令人疼痛的不是其中的残酷，而是整个社会——甚至包括承受者本身——在这些残酷面前的无动于衷。

——刘瑜

中国大地上有多少个这样的梁庄，有多少这样的梁庄人，他们从一个个微如细点，在地图上无法标志的小村庄涌入城市，改变着自己同时改变着中国甚至世界。可以找到一个词来形容这人类史上都少见的大流动和大迁徙吗？“漫游”显然已不合适，它太过于浪漫主义的诗情画意；“盲流”更不合适，它带有奇怪的偏见和有产者的自高自大。也许只能这么说，他们遵循着让人惊讶的强大的生命本能去完成自我和历史，即使被冰冷的历史搅拌机搅成一堆肉末，即使在我们的理论词典里找不到一个词来予以命名。

梁庄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范本。但正是在这个小小的范本中，我们得以窥见一个“看不见的阶层”。

——杨庆祥

我特别喜欢这两本书的书名：《中国在梁庄》以及《出梁庄记》，以“在”：在地和“出”：移动出走，梁教授简短有力地道出了当代中国的生命之根其实仍在农村——以“梁庄”作为缩影，以及人们又如何为了谋生存，而不得不走出“梁庄”——从农村流浪到各地去打工，因此无数真实而且动人的故事，就在这样的在地与移动出走之间悄悄诞生了。

——郝誉翔

当触及真实，写作者一定是走了*远。《中国在梁庄》把方死方生的生身村庄带到了我们眼前，让人触及到乡土中国当下促迫的呼吸。追随父老乡亲打工轨迹的《出梁庄记》，则让人想见《旧约》中的古老迁徙，提示今天的农民工处境有似在埃及的犹太人，但他们迁徙的路径上方并无上帝指引，只有一个不可靠的城镇化路牌，而在前方的城市里，也没有应许之地。

——袁凌

如果说《中国在梁庄》更像是一部长诗的序曲，那么，《出梁庄记》则更像是史诗的转折和展开。其转折和展开的不只是梁庄之外更广阔的地域——南阳、郑州、内蒙古、西安、北京、青岛、南方，而是更为复杂更为震撼更为广阔的现实生活场景，展现的是转型期中国应运而来的纷繁浩大的画卷，正由于其纷繁浩大，这部长诗便获得了史诗般的品质。

——聂震宁

获奖情况：
2012年国家图书馆第七届文津图书奖
2012年第二届朱自清散文奖
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
2010年度新浪十大好书
2010年度非常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图书奖
2010年度广州十大好书势力榜
第九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散文奖提名
《新京报》2010年度文学类好书
《光明日报》2010年度好书榜单
《北京文学》2010年度好文榜单
《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类十大好书

梁鸿文本中让我常常陷于无法自拔境地的，是作者每每从具体事件幡然而及的叩问。作者似乎是在有意地铺设场景，却在读者深陷其中后施之叩问。这时，我们的思索与结论已经无处逃遁。因为，这叩问，因作者对梁庄历史的深刻体恤而深邃，因其身体走出梁庄，而精神始终没有须臾离开而充满切肤之感，因在梁庄中国之外有北京中国的参照而富于时代气息，更由于一个学者、文学工作者长时间思考的磨砺而一针见血。

——2012年国家图书馆第七届“文津图书奖”授奖辞

梁鸿的《梁庄》以乡村人和离乡者的双重视角观察着乡村现实、回顾着乡村历史、瞻望着乡村未来，娓娓的讲述中流淌出不尽的忧伤，而叶落归根的决意更加重着忧伤的分量。梁鸿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讲述，让我们反思改造乡村的理念与方式，让我们思考那些古老的乡村秩序和乡村景观是否还有恢复的可能。梁鸿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故事和情感的真实。梁鸿以真实的力量引起我们的共鸣，让我们也同样地顾后和瞻前，忧虑和悲伤，困惑和迷茫。在心系母土的真实表述中，有着值得珍视的精神担当。

——2012年第二届“朱自清散文奖”授奖词

作为一位年轻学者，梁鸿走出书斋、走向故乡是为了使学术与言说回到坚实的土地与活的人生。现代背景中的故乡书写，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焦点之一，但《梁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仍显出迫切的意义。梁鸿以复杂多端的角色和角度，呈现当下的、具体的村庄，在忠直而谨慎的描述中，梁庄成为了认识中国乡土之现在与未来的醒目标本。

——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授奖辞

从《中国在梁庄》到《出梁庄记》，梁鸿为我们展现了当下发生在中国乡村的“数千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在这样的变局下，正是那些打工者的观念和经历，在重新构建着新的乡村生活和观念。他们是现代化冲击从城市向农村蔓延的中介，同时也是现代化在农村的诠释者。但是，身份上的尴尬和困境，令他们成功也好失败也罢，只能是现代化的被动接受者，却无法主动参与其中。于是，无论是打工者本身，还是他们带动变革的乡村社会，都在滑向一种病态，这种病态被梁鸿类比为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笔下的“呼愁”——一种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

——经济观察报

精彩书摘

《中国在梁庄》前言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都似乎没有意义。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持续地提醒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自己的心灵，与故乡，与那片土地，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

那片土地，即我的故乡，穰县梁庄，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在离开的这十几年中，我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它。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作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

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面？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又是从什么时候起，一想起那日渐荒凉、寂寞的乡村，想起那在城市黑暗边缘忙碌，在火车站奋力挤拼的无数的农民工，就有悲怆欲哭的感觉？这一切，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如何发生的？它包含着多少历史的矛盾与错误？包含着多少个生命的痛苦与呼喊？或许，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乡村的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也因此，一直有一种冲动，真正回到乡村，回到自己的村庄，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我希望，通过我的眼睛，村庄的过去与现在，它的变与不变，它所经历的欢乐，所遭受的痛苦，所承受的悲伤，慢慢浮出历史的地表。由此，透视当代社会变迁中乡村的情感心理、文化状况和物理形态，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中国乡村之间以什么样的关系存在？一个村庄如何衰败，更新，离散，重组？这些变化中间有哪些与未来、现代相联系，而哪些，是一经毁灭，就永远不会再有，但对我们民族来说又非常重要的东西？

2008年和2009年，利用寒暑假，我回到梁庄，中原一个偏远、贫穷的小村庄，踏踏实实地住了将近五个月。每天，我和村庄里的老人、中年人、少年一起吃饭说话聊天，对村里的姓氏成分、宗族关系、家族成员、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做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我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寻找往日的伙伴、长辈与已经逝去的亲人。当真正走进乡村，尤其是，当你不以偶然的归乡者的距离观察，而以一个亲人的情感进入村庄时，才发现，作为一个长期离开了乡村的人，你并不了解它。它存在的复杂性，它所面临的新旧问题，它在情感上所遭遇的打击，所蕴含的新的希望，你很难厘清，也很难理解。你必须用心倾听，把他们作为一个个，而不是笼统的群体，才能够体会到他们的痛苦与幸福所在。他们的情感、语言、智慧是如此丰富、深刻，许多时候，即使你这样一个以文字、思想为生的人也会震惊不已，因为这些情感、语言、智慧来自于大地及大地的生活。

海登·怀特在谈到历史学家所陈述的“事实”时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认识“事实”的“虚构性”，所谓的“事实”是由论者先验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所决定的。那么，我的“先验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苦难的乡村？已经沦陷的乡村？需要被拯救的乡村？在现代性的夹缝中丧失自我特性与生存空间的乡村？我想要抛弃我的这些先验观念（后来的调查表明，这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你的谈话方向无一不在显示你的观念，并试图引导你的谈话对象朝着你的方向思考），以一个怀疑者，对或左或右的观念保持警惕，以一个重新进入故乡密码的情感者的态度进入乡村，寻找它存在的内在逻辑。当然，这仍然只是一种努力，因为你必须要进行语言的“编码”，要把许多毫无联系的、没有生机的材料变成故事，要经过隐喻才能呈现给大家。这一“隐喻”过程本身已经决定，你的叙事只能是文学的，或类似于文学，而非彻底的“真实”。

当有人问我，你到底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任务？你的观点是什么？我顿时茫然且有些害怕起来。我的观点是什么？我努力地在脑海中搜索，乡村在今天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它折射出怎样的社会问题与发展问题？我并不认同很多论者的观点，认为乡村已经完全陷落，但是，它又的确是千疮百孔的。我也并不认为农民的处境已经到了最艰难的地步，但是，整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又确实集中在农民及乡村那里。与此同时，政府对于农民工，对于乡村的种种政策和努力都似乎无济于事，乡村在加速衰落下去，它正朝着城市的范式飞奔而去，仿佛一个个巨大的赝品。我反对那种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话语，那种仿佛不如此激烈，就不能体现一个知识分子良知式的愤激话语，但同样，我也深知，我这种试图以相对冷静、客观的立场来呈现乡村图景的方式，也是一种温良的立场，它显示出一个思考者的早衰与某种同化。因为学术，及学术式的思辨在我们这个时代，早已被置换为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妥协的存在。无论如何，我警告自己，不要陷入某种潮流或派别之中，我宁愿是一个怀疑者，以自己有限的眼睛和知识去亲历某些东西。我害怕我的判断蕴含着某种偏见，而这种偏见总是以真理的面目出现。

因此，与其说这是一部乡村调查的话，毋宁说是一个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不是一个启蒙者的眼光，而是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地，感受那片土地上亲人们的精神与心灵。它是一种展示，而非判断或结论。困惑，犹疑，欣喜，伤感交织在一起，因为我看到，中国现代化转型以来，乡土中国在文化、情感、生活方式与心理结构方面的变化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存在，难以用简单的是非对错来衡量。

或许，我所做的只能是一个文学者的纪实，只是替“故乡”，替“我故乡的亲人”立一个小传。因为，很快，我所熟悉的这一切，都将消亡。同时，故乡只是对于成人或时代而言，对于正在成长的儿童来说，我所谓的“现在”，我所谓的“丧失”正是他们的故乡。

对于中国来说，梁庄不为人所知，因为它是中国无数相似的村庄之一，并无特殊之处。但是，从梁庄出发，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

◎ 《出梁庄记》精彩选摘

《出梁庄记》后记

土耳其的当代作家帕慕克在凝视他的城市—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时，他说他的内心充满了“呼愁”(huzn)。“呼愁”，在土耳其语中，有宗教的含义。“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郁，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用中文来翻译，“呼愁”或可以用“忧伤”来对应。“忧伤”，忧郁、伤感、郁结、凝聚、怀念，与真实的事物和情绪本身已稍有距离，有间隔，有审视的意味。它是一种集体情绪和某种共同氛围，蕴藏在这个时代的每一处废墟之中。并且，我们越是决心清除这一废墟，“忧伤”就越是清晰地存在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个人心中。

是的，忧伤，当奔波于大地上各个城市和城市的阴暗角落时，当看到那一个个人时，我的心充满忧伤，不是因为个体孤独或疲惫而产生的忧伤，而是因为那数千万人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场景和共同的凝视而产生的忧伤。忧伤不只来自于这一场景中所蕴含的深刻矛盾、制度与个人、城市与乡村等等，也来自于它逐渐成为我们这个国度最正常的风景的一部分，成为现代化追求中必须的代价和牺牲。它成为一种象征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我们按照这一象征分类、区别、排除、驱逐，并试图建构一个摒除这一切的新的自我的堡垒。

然而，如何能够真正呈现出“农民工”的生活，如何能够呈现出这一生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这一国度的制度逻辑、文明冲突和性格特征，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并非因为没有人描述过或关注过他们，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被谈论过多。大量的新闻、图片和电视不断强化，要么是呼天抢地的悲剧、灰尘满面的麻木，要么是挣到钱的幸福、满意和感恩，还有那在中国历史中不断闪现的“下跪”风景，仿佛这便是他们存在形象的全部。“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包含着诸多社会问题，歧视、不平等、对立等复杂含义的词语，它包含着一种社会成规和认知惯性，会阻碍我们去理解这一词语背后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生命存在。

复杂性还远不止这些。农村与城市在当代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被大量地简化，简化为传统与现代、贫穷与富裕、愚昧与文明的冲突，简化为一个线性的、替代的发展，简化为一个民族的新生和一个国度的兴起的必然性。我们对农村、农民和传统的想象越来越狭窄，对幸福、新生活和现代的理解力也越来越一元化。实际上，在这一思维观念下，“农民工”非但没有成为市民，没有接受到公民教育，反而更加“农民化”。

一个词语越被喧嚣着强化使用，越是意义不明。与其说它是一个社会问题，倒不如说它是一个符号，被不同层面、不同阶层的人拿来说事儿。人们抱着面对“奇观”的态度去观看，既泪流满面、感叹万分，又事不关己、冷漠无情，“只有轰动，而没有真正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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