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全集（第1卷）：悲剧的诞生 不合时宜的思考 1870-1873年遗稿 [Nietzsche Werke]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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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杨恒达 等 译

图书标签:

• 尼采
• 哲学
• 悲剧的诞生
• 不合时宜的思考
• 德国哲学
• 古典哲学
• 西方哲学
• 文化批评
• 19世纪哲学
• 尼采全集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177410

版次：1

商品编码：11329267

包装：平装

丛书名： 尼采全集

外文名称：Nietzsche Werke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3-07-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634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尼采全集（第1卷）：悲剧的诞生 不合时宜的思考 1870-1873年遗稿》的独特之处是对古希腊酒神现象的极端重视。尼采立足于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现象，把它当作理解高雅的希腊悲剧、希腊艺术、希腊精神的钥匙，从中提升出一种哲学来。

作者简介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在当代中国也许是著名的西方哲学家之一。尼采传入中国至今已百年有余，经历过多次的“尼采热”，影响广泛而深远，且经久不衰。尼采对20世纪欧美一大批重要哲学家、思想家产生过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到中国思想界，这当然是重要原因之一。然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文化背景、人文环境、思维方式、具体的当代历史语境等，都对尼采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具有一种特殊的需求。
　　尼采不同于西方传统哲学思想家的地方在于，他挑战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他将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归结为人的局限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要引起人们对文化问题的关注。人通过文化而掩盖了人自己的局限性，将弱点美化为优点。为了避免人性的弱点，他用“超人”理念，用“视角论”（Perspektivismus）和系谱学的方法，来弥补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真实性方面的不足。尼采对人的局限性的思考可以为处于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当代中国思想界提供有益的借鉴。

目录

悲剧的诞生一种自我批评的尝试
献给理查德?瓦格纳的前言
悲剧的诞生
不合时宜的思考
第一部分大卫?施特劳斯：自白者和作家
第二部分论历史学对生存的利弊
第三部分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
第四部分理查德?瓦格纳在拜洛伊特
1870—1873年遗稿
关于希腊悲剧的两个公开报告
狄奥尼索斯世界观
悲剧思想的诞生
苏格拉底与希腊悲剧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六个公开报告
五本未写之书的五个前言
致《在新帝国中》周报出版者的一份新年贺词
希腊人悲剧时代的哲学
论道德外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
对德国人的警告

精彩书摘

总序
　　尼采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在当代中国也许是最著名的西方哲学家之一。尼采传入中国至今已百年有余，经历过多次的“尼采热”，影响广泛而深远，且经久不衰。现在，尼采的主要著作大多有好几个中文译本，拥有的读者不计其数。这种情况在其他西方思想家那里实属少见。
　　为什么尼采在当代中国受到如此厚爱？尼采对20世纪欧美一大批重要哲学家、思想家产生过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到中国思想界，这当然是重要原因之一。然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文化背景、人文环境、思维方式、具体的当代历史语境等，都对尼采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具有一种特殊的需求。
　　尼采不同于西方传统哲学思想家的地方在于，他挑战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海德格尔通过对尼采长期深入的研究而认识到这种挑战的价值。他认为，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是宣布了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及其所形成的一切价值和观念的死亡。形而上学传统正是尼采“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努力中所要翻转的东西，因为形而上学传统所培育起来的理性精神和它自己形成的一套价值观念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道德的“绝对命令”最终只能求助于信仰的飞跃，因此尼采要重估一切价值，连同其源头一起加以翻转。然而，海德格尔认为，尼采将一切都归结于强力意志是试图从超感性的形而上学世界里走出来，却最终还是陷在这个世界里。其实，海德格尔也未必没有陷在这个世界里，正如他自己所说：“形而上学之本质的完成在其实现过程中可能是很不完善的，也无需排除以往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继续存在。对不同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以及它们个别的学说和概念的清算还是有可能的。”［德］马丁?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尼采》（下卷），83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尼采的挑战和海德格尔的这种清算是意义十分深远的，使人们从对理性的非理性式的执迷不悟中，从对离实践和具体认识对象越来越远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迷恋中惊醒过来。
　　总序尼采全集第1卷当尼采进入中国思想家视野的时候，正是西方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伴随启蒙思潮涌入中国之际。但是，西方的启蒙思想到了中国这块土地上，却发生了启蒙的初衷所始料未及的变异。自从传教士在中国办学以来，尤其是1905年中国取消科举制度、开始普遍引入西方教育体制以来，西方启蒙思想被大量贯穿到学校教育中，在青年学生和一些开明的中年知识分子中培养了一批对西方文化有好感的新文化倡导者。但是，由于当时中国保守势力的强大，启蒙思想的传播并不十分顺当。阻力越大，这些新文化倡导者就越是针锋相对。保守势力尊奉儒教，他们便一定要打倒孔家店，还将中国的贫穷落后、国力衰败、民族耻辱统统归罪于儒家和尊孔，进而将启蒙与民主兴国、救亡图存等联系起来。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所有这些就并不是为了争个人的‘天赋权利’——纯然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所以，当把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倒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上述集体主义的意识和无意识，遇上了这种仍然异常关怀国事民瘼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传统。”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8。
　　西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作为启蒙理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传入中国时，遇到同样的问题。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尤其被用来作为演绎社会政治概念的工具，也许演绎过程本身是合乎理性的，而前提却是由某种宏大叙事式的主义或政治意识形态所先验性地预设的。本来一些中性的概念和术语，由于带有一定感情色彩或信仰色彩的先验性预设，而成为驾驭演绎过程的霸主，整个演绎过程及其论证可以完全合乎逻辑而不失为高度理性产物，但却仍然是这些霸主的奴隶。久而久之，这种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倾向，这种一味借助工具理性的做法，沉淀为一种文化。
　　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就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不是一次起义或一场革命就能很快改变的，且不说中国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文化是这样，就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加中国特色的社会政治宏大叙事而形成的文化也是如此。
　　其实，当尼采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在倡导语言的改革，这本是一个可以从尼采对语言的真知灼见中悟出其中道理的契机，并从对语言改革的思考中把握当时正在影响中国思想界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些重大问题，因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总是在试图寻找一个永恒的中心，一种形而上的本源和绝对的权威，而历来的语言传统正是人们不断进行这种追寻的顽固工具。这就是之所以不少思想家在批判形而上学传统时，却在语言上仍然无法摆脱这种传统影响的原因。尼采也属于这样的思想家。但是，尼采却早在19世纪就已经看出了语言上这种问题的倾向。他说：“语言对于文化演变的意义在于，在语言中，人类在另一个世界旁建立起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人类认为如此固定不变的地方，立足于此，就可以彻底改造其余的世界，使自己成为世界的主人。人类长期以来把事物的概念和名称作为永远真实的东西来相信，同样也养成了他们借以居于动物之上的那种骄傲：他们真的认为在语言中掌握了关于世界的知识。语言的创造者没有谦虚到了如此地步，乃至于相信他给予事物的只是一些符号，他宁愿认为，他是在用言语表达关于事物的最高知识。”［德］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德文版）,见《评注版尼采全集》，第2卷，30页，德语袖珍书出版社（dtv），1999。从这段话里，我们不仅看到尼采对西方语言，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式的思维方式的质疑，而且听得出他对人将自己置于世界主人或世界中心地位的做法感到不屑的口气。但是当时中国语言改革的倡导者并未注意尼采在这方面的先见之明，只是致力于让语言更好地发挥工具理性的作用，让更多的中国人更容易接受启蒙“真理”的教育，进而参与对旧文化、旧传统的批判，尼采也只是作为传统的彻底叛逆者的形象进入到新文化倡导者的视野中。
　　然而，尼采在这里所说的关键，是知识的真实性问题，也是我们是否能用概念和名称一成不变地把握认识对象的问题。按照尼采的看法，用相对固定或稳定的概念和名称去把握在动态中瞬息万变的认识对象，是不可能具有恒定真实性的，这由人本身的局限性所决定。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依靠概念进行演绎，当然会离真实性越来越远。而中国学界一般都将这样的真实性（德文中的Wahrheit或英文中的truth）翻译成“真理”，从而倾向于把真实性理解为“真实的道理”。这实际上又使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在中国文化中成为必须隐讳的东西。当尼采质疑Wahrheit的时候，虽然他实际上是在怀疑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否会有恒定的真实性，但中国人也许会认为他大逆不道，竟然怀疑真理的存在。尤其是，中国人唱的《国际歌》歌词中，有一句“要为真理而斗争！”可是，如果你通读法、英、德文的《国际歌》歌词，你会发现根本找不到中文翻译成“真理”的这个词（法文中是verité，英、德文中如前所注），这是因为在西方语言中，这个词并无“道理”的含义在内，只是强调真实性而已。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文化差异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而且进一步说明尼采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挑战在当代中国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
　　尼采将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归结为人的局限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要引起人们对文化问题的关注。人通过文化而掩盖了人自己的局限性，将弱点美化为优点。人的生命和活动范围、感觉器官、大脑皮层的有限，决定了人类的认识能力无法穷尽无限丰富的世界。由于在封闭环境下形成的文化心态，人们往往会把自己的一孔之见当成对整体事物的全面看法，从而养成从单一视角以偏概全地看问题的习惯，最终把自己当成了世界的尺度，无限拔高了自己。最可怕的是把对世界、对事物的肤浅、片面、有限、不求甚解的认识当成了“真理”，以不可质疑的权威强加于人。中外历史上由此而引起的冲突、迫害、杀戮、战争还嫌少吗？曾几何时，“人定胜天”的口号在中国激动了多少人的心弦，甚至大腕科学家都为之呐喊，为之论证，但结果如何呢？
　　尼采对人的局限性的思考可以为处于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当代中国思想界提供有益的借鉴。为了避免人性的弱点，尼采用“超人”理念，用“视角论”（Perspektivismus）和系谱学的方法，来弥补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真实性方面的不足。
　　尼采认为：“就‘认识’一词有其意义而言，世界是可认识的：但是它可以有不同解释，支撑它的不是一种意义，而是无数种意义。——‘视角论’。”《三卷本尼采著作》（德文版），第3卷，903页，卡尔?翰泽尔出版社，1956。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世界是可认识的，那也只是以“认识”一词的最低限度意义为基础的，但是认识是无法穷尽世界的，我们只能通过多视角看问题来减弱片面性。所以，“视角论”的意义在于，在对事物本质加以界定的实践难以避免的情况下，不要过于执著于这样的界定，而应该尽量寻找更多的视角。这关涉到我们的教育机构如何处理好入门教育和深入引导的关系。在入门教育时，对事物本质加以界定的实践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这样的实践一经完成，即应该转入新的实践，让学生多视角看问题，接触更多信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我们常常会问，我们现在如此重视教育，为什么没有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呢？因为我国目前的应试教育体制不可能培养出具有独立思考精神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人才，当然更谈不上大师级人才了。这从尼采对当时德国教育机构的批评中可以得到一定的启发。他认为：“在当今为最广泛的大众设置的教育机构中，恰恰是那些使成立教育机构有意义的出类拔萃的学生感到得到的促进最小。”［德］尼采：《论我们的教育机构的未来》（德语版），见《评注版尼采全集》，第1卷，697页，德语袖珍书出版社（dtv），1999。他还认为：“人们肯定也可以从大量教师中看到精神上的危急状态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教师的原因，人们学的东西这么少，这么糟糕。”尼采把教师称作“一种必然的恶”，这是因为正是教师在尼采所说的那种教育机构中灌输给学生有限的视角和狭隘的视野，并以引导对真理和高尚情操的追求的表率者的面目出现，而实际上，他们却还是要像商人一样在“生产者那里尽可能降低价钱，在消费者那里尽可能提高价钱，以便从两者尽可能大的损害中得到好处”［德］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德语版），见《评注版尼采全集》，第2卷，677页。。尼采对教师的这种尖锐指责，其实倒并不是针对教师这个职业，而是指出了教师角色在这样一种教育机构中必然面临知识灌输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矛盾。这样的教育机构作为形而上学传统的培育基地，当然要受到激烈反对形而上学传统的尼采的强烈攻击。尼采对德国教育机构的批评，实际上也切中了我国当前教育体制的弊病，值得我们的教育机构和教师、家长很好地加以思考。
　　运用“视角论”的方法可以减少认识上的片面性，然而现在处于信息社会，信息铺天盖地而来，我们如何进行判断呢？
　　尼采虽然没有经历我们现在的信息社会，但是他很清楚人喜欢从对自己有利的视角获取信息，而且人也有惰性，喜欢止于人自己方便接近的视角。这些都是人性的弱点，应该努力加以克服，所以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要教人做“超人”，也就是要超越人自己的局限性，置身事外，超善恶，这样才能在“视角论”的指引下接近认识的真实性。按照孔子的说法，就是“诚则明”。而且孔子十分智慧地说明了“诚”与“明”的互动关系：“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中庸》)对于尼采来说，达到“超人”的境界需要有查拉图斯特拉式的修炼，需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因为人是一条不洁的河，只有成为大海，才能不遭污染，也就是摆脱人性的弱点。在孔子看来，诚意和正心都是和修身紧密关联的。
　　有人可能认为尼采提倡的是快乐哲学，将他和孔子的道德哲学相提并论，似乎很不合适。其实尼采挑战当时的道德法则，要求重估一切价值，意在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他认为这是基督教文化中的伪善一面所致，所以他对认识的真实性、道德的真实性的追求是无可非议的，尽管他怀疑恒定的真实性，只是试图努力去接近这种真实性。将他和孔子相提并论仅仅是为了说明，在对知识、道德、价值等问题的看法上，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和个人实际上都存在着对话和交流的平台。
　　实际上，尼采对虚伪道德的抨击是击中道德问题的要害的。当道德成为特权阶层和拥有话语权的人用来约束别人、对付别人的专用武器时，便必然显示出它的虚伪性。基督教文化受到尼采的抨击，是因为它的博爱精神与社会中的残酷现实反差太大。孔孟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遭到猛烈冲击，也是因为他们被专制主义者用来作为掩盖他们巧取豪夺丑陋行为的美好面具。
　　尼采对虚伪道德的批判并没有停留在浅层次上，他同样是将其纳入到他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挑战上。尼采反对把道德变成一门可以演绎的、理性的、必然的科学。在这样的“道德科学”面前，尼采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道德系谱学”，把关于伦理学的探讨引入完全不同的方向。这同福柯后现代主义地对道德与权力，对犯罪、惩戒、性变态等进行系谱分析的出发点是一致的，这就是试图避免那种一味追求起源、目的和本质，只注重简单的因果关系，忽视事物中、人的自我中多元共生的复杂关系的形而上学倾向。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福柯将他的《性史》描绘成现代自我的系谱学，德里达则把他的大部分学术研究说成是‘重复了道德系谱学’；两人都求助于尼采的实践和范例。”［美］盖利?夏皮罗：《翻译，重复，命名：福柯、德里达与〈道德系谱学〉》，见克莱顿?柯尔布编：《作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尼采》（英文版），39~40页，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尼采提出的“道德系谱学”可以避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认识的真实性、道德的真实性方面的许多问题，可以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传入中国以后过于强调工具理性的简单倾向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此首批《尼采全集》著作出版之际，尤其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人员，感谢他们的积极支持和辛勤劳动。
　　
　　杨恒达
　　2011年9月15日于世纪城

前言/序言

　　总序
　　 尼采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在当代中国也许是最著名的西方哲学家之一。尼采传入中国至今已百年有余，经历过多次的“尼采热”，影响广泛而深远，且经久不衰。现在，尼采的主要著作大多有好几个中文译本，拥有的读者不计其数。这种情况在其他西方思想家那里实属少见。
　　为什么尼采在当代中国受到如此厚爱？尼采对20世纪欧美一大批重要哲学家、思想家产生过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到中国思想界，这当然是重要原因之一。然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文化背景、人文环境、思维方式、具体的当代历史语境等，都对尼采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具有一种特殊的需求。
　　尼采不同于西方传统哲学思想家的地方在于，他挑战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海德格尔通过对尼采长期深入的研究而认识到这种挑战的价值。他认为，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是宣布了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及其所形成的一切价值和观念的死亡。形而上学传统正是尼采“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努力中所要翻转的东西，因为形而上学传统所培育起来的理性精神和它自己形成的一套价值观念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道德的“绝对命令”最终只能求助于信仰的飞跃，因此尼采要重估一切价值，连同其源头一起加以翻转。然而，海德格尔认为，尼采将一切都归结于强力意志是试图从超感性的形而上学世界里走出来，却最终还是陷在这个世界里。其实，海德格尔也未必没有陷在这个世界里，正如他自己所说：“形而上学之本质的完成在其实现过程中可能是很不完善的，也无需排除以往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继续存在。对不同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以及它们个别的学说和概念的清算还是有可能的。”［德］马丁？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尼采》（下卷），83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尼采的挑战和海德格尔的这种清算是意义十分深远的，使人们从对理性的非理性式的执迷不悟中，从对离实践和具体认识对象越来越远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迷恋中惊醒过来。
　　总序尼采全集第1卷当尼采进入中国思想家视野的时候，正是西方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伴随启蒙思潮涌入中国之际。但是，西方的启蒙思想到了中国这块土地上，却发生了启蒙的初衷所始料未及的变异。自从传教士在中国办学以来，尤其是1905年中国取消科举制度、开始普遍引入西方教育体制以来，西方启蒙思想被大量贯穿到学校教育中，在青年学生和一些开明的中年知识分子中培养了一批对西方文化有好感的新文化倡导者。但是，由于当时中国保守势力的强大，启蒙思想的传播并不十分顺当。阻力越大，这些新文化倡导者就越是针锋相对。保守势力尊奉儒教，他们便一定要打倒孔家店，还将中国的贫穷落后、国力衰败、民族耻辱统统归罪于儒家和尊孔，进而将启蒙与民主兴国、救亡图存等联系起来。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所有这些就并不是为了争个人的‘天赋权利’——纯然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所以，当把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倒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上述集体主义的意识和无意识，遇上了这种仍然异常关怀国事民瘼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传统。”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8。
　　西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作为启蒙理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传入中国时，遇到同样的问题。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尤其被用来作为演绎社会政治概念的工具，也许演绎过程本身是合乎理性的，而前提却是由某种宏大叙事式的主义或政治意识形态所先验性地预设的。本来一些中性的概念和术语，由于带有一定感情色彩或信仰色彩的先验性预设，而成为驾驭演绎过程的霸主，整个演绎过程及其论证可以完全合乎逻辑而不失为高度理性产物，但却仍然是这些霸主的奴隶。久而久之，这种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倾向，这种一味借助工具理性的做法，沉淀为一种文化。
　　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就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不是一次起义或一场革命就能很快改变的，且不说中国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文化是这样，就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加中国特色的社会政治宏大叙事而形成的文化也是如此。
　　其实，当尼采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在倡导语言的改革，这本是一个可以从尼采对语言的真知灼见中悟出其中道理的契机，并从对语言改革的思考中把握当时正在影响中国思想界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些重大问题，因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总是在试图寻找一个永恒的中心，一种形而上的本源和绝对的权威，而历来的语言传统正是人们不断进行这种追寻的顽固工具。这就是之所以不少思想家在批判形而上学传统时，却在语言上仍然无法摆脱这种传统影响的原因。尼采也属于这样的思想家。但是，尼采却早在19世纪就已经看出了语言上这种问题的倾向。他说：“语言对于文化演变的意义在于，在语言中，人类在另一个世界旁建立起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人类认为如此固定不变的地方，立足于此，就可以彻底改造其余的世界，使自己成为世界的主人。人类长期以来把事物的概念和名称作为永远真实的东西来相信，同样也养成了他们借以居于动物之上的那种骄傲：他们真的认为在语言中掌握了关于世界的知识。语言的创造者没有谦虚到了如此地步，乃至于相信他给予事物的只是一些符号，他宁愿认为，他是在用言语表达关于事物的最高知识。”［德］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德文版），见《评注版尼采全集》，第2卷，30页，德语袖珍书出版社（dtv），1999。从这段话里，我们不仅看到尼采对西方语言，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式的思维方式的质疑，而且听得出他对人将自己置于世界主人或世界中心地位的做法感到不屑的口气。但是当时中国语言改革的倡导者并未注意尼采在这方面的先见之明，只是致力于让语言更好地发挥工具理性的作用，让更多的中国人更容易接受启蒙“真理”的教育，进而参与对旧文化、旧传统的批判，尼采也只是作为传统的彻底叛逆者的形象进入到新文化倡导者的视野中。
　　然而，尼采在这里所说的关键，是知识的真实性问题，也是我们是否能用概念和名称一成不变地把握认识对象的问题。按照尼采的看法，用相对固定或稳定的概念和名称去把握在动态中瞬息万变的认识对象，是不可能具有恒定真实性的，这由人本身的局限性所决定。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依靠概念进行演绎，当然会离真实性越来越远。而中国学界一般都将这样的真实性（德文中的Wahrheit或英文中的truth）翻译成“真理”，从而倾向于把真实性理解为“真实的道理”。这实际上又使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在中国文化中成为必须隐讳的东西。当尼采质疑Wahrheit的时候，虽然他实际上是在怀疑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否会有恒定的真实性，但中国人也许会认为他大逆不道，竟然怀疑真理的存在。尤其是，中国人唱的《国际歌》歌词中，有一句“要为真理而斗争！”可是，如果你通读法、英、德文的《国际歌》歌词，你会发现根本找不到中文翻译成“真理”的这个词（法文中是verité；，英、德文中如前所注），这是因为在西方语言中，这个词并无“道理”的含义在内，只是强调真实性而已。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文化差异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而且进一步说明尼采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挑战在当代中国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
　　尼采将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归结为人的局限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要引起人们对文化问题的关注。人通过文化而掩盖了人自己的局限性，将弱点美化为优点。人的生命和活动范围、感觉器官、大脑皮层的有限，决定了人类的认识能力无法穷尽无限丰富的世界。由于在封闭环境下形成的文化心态，人们往往会把自己的一孔之见当成对整体事物的全面看法，从而养成从单一视角以偏概全地看问题的习惯，最终把自己当成了世界的尺度，无限拔高了自己。最可怕的是把对世界、对事物的肤浅、片面、有限、不求甚解的认识当成了“真理”，以不可质疑的权威强加于人。中外历史上由此而引起的冲突、迫害、杀戮、战争还嫌少吗？曾几何时，“人定胜天”的口号在中国激动了多少人的心弦，甚至大腕科学家都为之呐喊，为之论证，但结果如何呢？
　　尼采对人的局限性的思考可以为处于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当代中国思想界提供有益的借鉴。为了避免人性的弱点，尼采用“超人”理念，用“视角论”（Perspektivismus）和系谱学的方法，来弥补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真实性方面的不足。
　　尼采认为：“就‘认识’一词有其意义而言，世界是可认识的：但是它可以有不同解释，支撑它的不是一种意义，而是无数种意义。——‘视角论’。”《三卷本尼采著作》（德文版），第3卷，903页，卡尔？翰泽尔出版社，1956。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世界是可认识的，那也只是以“认识”一词的最低限度意义为基础的，但是认识是无法穷尽世界的，我们只能通过多视角看问题来减弱片面性。所以，“视角论”的意义在于，在对事物本质加以界定的实践难以避免的情况下，不要过于执著于这样的界定，而应该尽量寻找更多的视角。这关涉到我们的教育机构如何处理好入门教育和深入引导的关系。在入门教育时，对事物本质加以界定的实践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这样的实践一经完成，即应该转入新的实践，让学生多视角看问题，接触更多信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我们常常会问，我们现在如此重视教育，为什么没有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呢？因为我国目前的应试教育体制不可能培养出具有独立思考精神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人才，当然更谈不上大师级人才了。这从尼采对当时德国教育机构的批评中可以得到一定的启发。他认为：“在当今为最广泛的大众设置的教育机构中，恰恰是那些使成立教育机构有意义的出类拔萃的学生感到得到的促进最小。”［德］尼采：《论我们的教育机构的未来》（德语版），见《评注版尼采全集》，第1卷，697页，德语袖珍书出版社（dtv），1999。他还认为：“人们肯定也可以从大量教师中看到精神上的危急状态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教师的原因，人们学的东西这么少，这么糟糕。”尼采把教师称作“一种必然的恶”，这是因为正是教师在尼采所说的那种教育机构中灌输给学生有限的视角和狭隘的视野，并以引导对真理和高尚情操的追求的表率者的面目出现，而实际上，他们却还是要像商人一样在“生产者那里尽可能降低价钱，在消费者那里尽可能提高价钱，以便从两者尽可能大的损害中得到好处”［德］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德语版），见《评注版尼采全集》，第2卷，677页。。尼采对教师的这种尖锐指责，其实倒并不是针对教师这个职业，而是指出了教师角色在这样一种教育机构中必然面临知识灌输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矛盾。这样的教育机构作为形而上学传统的培育基地，当然要受到激烈反对形而上学传统的尼采的强烈攻击。尼采对德国教育机构的批评，实际上也切中了我国当前教育体制的弊病，值得我们的教育机构和教师、家长很好地加以思考。
　　运用“视角论”的方法可以减少认识上的片面性，然而现在处于信息社会，信息铺天盖地而来，我们如何进行判断呢？
　　尼采虽然没有经历我们现在的信息社会，但是他很清楚人喜欢从对自己有利的视角获取信息，而且人也有惰性，喜欢止于人自己方便接近的视角。这些都是人性的弱点，应该努力加以克服，所以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要教人做“超人”，也就是要超越人自己的局限性，置身事外，超善恶，这样才能在“视角论”的指引下接近认识的真实性。按照孔子的说法，就是“诚则明”。而且孔子十分智慧地说明了“诚”与“明”的互动关系：“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中庸》）对于尼采来说，达到“超人”的境界需要有查拉图斯特拉式的修炼，需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因为人是一条不洁的河，只有成为大海，才能不遭污染，也就是摆脱人性的弱点。在孔子看来，诚意和正心都是和修身紧密关联的。
　　有人可能认为尼采提倡的是快乐哲学，将他和孔子的道德哲学相提并论，似乎很不合适。其实尼采挑战当时的道德法则，要求重估一切价值，意在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他认为这是基督教文化中的伪善一面所致，所以他对认识的真实性、道德的真实性的追求是无可非议的，尽管他怀疑恒定的真实性，只是试图努力去接近这种真实性。将他和孔子相提并论仅仅是为了说明，在对知识、道德、价值等问题的看法上，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和个人实际上都存在着对话和交流的平台。
　　实际上，尼采对虚伪道德的抨击是击中道德问题的要害的。当道德成为特权阶层和拥有话语权的人用来约束别人、对付别人的专用武器时，便必然显示出它的虚伪性。基督教文化受到尼采的抨击，是因为它的博爱精神与社会中的残酷现实反差太大。孔孟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遭到猛烈冲击，也是因为他们被专制主义者用来作为掩盖他们巧取豪夺丑陋行为的美好面具。
　　尼采对虚伪道德的批判并没有停留在浅层次上，他同样是将其纳入到他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挑战上。尼采反对把道德变成一门可以演绎的、理性的、必然的科学。在这样的“道德科学”面前，尼采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道德系谱学”，把关于伦理学的探讨引入完全不同的方向。这同福柯后现代主义地对道德与权力，对犯罪、惩戒、性变态等进行系谱分析的出发点是一致的，这就是试图避免那种一味追求起源、目的和本质，只注重简单的因果关系，忽视事物中、人的自我中多元共生的复杂关系的形而上学倾向。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福柯将他的《性史》描绘成现代自我的系谱学，德里达则把他的大部分学术研究说成是‘重复了道德系谱学’；两人都求助于尼采的实践和范例。”［美］盖利？夏皮罗：《翻译，重复，命名：福柯、德里达与〈道德系谱学〉》，见克莱顿？柯尔布编：《作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尼采》（英文版），39~40页，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尼采提出的“道德系谱学”可以避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认识的真实性、道德的真实性方面的许多问题，可以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传入中国以后过于强调工具理性的简单倾向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此首批《尼采全集》著作出版之际，尤其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人员，感谢他们的积极支持和辛勤劳动。
　　杨恒达
　　2011年9月15日于世纪城

《尼采全集》（第一卷）：跨越时代的思想火花（1870-1873年遗稿） 引言： 尼采，这位十九世纪末德国哲学史上的璀璨巨星，以其狂放不羁的思辨、颠覆传统的视角，为西方思想史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尼采全集》的出版，无疑是哲学界的一项盛事，而其中收录的“第一卷：悲剧的诞生；不合时宜的思考；1870-1873年遗稿”，更是揭示了尼采思想萌芽与初步成熟的关键时期，如同探寻一座思想宝库的入口，其内部的珍宝等待着有心人去发掘与解读。本卷并非仅仅是简单的文献汇编，而是尼采早期哲学思想的基石，是其日后宏伟思想体系的孕育之地。它将带领读者穿越回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感受青年尼采是如何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审视着时代的脉搏，并勇敢地向既定的价值观念发起挑战。 第一部分：《悲剧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aus dem Geiste der Musik）—— 古希腊之魂的现代回响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早期的代表作，标志着他作为一位独立思想家的初步登场。这部著作不仅仅是对古希腊悲剧艺术的分析，更是尼采对艺术、文化、生命以及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刻洞察。 阿波罗与狄俄尼索斯：两个永恒的宇宙力量。 尼采在此书中提出了他著名的“阿波罗精神”与“狄俄尼索斯精神”的二元对立。阿波罗精神代表着理性、秩序、个体化、形式与光明，它孕育了清晰的轮廓、个体人格的塑造以及对美的追求。狄俄尼索斯精神则象征着非理性、狂喜、生命力的冲动、个体消融于整体的融合以及存在的痛苦与欢乐。尼采认为，正是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力量，通过辩证的张力，才共同催生了古希腊最伟大的艺术形式——悲剧。 悲剧的衰落与理性主义的侵蚀。 尼采哀叹古希腊悲剧的失传，他认为这标志着一种深刻的文化危机。在他看来，苏格拉底式的理性主义，以其对逻辑、知识和道德的强调，逐渐侵蚀了狄俄尼索斯精神赖以生存的土壤，将生命力的冲动压抑，将个体从与自然、与宇宙的本源性连接中剥离出来，最终导致了悲剧精神的衰亡。他认为，苏格拉底开启了一种“理论人”的时代，而这种理论化倾向，尽管带来了科学的进步，却也剥夺了人类直面生存真相的勇气和能力。 艺术作为生命存在的救赎。 在尼采看来，艺术，尤其是古希腊的悲剧，并非是逃避现实的手段，而是直面现实、转化现实的强大力量。艺术通过呈现生命中的痛苦、混乱与无意义，并通过赋予其形式与意义，反而使人能够承受甚至拥抱生命的无常与残酷。悲剧的观众在体验到主人公的苦难时，并非陷入绝望，而是通过艺术的升华，体验到一种悲剧式的狂喜，一种对生命整体的肯定。艺术成为了尼采眼中抵御虚无、肯定生命的一种“形而上学的慰藉”。 对瓦格纳音乐剧的评价。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对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剧寄予厚望，认为其可能成为复兴希腊悲剧精神的新希望。他赞赏瓦格纳作品中对非理性力量的挖掘和对日耳曼民族文化的回归，将其视为一种对抗当时欧洲文化中理性至上和颓废倾向的强大艺术力量。然而，这种早期的赞赏，也预示着日后尼采与瓦格纳关系的变化，显示了他思想的不断发展和修正。 第二部分：《不合时宜的思考》（Unzeitgemäße Betrachtungen）—— 对时代精神的批判性剖析 “不合时宜的思考”系列文章，共四篇，分别是《大卫·施特劳斯，一个忏悔者与作家》、《历史对于生命的作用》、《叔本华作为教育家》和《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这四篇文章深刻地揭示了尼采对十九世纪后期德国文化和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他以一种“不合时宜”的姿态，挑战着当时的主流思潮和价值体系。 《大卫·施特劳斯，一个忏悔者与作家》：对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警示。 尼采在此文中，尖锐地批评了大卫·施特劳斯代表的“历史主义”思潮。他认为，这种将一切事物都纳入历史长河进行解读的倾向，最终会导致对当下生活的漠视和对个体价值的消解。当一切都被视为历史的产物，那么当下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创造的动力。这种对历史的过度崇拜，在他看来，是一种“虚无主义”的表现，它剥夺了生命直接体验和创造的激情。 《历史对于生命的作用》：历史的滥用与生命的危机。 这是“不合时宜的思考”系列中最具影响力的篇章之一。尼采在此文中，区分了三种历史的类型：纪念碑式的、古典式的和批判式的。他指出，纪念碑式的历史有助于激励行动，古典式的历史提供榜样，而批判式的历史则有助于摆脱过去的重负。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历史在当时社会中的“滥用”——一种对“历史性”的过度强调，导致“历史的病”，即人们沉溺于过去，丧失了对当下的关注和对未来的创造力。他认为，过度的历史意识，如同“巨大的，沉重的，不容置疑的负荷”，压垮了生命，阻碍了新生命的诞生。他呼唤一种“非历史的”或“超历史的”生存方式，以重新找回生命的原初活力。 《叔本华作为教育家》：对悲观主义的辩证理解。 尼采对叔本华这位悲观主义哲学家的敬仰，在此文中得到体现。他认为，叔本华虽然以悲观著称，但其对生命意志的洞察，对存在的痛苦的深刻理解，以及其推崇的艺术和禁欲主义，为个体提供了一种面对生存困境的可能途径。然而，尼采并非全盘接受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他认为叔本华的悲观最终可能导向一种消极的逃避，而他自身则希望从中提炼出一种积极的、对生命的肯定态度。他视叔本华为一位“教育家”，因为他迫使人们直面生存的残酷现实，从而为超越困境打下基础。 《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对艺术与民族精神的思考。 在这篇文章中，尼采继续他对瓦格纳的探讨，但开始显露出一些保留。他批评了当时拜罗伊特音乐节所体现出的某些文化现象，认为瓦格纳的某些做法可能沦为一种“装腔作势”的艺术，而非真正复兴日耳曼文化精神的途径。他开始警惕那种基于民族情感的、可能走向狭隘和民族主义的艺术形式，并反思艺术在文化复兴中的真正作用。 第三部分：1870-1873年遗稿——思想的沃土与萌芽 本卷收录的1870-1873年遗稿，如同哲学家思想的早期草稿和未完成的片段，它们揭示了尼采思想发展的轨迹，展现了他是如何在学习、思考和批判中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哲学视角的。 早期思想的探索与积累。 这些遗稿可能包含了他对古希腊哲学、亚历山大时代历史、德国哲学传统（如康德、黑格尔、费希纳等）的阅读笔记、思考片段，以及对当时社会事件和文化思潮的初步评论。它们展现了尼采作为一个青年学者，如何广泛涉猎、深入钻研，并开始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 核心概念的雏形。 在这些遗稿中，读者可能可以找到尼采一些核心思想的萌芽，例如对生命力的关注、对传统道德和宗教的质疑、对“力量意志”的初步构想，以及对存在之意义的追问。这些零散的思考，虽然尚未完全成熟，但却为他日后成熟的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和灵感。 思想的碰撞与自我修正。 遗稿也常常是思想家在不同观点之间进行碰撞和自我修正的记录。尼采在这些文本中，可能正在与自己的早期观点进行辩论，或者正在吸收和转化他人的思想，以构建自己的哲学大厦。这使得读者能够更真切地感受到哲学思想是如何在动态的思考过程中产生和演变的。 结论： 《尼采全集》（第一卷）：《悲剧的诞生；不合时宜的思考；1870-1873年遗稿》，是一部充满思想张力和深刻洞察力的作品。它不仅是理解尼采早期思想的关键，更是深入理解西方哲学史和文化史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阅读本卷，读者将有机会： 深入了解尼采哲学思想的源头： 把握其对艺术、文化、历史、道德等核心议题的早期思考。 感受青年尼采的批判精神： 体验他对时代精神的敏锐洞察和不妥协的批判。 追溯思想的形成过程： 从遗稿中感受哲学思想在萌芽、发展和自我完善中的动态过程。 获得启迪与反思： 尼采的深刻洞见，能够激发读者对自身生存状态、价值观念以及文化现象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 本卷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通往尼采宏大思想世界的一条重要路径。它邀请读者一同踏上这段充满挑战与启迪的哲学之旅，去聆听那来自十九世纪末的、跨越时代的思想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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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对尼采早期的思想脉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想了解他是如何从古典学和瓦格纳的追随者，一步步走向后期那种颠覆性的哲学的。而这一卷收录的“不合时宜的思考”系列，恰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切入点。那些篇章里，虽然锋芒尚未完全展露，但那种对传统道德和学院派思潮的批判已经初具端倪。阅读这些文字时，我仿佛能看到一位年轻的学者，在面对日耳曼文化的僵化和苏格拉底主义的阴影时，内心所经历的挣扎与反抗。他笔下对时代的诊断犀利而毫不留情，充满了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特有的那种“我与世界格格不入”的孤傲感。我特别留意了其中几篇关于艺术与人生的论述，它们展现了一种积极入世的悲剧观，与后来的虚无主义论调形成了有趣的对照，让人不禁思考，是什么样的经历促使他的思想走向了更黑暗、更彻底的深渊。这部分内容对于理解他思想的动态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基石。

评分☆☆☆☆☆

总的来说，这第一卷的价值在于它构建了一幅清晰的“前奏”图景。它向我们展示了尼采是如何在他的学术背景和文化氛围中，发现了第一个敌人——苏格拉底式的理性至上主义，以及他如何试图用艺术和悲剧精神来对抗这种理性的僭越。阅读这套书的体验是层层递进的，从对装帧的初步欣赏，到对青年尼采论述风格的适应，再到深入理解他早期哲学建构的逻辑起点，每一步都充满了发现的乐趣。它不是那种可以轻松翻阅的书籍，需要读者带着问题意识，仔细推敲每一个论断背后的文化语境。对于任何想要真正掌握尼采思想体系的读者来说，跳过这一卷，直接去看那些后期著名的著作，就好比在没有学习音阶的情况下就去欣赏复杂的交响乐，会错过很多关键的转折点和情感铺垫。这卷书，无疑是进入这位巨人思想迷宫的，最可靠的指南针之一。

评分☆☆☆☆☆

从文学性的角度来评判，尼采早期的散文，特别是那些关于瓦格纳和叔本华的论述，其语言的感染力和音乐性是极具震撼力的。他运用长句、排比、反问，构建出一种宏大而充满激情的论辩气场，仿佛不是在写哲学论文，而是在进行一场精神上的布道。尤其是当他谈及古希腊的悲剧精神时，那种对酒神狄俄尼索斯式生命力的赞颂，简直让人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刻抛弃所有世俗的枷锁，投身于原始的创造洪流之中。尽管我可能在某些具体的历史观点上持有保留态度，但这不妨碍我被他文字中蕴含的强大意志力和艺术美感所折服。他处理复杂概念时所展现出的语言天赋，足以让任何一位文字工作者感到汗颜，那是一种将抽象思想具象化为火焰和洪水的叙事力量，即便隔着一百多年的时空，依然能够直击人心最深处的原始冲动。

评分☆☆☆☆☆

这套“尼采全集”的装帧设计着实让人眼前一亮，初翻开第一卷时，那种厚重感和纸张的质地，立刻就传达出一种严肃而经典的学术气息。我尤其欣赏出版社在字体选择和排版上的用心，它不像有些当代译本那样追求花哨的现代感，而是尽可能地模拟了那个时代严肃哲学的阅读体验。内页的留白恰到好处，长时间阅读下来，眼睛也不会感到过于疲劳。装帧的硬挺度也保证了书籍在书架上站立时的挺拔姿态，这对于一本打算珍藏多年的经典著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书脊上的烫金字体虽然低调，却在光线下显得十分典雅，散发出一种历经时间沉淀的学者之气。可以说，光是捧着这本书，就已经让人对接下来的阅读内容充满了期待和敬畏，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个精心制作的文化载体，承载着一位伟大思想家的早期心路历程。对于像我这种对书籍实体质感有较高要求的读者而言，这套书在外观上无疑是加分的，它为进入尼采深邃的思想世界提供了一个令人愉悦的物质入口。

评分☆☆☆☆☆

那些被标记为“1870-1873年遗稿”的部分，对我而言，有着一种近乎考古发掘般的吸引力。这部分内容大多是片段式的、未经雕琢的草稿和笔记，它们没有经过成书时的严格自我审查和逻辑重构，因此更加真实地反映了尼采思维的原始运动轨迹。阅读这些遗稿，就像是偷窥了一位天才的头脑在进行混沌初开时的思维碰撞，充满了各种大胆的猜想和尚未成熟的洞见。语句结构常常是跳跃的，概念的边界是模糊的，这要求读者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去重建他的思想链条。我发现，许多后来“石破天惊”的观点，在这里都能找到模糊的雏形，它们像潜藏在土壤深处的种子，等待着合适的时机破土而出。这种阅读体验的挑战性是巨大的，因为它强迫你走出舒适区，去适应一种非线性的、充满内在张力的叙述方式，但随之而来的那种“我正在追随思想诞生过程”的满足感，是阅读定稿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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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高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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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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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好书，翻译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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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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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十分顺利且令人满意的京东购物体验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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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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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小伙伴的，他说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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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一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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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