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与席勒:两位文学大师之间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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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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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歌德
  • 席勒
  • 德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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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56375
版次:1
商品编码:12115366
品牌:三联书店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7-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55
字数:250000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在本书中,萨弗兰斯基以歌德和席勒的大量日记、通信、文章和相关作品为基础,按照时间顺序,为读者展现了两位文学大师动人友谊的始末。读者不仅可以从中了解到歌德与席勒诸多作品的创作细节,也会看到赫尔德、费希特、洪堡、荷尔德林等人物陆续登场——那真是一个德国人文精神的黄金时代。


作者简介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是德国当代著名思想史作家、传记作家,著有E.T.A.霍夫曼、叔本华、海德格尔、尼采、席勒等德国重要思想家传记,能够将大量史料和独特观点圆融地浸润于通俗的讲述之中,兼具文学性与思想性。在萨弗兰斯基那里,哲学似乎与文学、艺术和诗是不分家的,这也是他的书吸引人之处。相比严肃的学术著作和庞大的思想体系,读者可能会更喜欢他那种将哲人生平、思想和创作成果娓娓道来的方式。

精彩书摘

  创办《季节女神》杂志

  席勒有经济头脑,但是他还有更高的追求。他欲以《季节女神》为活动场所,聚集德国人文界的精英。在《季节女神》于1794 年6 月13 日向作者发出的邀请合作的信函中,席勒写道,现在的报刊太多,得集中精力。如果要能争取到那些高水平的读者,那么对《季节女神》较高的资金投入也值得。科塔愿意做好他应该负责的工作——装帧漂亮、印刷精良、发行量大(一千五百册),尤其是提供高稿酬,以吸引优秀作家前来合作。

  在魏玛,人们嘲笑这本新杂志的“高雅的品味”。《德意志水星》出版人维兰德想必感觉到竞争的威胁,当《季节女神》后来办得并不顺利时,他幸灾乐祸的情绪溢于言表。他说,《季节女神》简直就像保存刻有摩西十诫两块石板的木柜,“谁要动它,里边就会冒出火来,吞噬那亵渎神明的人。现在人们可以稍微放心地来对待它了”。席勒知道,一本新的期刊,尤其在开办伊始,必定引起人们的关注,褒贬之声在所难免,有科塔的资金作后盾他信心十足。他在1794 年6 月24 日给克尔纳的信中说:我们的期刊要成为划时代的作品,一切想要有品位的人,都得购买和阅读它。

  邀请信函中说,这本新期刊,将传播一切富有审美价值和哲学思考的作品,既发表哲学和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也登载文学方面的佳作。总而言之,它构想建立的是高雅的文学天地,这里将克服人文领域里常见的那种专业分工和部门分割。但是这份期刊要远离政治动荡中那种非纯正的党派精神。在政治方面的这种节制的规定,只限于那些与现实紧密相连的观点论争,并不妨碍对于一些根本性问题的研究。通过禁止与当前的世界形势,以及人们最迫切要实现的期望发生关联,这本杂志要从历史学那里了解过去的世界,与哲学探讨未来,要为了崇高的人类理想……表现具有鲜明特色的个案,聚精会神地尽其所能去构建更好的概念、更纯粹的原则和更高尚的道德,归根到底社会状况的一切真正改善,都取决于这一构建。

  《季节女神》的头几期就体现了这一宗旨,刊载了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和歌德的《德国逃难者闲聊记》,虽然说绝对都与政治有关,因为这两部作品实际上都在回答法国大革命提出来的问题,但是它们不涉及具体事件,而是探讨有关社会发展的原则性问题。开宗明义提出要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也是要应对官方的检查。然而这也不仅仅是个策略问题,至少席勒不这样认为。他,还有歌德,对普遍的政治化倾向感到忧虑。他担心这样会使思想狭隘,会破坏审美趣味。政治观点的争论,他写道,会赶走艺术和科学女神,这种情况已屡见不鲜。谁想要保持深思熟虑的判断力,就要小心“批评国家”这个什么都不放过的妖魔。在这政治动荡时期,更加需要,通过对超出一切时代影响的、纯粹人性的事物普遍的、更高的兴趣,让你的判断力重新释放,将政治上分裂的世界在真与美的旗帜下重新联合起来。

  席勒争取到他的朋友克尔纳和威廉·冯·洪堡,以及两位新近被聘为耶拿大学教授的费希特和历史学家沃尔特曼,作为杂志的内部同事,负责评价和选择投来的稿件。表示愿意参加工作的还有赫尔德、雅各比、亚历山大·冯·洪堡、弗里德里希·根茨和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席勒也向康德和克洛卜施托克发出了邀请,但是他们没有反应。

  要想把精英们都会聚到杂志社来,首先必须赢得歌德的支持。席勒向出版商科塔做了承诺。像歌德这样的人,几个世纪难得出现一个,为了将他争取到杂志方面来,花费多大代价都应在所不惜。科塔本来就提高了稿酬,对歌德的报酬还要增加。1794 年6 月13 日,席勒撰写了带有外交辞令的、不乏恭维词语的邀请函。这是席勒第二次致信歌德:附在信中的邀请函(指向参与者发出的正式邀请),表达了杂志社同人对您的无限敬重,期望您拨冗赐予我们您的大作,有机会拜读并让广大读者大饱眼福将使我们备感荣幸。如蒙阁下慨允,杂志的成功则指日可待,本社将不遗余力地满足您为此提出的所有条件。

  这封邀请函到达歌德手里,正值歌德处于人生转折之际。陪同公爵出征疆场已成往事,魏玛社会对他那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的议论也逐渐减弱,他离开了城边的猎人居又回到市中心原来位于弗劳恩普兰的住所。又到了他蜕皮的时节。他有好长时间创作不出朗朗上口的作品了:似乎我的艺术血管逐渐干枯了。因为他看到,在文学天地里人们开始把他忘记了。在意大利旅行之前与格申签约的、于1790 年完成的八卷作品选,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出版后没有发生任何一次盗版——这是读者缺乏兴趣的可靠标志。的确,人们仍然尊敬他,但是像对待一位已故的作家,没有现实意义了。他的声誉仍然归功于他年轻时的作品《葛兹》和《维特》。后来的作品早就没有那样大的反响了。施托尔贝格们称《拖夸多· 塔索》为“彻头彻尾的荒谬”。《哀格蒙特》只上演过一次。当歌德有一次朗读《伊菲格妮》时,那些善意的听众都睡着了。《浮士德片断》,格申出版社1790 年出版,人们普遍认为是一部失败之作。《被煽动的人们》和《市民将军》这两部戏剧作品,是歌德于1792 年为魏玛剧院写的,为了讽刺那些热衷于革命的人。歌德自己认为他的这些作品不过就是反映当下的急就篇,人们不会为其大做文章。他所以要写它们,仿佛要证明,他仍然掌握着写作这门手艺。他在1791 年接管魏玛剧院时就曾声明,从现在起他要为剧院每个演出季提供一到两部戏。他的承诺兑现了,但是这些作品在魏玛的影响很一般,那些独立思考的同时代人对歌德笔下的作品如此平淡感到大惑不解。人们认为,歌德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已过。只有在柏林,在亨丽埃特·赫茨和卡尔·菲利普·莫里茨周围,聚集着一批歌德的崇拜者,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但是,即使在那里,对歌德的高度评价也只限于少数人,普通受众并不买账。由赖夏德担纲作曲的歌德的音乐剧《克劳迪娅·冯·维拉- 贝拉》,在1789 年至1800 年期间只演出六场,尽管这出戏显而易见是在迎合观众的口味。歌德后来回忆这段时间时写道:没有人想象得到我当时是多么孤独,并且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对于出版商格申的一次抱怨,歌德回答道:如您所说,我写的东西不如其他人写的那样时尚和流行,所以绝大多数读者就没有兴趣,既然如此,要改变这种情况,那我的写作就得追随客观需求了,我现在就遗憾地预见到这样做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出版社对我如此这般写出的文章作品将完全不会感兴趣。

  歌德明白,这期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市场。纯文学膨胀起来,正在成为商品成批地生产。文学的这种商业化,使其传统的价值构成发生动摇。之前,人们写作几乎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仅仅为得到公众的承认。在《拖夸多·塔索》中,歌德让这位诗人主人公登场,他就是为了荣誉而写作的,没有经济方面的担忧,因为他由一位艺术赞助者供养。荣誉就是对诗人最好的酬报。现在的情形变了,人们看重的是销售成果,作家面临的问题是,他是否愿意承认这样的价值衡量标准,并且以此来指导其写作。

  席勒,没有财产的职业专家,比歌德更早地陷入了这种令人窘迫的境地,靠受众来养活,率先投入了受众的怀抱。刚刚带着《强盗》这本书稿从公爵的家长制奴役下逃脱出来时,当即(1784 年)就在他的新杂志《塔莉亚》的预告中宣布:现在受众就是我的一切,是我的学校、我的主人、我的知心朋友。现在我只属于他们。我面对的就是他们的审判,而非别的什么法庭。我只敬畏他们主持的法庭。当我想象到,除了民众的口碑不受任何别的什么束缚——除了企盼人的心灵,不去呼吁任何什么皇冠王权,我的心就会突然充满了高尚的情感。但是席勒也不免感到失望。随着文学市场的扩展,文学的审美品位并没有得到改善。席勒不得不忍受,为了迎合观众,他的剧本被肢解。他的小说《能看见鬼神的人》是一部旨在追求畅销的、讲述盟邦黑幕的作品,这类作品是当时书市的抢手货。席勒写这部作品让他逐渐对创作失去了兴趣。席勒十分关注作品的影响和作用,对经济利益也格外感兴趣,这样一个人当然知道争取受众的重要。但是他不想让自己去适应受众,而是要把他们提高到自己面前。他要卫护他的自尊。比如他责备叙事歌谣诗人比尔格过于巴结市场。市场是诱惑人的,对于那些自恃清高的人也如是。在《威廉·迈斯特》中,歌德让一位次要人物说,假如艺术家发现:这个世界很容易满足,甚至于在追求哪怕是一点点令人舒服和欢快的假象;那么,如果贪图安逸和虚荣不把他牢牢地拴在平庸之辈那里,就是奇怪的了;如果他不愿意用时尚货色去换取金钱和赞颂,却选取正确的道路去走,那也就稀奇了,这条路迟早会把他变成一个可怜的殉道者。

  歌德决心走那条正确的道路,而同时不成为殉道者。他坚持自己固执的艺术信念,但也想利用市场。他向他的出版商索求高稿酬,使他的同事对他羡慕不已。比如他的《威廉·迈斯特》就让他从出版商翁格尔那里获得二千塔勒,和几年前出版八卷的格申版文集的稿酬一样多。关于这方面,威廉·冯·洪堡致信席勒说:“关于他与出版商交际的表现,这里人们的谈论对他十分不利,话说得也非常难听,我听到了不少。这期间柏林的学者们讲起此事也很激动,认为这分明有悖于知识界鄙视铜臭的传统。赫茨最近就非常严肃地问我,歌德究竟拿了钱没有。”

  当1794 年6 月13 日席勒的邀请函寄来时,歌德正在写《威廉·迈斯特》。他看过信并不十分感到意外,六月初洪堡已经向他吹了风。歌德没有立即回答,延宕了一个星期。他正为另一件事高兴呢:公爵于6月18 日将弗劳恩普兰这处房产,赠送给了一直租住在这里的歌德。他很长时间里总是考虑着要离开这个地方。在意大利旅行期间他曾有几次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否还要返回魏玛。在随军出征到法兰克福时,当地官方曾提议请他担任顾问,他没有接受。现在,随着接受公爵的馈赠,歌德下决心留下来。可以说,现在他才成为一个真正的魏玛人。

  这封邀请函也让歌德必须做出决定:将来他要比以前更加积极地参与当下的文学活动吗?这对他有何益处呢?他反复深入地考虑着。如何回应《季节女神》的邀请,他拟有几种草稿。起先是这样写的:我希望通过我的行动答谢对我的信任。随后又改为:以诚挚谢意接受邀请。以诚挚谢意又改为欣然地。最后一稿写于6 月24 日,是这样措辞:我将欣然地全心全意地参与这项工作。歌德避免使用恩赐者的语调,要让人看出他参与此事对他也有裨益:与这样一些正直、勇敢、精明强干的先生们进一步交往,必定会对我产生积极影响,使我停滞不前的某些工作重新启动并顺畅进行。

  ……


歌德与席勒:时代巨擘间的精神回响 在德意志文化波澜壮阔的长河中,有两位名字如日月般耀眼,他们的文学成就不仅定义了一个时代,更以其深邃的思想和不朽的艺术魅力,至今仍激励着无数后人。他们便是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与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这段举世闻名的友谊,并非仅仅是两位伟大灵魂的偶然相遇,而是德国文学黄金时代最璀璨的一抹色彩,是思想碰撞、艺术共鸣的时代缩影。他们的交往,超越了单纯的个人情谊,更成为了一种文学与哲学、理想与现实、个性与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注解。 歌德,一位集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科学家、政治家于一身的百科全书式天才,他的生命轨迹本身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从早期充满激情与反叛的“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中的《少年维特的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到后期对古典主义的回归与升华,《浮士德》(Faust)更是以其宏大的格局、深邃的哲学探讨,成为人类文学史上难以逾越的丰碑。歌德的文字,犹如陈年佳酿,回味无穷,蕴含着对生命、自然、爱与苦难的极致体悟,以及对人类永恒命运的深刻追问。他的作品,展现了对个体内心情感的精微描摹,对人类精神力量的歌颂,以及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审慎反思。 而席勒,同样是一位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他的作品以其崇高的理想主义、对自由与正义的强烈呼唤而闻名。从早期的《强盗》(Die Räuber)中反抗压迫的呐喊,到《威廉·泰尔》(Wilhelm Tell)中对民族独立与英雄气概的赞颂,再到《阴谋与爱情》(Kabale und Liebe)中对社会不公的尖锐批判,席勒的作品始终洋溢着一种激昂的道德力量和对人类尊严的坚定捍卫。他的戏剧,往往具有宏大的史诗性,深刻剖析社会矛盾,歌颂自由精神,其台词的哲理性与诗意性,使其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 这两位巨匠的相遇,仿佛是古希腊两位悲剧大师的灵魂在德意志大地上重逢。在歌德已经名满天下,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席勒却在相对默默无闻中,怀揣着满腔的热情与理想,挣扎于学术与创作的道路上。他们的相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互相了解、逐渐深入的过程。起初,歌德对席勒的早年作品,特别是《强盗》,曾持有保留甚至批评的态度,认为其过于冲动和缺乏理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歌德真正深入理解席勒的创作理念和思想内涵时,他被席勒作品中那种燃烧的理想主义、对自由的追求以及对人类精神的深刻洞察所打动。 这种思想上的交流与碰撞,是他们友谊的核心。他们之间书信往来频繁,探讨文学创作的技巧、哲学的奥秘、人生的意义,甚至国家大事。歌德的理性与成熟,席勒的激情与理想,互为补充,也互为激励。歌德的加入,为席勒的创作注入了更深的哲学底蕴和艺术上的成熟度,帮助他摆脱了早期创作中的一些局限。而席勒的出现,也唤醒了歌德内心深处对纯粹理想主义和崇高道德的追求,在他的后期创作中,尤其是在《浮士德》中,我们可以看到席勒式理想主义的深刻烙印。 他们的友谊,并非简单的互相赞美,而是一种真诚的批评与建言。歌德敢于直言席勒作品中的不足,也毫不吝啬地肯定他的才华。席勒同样尊重歌德的艺术造诣,并在接受其指导时表现出极大的谦逊。这种坦诚相待,正是友谊最宝贵的品质,也是他们能够共同推动德意志文学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友谊发生在那个充满变革与动荡的时代。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欧洲经历着启蒙运动的余晖、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以及拿破仑战争的阴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歌德和席勒的作品,无论是对个人命运的探讨,还是对社会制度的批判,都带有深刻的时代印记。他们的文学,不仅是对人类情感与精神世界的描摹,更是对时代问题的回应,是对未来方向的探索。 歌德作为魏玛公国的重臣,以其务实的政治经验,为席勒在学术界的立足提供了支持。他帮助席勒获得了耶拿大学的教授职位,使席勒得以安心从事教学与创作。这份支持,不仅仅是出于个人情谊,更是歌德对于优秀文学人才的珍视,对于德意志文化发展的远见。 而席勒,则以其纯粹的理想主义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为歌德带来了思想上的启发和前进的动力。在歌德对人生和艺术感到疲惫或迷茫时,席勒的出现,仿佛一股清泉,注入了他枯竭的灵感,让他重拾创作的热情,继续挑战艺术的巅峰。 他们的合作,也体现在共同的文化愿景上。他们都致力于提升德意志文学的地位,使其能够与古希腊罗马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学相媲美。他们共同推动了古典主义的复兴,强调理性、和谐、秩序与人文精神。他们的努力,不仅为德意志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其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歌德与席勒:两位文学大师之间的友谊”,并非仅仅是一段风花雪月的个人故事,而是一段关乎思想、艺术、时代与民族命运的宏大叙事。他们的友谊,是一种精神的联盟,是理想的契合,是智慧的交融。他们共同塑造了德意志古典文学的辉煌,他们的精神回响,至今仍在文学的殿堂里激荡,指引着后人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 他们的交往,是文学史上一段永恒的佳话。歌德的睿智与沉稳,席勒的激情与崇高,在 Weimar 这个小城碰撞出耀眼的火花。这份友谊,不仅是他们个人创作生涯的催化剂,更是那个时代德国文化精神的象征。歌德的理性之光,与席勒的理想之焰,交织辉映,共同照亮了德意志文学的黄金时代,为后世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人类文明的丰碑之上,他们的友谊,则成为了一种超越时空的精神典范,激励着人们去追求更深邃的思想,去创造更动人的艺术,去拥抱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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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我最初对德国古典文学的了解仅限于教科书上那些赫赫有名的名字和作品,总觉得隔着一层玻璃看艺术品,欣赏但不够亲近。然而,这本书的叙述方式彻底打破了这种距离感。它没有将这两位巨匠塑造成高不可攀的雕像,而是将他们还原成了有血有肉、有着日常烦恼和深刻挣扎的个体。我特别喜欢作者处理他们创作瓶颈和私下争论时的笔调,那种克制但又饱含同情的观察,让人不禁思考,即便是天才,他们的灵感之泉也是如此脆弱和需要滋养。阅读过程中,我常常停下来,去翻找他们作品中那些晦涩难懂的段落,然后对照书中对他们当时心境的分析,猛然间,那些原本冰冷的文字仿佛被赋予了温度和呼吸,理解的深度豁然开朗。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阅读体验,它教会我如何用更具人性的视角去解读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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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名字,光是读出来就带着一股古老的、厚重的气息,仿佛能闻到羊皮纸和陈年木料混合的香气。我是在一个安静的周日下午,无意间翻到它的,那时我正沉迷于某个维多利亚时代作家的书信集,心里渴望着能找到一些关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间那种深刻、纯粹的连接。这本书的装帧很朴素,没有那种花哨的色彩,但内页的排版却透着一种古典的严谨,让我立刻感受到这并非是一本肤浅的传记,而是对某个伟大精神世界的深入挖掘。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开篇时对那个时代文化土壤的细致描摹,那种从历史的迷雾中一点点勾勒出莱比锡和魏玛的文化图景的手法,简直像是电影镜头缓缓拉近,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理想主义与哲学思辨的时代洪流之中。那种氛围的营造,不是干巴巴的日期和事件堆砌,而是充满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激情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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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对于“关系”本身的探讨。它不仅仅是关于两个人的生平传记,更像是一部关于如何通过深度交流来塑造自我和艺术的教科书。作者对他们早期书信往来的频率、字里行间的语气变化,进行了近乎病态的细致分析,那种从初识的试探、到创作上的互相激发,再到后期因为政治立场或艺术理念产生的微妙裂痕,描绘得极为细腻。我看着他们如何在一个又一个清晨的咖啡时光里,互相挑战对方的观点,又如何在对方的低谷时伸出援手,这种基于知识与灵魂的深度捆绑,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人际关系日益浅表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和令人向往。它让我开始反思,我的生活中,是否也存在着这样可以共同攀登思想高峰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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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本书,我的书架上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满足感,这不单单是知识的积累,更像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它让我意识到,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诞生于伟大的、充满张力的关系之中,是两个人思想火花的碰撞,而非孤立的灵感乍现。作者的文字中流淌着对那段黄金时代的深深敬意,但却绝不盲目赞美,他毫不避讳地展现了他们的人性弱点、政治上的妥协,乃至他们之间那种有时近乎嫉妒的微妙情愫。这种真实感,远比那些被神化的文学偶像更有力量。合上书本,窗外的喧嚣仿佛都远去了,我心中留下的,是两位巨人并肩站立的身影,以及对那种“知己”境界的无限向往。它让我想立即去重读一遍《浮士德》和《唐·卡洛斯》,带着全新的理解去品味他们共同的时代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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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编辑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学术功底令人印象深刻,但最值得称道的是它在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成功地避免了学究气的沉闷。作者似乎很清楚,面对的是一群渴望了解文学史的普通读者,而不是必须在论文中引用的研究人员。因此,每当涉及到复杂的哲学概念,比如康德的影响或者斯宾诺莎的思辨,作者总能用极其精妙的比喻或生活化的场景来加以解释,就像一位技艺高超的翻译家,将深奥的德语文学思想,流畅地转译成了人人都能领会的现代汉语。我尤其赞赏作者对史料的取舍,他知道何时应该深入文献细节,何时应该抽身拉远景,保证了叙事的流畅性,让阅读体验犹如追看一部引人入胜的连续剧,每一章的结尾都让人迫不及待想知道下一场“交锋”或“和解”会如何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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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很好,快递速度也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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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看好看,一口气给看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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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已久,希望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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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心仪已久,性价比很棒!不错,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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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这些著作为了收藏,有时间再好好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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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大师的故事,讲的既生动又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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