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 最新修订版）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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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永权 著

图书标签:

• 摄影史
• 中国摄影
• 红旗照相馆
• 摄影辩论
• 冷战
• 意识形态
• 文化研究
• 历史
• 艺术史
• 20世纪中国

出版社： 金城出版社

ISBN：9787515508986

版次：1

商品编码：11422031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03-01

编辑推荐

　　

　　★中国摄影史无法回避之作，掀起当代摄影界强烈反思与争辩，知名学者雷颐、杨小彦、顾峥、陈卫星强力推荐。
　　★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大量原始相片、底片，冷静客观的思考，向读者展现中国新闻摄影史上鲜为人知的历史演进过程。
　　★当年的著名照片是如何“合成”的，摄影人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们最终又有着怎样的命运？

　　★新闻摄影界的荣誉与羞耻中国摄影史上的特异景观

内容简介

　　

　　 本书立足我国1956-1959年新闻摄影史上的问题与争端，全面再现我国摄影史上的奇异景观，展现了当年珍贵照片的拍摄始末、老照片的加工与合成、大跃进中的摄影争辩以及老一辈摄影家的历史命运等，不仅充分展现了我国新闻摄影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是对我国那一段时期新闻摄影思想变化的全记录。

作者简介

　　晋永权，著名纪实摄影家，曾供职于中国青年报社，现为中国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著有《出三峡记》《最后的汉族》《江河移民》等作品，个人系列摄影作品“傩”“出三峡记”被法国国家博物馆、上海美术馆等收藏。

精彩书评

　　

　　本书以高度的职业道德感和非常专业的分析，提供了大量原始相片、底片如何加工、合成，用俗话说就是“造假”的珍贵史料，详细拆穿了这类新闻摄影如何生成的“西洋镜”。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雷颐

目录

第一章 风生水起
北海公园事件
难堪又滑稽可笑的事儿
如何摆平
为什么会这样
三位同事的揭发信
危机公关
埋下了伏笔
诚心诚意地说出来
总社分社之争
官方话语遭遇个人表达
心照不宣
毛泽东特例
反思
一个原则性的新问题
适时出现的讨厌声
第二章 左叶事件
罗生门
打破沉默
见报前一天
不同声音
丑角的面貌
幻觉
共产主义硬汉子，天呐
作风问题
第三章 跃进中
真诚的共谋者
抱一抱，笑一笑
并不突然
天方夜谭
摄影记者的大字报
把人拍好
河南典型
溢美之词
老贾泼冷水
格格不入
五位同事联名揭发
置身事外的自我检查
第四章 叛逆者失踪
人生两途
觉醒
想抄近路的野心家
南辕北辙
祸端
性格即命运？
恶评之风
被指定的：丁聪、陈怀德、苍石、何南、黄修一
魏南昌：郎静山命运的另一个版本
叛逆者是何被命名的
驯服的工具
第五章 浮云望眼
布列松来了
距离
与首都摄影界座谈
布列松难题
美学家说话了
WPP与红色中国的蜜月时光
影子敌人
一个饱受资产阶级教育的旧知识分子的答辩与自责
颓废腐朽堕落的美国
海归的意见
办公室里的庄学本
谦逊的自省者
以俄为师的神话
真相吗
社会主义大家庭聚会
没有前言与后记
再版后记 ：云在青天水在瓶

精彩书摘

　　三位同事的揭发信

　　更为激烈的讨论意外到来，源自三个同事的揭发信。
　　在1956年有关“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的讨论中，“揭发”一词语气最重，也最具评判意味，不只是道德评判，还包含更加严厉的、业务规范方面的责问。但，这个词的使用在那一年的新闻业务讨论中，仅是一个特例。

　　这三张图片如从画面推敲，是很不容易看出破绽的。但是经人揭发后，它的真实性就站不住脚了。

　　树喤并不是当事人，事情也不是由他“揭发”的。他只是在一组由“袁苓同志在第一汽车制造厂拍摄的三张图片”过去5个月以后，在一篇《杂谈组织加工》的文章中使用了“揭发”这个词。
　　1956年10月31日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新华社吉林分社雪印、胥志成、田建之分别给北京总社写来文章。雪印文章的标题是《是组织加工呢？还是摆布？》，胥志成文章的标题是《第一汽车制造厂报道工作的一些体会》，田建之文章的标题是《与袁苓同志一起工作的一些收获》。
　　上述三篇文章中都谈到了袁苓这年6月份在第一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一汽”）采访时拍摄的照片，及这些照片的拍摄过程。而这次采访恰恰是由袁苓负责，分社的同事“只是向袁苓同志学习的”。
　　雪印称：“因自己水平有限，所以提出下面几个具体例子，供同志们研究。”
　　“第一汽车厂试制解放牌汽车”一图，在拍摄时是把“解放牌”汽车的外壳罩在了苏联产的“吉斯”车上，这样，外表看起来就像国产的“解放牌”汽车。胥志成证实了雪印的说法：

　　这张照片是我和袁苓同志一同组织的。事后，我觉得组织得过分了。不应该这样组织加工。我们是为了走在试制汽车文字消息的前面，却在没有试制“解放牌”汽车前把照片拍了（当时还没试装“解放牌”汽车，正在用苏联的总成装吉斯车）。我们拍的是苏联吉斯车，把一辆吉斯车的水箱外罩和发动机外罩换上“解放牌”的拍了。

　　第二张照片的内容是“在发动机车间的活塞工部里，检查员郑国秀和王凤芝正在用空气测量仪检查发动机上的部件活塞”。
　　田建之叙述了“这张图片的拍照经过就是这样的”：

　　拍这张照片时我也在场，当时，检查台上没有一个活塞，活塞早就检查过了，为了拍照，重新让他们把活塞摆在检查台上。十多个活塞只有两三个是国产的，其余都是苏联造的。为了不使苏联活塞上的俄文拍出来，袁苓同志把有俄文的一面转到背面去。检查，按规定是由一个检查员进行工作（这个检查台是由郑国秀负责）。为了使画面生动一些，袁苓同志从另一个检查台叫来一个检查员参加检查。

　　表现汽车厂职工文娱生活的图片，也是组织拍摄的。雪印记述了“同志们在会上谈到的情况”：

　　在画面上，走在马路上的一批人是找来的，其中还有本社记者胥志成同志。胥志成同志对我说过好几次，说袁苓同志拍职工生活图片时，他已经做了好几次导演。另外，还有一张也是反映职工文娱生活的，画面是一群姑娘在跳舞。记者找来了一批女工，选择背景，把这些女工拉到从来没有跳过舞的草地上要她们跳舞而拍摄的。

　　为何会有这三篇文章，集中谈到了同一个问题；由分社送达总社的背景是什么，是理论探讨的自觉，还是另有隐情，这些都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上述现象，是当时各家媒体摄影记者中间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新闻摄影从业人员，包括记者与编辑们最为困惑的事情。因而，在新华社，雪印说的这句“提出下面几个具体的例子，供同志们研究”不是可有可无的客套话。
　　7月下旬，恰恰是北京分社杜修贤那张“北海公园儿童车”照片引起讨论的时候。几乎同一时间，在吉林分社领导的要求下，分社参加一汽报道工作的同事开了个小组会。会上，大家“觉得袁苓同志在明确报道思想和深入采访上给自己有很大的启发”，但对于采访过程的“组织加工”和“摆布”问题“没有明确”。大家的共同疑问是，像这样拍摄图片是否可以？今后遇到类似情况是否可以这样做？
　　在吉林分社一汽报道工作小组会召开前一个月，即1956年6月25日，岳国芳以“工业图片能拍好吗？”为题，从技术角度介绍了这组照片的拍摄经验。对于检查员检查活塞一图，岳写道：

　　图片上人物、产品很突出。工人背后似乎用了辅助光，使女工的头发后面有一圈白色的光泽，增加了女工的立体感。画面上，由于车间的背景和女工身后车床的衬托，显得很匀称，看起来姑娘们的劳动是熟悉的认真的，富有生产气氛。

　　这篇文章的后面，附了三张袁在一汽拍摄的照片。在“附图二”检查员检察活塞照片的上面，岳国芳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这三张照片究竟如何拍摄的？希望袁苓同志能很好地介绍一下，从而使我们的工业图片质量提高一步。

　　7月底，由中央新闻组全体记者参加的“好图片评选会”上，袁苓拍摄的那张“欢庆解放牌汽车试制成功”照片，“获得一部分同志的好评”，理由是，画面上人物情绪很好，表现了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职工们欢庆第一批汽车试制成功的热烈气氛。另外，光线也不错。月度好图片评比，介绍这张照片的优点时，也用了不少溢美之词：

　　照片的构图优美完整、主题突出。从照片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一个宽敞明亮、整洁的车间里，汽车正在装配着。由于记者站在高处并用竖画面处理，以致我们不只看到一辆而是无数辆汽车，从而有力地表现了总装配车间的特点和规模。
　　这张照片在摄影技巧上获得相当的成功。

　　袁苓本人“介绍一下”的文章还没有出来，却看到了上述三篇分社同事——采访的合作与协助者们写的讨论文章。岳国芳请袁苓介绍经验，提出“这三张照片究竟是如何拍摄的？”这样的问题，相信也是发自内心、真诚的，来自技术层面的追问。以后半年内到来的大规模的讨论，议题远远超出了这篇文章追问的范围。没有资料显示岳在讨论中所持的态度，但有多位后来参加讨论的同事却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岳这篇要求袁“介绍一下”的文章。
　　此刻，袁苓给“新闻摄影部”写了一封长信，题目叫做《对雪印等同志反映的情况的补充和说明》，权当答辩。

　　......

前言/序言

1956-1959年，在中国摄影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这是一个充满思想碰撞与艺术探索的特殊时期。当“红旗”的摄影机高高举起，记录下时代的巨变与人民的崭新生活时，一场围绕着摄影的艺术属性、社会功能以及创作方向的深刻辩论，正在摄影界悄然兴起，并逐渐升温。这三年，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国摄影艺术经历转型与重塑的微妙时刻。 彼时，新中国成立已近七年，国家正迈向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与全面展开。在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背景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涌动着变革的潮流，摄影艺术自然也不例外。摄影，作为一种强大的视觉媒介，被赋予了教育人民、宣传政策、记录历史的重任。然而，当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融合达到一定程度时，艺术的独立性与创造性便成为了一个绕不开的议题。 “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这本书，正是试图拨开历史的迷雾，深入挖掘这段时期中国摄影界内部的思潮涌动。它并非简单地罗列那一时期拍摄的照片，也不是单纯地讲述摄影师的个人经历，而是将焦点对准了那些隐藏在快门背后、在编辑部讨论中、在报刊文章里激荡的观念与理论。这本书将带领读者穿越回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去感受那个时代摄影工作者们所面临的困境与抉择。 在这个时期，关于摄影的“真实性”与“表现性”之间的关系，成为了争论的焦点之一。一方面，摄影被强调为记录现实的“眼睛”，必须忠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面貌，捕捉劳动的场景、建设的成就、人民的喜悦。许多作品都力图展现宏大的叙事，突出集体主义精神，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然而，另一方面，艺术的魅力在于其表现力，在于摄影师如何通过镜头语言、构图、光影来传达情感、引发思考。当“形式”与“内容”产生张力时，艺术的边界在哪里？摄影是应该单纯地“照搬”现实，还是应该有所“创造”与“升华”？ 围绕着“摄影是艺术还是技术”的争论，也贯穿了这个时期。一部分人认为，摄影本质上是一种技术，其价值在于其记录的精确性和信息的传播能力。他们更关注摄影的实用性，强调其在新闻报道、科学记录、社会教育等方面的作用。而另一部分人则坚持认为，摄影，尤其是其中的优秀作品，绝不仅仅是技术的堆砌，它蕴含着摄影师的审美情趣、思想情感和艺术判断，具备独立的艺术价值。他们主张摄影应该追求更高的艺术品位，探索更丰富的表现手法，与其他艺术形式进行对话。这种争论，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新兴艺术形式的认知过程，也折射出艺术家群体对自身价值的思考。 此外，摄影的“主题”与“方法”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在宣传导向日益明确的时代背景下，摄影作品的主题选择往往受到严格的规范。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尽管后者在当时更多是指“旧社会”的弊端），是主流的创作方向。然而，如何在既定的主题框架下，注入摄影师个人的视角与创造力，如何避免“千篇一律”的公式化表达，成为了许多摄影师探索的难题。他们开始思考，在拍摄宏大的工业场景、农田景象时，如何捕捉到其中蕴含的人文关怀？在记录普通的劳动者时，如何展现他们鲜活的个性和内心的世界？这种对创作方法的探寻，是对当时较为单一的摄影观念的一次挑战。 本书将通过梳理大量的历史文献，包括当时的报刊杂志、会议记录、艺术家们的书信与回忆录，力图还原这场辩论的来龙去脉。它将展现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分析这些争论产生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并探讨它们对中国摄影艺术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读者将了解到，那些在当时被视为“正确”或“错误”的摄影理念，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如何被重新审视和评价的。 “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不回避那个时代的复杂性，也不简单化历史的进程。它承认，在那个特定时期，摄影艺术的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然而，正是这种影响，催生了摄影师们对自身艺术定位的深刻反思，也激发了他们对摄影语言的不断探索。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摄影艺术如何在时代洪流中寻找自身方向的独特视角。它不仅是研究中国摄影史的宝贵资料，更是理解那个时代社会思想变迁的一个窗口。 通过对这场摄影争辩的细致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高度集权的时代，艺术的生命力依然顽强。艺术家们的思考与探索，即使在有限的空间内，也在努力寻求突破。这本书，希望能为读者打开一扇了解那段历史的大门，去体会那个时代摄影师们的困惑、坚持与创造，并从中汲取对当下摄影艺术发展的启示。它所探讨的关于艺术与现实、技术与人文、主题与表现的边界，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深思。 本书所展现的，并非是某个孤立的艺术流派的兴衰，而是一场关于中国现代摄影“身份认同”的早期探索。这场辩论，为日后中国摄影艺术的多样化发展埋下了伏笔，也为我们理解中国摄影的过去与现在，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坐标。它像是一面“红旗”，在那个时代的摄影天空中高高飘扬，标志着一个重要转折点的到来，也预示着中国摄影艺术更加广阔的未来。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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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摄影的历史性探讨，非常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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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看的，影集，感觉应该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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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好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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