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中國道路叢書·學術：香港社會的政製改革 [Political Reform in Hong Kong]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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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香港問題一直是中央和香港政府關注的焦點，而研究香港問題的本質和變遷對解決目前香港麵臨的各種社會矛盾，使香港政治常態化有重要意義。中國道路叢書香港係列書反映瞭香港在過去半個世紀社會、政治的急劇變遷。
　　《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中國道路叢書·學術：香港社會的政製改革》通過對香港政治、社會、文化的曆史分析，展現其社會特質，為香港改革發展提齣更切閤實際的訴求和建議。作者以頗為深入的研究構建一係列“核心概念”，構建瞭其對香港政製改革獨特性的深刻思考，在大量分析香港社會與政治關係的基礎上，著重指齣重構政治穩定與香港的傢庭和社會結構的關係，如何充分利用這種資源化解社會及政治矛盾和衝突；如何對應香港迴歸後新的政治秩序所蘊含的一些管治睏難；如何看待精英政治與群眾政治分離的現狀；如何看待香港政治弱化和分離的趨勢；如何改革現有的政治體製。

作者簡介

劉兆佳，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香港政府首席智囊之一，原香港特彆行政區中央政府首席顧問，著名的社會學傢和政治傢。學術研究領域為社會與政治發展、政治製度，從事香港問題研究近40年，在香港迴歸祖國的過渡期，即1993~1997年，劉兆佳先後以港事顧問、香港特彆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委員和香港特彆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的身份參與中央主導的香港迴歸祖國的工作，並就特首和立法會的産生辦法提供意見。2002~2012年齣任香港特彆行政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為香港特區政府管製香港提供瞭政策谘詢，也為中央治港提供有益的意見和建議。

精彩書評

　　★劉兆佳教授的學術性論述具有濃厚的理論趣緻和社會學的想象力。他對香港政製發展和管治現實的分析，理論嚴謹，客觀而中肯。不論同意或不同意他的論斷，要理解、認識香港政治，都不能繞過這些學術著作。
　　——金耀基，原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香港中文大學榮休社會學教授
　　
　　★劉兆佳教授對香港社會與政治，尤其是港人之政治心態、特區之管治與政權建設以及“一國兩製”諸多重大課題，認識之深、見解之到，當代社會學及政治學者殆無齣其右。他以學者之胸懷與學養閱曆政事，寓理論於實踐並在實踐之中提升理論，對香港社會政治研究深具卓知洞見，不少著述已成經典文獻。
　　——李明堃，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係客座教授
　　
　　★“一國兩製”是創新性的偉大事業。近二十年來在香港的實踐經驗錶明，其難度不容低估。要瞭解“一國兩製”事業現在麵臨的睏難和未來的挑戰，必須對香港從殖民地時代到迴歸以後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狀況有深入的研究和客觀的分析。本書是從事香港問題研究者的必讀之作。
　　——陳弘毅，香港大學法學院教授、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在過往數十年間，香港經曆瞭翻天覆地的政治和社會變遷，轉變速度之快雖為人所察，但其影響之深遠則顯然未為人所體認。劉兆佳教授的著作為香港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政局和管治的動態發展，提供瞭重要的觀察視角和啓示，也提供瞭研究香港政治發展不可取代的一個思路。
　　——李彭廣，香港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
　　
　　★香港雖小，卻充滿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陸地與海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等一係列現代性的內在張力。劉兆佳教授的著作有助於我們係統地認識香港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內在衝突，理解香港麵臨的難題和挑戰。
　　——強世功，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目錄

序

第一部分 社會與政治
第1章 社會容納政治
第2章 城市化與工業化背景下的華人傢庭主義
第3章 社會變遷、官僚管治和新興政治問題

第二部分 選舉政治
第4章 區議會選舉
第5章 1985年區議會選舉與殖民地的政治動員
第6章 媒介環境和選舉
第7章 認知動員與對香港民主黨的選舉支持

第三部分 非殖民化下的政製改革
第8章 政製改革的矛盾與選擇
第9章 中英協議後香港的政製變遷
第10章 沒有獨立的非殖民化

第四部分 迴歸與政製發展
第11章 《基本法》與新政治秩序
第12章 行政主導的政治體製

第五部分 精英與政黨
第13章 精英政治與大眾政治的分離
第14章 政治精英從團結走嚮分裂
第15章 殘缺不全的政黨體係

精彩書摘

　　《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中國道路叢書·學術：香港社會的政製改革》：
　　香港社會主要由中國內地移民及其後代組成。他們大多受經濟利益驅動，個人傾嚮於公開的功利主義、政治冷漠。功利主義和工具主義不僅籠罩港人與外界、政府和社會整體的關係，還塑造瞭傢庭內部的人際關係，特彆是針對與核心傢庭成員關係不深，或者通過虛擬親屬關係進入傢庭的人。2功利傢庭主義自然會排除過度的社會介入和政治參與。社會在總體上是嚮心發展和原子化，由大量傢庭組成，而每個傢庭都是提供心理歸屬和社會互動的場所。這些傢庭資源豐富，可以滿足香港社會群體大量的世俗需要。這種能力使政治手段在滿足民眾需求上相對不那麼重要，因此造成瞭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的分離。“社會容納政治”就成為確保香港社會與政治製度穩定的基礎。
　　因為香港社會的原子化和分割性，因此需要一些整閤機製將社會秩序中各式要素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個可發揮作用的整體。這些機製中，最重要的一項是政府頒布和執行的法律。因為官僚體係在行事時奉行最低限度乾預原則，所以法律適用的活動領域也相對較少。此外，在這些法律涉及的少數領域內，法律的目標模糊不清和範圍殘缺不全，也降低瞭規管的有效性。相反，對大多數港人來說，法律精神和製度的功能難以捉摸，對日常生活的影響也有限。因此，需要一些整閤機製來補全法律在維係社會秩序上起不到的作用。
　　這些整閤機製中，有兩種尤其重要。第一種整閤機製是社會風俗。它通過社會內部的控製來落實。為瞭使社會風俗起到整閤作用，需要先滿足3個條件：第一，政府頒布的法律不能違反社會風俗，否則社會風俗的權威就會打摺扣。迄今為止，這一條件看起來得到瞭滿足，法律和社會風俗隻是偶爾衝突，並導緻政府和社會間關係緊張。第二，如果社會希望通過製裁來規範個人行為，那麼社會的組織結構，特彆是傢庭機製，必須能獨立存在。因此，社會的權威體係必須具有某種程度的穩定性。第三，秩序規範的含混不清和相互衝突隻能保持在最低限度，否則社會秩序將受到威脅，而社會本身也將成為政治衝突的根源。直至最近，後兩個條件在香港纔基本得到滿足。
　　第二種整閤機製是1945年以後的市場機製。它的整閤作用絕非僅限於經濟事務。由於港人大多崇尚物質主義和功利主義，市場原則在規範社會關係方麵也具有重大意義。對於一個由殖民者組成，因此隻獲得有限道德權威和政治信任的政府來說，訴諸政治市場標準來為自己的行為背書，並且有意無意地賦予道德權威，對其統治很有利。例如，在社會結構中，市場理性的至高無上反映在民眾對階級關係的認識上。目前，香港的收入不平等通常被解釋為實行市場經濟的後果之一，因此被閤理化，認為是市場經濟製度“自然而然”的事情。香港存在什麼樣的社會階級？港人對此看法乾差萬彆，錶明香港缺乏對抗性質的階級關係。相反，民眾通常以一種既羨慕又嫉妒的復雜心態去看待富人。4當階級結構主要以市場話語來錶述時，階級問題就會缺乏使之神聖不可侵犯的道德正當性，但香港的現實是，以這種方式理解階級結構已獲社會更普遍的認可。
　　盡管如此，要讓民眾接受這種階級分層體係，還要滿足兩個條件。第一，嚮上流動的機會必須充裕，或至少社會上廣泛認為是充裕的，這樣就會引導大多數人相信他們或其後代最終能獲得成功。第二，一定不能認為富人和窮人正在進行一場零和博弈。戰後的經濟繁榮滿足瞭第一個條件。與此同時，齣口依賴型經濟又提齣以下說法，即富人是通過勤勞工作和有好運氣從外國賺取財富的，因此掩蓋瞭有産者和無産者之間的“剝削”關係。毫無疑問的是，削弱市場原則的認受性會導緻社會衝突。更明確的說法是，不願意承認市場機製在分配和再分配上的正當性會導緻階級間的對立。另外，任何試圖取代（哪怕隻是部分取代）市場原則作為資源（特彆是公共資源）分配的指導原則的做法，都可能導緻以政治手段解決資源分配問題，那會帶來更深遠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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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香港社會的政製改革》《香港社會的民主與管治》和《香港人的政治心態》三冊書匯集瞭近40年來我對香港迴歸前和迴歸後所做研究的主要學術論文，其中大部分論文原以英語撰寫並在西方國傢的學術期刊發錶，現在經翻譯首次以中文齣版。這些學術論文反映瞭我學術生涯中不斷變化的研究重點和目標，也反映瞭在過去半個世紀香港社會與政治的急劇變遷。，這些學術論文既代錶我個人的學術成果，也可以說是香港曆史的印記。藉著這三冊書與讀者——特彆是內地讀者——見麵的機會，我也全麵迴顧瞭自己的學術曆程。
　　1975年，我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取得瞭哲學博士學位，在美國工作半年後便迴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係任教。我的博士論文探討瞭19世紀中國儒傢精英在整閤和領導傳統中國社會上所起到的關鍵作用，並著重指齣政治與社會的分崩離析與儒傢精英的弱化和解體有關。雖然之後我仍然對傳統中國的社會、政治與思想有濃厚興趣，但這不再是我的研究重點。研究重點的轉移並非完全由我個人的學術誌趣驅動，在很大程度上反而與研究機遇、香港的變遷和“九七問題”的凸起有更大的關係。
　　盡管我年輕時念書的地方是一所由英國聖公會開辦並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的學校，但我在中學時期已經深深地被儒傢思想，特彆是其經世濟民的主張所吸引，因此對中國語文和中國曆史尤其是近代史特彆著迷。我認可知識分子對國傢、民族和社會的責任和擔當，並認為讀書人應該有匡扶社稷，“‘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民胞物與”的襟懷。中學畢業進入大學後，我放棄瞭研修中文和中國曆史的初衷，轉而主修社會學和經濟學。經過再三思考，我決定以政治社會學為日後學術工作的重點，其中政治和社會發展、政治文化、政治體製、政治領袖、比較政治和國際政治乃研究重點所在。
　　即便如此，迴香港工作後，我還需要物色具體研究項目，因此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係任教的頭兩年，我一直在摸索將來要從事哪些方麵的研究。在此期間，我參與瞭社會學係的一項集體研究計劃，該計劃旨在探討內地人民公社的功能和意義。假如這項研究能夠啓發我對“中國研究”的興趣，則日後我的研究重點便會是內地而非香港。在當時的環境下，對於一位年輕學者來說，“中國研究”比“香港研究”更具“實用”價值，因為在國外學術刊物發錶“中國研究”的文章比較容易，而發錶國際學術界認可的文章的多寡對學者的學術事業來說關係重大。然而最後，我決定捨“中國研究”而取“香港研究”，這當中有幾方麵的考慮。
　　第一，這不等於我特彆“愛”香港。雖然我在香港齣生、成長和受教育，但我的“國傢情懷”比“香港情懷”要更濃厚一些。因此，愛香港並非驅使我其後幾十年集中研究香港的動力。當然，隨著時間的遷移，我對香港的感情不斷加深，進而促使我更加銳意研究香港，並願意對其未來盡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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