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基督教与古典文化是思想史上的一个永恒话题。基督教和希腊哲学的相遇在4世纪达到了高峰。这种相遇*主要体现在巴西尔、纳西昂的格列高利、尼撒的格列高利和玛格里娜这四位卡帕多西亚基督教思想家的著作中。他们的思想对后世的基督教神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历史与思想研究译丛 基督教与古典文化:基督教与希腊主义相遇中自然神学的转化》作者耶罗斯拉夫·帕利坎考查了他们著作中基督教与希腊主义的碰撞与融合。从作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对于希腊古典文化的重塑。
作者简介
耶罗斯拉夫·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著名的历史神学家。其他著作包括《大学理念重审》《基督教传统:教义发展史》《历代耶稣形象》等。
目录
前言
缩略语
第一部分 作为护教学的自然神学
一 古典文化与基督教神学
二 作为护教学的自然神学
三 否定的语言
四 上帝与认知方式
五 一与多
六 作为有序整体的世界
七 空间、时间与神明
八 上帝的形像
九 众善之源
十 从命运到目的
第二部分 作为前提的自然神学
十一 基督教神学与古典文化
十二 作为前提的自然神学
十三 超越性的语言
十四 作为理性之成全的信仰
十五 一与三
十六 作为偶然创造的宇宙
十七 救赎的经世
十八 人性的转化
十九 理性造物的敬拜
二十 来世的生活
古代和现代资料中希腊专业术语表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精彩书摘
《历史与思想研究译丛 基督教与古典文化:基督教与希腊主义相遇中自然神学的转化》:
某些古典思想学派,甚至某些基督教思想学派想当然地认为人能够认识神圣事物的本质。当否定语言被用来反对这种妄想时,它的破坏性可能就在于拒斥一切认知方式,因为人们期望能够通过认知方式获得某种自然神学的知识。这种“知识”不仅是“人的声音所无法表达的”,也是“人的理性所无法理解的”。从卡帕多西亚教父否定神学的这种论证法,似乎可以轻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他们看来,认识论的事业——事实上,正是信和望,以及所包含的爱这三样事——注定是要失败的,因而不值得去尝试。人们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但应该是错误的。因为否定神学不仅可以解释为思维的一种界限,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心灵的一种解放,使人的理性——它是上帝的形象——在为它设定的界限之内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思考。事实上,卡帕多西亚教父的认识论体系是对认知方式的一种大胆而雄心勃勃的探索,将这些认知方式推到各自的界限之处(有时或许还超越它们的界限),并将它们与自然神学整体上联系起来,虽然对否定语言并非完全没有修正。他们不仅在护教作品中这样做,而且在其他作品中也如此。纳西盎的格列高利引用并赞同他对手关于“不同类型的生活和爱好”的话,这些不同“按着信心的程度”引导人走向“不同的地方”,因而被称为“方式”,认知的方式。
于是,尼撒的格列高利先是警告任何过于胆大妄为的探求者,不可在口头上甚或在思想中自以为拥有关于“那个神圣而不可言喻之世界”的知识,声称能够理解那个世界,那是狂妄,然后他详尽列举了四种认知方式‘9],这些方式合起来,囊括了“所有真实地进入我们理解范围的个体事物”。它们是:“沉思存在于广延(距离的延伸)中的对象;沉思提供空间上的容量观念的对象,在这个空间内考察它的细节;沉思在视觉领域内呈现的对象,这对象被某个本原(arche)或者目的因(telos)限制,在各个方向受到非存在的包围;沉思那通过性质的某种联系,结合死亡、忍耐力、变化和变迁被领会的现象。”然而,就欧诺米而言,是否可以从这样的一个目录得出结论说,在思考“那些我们从上面知道的事物”时也仍然“保存自然秩序”,因而能够宣称对上帝本体的认识就如上帝本身那样多?在某种层次上,似乎确实有一种“自然秩序”,这些认识其他一切事物的方式与认识上帝的方式之间有某种可识别的对应性,因而分类研究认识造物的一般方法作为讨论多少有点类似的认识造物主的方式的前奏,是有益的。但在更深的层次上,由于否定神学,人们会认为这样的对应和类似不只是为认识终极实在提供线索,而指望它们提供更多的信息。尼撒列出这样的目录,其本意不过是给出知识分类的一种便捷方法,他并没有打算将它作为获得知识的途径,尤其不想作为获得关于上帝的知识的途径。
……
前言/序言
当我受阿伯丁大学校长和评议委员会邀请,于1992-1993年作关于自然神学的吉福德演讲时,我就知道我会利用这次演讲机会,直接而详尽地阐述基督教与希腊主义相遇这个永恒话题,因为那一直是“自然神学”这个观念的历史基体。我在准备和写作基督教教义史的四十年中,一直专注于这个问题,尤其因为这个领域最伟大的前辈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von Harnack)已经使“基督教的希腊化”成为他自己阐释的核心。我这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是通过考察4世纪——吉尔伯特·海特(GilbertHighet)认为这是“希腊化一罗马哲学和基督教思想融合的关键时期”——的这种相遇,因为相遇和融合都体现在世称三大卡帕多西亚教父,即纳西盎的格列高利、凯撒利亚的巴西尔以及尼撒的格列高利的思想中,也体现在“第四位卡帕多西亚教父”,即后两人的姐姐玛格里娜的思想中。
本书采用这样一个题目,乃是向以前用过该标题的两部学术著作(Cochrane 1944;Nock 1972,2:676-681)致敬。不过,我或许应当一开始就说明一下,这些吉福德讲座是在什么意义上讨论构成这个题目之一部分的“古典文化”的;或许更重要的是,说明这些讨论不是在什么意义上讨论“古典文化”的。在准备这些演讲时,始终有这样一种诱惑:先去追索从卡帕多西亚教父经普罗提诺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及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的发展路线,五十年之后再开始撰写自己的作品,要与维尔纳·耶格尔(Werner Jaeger)那颇受争议的三卷本作品《教化》(Paideia)完全不同,并且篇幅要超过三卷。然而,我顶住了这种诱惑,不只是因为它远远超出我的学术能力,而且因为我这里只是根据副标题“基督教与希腊主义的相遇”来思考古典文化,而不是讨论古典文化本身,当然,就它本身来说,首要的问题是应当如何思考它。
就此而论,我也要抵制另一种诱惑,我不能用同样的学术能力为自己开脱,这种诱惑就是将“相遇”的历程和卡帕多西亚教父的观念回溯到他们的希腊基督教前辈,尤其是查士丁(Justin)、亚历山大的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奥利金(Origen)和阿塔那修(Athanasius)。因为我已经在《基督教传统》(The Christian Tradition)的第一卷以及其他著作里讨论过这个问题,至少讨论了一部分,我不希望本书又扩展成另一部五卷本的著作。不过,为了信基督的希腊人,也为了古典(非基督徒)的希腊人,我这里基本上只有当卡帕多西亚教父自己的作品和思想中出现思想的渊源问题时,才会引入这个问题的讨论。卡帕多西亚教父更多也更明确地倾向于认同亚里士多德,尤其是柏拉图,而不是普罗提诺(Plotinus)或者坡菲利(Porphyry).尽管后两人在时间上距他们更近,在思想上也往往如此,在这方面我听从他们的指引。然而,参考书目——我把大量以前的吉福德讲座放在里面——确实提到我赖以讨论这些问题的其他学者的一些作品,读者也可以拿它们作指南,了解希腊思想从荷马、赫希奥德和最早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到卡帕多西亚教父的发展历程——必须记住,这是经历了一千年的发展。
对于有些圣经段落(尤其是罗12:1,林前13:12,腓4:8),虽然其他英译本似乎更受人喜爱,但是就基督教圣经来说,我通常尽可能严格地采用1989年的修订版英文圣经。当然我的作者们有完全不同解释的那些段落除外,他们的理解之所以不同,有时是因为新约里的异文(比如约1:18,提前3:16),但更多的时候是因为七十士译本(LXX),即他们的旧约,翻译不一样。因此,我在《诗篇》里也一以贯之地遵守七十士译本里独特的章节编号,所有的七十士译本的用法都采用阿尔弗雷德·拉尔夫的最新版本(雅典和斯图加特,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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