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這種論詩及樂,論樂及詩,詩樂相通的思想明顯地錶現於《詩論》其他簡文中。在論述《頌》、雅夏》、《邦風》時也兼及其音樂特徵。比如第2簡論《頌》雲:“頌旁德也,多言後。其樂安而遲,其歌紳而 ,其思深而遠,至矣。”第3論《邦風》雲:“邦風其納物也,溥觀人俗焉,大斂材焉,其言文,其聲善。”其中“多言後”,“多言難而怨退者也”,“其納物也,溥觀人俗焉,大斂材焉”等都是詩歌內容為說;所謂“其樂安而遲,其歌紳而 ,”“其聲善”等均是就樂來說的。按竹簡文勢,其論《夏詩》也當言及其音樂特徵。凡此種種皆可證明孔子所謂“樂亡離情”也是就詩而論的,“樂亡離情”也就是“詩亡離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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