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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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缨 等 著

图书标签:

• 中国近代史
• 女性史
• 翻译史
• 文化史
• 社会史
• 新文化运动
• 女性主义
• 思想史
• 历史学
• 性别研究

出版社：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ISBN：9787214056665

版次：1

商品编码：10071881

包装：平装

丛书名：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09-05-01

页数：259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从整体上也构成了一个展示中、西文化对撞、磨合与再生，凸显想象他者与自我（再）想象之复杂关系的精彩“传说”。晚清民初，以一种构建民族文化身份的现代性焦虑为背景，中国“新女性”形象在中、西各种话语与实践的纠缠混合下，逐渐浮现。而作为对话的桥梁，翻译无疑为探究这一生成过程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作者通过考察各种文体、版本及媒介方式，大跨度地并置、比较形象类型，对“傅彩云”、“茶花女”、“苏菲亚”及“罗兰夫人”等流行形象的生产、流传以至移植情况进行了有效的追踪。这些经典“传说”都将成为建构中国“新女性”的重要资源；而通过对它们的生动剖析。

作者简介

　　胡缨（1962—），1984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后，赴美国深造，并先后取得布林莫尔学院英语文学硕士学位、普林斯顿比较文学博士学位。2000年开始担任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东亚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学副教授至今。旅美期间，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晚清女性研究，成果丰硕，除专著《翻译的传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外，更有十多篇论文收录于中、美核心学术期刊及论文集。

目录

译者的话
鸣谢
导言 浮现中的新女性及其重要的他者
第一章 《孽海花》：一个跨界传说
第二章 移植“茶花女”
第三章 从索菲亚到苏菲亚
第四章 罗兰夫人及其中国姐妹
结语
参考文献
索引

精彩书摘

　　第一章《孽海花》：一个跨界传说
　　无论是表演给自己看，还是给他人看，假装为他者都是最彻底的、解放性地（本体论意义上的）运用了语言的可选择性力量。
　　——乔治·史坦纳（George Steiner）
　　迷失（Disorientation）
　　当一个人面对的世界，不再有他自己的语言与文化带来的那种熟悉的舒适感，而是通过来自外部的一种奇怪的凝视展现开来，这时他将感到一种迷失感。而晚清通俗小说《孽海花》（1905-1907）所反映出来的，正是这种迷失感。这个世界不存在沈复（1763-1838）在不算太久以前所假设的那种可靠的中心——他曾这样写道：“余游幕三十年来，天下所未到者，蜀中、黔中与滇南耳。”对于像沈复这样四处游历的士绅而言，“天下”或者“普天之下”的绝大多数地方都无可置疑地意味着清王朝；而其游踪所未及处，则仅仅是这个世界的边缘、所谓蛮荒之地罢了，它们虽然隐然存在，却根本不值得加以关注。

前言/序言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图书简介 一、 时代背景：一个剧烈转型的中国 1898年至191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风云激荡的二十年。这二十年，是古老帝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轰然倒塌，同时，也是一个崭新中国孕育萌生的关键时期。旧的秩序正在瓦解，新的思想、新的制度、新的生活方式如同潮水般涌来，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肌理。 在这个时期，曾经固若金汤的儒家伦理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科举制度的废除，意味着数千年积累的士大夫阶层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功能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政治舞台上，从维新变法昙花一现的悲壮，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浩荡，再到民国初年袁世凯窃国、军阀混战的混乱，权力结构和政治理念的剧烈动荡，让无数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都经历了深刻的思想洗礼。 经济上，传统的农业经济开始受到近代工商业的挑战，沿海地区兴起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规模有限，却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社会阶层。西方商品的涌入，也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 思想文化领域，更是百家争鸣，西学东渐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从哲学、科学到文学、艺术，无数西方思潮和知识通过翻译、出版、留学等渠道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碰撞、融合，催生出许多新的观念和思想流派。改良主义、革命思想、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等等，都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土壤上扎根发芽。 正是在这样一个变革的熔炉中，中国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都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重塑。而在这场巨变中，女性的地位和命运，尤其值得关注。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如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缠足陋习等，在西学东渐和救亡图存的呼声中，开始受到质疑和挑战。女性是否也应受教育？女性能否参与社会？女性的权利在哪里？这些曾经被视为“私事”或“天经地义”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 二、 翻译的“角色”：文明的摆渡者与新观念的播种者 “翻译”在1898-1918年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扮演的角色远非简单地将一种语言的文本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它更像是一座桥梁，连接着古老而封闭的东方中国与日新月异的西方世界；它更像是一场雨露，滋润着这片渴望变革的土地，播撒下新思想的种子。 在那个信息传播相对滞后的年代，翻译是引进西方先进知识和思想最主要、最直接的途径。几乎所有关于西方政治、经济、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的新知识，都需要通过翻译才能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梁启超、严复、辜鸿铭、林纾等一批杰出的翻译家和学者，成为了西方文明的“摆渡者”。他们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者，更是思想的诠释者和传播者。 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引入中国，深刻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为后来的革命思潮提供了理论依据。林纾的白话小说翻译，如《茶花女》、《巴黎茶花女》、《斯巴达三十勇士》等，虽然带有其个人化的文学色彩，却以其生动有趣的故事，打破了传统文学的藩篱，为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然而，翻译工作本身也充满了挑战与妥协。面对西方社会结构、文化概念、哲学体系与中国传统截然不同的现实，译者们必须在“信”与“达”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他们常常需要“意译”或“创造”出新的词汇来表达西方的新概念，如“民主”、“科学”、“社会主义”、“自由”、“平等”等，这些新词的诞生，本身就标志着中国思想观念的一次重大突破。 更重要的是，翻译不仅仅是知识的搬运，更是观念的引入。当西方关于人权、自由、民主、女性解放的思潮，通过翻译的书籍、报刊和文章进入中国时，它们便开始在中国社会激起涟漪。这些被翻译过来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的父权制、等级制和封建礼教，为女性的自我觉醒和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 三、 新女性的“孕育”：在翻译思潮的激荡中涌现 “新女性”这个概念，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深深地植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大环境中，并且与翻译的西方思潮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传统的中国女性，被规范在家庭内部，被“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所限制，被“三从四德”的伦理道德所束缚。她们的命运，往往取决于男性，缺乏独立的社会身份和自我发展的空间。然而，随着西学东渐，特别是女性主义思潮的引入，一种新的女性形象开始在中国的社会视野中崭露头角。 首先，教育的引入是催生新女性的重要动力。西方国家的女校制度和普及教育的理念，通过翻译的书籍和留学生带回中国。虽然在早期，为女性提供教育还面临重重阻力，但随着一些开明人士的推动和女性自身对知识的渴望，女子学校开始出现，并逐渐发展壮大。在这些学校里，女性不仅学习传统的“女红”、“家政”，更开始接触到科学、数学、外语，甚至政治学和哲学。受过教育的女性，拥有了更广阔的视野，更清晰的自我认知，她们开始质疑传统的性别角色，渴望参与社会，发挥自己的才能。 其次，女权思想的传播直接挑战了传统的性别压迫。西方女权主义者关于女性平等权利、婚姻自由、政治参与等主张，通过翻译的著作和报刊文章，在中国知识界和一部分进步女性中传播开来。例如，对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西蒙·德·波伏娃的思想（虽然波伏娃的活跃期更晚，但其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早期女权思潮）的翻译和讨论，为中国女性争取权利提供了理论支持。这些思想的引入，让女性认识到自己不仅仅是家庭的附属品，更是独立的个体，拥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尊严。 再次，新的生活方式和职业选择为女性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西方小说中独立自主、从事各种职业的女性形象，通过翻译文学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这冲击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只能“在家相夫教子”的刻板印象。一些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女性，开始尝试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她们投身于教育、医疗、新闻、慈善等领域，成为教师、护士、记者、社会活动家。这些“走出家门”的女性，以其独立的姿态和对社会的贡献，逐渐打破了“女性无才便是德”的陈旧观念，成为了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 最后，“文明”、“进步”、“科学”等西方概念的引入，也为重新审视女性的地位提供了新的话语体系。当“文明”被视为先进的标志时，那些压迫女性的旧习俗，如缠足、童婚、妇女缠足等，自然就被视为“野蛮”、“落后”的象征。而“进步”则意味着社会必须向前发展，而女性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的解放和发展，必然是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四、 本书的研究范畴与贡献 《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一书，正是聚焦于这一关键时期，深入探讨翻译活动如何深刻影响了中国新女性的孕育和形成。本书并非简单罗列翻译家的事迹，也非泛泛而谈新女性的出现，而是通过对大量一手史料的梳理和细致的文本分析，揭示翻译活动与女性地位变迁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 本书的研究核心在于： 翻译的内容分析： 深入考察这一时期被翻译的西方书籍、报刊文章中，关于女性地位、婚姻家庭、教育权利、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内容，分析这些内容如何为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想资源。 翻译的传播途径与影响： 追踪这些翻译成果的传播过程，研究它们如何通过报刊、书籍、讲座、留学等多种途径，触达不同阶层的读者，尤其是有识之士和女性群体，并引发怎样的讨论和反响。 翻译与中国本土知识的互动： 分析西方新思想在传入中国后，如何与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产生碰撞、融合，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对这些西方观念进行本土化的诠释和转化，从而构建出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新女性”图景。 “新女性”形象的演变： 追溯“新女性”这一概念在中国社会语境下的生成、发展与演变，分析在翻译思潮的影响下，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她们在社会实践中展现出的新特征。 翻译家在其中的角色： 深入剖析一批关键的翻译家和思想家，如何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西方关于女性解放的观念引入中国，并对中国新女性的形成起到了怎样的催化作用。 本书试图回答的关键问题包括： 西方哪些具体的翻译文本，对中国新女性的观念形成了最直接的启示？ 翻译的西方思潮，是如何挑战和颠覆中国传统的性别观念和家庭伦理的？ 在翻译过程中，性别因素是如何影响译者选择和文本解读的？ 女性自身是如何主动吸收和运用翻译过来的思想，来争取自身解放的？ 翻译活动如何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本书的贡献在于，它不仅为理解中国近代女性史提供了新的视角，更强调了“翻译”这一被低估的文化实践，在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它揭示了，在历史的洪流中，每一次思想的涌入，每一次观念的传播，都可能成为孕育新生的温床。而“新女性”的诞生，正是这场翻译的传说中，最动人的篇章之一。 通过本书，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充满活力和变革的时代，理解那些曾经被压抑的女性，如何在思想的光芒指引下，一步步走向独立、自主和觉醒，最终塑造了中国近代史上那道亮丽而坚韧的风景线。

评分☆☆☆☆☆

从学术规范的角度来看，这部作品无疑是扎实的，但更难能可贵的是，它成功地将严肃的学术研究转化成了一种引人入胜的叙事。它成功地避免了将历史人物脸谱化的陷阱，笔下的“新女性”是多维的、充满矛盾的个体，而非一个单一的意识形态符号。特别是对教会学校、新式学堂中女性接受知识的细微差别描写，揭示了现代性在中国语境下是多么具有地方特色和阶层差异。阅读这本书，就像是拿到了一把精巧的钥匙，打开了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性别重构”这一核心议题的无数扇门。它不仅是历史研究，更是一种对现代身份建构的哲学反思，让人在合上书本后，依然能感受到思想的余震，值得反复研读和推敲。

评分☆☆☆☆☆

坦率地说，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层层递进的，初看可能觉得史料的堆砌略显密集，但一旦深入进去，便能体会到作者在梳理复杂历史脉络时所下的苦功。它绝非一本泛泛而谈的通史读物，而是将焦点精准地对准了1898到1918这二十年间的特定知识群体。我关注到作者对几位关键女性翻译家（或受翻译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的个案分析，非常细致入微，捕捉到了她们在个人日记、书信中流露出的那种微妙的身份认同危机与重塑过程。这种微观视角与宏观社会变迁的结合，使得历史不再是冰冷的年代数字，而是充满了人性挣扎的鲜活叙事。这本书挑战了许多既有的、对“新女性”的刻板印象，揭示了她们内部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探索的曲折性。读完之后，对“启蒙”这个词的理解也变得更加立体和复杂了，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光明，而是伴随着阵痛与自我怀疑的漫长过程。

评分☆☆☆☆☆

这本关于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女性命运的书，读起来真是让人心潮澎湃。作者对那个特定时期的社会思潮、文化变迁有着极其敏锐的洞察力，他/她不仅仅是在罗列史实，更像是在绘制一幅由无数女性个体命运交织而成的宏大画卷。那些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挣扎、探索的知识女性形象，一个个鲜活得仿佛就在眼前。我尤其欣赏作者对“翻译”这一行为的深度挖掘，它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一种思想的载体，是如何将西方关于女权、教育、个体解放的新观念引入中国，并如何与本土文化进行复杂而微妙的碰撞与融合。书中的论述逻辑严密，引用了大量一手资料，使得整个叙事既有学理上的坚实基础，又不失文学作品的感染力。阅读过程中，我不断反思，那些在百年之前，为争取受教育权、婚姻自主权而付出的努力，与我们今天所享有的自由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深刻的承继关系。那段历史的重量，通过作者精妙的笔触，被清晰地投射到了当代读者的眼前，令人深思，久久不能释怀。

评分☆☆☆☆☆

不得不提的是，这本书的行文风格有一种冷静而克制的史学美感。它没有使用过度煽情的语言来描绘那个时代的苦难，而是通过对制度、文本和观念的冷静剖析，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历史的厚重感。尤其在论述翻译活动如何成为性别政治的隐形战场时，作者的论述角度非常新颖，它巧妙地将“文本的流动”与“女性的流动性”联系起来，暗示了思想的解放是如何通过媒介的变革而实现的。对于任何一个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理结构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本书都是一份宝贵的地图。它帮助我们理解，当一个社会结构面临剧烈冲击时，语言和知识是如何首先被重塑，进而影响到社会阶层和性别角色的再定义。每一次翻阅，都能从中汲取到新的思考维度，绝非一读即弃的快餐式读物。

评分☆☆☆☆☆

这本书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它对“声音”和“沉默”的捕捉。在那个媒体刚刚兴起的年代，女性的声音是如何通过翻译的作品第一次被“听见”的？作者对早期女性教育杂志的文本分析，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示范。她/他不仅研究了文本说了什么，更研究了文本“没有”说什么，那些被审查、被自我规训的部分，往往透露出更深层次的社会压力。我仿佛能听到那个时代女性在铅字背后，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发出自己的声音，既渴望与世界对话，又害怕被主流社会吞噬。这种对历史“声场”的重建，使得整部作品充满了戏剧张力，让读者深刻体会到，思想的自由是多么来之不易，每一次对知识的获取都伴随着巨大的勇气和代价。

评分☆☆☆☆☆

单位购书，正版快捷，大赞啊

评分☆☆☆☆☆

非常好，物美价廉，物流很快，快递员服务周到态度非常好

评分☆☆☆☆☆

在书店看上了这本书一直想买可惜太贵又不打折，回家决定上京东看看，果然有折扣。毫不犹豫的买下了，京东速度果然非常快的，从配货到送货也很具体，快递非常好，很快收到书了。书的包装非常好，没有拆开过，非常新，可以说无论自己阅读家人阅读，收藏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的说，特别精美；各种十分美好虽然看着书本看着相对简单，但也不遑多让，塑封都很完整封面和封底的设计、绘图都十分好画让我觉得十分细腻具有收藏价值。

评分☆☆☆☆☆

可以的可以的

评分☆☆☆☆☆

还可以了 不过价格贵点 不能说是历史书了 更像中文

评分☆☆☆☆☆

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女性

评分☆☆☆☆☆

还没翻阅，不足为评！

评分☆☆☆☆☆

海外汉学研究从书，不同的视角！

评分☆☆☆☆☆

汉学，西文Sinology，指国外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问的综合性学科。又称中国学。 研究对象　　从汉学发展的历史和研究成果看，其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中国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实际上是研究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整个中国的学问。由于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而且汉学最初发轫于汉语文领域，因而学术界一直将汉学的名称沿用下来。也有学者用中国学来称呼传统的汉学。汉学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汉学包括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义的汉学只涉及哲学、宗教、历史、语言文字等部分社会科学，诸如传统的版本、目录、校勘、音韵、训诂、考证等。从课题方面看，汉学已涉及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发生和将有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态，从学科体系看，汉学已经囊括了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所有知识形态。 学科历史　　汉学的产生发展，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有联系，又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发展相关联。一般认为，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来华传教的教士的著述中。 400 余年里，汉学经历了发轫期、确立期、发展期和繁荣期4个阶段。 　　发轫期（16世纪末～17世纪末） 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早在古希腊就已开始。但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则始于16世纪末。第一本专门讲述中国的书是1585年在罗马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门萨多著）。该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 。有影响的早期著作还有《中华帝国志》、《中国改朝及中国基督教现状》、《中国度量衡考》等。这些著作大多出自教士之手，对中国的研究流于表面，缺乏系统性。 　　确立期（18世纪初～19世纪初） 18世纪初清王朝和罗马教皇有“仪礼”之争，刺激西方各派传教士对中国礼俗和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法王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科学院派来的优秀传教士，拟定了具体而系统的中国研究项目：中国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史；中国古今通史；汉字的起源；中国的动植物和医学等自然科学史；中国各门艺术的历史；中国现状 ，国家治安、政局和习俗，矿产和物产等。其结果出现了一批汉学成果：《中国仪礼论》（李明）、《鞑靼史》（刘应）、《书经以前之时代与中国神话之关系》（马约瑟）、《中国通史》（冯秉正）、《 成吉思汗及蒙古史 》（宋君荣）、《大唐史纲》（宋君荣）。而作为18世纪汉学双璧的是杜赫德编著的《中华帝国史全志》（共 4 卷）、当时北京教士研究中国成果汇集《中国杂纂》（共16册）。在18世纪法国教士汉学 成果的 基础上，19世纪初出 现了法国雷慕沙（1788～1832）和德国克拉勃罗德（1788～1830）两位博学多才的汉学大师。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历史、语言、文学、宗教、地理学等众多领域。两人于1818年联合发起成立亚洲协会 ，发行期刊《亚洲学报》，主要刊发汉学研究成果。随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1823），刊《皇家亚洲学会会报》。以此为标志，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立。 　　发展期（19世纪中后期） 这一时期正是西方试图将中国殖民化，与中国政府发生政治、军事冲突的时期。西方各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研究，改变了法国垄断汉学的局面 。英国、荷兰、德国、瑞典、奥地利、俄国都有一批卓有成绩的汉学家：法国继雷慕沙之后有儒莲、毕瓯、巴参，荷兰有霍夫门、施古德，德国有奚伯尔特、晓特、甲柏连，英国有理雅格、毕尔、卫烈亚力，俄国有萨哈诺夫、帕底雷阿斯 、白莱脱胥乃德、伊凡诺夫斯基，瑞典有多桑，匈牙利有乔玛等。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国天文学，晓特的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仍有价值，毕尔开中国佛教文献学的先河，乔玛成为公认的藏学创始人。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不少汉学家集中毕生精力翻译中国古代典籍，译文水平较前有大幅度提高。如牛津大学首任汉语教授理雅格以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力求准确地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书经》、《诗经》、《孟子》、《 春秋左传 》、《 易经 》、《孝经》、《道德经》和《离骚》，成为汉籍西译大家。 　　繁荣期（20世纪） 20世纪近百年的汉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20世纪初期，甘肃敦煌石窟藏经洞被发现，其中保存大量古代汉文、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写本卷子及文物。西方一些汉学家来到敦煌考察，并掠走大批文物文献。这批珍贵的文物文献令汉学界震惊。以此为契机，促进汉学研究的新发展。西方一些大学纷纷设立汉学课程，成立专门的汉学研究机构，出版专门的汉学研究期刊。如法国巴黎大学高等中国研究所、荷兰汉学研究会、莱顿大学中国研究所、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美国中国研究所、美国中国学会、美国汉学促进委员会、日本支那学社、日本中国研究所、日本中国学会，前苏联中国学家协会等。此外还有藏学和敦煌学的一些专门组织、机构，这些汉学机构或团体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门汉学杂志。还有研究东方或亚洲的学术刊物也是发表汉学成果的重要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