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夾江縣是四川境內的山區,地處成都與樂山之間。傳統上,當地居民利用當地自然産齣的毛竹為原料從事手工造紙謀生,並圍繞這一核心技能形成特定的親屬關係網絡和社區組織形式。進入20世紀以後,夾江的手工造紙技術麵臨著一係列重大衝擊,改朝換代、戰爭、革命、集體化、現代化的理念和建設實踐、改革開放和市場化,這些發生在“城鄉鴻溝”宏觀背景下的每一項重大社會變革都促使造紙人在技術層麵和社會層麵上重新定義身份認同。本書追蹤瞭知識分配在一個世紀內的變遷,這導緻瞭對技能的控製權大量地從農村轉嚮城市,從初級生産者轉嚮管理精英,從女人轉嚮男人。在作者看來,造紙技能是一種資源,是分配和爭奪的對象。作者從這一獨特的角度齣發,從一項傳統技藝個案入手來介入對大問題的思考:革命、建國以及市場化等現代化進程如何改變著20世紀的中國農村。
作者簡介
艾約博(Jacob Eyferth,1962-),美國芝加哥大學中國現代史專業副教授,東亞語言文明係係主任。2000年在萊頓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在牛津、哈佛和羅格斯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主要研究領域:20世紀中國農村社會史,以及關於工作、技術、性彆和日常生活的曆史。主編How China Works: Perspectives on the Twentieth-Century Industrial Workplace(Routledge, 2006) 。目前正在撰寫一部關於自20世紀50年代“集體化”以來中國農村女性紡織活動的社會變遷史。
目錄
錶格、地圖、圖片目錄 1
度量衡及貨幣 1
緻謝 1
導論 1
技藝嫻熟的農民 5
社會組織與技能生産群體 7
“農民性”(peasantness)的模式 9
兩種類型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13
技能的本質 16
田野調查及資料情況 21
本書的結構23
1. 定位技能 25
造紙技術 27
造紙的勞務量需求 34
勞動的性彆分工和代際分工 36
傢庭勞力的補充、培訓和管控 37
雇工的招募、訓練和管控 42
勞務交換與互助原則 44
公開和保密 46
性彆與技術的宗親控製 47
夾江造紙業的技術定位 49
2. 夾江山區的社區和宗族 51
居住區 54
保甲製 58
袍哥會 59
宗教組織 60
暴力與權力 62
造紙地區的親屬關係 64
夾江的正式親屬組織 67
輩分順序 70
親屬關係派上用場 72
技能的共同體74
3. 階級與貿易 76
“大戶”:石子青的作坊83
階級與擁有土地 85
市場86
信貸 92
造紙區的市場和社區95
4. 從匠人到農民 101
紙匠與清朝的國傢 105
清代的工藝控製和自我管理 107
民國初年利益代錶模式的變遷 109
1936—1937年和1941—1942年的糧食危機 114
帝國主義與“中國手工業的崩潰” 116
槽戶——改革的阻撓者 118
自上而下的改革 120
自下而上的改革 123
5. 社會主義道路上的造紙人,1949—1958年 125
工業改造與社會主義國傢 126
造紙業重組:規劃與當務之急 128
造紙地區的土地改革 131
嚮集體造紙過渡:1952—1956年 138
踏入國營部門 140
閤作社下的生活 141
對技能的提取 142
專傢說瞭算 145
6. “大躍進”、飢荒與農村的“去工業化” 149
恢復…… 152
……再次衰退 156
對手工紙的需求 159
挖竹根 161
在生産隊管理下的生活 162
夾江的産業化和去産業化 164
7. 傢庭生産的迴歸 167
迴歸到傢庭作坊 169
傢庭作坊的鞏固 171
一個小型技術變革 172
傢庭、政府和技術變革 176
石堰的紙張生産:一個案例 177
改造過的傢庭作坊 178
雇工 183
換工與互助 184
8. 改革時期的紙張貿易和鄉村産業188
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遊擊貿易 189
石榮軒 190
石勝新 191
石威方 192
彭春斌 193
從“行商”到“坐商” 194
商人與槽戶的關係 195
鄉鎮與農村工業化 197
盲目發展:石堰的鄉村企業 198
鄉鎮企業發展的得與失 202
行政和經濟上的分化 203
傢庭工廠 204
專有技術 206
2000年以來的變化 207
9. 加檔橋石碑 210
石碑 212
對親戚講輩分 217
中國後改革時代的親族關係、職業和身份認同 222
結語 224
國傢的視角,市場的嗅覺 229
堅壁起來的公用資源236
附錄一 238
附錄二 242
文獻資料目錄244
譯校後記269
精彩書摘
本書勾勒瞭一個四川農村手工技藝從業者社區20世紀的社會變遷史。該村落地處成都與樂山之間的夾江縣。在將竹子和其他縴維物轉化為柔軟而具有韌性的紙張過程中,男人和女人們需要完成的那些耗時而艱辛的工作,在這部社會史中占據著核心位置。造紙是一項要求有高度技能的工作,而“技能”這一話題會以兩種互相關聯的綫索貫穿全書。我最為關注的是那些與生産相關的技能,這些技能也許是技術性的(如何打漿、如何刷紙),也許是社會性的(如何給産品找到買主、如何與鄰居相處)。除此之外,我也對那些可以被稱為日常生活技能的內容感興趣:盡管有戰爭、革命、極度迅疾的社會和經濟轉變,那些讓夾江的造紙人得以存活下來,甚至有時候還能做到繁榮程度更甚從前的慣常策略(quotidian strategies)。這些不同類型的技能彼此聯結在一起。去聚焦於一種技能勞作的具體細節,讓我們有可能透徹地瞭解鄉村民眾的生活世界。不然的話,他們所經驗的東西可能還會隱而不顯。
盡管我聚焦於某一特定地方的物質條件與日常生活,並將本書的研究置於中國鄉村研究這一豐富的學術傳統之內,但我還是力圖追求在一個更為宏大的層麵上提齣論點。在全書中一以貫之的論點是,中國的革命——可以被理解為是一係列彼此關聯的政治上、社會上和技術上的轉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技能、知識、技術掌控的再分配,正如其對土地和政治權力的再分配一樣;發生在20世紀的對技能進行爭奪的結果是,技術掌控權大規模地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從一綫生産者手中轉移到管理層精英手中,從女性身上轉移到男性身上。
這項研究的大背景是中國的城鄉分野——這是研究當代中國的大學生們耳熟能詳的:製度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鴻溝將農村人(包括那些數以韆百萬計來到城市裏工作生活,但是因為戶口製度還和他們的農村老傢綁在一起的人)與城市人區分開來。這道鴻溝之巨大,不亞於中國城市居民與西方國傢城市居民之間的距離。盡管造成這一城鄉分野的製度安排在近年來有所變化,但是這鴻溝還沒有任何趨於彌閤的跡象。我在本書中所持的論點是:這種城鄉分野部分地是由於城鄉之間在知識分配上的變化所造成的,這些變化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期,在1949年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後更得以強化。目前,大多數曆史學傢都在這一點上有共識:中國經曆瞭一個長長的原工業化進程,與曆史記載中西歐和日本所經曆的情形並無二緻。中國的清朝(1644—1911年)和民國(1911—1944年)時期與日本的德川幕府時期、歐洲19世紀以前的情形相似,大部分製造品來自農村,齣自農民傢庭或者那些半專業化的農民手工業者。與歐洲和日本形成反差的是:在19世紀末的西歐和日本,大多數手工製品已經為工廠産品所取代,而中國的手工業則相對來說完好地保持到20世紀中期。毛派曆史闡釋學說堅持認為,在鴉片戰爭之後大量湧入中國的廉價外國商品壓垮瞭傳統的中國手工業,但是現有的材料錶明,民國期間“在絕對數量上,手工業總體産齣保持不變甚至有所增加”,盡管它在經濟中的相對份額有所減少,因為這期間形成瞭一個現代工業部門。 在中國遭受大蕭條和戰爭侵害之前最後一個“正常”年景的1933年,手工業仍然占工業産齣的四分之三。甚至到瞭1952年,當中國的現代工業部門已經開始從戰爭和革命帶來的後果當中得以恢復之時,按照當時的價格(重工業被給予很大的權重性)計算,手工業仍占工業總産值的42%;若以戰前的價格計算,則高達令人驚異的68%。
盡管手工業擁有強大的經濟持久力,或者恰巧因為這種持久力,很多接受過西方教育的、在1900年後主政中國的精英們反而認為中國鄉村工業存在著嚴重問題。1895年甲午戰爭敗於日本帶來的羞辱以及西方與日本工業化先例的激勵,促使中國的精英們開始考慮將“經濟”當作國與國競爭的展示舞颱——在那個時代,經濟尚且被視為一個與社會、文化、道德相割裂的獨立範疇。他們從西歐和日本看到,國民經濟由若乾界綫分明然而又彼此互補的領域組成。工業是主導部門,因為單有工業就能推動國傢走嚮更美好的未來。這是通常的城市圖景,其根基不在農民的傢戶,而是在大型的、機械化的工廠。相比之下,鄉下是農民的所在地,他們為國傢提供糧食,不能夠也不應該在工業品産齣方麵占據要位。這種將經濟作為有所區分的城鄉二元分野的視角並不能正確地描繪齣真實的中國,但這在改變中國方麵是一個強有力的藥方。依照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說法,也許我們最好將其視為“國傢式簡易化”(state simplification)。斯科特認為,國傢現代化的傾嚮是將復雜的社會事實轉換為簡單化的錶徵——地圖、統計數字、人口登記,這些錶徵使得社會變得“清晰”,因而也容易控製。在一定程度上,這類簡化性做法是必需的;但是,如果國傢將社會事實的抽象化錶徵與基本麵上的事實混淆在一起,或者甚至認為這是某種更為高級的秩序形式,以緻讓那些可觀察的事實必須屈從於此,這樣就會引發很大問題。在中國,這導緻瞭形成經濟部門的過程被延長。在這樣的進程中,中國的村落和城市被迫更為近切地屈從於那些臆想中的理想類型。這一進程開始於國民黨政府的南京時代(1927—1937年):南京國民政府滿腔熱忱地相信,有必要對中國經濟實行一種計劃之下的轉型。這一做法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達到巔峰:那時農村與城市分屬於不同的行政管理範圍;在治理上實行不同的規章製度;全部農村人口,無論其職業如何都被歸類為農民;幾乎所有尚存於工業和農業兩個部門之間的關聯都被切斷。這些年來自四川的兩個軼事性質的觀察可以很好地錶明城鄉之間的鴻溝之深:在20世紀80年代末,因為營養不良,18歲的農村小夥子其身高要比城市同齡人矮8厘米。這一事實把他們標記成兩種不同類型的人。農村人難得有一次進城的機會,然而馬上就會被認齣來是農村人。在20世紀90年代,夾江人在祭奠已故親人時焚燒仿製的城市戶口本,以此希望這會讓他們來世免於再投胎為農民。
經過二十餘年的市場改革,某些分隔城鄉世界的壁壘確已日漸消失,但另外一些則原封未動。由農村湧嚮城市的移民潮的確在大規模地發生(截至2003年,估計有1.4億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占當時中國總人口的10%),與之並存的是,這些農民被係統地排除在生活地的公民權體係之外。戶口製度原本是要阻止人口遷移,現在則用來讓移民者永遠也無法進入他們在新居住地的公民權體係,他們以自己的工作為當地的醫療、教育和其他社會服務體係做齣經濟上的貢獻,然而他們卻被拒絕享有這些社會保障權利。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央政府就反復宣稱要取消戶口製度,但是大多數市政府搶在中央改革之先發布瞭明顯地區分和排斥外來人口的規定。直到2008年,專傢們認為,那堵將中國農村與城市分離開的“看不見的牆”還留在那裏。此外,這種城鄉分隔主要不再立足於行政管理上的規則,取而代之的是在修辭建構上將農村人視為準族群上的異類:齣於經濟上的考慮,必須得容忍這些人留在城市裏,但是不能將他們吸收進城市人口當中。在這一看法中居於核心之處的是關於“素質”的討論:“素質”一詞以循環論證的方式被定義為一個人所具有的正麵質性,而這正是中國農村大眾所缺乏的。就這樣,這些幫助建設和維護中國的城市,以自己的勞動支撐著城市中産階級生活方式的農村人,被永久地放置在價值等級序列的最底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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