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史学流派:京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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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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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华书局
ISBN:9787101068948
版次:1
商品编码:10426585
品牌:中华书局
包装:平装
开本:大32开
出版时间:2009-10-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39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鉴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大陆政策和它多次侵华、反华又至今不思悔改和公开道歉的恶劣行径,近、现代中国学者和全体中国人民对日本政府和日本右翼的鄙视和义愤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出于我们与生俱来的学术良知和对传统文化的无限热爱,在日本京都大学(包括以前的京都帝国大学时代)的学术环境下产生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治学方法及其汉学研究成果,一直赢得了几代中国学者们(包括世界各国汉学家们)的无比尊重和特别关注,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
现在,广义的京都学派有时也常常被“关西学派”所代替。那是因为在地理位置上东京一带属于日本的关东地区,而京都一带则属于关西地区。而关西地区主要是指京阪神地区,即从京都府、大阪府到神户市之间的地区。在这一地区著名的国立大学有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和神户大学,著名的公立大学有大阪市立大学、大阪府立大学,著名的私立大学有关西大学、关西学院大学、同志社大学、立命馆大学,即所谓的“关关同立”。其中,在汉学研究上堪称重镇的著名大学就是京都大学和关西大学。广义的京都学派的学者群则不单单是指对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专业学者,它还包括了从事中国古代哲学、古代文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研究的学者们。笔者在两卷本的《汉学通史》 一书中对日本汉学的历史做过简单的介绍。虽然我一直没有计划撰写国别体的诸如“日本汉学史”之类的设想,但是作为个案研究,我曾写有未定稿的《东洋史学一百年》(暂定名)一书,对日本京都学派的汉学研究的历史给予总结。因为限于目前正在对西周青铜器铭文和礼制展开专业化的研究和著述,短时间内我还不可能拿出时间和精力来修订书稿并交付出版,所以特别提请想系统了解日本汉学发展的历史的学者们可以参考我的朋友李庆先生的多卷本《日本汉学史》一书。

目录

前言:东洋史学京都学派诞生的前前后后
一 京都学派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二 狩野直喜
三 桑原骘藏
四 内藤湖南
五 小川琢治
六 滨田耕作
七 矢野仁一
八 羽田亨
九 铃木虎雄
跋: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四大学术支柱
参考文献
本书重要日本人名索引

精彩书摘

一 京都学派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在现代日本学术界,有相当多的汉学家认为,最先使用“京都学派”这一术语来指代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研究学者群的人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
“京都学派”的几种定义
实际上,“京都学派”这一概念,有京都学派、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京都支那学派和新京都学派等几种不同意义上的指代范围和相关概念。
在中国学术界,一般把“京都学派”看成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简称。这一理解已经有了十分明显的中国特色。而且,这一理解也已经影响到了日本学术界。相应地,中日两国学术界正在逐渐地走向共识。但是,严格地讲,所谓“京都学派”,它有哲学意义和东洋史学意义两大理解。
从上述概念产生的先后顺序来说,一般认为最先出现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然后才是东洋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

前言/序言

  1931年9月14日,陈垣问胡适:“汉学正统此时在
  西京呢?还在巴黎?”结果二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
  鉴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大陆政策和它多次侵华、反华的历史,中国人民对日本政府和日本右翼的鄙视和义愤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在日本京都大学(包括以前的京都帝国大学时代)的学术环境下产生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却赢得了几代中国学者和世界各国汉学家们的无比尊重和特别关注,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
  现在,广义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也常常被“关西学派”所代替。那是因为在地理位置上东京一带属于日本的关东地区,而京都一带则属于关西地区。
  在这一地区的著名学府,国立的有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和神户大学,公立的有大阪市立大学、大阪府立大学,私立的有关西大学、关西学院大学、同志社大学、立命馆大学o。其中,在汉学研究上堪称重镇的就是京都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和关西大学。
  狭义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指的是京都大学的东洋史研究学派。《京都学派》当然是专就狭义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而言的。
《近世东亚的知识碰撞:从儒学到现代性的嬗变》 内容简介 本书深入考察了自明清鼎革至二十世纪中叶,东亚知识场域经历的剧烈转型过程,聚焦于儒学传统的内在演变、西方思想的冲击与吸收,以及由此催生出的新型知识形态。全书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精微的文本分析相结合,探讨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在面对“天崩地裂”的时代变局时,如何调适、重塑和创新其思想资源,最终塑造了近世东亚知识格局的复杂面貌。 第一部:儒学的内部张力与晚期形态 本书首先回溯了明清之际儒学内部的深刻危机与创新努力。在宋明理学(尤其是心学与程朱理学)的鼎盛之后,清代乾嘉学派的兴起标志着一种重返经典、注重实证的转向。我们不再将乾嘉考证学简单视为对明代思辨哲学的“反动”,而是深入分析其如何通过对文献学、训蚨学的精细化操作,在维护儒家道统的同时,为知识的积累和批判性思维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义理”与“考据”的张力: 详细剖析了以戴震、段玉裁为代表的学者,如何在对“义理”进行祛魅化的过程中,重构了对“人情”与“天理”的理解。这种转向不仅是方法论上的革新,更预示着主体性意识在传统框架内的微妙觉醒。 地域学派的兴衰: 考察了如皖、浙、湘等地的学术中心如何形成各自的知识网络,以及这些网络在面对外部压力时所展现出的韧性与局限性。探讨了在地方性知识传统中,如何孕育出早期的社会关怀与国家观念。 经学与史学的交融: 分析了清代史学(如《明史》的编纂与辨析)如何受到经学方法的深刻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如何塑造了早期对“历史”这一概念的理解,尤其关注“史鉴”功能在维护政治秩序中的作用。 第二部:西方知识的涌入与知识体系的重构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势力的扩张,新的知识体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涌入东亚。本书重点关注这些知识如何被有选择地接纳、翻译和重新诠释,以及这种接纳如何挑战了既有的“天下”观念。 “格致”与“西学”的初步接触: 探讨了早期传教士带来的数学、天文、地理学知识,如何被士大夫群体视为“奇技淫巧”之外的实用技术,以及他们如何尝试将这些知识“儒家化”以消解其潜在的颠覆性。 翻译的困境与策略: 详细分析了近代早期翻译事业(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面临的哲学困境。例如,如何找到精确的汉字来对应“science”、“liberty”、“sovereignty”等全新概念,以及不同的译名选择如何塑造了知识接受者的最初认知。 法律、政治思想的冲击: 考察了如卢梭、孟德斯鸠等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片段性传入,以及它们在不同知识群体中引发的焦虑和辩论,这构成了后来维新变法和革命思想的思想基石。 第三部分:现代性的知识范式转型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东亚知识界开始主动寻求全面的体制性变革,这不仅是政治制度的更迭,更是知识范式的根本性转移。本书将重点分析“科学”、“国民”、“现代性”等核心概念是如何被本土化的,以及旧知识精英如何完成向新知识专家的身份过渡。 “科学主义”的胜利与反思: 分析了以进化论和实证主义为核心的科学范式如何迅速取代了旧有的“天人感应”宇宙观,成为新的知识权威。但同时,本书也揭示了早期科学引进中存在的“工具理性”倾向及其局限性。 教育体系的革命: 详细考察了新式学堂的建立如何重塑知识的传授渠道和评估标准,以及传统私学教育体系如何被边缘化。这种教育变革是知识权力转移的核心机制。 史学的专业化与民族叙事的构建: 探讨了新的历史编纂方法(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观的早期影响)如何被用于构建一个具有强大向心力的“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以及这种叙事如何处理传统中“华夷之辨”的历史遗产。 第四部:知识的再地方化与观念的冲突 在全球化的初步阶段,东亚的知识生产不再是单向度的接收,而是出现了多元化的回应与地方性的创新。本书探讨了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深刻分裂与张力。 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介入”: 分析了知识分子群体如何从传统的“士”阶层向现代的“知识人”(intellectual)转型,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如农村、劳工、教育不平等)如何催生了新型的社会科学研究。 对“传统”的重新发掘与批判: 考察了在批判旧学说的同时,知识界对本土文化资源(如哲学、艺术、民俗)进行系统整理和重新估价的努力,这为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埋下了伏笔。 跨文化对话的深度: 通过比较分析不同知识群体对同一西方思想流派(如功利主义或尼采哲学)的不同解读路径,展示了近世东亚知识体系内部的复杂性和活力。 本书旨在描绘一幅近世东亚知识图景的宏大画卷,强调知识变迁的渐进性、冲突性与创造性,为理解当代东亚社会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参照。它不是对某一特定学派的专论,而是对一个知识“场域”在剧变中所展现的普遍规律的系统考察。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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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业余历史爱好者,我通常偏爱那些以时间线索清晰展开的通史读物,但《中外史学流派:京都学派》这个标题,却透露出一种结构主义的严谨感。它不是在讲“发生了什么”,而是在解析“思考是如何组织的”。京都学派,在我有限的认知里,更多与哲学和宗教研究联系紧密,将其纳入“史学流派”的范畴,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颠覆性的视角。这本书会如何论证京都学派对历史研究方法的贡献或影响呢?难道是他们对“场所”或“纯粹经验”的探讨,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区别于实证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新型认识论工具?我非常期待看到作者如何将抽象的哲学概念,转化为具体的史学研究范式。这种跨学科的梳理,需要极高的驾驭能力。如果书中能展示京都学派学者在处理近代历史、传统文化重估等具体史学问题时的思想路径,那将极大地拓宽我对“史学”边界的理解。这不再是关于过去的简单叙述,而是关于“理解过去”的复杂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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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觉得,学术著作的精髓往往藏在书名末尾的那个限定词里,比如“京都学派”。这个限定词,像是一道精确的激光,将关注点聚焦于一个特定而精妙的知识场域。我好奇这本书的叙事风格会是怎样的——是冷峻的学术考据,还是带有某种温情的知识分子群像描摹?京都学派的形成,离不开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战争的阴影、现代化的焦虑,这些社会情绪如何内化为他们哲学思辨的驱动力?我期待看到书中不仅仅是理论的剖析,更有对学者个人命运与时代潮流交织的刻画。例如,当他们试图用东方哲学来回应西方理性主义的危机时,这种努力本身就充满了悲剧性的美感。这本书如果能成功地捕捉到这种“时代精神”与“个体思想”的共振,那它就超越了一般的学术史梳理,而成为了具有文学张力的作品。我猜想,阅读它,就像是近距离观察一群在时代巨变中试图为人类精神寻找新基石的智者,他们的挣扎与构建,远比结论本身来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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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我对“流派”这个词的理解往往停留在文学批评领域,认为它多指风格的相似性或美学取向的统一。《中外史学流派:京都学派》将史学与此结合,暗示了一种研究群体内部在方法论上存在着某种结构性的同构。我设想这本书的内容必然会非常细致地比较京都学派与其他主要史学流派(如年鉴学派、后现代史学等)在对象选择、叙事策略和理论预设上的根本差异。这种比较分析是检验一个学派生命力的试金石。如果书中能提供清晰的图表或逻辑框架,展示京都学派对“时间”、“人物”、“事件”这三大史学基本要素的不同处理方式,那就太棒了。例如,他们对“历史连续性”的看法,是否深受其关于“场所”的形而上学影响?再者,“中外”的维度,也可能意味着对京都学派在不同文化场域中被接受和改造过程的跟踪研究。这本书,在我看来,承诺的是一场关于知识如何被塑造、被传播、并最终影响我们观看历史方式的深刻反思,其价值远超对某个日本哲学学派的单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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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翻阅几本关于思想史的著作时,偶然间瞥见一本名为《中外史学流派:京都学派》的书名,不禁心生好奇。虽然我尚未有机会深入阅读这本书,但仅凭这个标题,我就能想象到它所承载的厚重与深邃。京都学派,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独特的学术气质,让人联想到上世纪日本知识界那段风云变幻的岁月,以及在东西方思想碰撞中,那些充满智慧与争议的声音。这本书想必不会仅仅是简单地罗列史学观点,而是会深入剖析京都学派如何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吸收、转化乃至批判西方哲学与东方传统,构建出其独特的思想体系。我期待它能清晰地梳理出该学派核心人物如西田几多郎、田边元、西谷启治等人的思想脉络,特别是他们如何处理“绝对无”与“现象学”、“存在论”与“宗教体验”之间的张力。我猜测,书中会对京都学派的“场所论”或“场所的逻辑”有细致的阐释,这无疑是理解其形而上学基石的关键。对于任何对现代日本哲学或跨文化思想对话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本书都像是摆在面前的一张邀请函,通往一个充满挑战性、但又极具启发性的思想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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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史学研究的兴趣一直停留在宏大叙事的层面,关注那些塑造了国家命运的关键事件和思想潮流,因此,像《中外史学流派:京都学派》这样聚焦于某一特定学派内部运作的著作,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领域。这本书的书名立刻激发了我对“流派”二字的好奇心。流派的形成,往往意味着内部的共识与外部的张力,它关乎学术共同体的构建、知识生产的规范,以及与其他学派的论战与区别。我猜测作者一定费尽心力,去描摹京都学派内部不同代际学者之间的思想继承与分野,比如早期西田哲学如何被后来的诠释所修正、发展或颠覆。更引人入胜的是“中外”二字,这暗示着本书绝非一份孤立的日本思想史梳理,而是将京都学派置于全球思想互动的坐标系中进行审视。他们如何回应胡塞尔、海德格尔等欧洲大陆哲学的挑战?他们的“东方智慧”又是如何被西方学界所理解或误读的?我设想,通过阅读此书,我能更深刻地理解,一种地方性的学术思想如何努力地争取其普遍性话语权的过程,那必然充满了微妙的学术权谋与真诚的智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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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的士兵器工业园内地与其他人了。你的时候刚刚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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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的士兵器工业园内地与其他人了。你的时候刚刚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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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概念产生的先后顺序来说,一般认为最先出现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然后才是东洋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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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介绍东洋汉学的一本书,对于这个我是很感兴趣的。对域外汉学的了解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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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些知识,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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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学派”的几种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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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描写得非常不错,真的能让人学习到很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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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学术用书 研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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