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与中国社会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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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见德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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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史
• 西学东渐
• 文化交流
• 思想史
• 社会史
• 中西文化
• 明清之际
• 传教士
• 科学史
• 近代中国

出版社： 福建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1069002

版次：1

商品编码：11579097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36

内容简介

本书根据《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精神，收集、汇编了泉州地区具有闽南乡土特色的幼儿园教育活动优秀案例，分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个版块呈现，每个版块内容按小、中、大班的年龄段顺序排列。这些活动立足于幼儿的学习特点和发展需要，吸纳优秀的民间文化精华，教育活动内容既关注到优秀的乡土文化，又关注到幼儿的兴趣和需要，体现了教育内容的本土化、生活化和多元化。

作者简介

黄见德，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在中西哲学交流史研究领域有较高造诣。著作主要有《西方哲学的发展轨迹》、《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研究》、《西方哲学东渐史》（1840—1949）、《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西方哲学的传入与研究》等。

目录

前 言 西学东渐研究与文化自觉 / 1
一 研究西学东渐课题的缘起 / 1
二 本书着重阐明的几个论题 / 4
三 研究西学东渐要有文化自觉精神 / 6
第一章 人类历史的发展与西学东渐的发生 / 10
第一节 研究西学东渐的视野 / 10
一 需要全球化眼光 / 10
二 要将西学东渐放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考察 / 11
第二节 1500年前后人类历史的不同发展 / 13
一 1500年以前人类历史发展的状态 / 13
二 1500年以后人类历史发展的特点 / 15
1 人类交往的广度从地区拓展到全球 / 16
2 人类交往的深度从物质层面进到精神层面 / 18
第三节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发生 / 23
一 世界历史发生转折时的中西交往 / 23
1 政治上的通使关系 / 24
2 经济上的贸易往来 / 25
3 文化上的全面交流 / 26
二 来华传教士掀开西学东渐的序幕 / 27
1 耶稣会传教士叩开中国大门的努力 / 28
2 叩门成功的诸多因素 / 29
第四节 在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舞台上 / 32
一 一个中西各派势力的矛盾统一体 / 34
二 西学东渐的主要承担者 / 35
三 中国学者在西学东渐舞台上 / 38
第二章 开拓阶段西学的传入与研究 / 43
第一节 开拓阶段西学东渐的历史使命 / 43
一 为西学东渐找到道路 / 43
二 为西学东渐打好基础 / 46
三 “适应性传教路线”的探索与形成 / 48
1 沙勿略的最早设想 / 49
2 范礼安使设想具体化 / 51
3 罗明坚的初步实践 / 54
4 利玛窦的全面总结 / 63
第二节 神学经院哲学 / 74
一 经院哲学传播的特点 / 74
二 罗明坚的《天主圣教实录》 / 77
三 利玛窦的《天主实义》 / 80

第三节 伦理道德学说 / 92
一 《交友论》述交友之道 / 92
二 《二十五言》论内心修养 / 97
三 《畸人十篇》的生死观 / 101
第四节 地理学 / 106
一 世界地图的译绘与修订 / 108
二 《坤舆万国全图》中的地理知识 / 110
1 自然地理知识 / 111
2 世界地理知识 / 112
第五节 天文学 / 115
一 《乾坤体义》中的天文学知识 / 116
1 九重天说 / 117
2 四元行论 / 117
3 日球大于地球，地球大于月球 / 118
二 《浑盖通宪图说》与天文仪器的输入和制作 / 119
第六节 数学 / 121
一 几何学著作《几何原本》 / 122
二 算术著作《同文算指》 / 128
三 西方数学的应用与研究 / 134
第三章 高潮阶段西学的传入与研究 / 138
第一节 在曲折中西学东渐走向高潮 / 138
一 “南京教难”平息后西学东渐的进展 / 138
1 “南京教难”及其平息 / 139
2 教难平息后西学东渐的小高潮 / 141
二 “北京历狱”昭雪后西学东渐的热潮 / 148
1 “北京历狱”的发生与昭雪 / 149
2 南怀仁开创新局面的努力 / 152
第二节 神学经院哲学 / 162
一 经院哲学的进一步传播 / 163
1 形上学 / 163
2 认识论 / 167
二 托马斯哲学 / 174
1 传播托马斯哲学的重要性 / 174
2 《神学大全》的译介 / 175
三 其他经院哲学著作简介 / 176
1 艾儒略的《万物真原》 / 176
2 汤若望的《主制群徵》 / 178
3 南怀仁的《教要序论》 / 179
四 中国学者的有关著作 / 182
1 徐光启的《辨学章疏》 / 182
2 韩霖的《铎书》 / 186
第三节 教育与伦理学说 / 189
一 《西学凡》论西方教育 / 189
二 《七克》述修持理论 / 193
三 其他著作 / 198
第四节 古代希腊哲学 / 201
一 亚里士多德著作译介 / 202
二 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说介绍 / 203
三 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介绍 / 206
第五节 地理学 / 209
一 艾儒略的《职方外纪》 / 210
二 南怀仁的《坤舆图说》 / 215
第六节 天文学 / 217
一 《崇祯历书》传入的天文学知识 / 217
1 托勒密的天文学理论 / 218
2 哥白尼的天文学理论 / 221
3 第谷的天文学理论 / 223
4 开普勒的天文学理论 / 224
5 传入的西方天文学知识综述 / 225

二 《天步真原》与哥白尼日心地动说的传入 / 226
1 《天步真原》中传入的宇宙模式 / 228
2 《天步真原》传入的日心地动说的蓝本 / 228
三 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天文学的成果 / 229
1 熊明遇的《格致草》 / 229
2 薜凤祚的《历学会通》 / 231
3 黄宗羲的《授时历故》 / 233
4 方以智的“质测之学” / 236
5 王锡阐的《晓庵新法》 / 238
6 梅文鼎研究天文学的成就 / 241
四 西方天文仪器的传入与制作 / 244
1 望远镜的传入 / 244
2 《崇祯历书》中介绍的西方天文仪器 / 246
3 南怀仁为观象台制作的天文仪器 / 249
4 法国传教士带来的天文仪器 / 250
第七节 数学 / 252
一 《崇祯历书》中传入的西方数学 / 252
1 邓玉函《大测》中的数学知识 / 253
2 罗雅谷《测量全义》中的数学知识 / 255
二 《历学会通》传入的西方数学 / 261
三 清初宫中传播的西方数学 / 264
1 安多及其《算法纂要总纲》 / 265
2 “国王数学家”传入的数学知识 / 266
四 中国学者对西方数学的研究 / 269
1 王锡阐的《圜解》 / 269
2 方中通的《数度衍》 / 271
3 梅文鼎研究数学的成就 / 273
4 其他学者对西方数学的研究 / 277
第八节 农田水利 / 278
一 熊三拔与《泰西水法》的译编 / 278
二 徐光启与《农政全书》的编撰 / 283
第九节 机械工程 / 287
一 王徵与机械工程著作的译撰 / 288
二 《远西奇器图说》简介 / 292
三 《新制诸器图说》略述 / 295
第十节 火炮技术 / 297
一 火炮的传入与制造 / 297
二 《火攻絜要》简述 / 300
第十一节 生物学与医学 / 305
一 生物学与医学传入的特点 / 305
二 《泰西人身说概》略述 / 307
第四章 衰退阶段西学的传入与研究 / 312
第一节 在禁教风浪中西学东渐的衰落 / 312
一 康熙从“限教”到禁教 / 312
1 卷入“礼仪之争”的漩涡 / 312
2 “限教” / 314
3 禁教 / 318
二 雍正名副其实地禁教 / 320
1 雍正对天主教的认识 / 320
2 雍正式禁教的表现 / 322
三 乾隆禁教方式的变化 / 324
1 乾隆禁教的特点 / 324
2 并未改变西学东渐的衰落趋势 / 328
第二节 神学经院哲学 / 330
一 中译《圣经》的尝试 / 330
二 《圣经》的替代性著述 / 333
第三节 地理学 / 334
一 全国大地测量 / 334
二 杜德美与《皇舆全览图》 / 337
三 《乾隆内府地图》的绘制 / 339
第四节 天文学 / 340
一 蒙养斋算学馆的设立 / 340
二 《律历渊源》的编撰 / 342
三 魏进贤与《历象考成后编》 / 345
四 蒋友仁与哥白尼日心地动说继续传入 / 347
第五节 数学 / 348
一 《数理精蕴》的编撰 / 349
二 中国学者的数学研究 / 353
1 明安图及其《割圆密率捷法》 / 353
2 戴震的数学著作 / 356
第六节 钟表 / 358
一 钟表在明末的传入 / 358
二 钟表在清初的应用与制造 / 359
第七节 建筑 / 362
一 宗教建筑 / 362
1 澳门教堂 / 363
2 北京教堂 / 365
3 南京、上海、杭州教堂 / 369
二 非宗教建筑 / 370
1 广州“十三行” / 370
2 圆明园中的“西洋楼” / 371
第八节 绘画 / 375
一 宗教绘画 / 375
1 宗教画作品展示 / 376
2 宗教画书籍出版 / 377
3 教堂壁画 / 378
二 非宗教绘画 / 379
1 人物画 / 380
2 花鸟风景画 / 381
3 历史题材画 / 382
三 绘画理论 / 384
第九节 音乐 / 386
一 乐器之传入 / 386
二 乐理之编撰 / 388
第五章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结局 / 390
第一节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衰亡 / 390
一 禁教的结果 / 391
二 推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 / 393
三 深刻的历史根源 / 401
第二节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是否存在成功可能性的思考 / 403
研究与参考文献 / 409
一 著作部分 / 409
二 论文部分 / 418

精彩书摘

片段一：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是构成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两个方面。而且，它们各自作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一个方面，还都有一个从发生、发展、挫折，到复苏、再发展的过程。因此，既可以把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联系起来进行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也可以把它们分开来，仅就其中的一个方面的发生发展过程开展研究。这两种形式、甚至更多形式的研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术研究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这本书里，从书名可知，既没有把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综合起来，作为一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加以论述，也没有将西学东渐作为一部全过程的西学东渐史进行阐述，而只是选择了近代西学东渐的肇始阶段，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作为研究对象。这种选择与我的学术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在具体阐述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前，有必要交代一下我选择这个课题进行研究的一些想法。
一 研究西学东渐课题的缘起
本来，我是从事西方哲学教学与研究的。可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开始，学术研究的对象却从西方哲学集中到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即西方哲学东渐课题上来了。虽说这项研究与西方哲学关系密切，但在学术性质上，可以说，它是对西方哲学研究的再研究，属于中西哲学交流史的范畴。自这以后的将近20年，围绕这个题目读书、思考与写作，到2006年《西方哲学东渐史》出版时，我已进入古稀之年，曾经考虑学术研究就此止步。
然而，在探讨西方哲学东渐的过程中，除了对于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进行过较为系统的钻研外，对于整个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我也接触到了不少材料，并在脑海中形成了一些初步的印象。尽管这些印象都是极为朦胧的，但它们却强烈地吸引了我，就有如学术上的一种巨大的惯性一样，使我情不自禁地将研究的范围从西方哲学东渐扩展到了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整个西学东渐。
着手这个课题研究的第一步，我首先考察了西学东渐的学术研究状况。从阅读的有关资料与文献来看，除了那些在极“左”思潮支配下写出的作品没有必要多加评述外，其余在真正学术意义上开展的研究，不但动手较早，而且留下了一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著作，以及数量多得难以统计的论文。例如，有的在以文化史、文明史、文化交流史、文化关系史出版的著作中，篇幅不等地阐述了西学东渐的有关内容；又如，有的在以科学史为对象撰写的著作中，分别叙述了西学中某门学科的东渐内容与过程；再如，有的在以西学东渐为对象付梓的著作中，集中力量论述了西学在某一阶段的东渐，或某一学科的东渐。除此以外，有的经过搜集和整理，分别出版了一批西学东渐的原始文献；甚至有的从推动西学东渐的研究出发，还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外学者研究西学东渐的成果。
在这些著作或论文中，虽然角度不同，但都广泛地阐述了西学东渐方方面面的诸多论题，如传播者、传播内容、活动、方式、过程与影响等。其中，还有些深浅不同地分析了西学东渐的发生与发展，评述了传播者的传播活动及其取得的成果。特别是，有的还初步总结了西学东渐的经验与教训，揭示了四百年来西学东渐的规律性。仅此而论，应当承认，以往的西学东渐研究是有成绩的。
不过，在这样对它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我的脑海中一种不能满足的情绪油然而生。主要是在阅读了这些研究西学东渐的论著后，感到原先在脑海中盘旋的一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例如，西学东渐作为人类走向全球化起始发生的文化现象，其发生的必然性究竟怎样说明？又如，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到底将哪些西学输入到中国来了？再如，西学东渐的曲折与成败，与中国社会的关系究竟怎样？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对西学东渐这一重要文化现象的认识，就必然停留在模糊不清、若明若暗的水平上。这种状况在研究成果的著述形式上，就有充分的表现。主要是虽然出版了不少著作，发表了不少的论文，但是，它们都只是对西学东渐某个时期或某门西学东渐的阐述。由于这种研究，在时间上都只是局限在西学东渐的某个时期或某几个时期，在内容上都是局限在某门或某几门西学的东渐上，说明研究处于分散状态，缺乏全过程对西学所有学科东渐的综合研究，因而一部这样的《西学东渐史》，直到今天还没有问世。这是中国学术界对西学东渐认识水平与研究进展的真实写照。如果认识与研究长期停留在这个状态，那么，不但一部全过程的《西学东渐史》将会难以诞生，而且还可能使继承与发扬先贤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成为一句空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把对西方哲学东渐史的研究，扩大到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整个西学东渐史的研究上来了。
除此以外，研究对象这样拓展，还有基于当前人类社会发展对开展西学东渐课题研究的考虑。实际上，早在撰写《西方哲学东渐史》的过程中，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因为随着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无论国际形势还是世界格局，都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例如，政治从过去的两极化转变为多极化。又如，经济由于交通、通讯、信息等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健步走向一体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众多超国家、超国界的全球性力量的涌现，以及不少超东方、超西方的全球性要求的提出，在这些力量与要求的推动下，伴随世界市场的扩大与人类信息一体化的形成，人类不但大大加速了迈向全球化的步伐，而且，透过全球化发展的这种趋势，还清晰地反映了对“世界大同”社会理想的向往。
不过，这种社会理想虽是千百年来人类朝思暮想的追求目标，但是，它既不会自发地形成或自动地到来，也不能只靠某个国家或某个民族就能实现。相反，必须依靠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所有人的通力合作，并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才是唯一可能的。为此，必须首先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建立起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共识与价值观念，以便保证人类顺利地朝着天下大同的目标奔去。
全球化发展对文化事业提出的这个要求，无疑是当今人类文化事业的一项共同使命。问题是，开展对四百年来的西学东渐研究，对于完成这项使命的意义何在呢？
在我看来，西学东渐本来就是适应人类社会走向全球化发生的一种文化现象，而且在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发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也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留下了不少失败的教训。今天，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的文化必将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交流，又将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会通。实践早已证明，文化交流是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动力之一。为了保证今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并充分发挥其对人类走向“大同世界”的积极作用，除了根据当代人类生存实践的内在趋向，以当代人类的实践经验来制定未来中外文化交流的战略与措施外，通过对近代以来四百年西学东渐史的研究，从中得到灵感，吸取智慧，也是十分必要的。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的，“从宏观的人类文化史和全球视野来看，世界上的很多问题，经过很多波折、失误、冲突、破坏之后，恰恰又不得不回到先贤们早已关注、探讨和教诲的那些基本点上”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415页，群言出版社，2007年。来。就以开展西学东渐的研究来说，所以这样，就是因为通过对以往四百年西学东渐的全面思考，在取得对其正确认识之后，进而总结经验教训，揭示西学东渐的规律性，并把它们运用到今后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就能使未来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遵循人类文化交流的客观规律进行，就会少犯错误，避免曲折，就能更好地为人类走向理想社会准备好各种必要的精神条件，就有可能使人类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早日到来。可见，开展对以往四百年西学东渐史研究，是一项为民族积累精神财富，为人类提供智慧旨归的重大课题，对于今后包括西学东渐在内的中外文化交流，关系密切，意义重大。因此，有些学者为此早就发出了强烈的呼吁。
二 本书着重阐明的几个论题
毫无疑问，出版一部四百年来的《西学东渐史》，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但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还是非常迫切的。
然而，这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一部名副其实的《西学东渐史》，首先在西学东渐的时间上，必须是全过程的；而且这个过程在风雨征程中，有喜有悲，有起有落，非常曲折。然而，这个过程却不是离开世界历史的进程孤立地发生和发展，而是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阐述四百年来西学东渐的发生发展进程时，一定要把它同人类历史从地区史进展到全球史的过程联系起来，在阐明人类社会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才能把西学东渐发生的必然性，以及发展过程的曲折及其根源，清晰地呈现出来。
其次在西学东渐的内容上，必须是全面的。要既有人文社会科学，如神学、哲学、伦理、教育、史学、政治、经济、法学、文学与艺术如音乐、绘画等，又有自然科学，如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农学、机械、地理、医学等。因为西学的传播者在传播西学时，不是各自孤立的学术行为，而是在人类科学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依据一定的目的选择后进行的，所以，在全面阐述与客观评价各科西学的传播活动、内容、价值和影响时，必须把它同中西科学的发展与传播者选择时体现的人性追求联系起来，从文化史的角度把人类科学一定时期的发展与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真实地再现出来。
再次在上述两方面阐述的基础上，还要把它们综合起来，通过一番由表及里的功夫，总结四百年来西学东渐过程中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集中力量发现其中反映了人类文化交流具有本质性的因素，即把西学东渐的规律概括与揭示出来。这是对有关文化史著作提出的一项特殊要求。因为这些文化交流的规律，既体现了人类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智慧的发挥，也反映人类对真善美与理想社会的追求。因此，只有把西学东渐的规律揭示出来了，才能更好地把先贤们的智慧运用到今后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去，以便继续发挥它的启迪作用。
从文化史意义上提出的这些要求，说明《西学东渐史》的研究、撰写和出版，确实是一项重大的学术工程。在知识结构与科学水平上，都不是一个学者或几个学者就能胜任的，而必须动员和依靠有关学科的专家以及有关文化史的学者投身到其中来，既分工，以此发挥各自学术上的专长，又合作，以此取长补短，并经过扎扎实实的研究，才有可能。
因此，在这项学术工程尚处在酝酿阶段的条件下，我一方面基于自己长期从事西方哲学东渐史研究形成的认识，把研究的对象从西方哲学东渐自然地扩大到了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整个西学东渐；另一方面根据自己知识结构与学术水平的可能性，又把研究对象的范围仅限于西学东渐的起始阶段，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而且，就是对这一阶段西学东渐的研究，也不是把什么问题都拉出来评说一番，而只是把社会上较为关心的几个问题，集中起来加以探讨和论述。
一是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到底为什么会发生，是怎样发生的，发生的必然性根源何在?这是认识与评价西学东渐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与历史运动的背景性前提。只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才有可能真正进入明清之际的学术领域中去，以此作为理论视野进行研究，才能保证在方向上取得对它的正确认识；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给它以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因此，书中用了一章的篇幅，把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发生同人类历史从地区史向世界史过渡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变动联系起来，在分析人类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进一步阐明了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是随着世界市场的建立与中欧之间交往的扩大，合乎规律地必然发生的。
二是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到底把哪些西学传播到中国来了，是怎样传入的，过程怎样，影响如何？这是对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历史运动，在中西社会与人类科学发展进程中，曾经发挥以及可能发挥作用进行评估的根据。只有把这些问题如实地交代清楚了，即把传播过程中传播者的传播活动、方式、成果，以及这些成果的内容、价值与影响，原原本本地阐述清楚了，在充分展现西学东渐面貌的基础上，对西学东渐各个方面作出的评价才是有充分根据的，对西学东渐提出的看法才是有理有力的。因此，书中用了三章的篇幅，首先在每章的第一节，分别而又有联系地阐明了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从开拓到高潮再到陷入衰退的过程、事件及其原因，然后在每章中分学科而又有联系地介绍了各个阶段上传播者的对话与交流活动，在尽可能列举出他们翻译或撰写的各类西学著作目录的基础上，倾我所学对其中有代表性著作的内容、价值与影响，及其体现人性对真善美的追求，根据原著进行了颇为详尽的介绍与评论，在一定程度上使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基本场景及其成果再现出来了。
三是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结局究竟怎样？这个结局同中国社会的关系如何？书中认为，16世纪末开始的西学东渐进行到18世纪初，因禁教在衰落中走到了尽头，虽未完全中断，但却名副其实地失败了，并给中国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在论述这一结局产生的原因时，不仅指明了它是“礼仪之争”以及由此引发的禁教的直接后果，还分析了产生它的思想根源，即闭关锁国理念以及由此引发的历史洄流。因此，从吸取教训出发，通过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是否存在另一种结局问题的提出，有意识地强调了它同中国社会的密切关系。这也是本书取名为《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与中国社会》的原因所在。
三 研究西学东渐要有文化自觉精神
西学东渐的研究对象，虽然只是对构成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一个方面，即西学传入中国的研究，但从前面有关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它都是一个关乎人类社会发展和世界文明进步的重大课题。因此，开展对这个课题研究时，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要准备相应的条件。其中在精神领域，关键是必须具备“文化自觉”精神。这是进行西学东渐课题研究的精神保证。
从表面上看去，尽管西学东渐只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方面，但它最鲜明的特点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在这种交流过程中，不是简单地只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而是将要广泛地接触与艰苦地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更为复杂的关系。只有正确而清醒地认识了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才能对交流过程中的交流活动、成果，以及这些成果的价值与影响，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并从中把体现人类智慧的因素揭示出来。这是进行西学东渐研究的基本要求。只有把“文化自觉”理论运用到西学东渐的学术研究中去，才能在满足这些要求的基础上，使研究工作顺利地进行，并圆满地达到上述希望实现的目的。可见，“文化自觉”是西学东渐研究的精神条件。
原因在于，一方面，“文化自觉”理论的产生，虽是针对以往中外文化交流与研究中的不自觉现象提出来的，但它主要是着眼于21世纪人类文化交流发展的拳拳思考。另一方面，在“文化自觉”理论的内涵上，费孝通先生把它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432页。四句话，认为这四句话，既表达了他“对未来的理想，同时也说出了要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432页。。“文化自觉”理论，就是文化理想与文化手段的统一。在这里，没有必要对费老的这一文化理想及其理想实现的文化手段作出具体的解释，只是就其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把它运用于西学东渐研究的意义，简要地加以提示一下。
首先，有了“文化自觉”精神，在研究西学东渐时，就有了全球化的理论视野，就会看到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个方向，就是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的出现”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221页。，看到了这个方向，就要“向这个方向努力，为它准备条件”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221页。。例如，在开展西学东渐研究时，“我们的思想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博大的包容性和历史的纵深感”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431页。。就是说，“要眼光放开、放远一些”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431页。，使自己的眼光从各种狭隘的眼界中超拔出来，把目光投向人类世界的整体，把文化交流的研究的活动与对人类前途的思考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对已往有限视野的扬弃，又是融合各种有限视野后形成的全球化视野。
其次，有了全球化的视野，在研究西学东渐时，就会建立起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有了这种心态，就会充分地了解和积极地评价世界上各种文明，并从这些文明中吸取营养。因为在“人类的各种文化中，都可能隐含着很多永恒的、辉煌的、空前绝后的智慧，我们要学会欣赏它们、理解它们、吸收它们”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412页。，不能因为它是异国异族的，便因此贬低、甚至否定它们。因为在世界上的各种文化中，又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都有它消极的一面”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245页。，因此，在考察和阐述人类创造的文化时，在“将各自文化中优秀的那部分发扬光大”费孝通：《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343页。的同时，还要清醒地看到它的局限性；即使它是本国本民族的，也不能因此无视它们的存在，而应当谦逊地承认自己的不足，并努力从其他文化的精华中汲取营养，来丰富和提高自己。这是一种“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凡事不要光想着自己，要想到人家”费孝通：《“美美与共”与人类文明》,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434页。，“心中有我，也有别人”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284页。，要将心比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设身处地，推己及人”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391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君子之风”，是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运用它去进行西学东渐研究，就能克服各种文化偏见，不但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而且对世界上的其他文化也都能够取得正确的认识，并在相互尊重、博采众长的过程中相互汲取，共同创造新的文明。
再次，从上述心态出发，在评价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传播活动、事件与成果及其价值时，就会采取科学的态度。对此，费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在他看来，由于“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费孝通：《“美美与共”与人类文明》，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441页。，在确定对待不同文明采取的态度时，要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具体说来，就是要“一视同仁地看待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世界上的各种文化”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245页。，“要能够从别人和自己不同的东西中发现出美的地方，才能真正地美人之美，形成一个发自内心的、感情深处的认识和欣赏，而不是为了一个短期的目的或一个什么利益”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390~391页。，要“不仅欣赏本民族的文化，还要发自内心地欣赏异民族的文化；做到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异民族文化的‘优劣’，断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440页。。在这些话里，通过对各种不同文化关系的处理，多方面地阐明了评价各种文化活动与成果应该采取的态度。例如，要积极地发现、正确地看待不同文化上的差异与矛盾，并以包容与宽容的精神去处理交流过程中因差异而出现的矛盾；又如，评价各种交流活动、事件与成果时，要依据“送去主义”与“拿来主义”的方针，该肯定的要充分肯定，该批评的要热情指出。总之，有了这种态度，在评断人类文化的交流成果时，就既会拒绝文化中心主义，又能避免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所有这些，都是对待人类文化交流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前言/序言

历史的交响：晚清社会转型中的中西思想碰撞 本书旨在深入剖析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在面对西方思潮冲击下所经历的深刻转型。它并非专注于某一特定领域的学术研究，而是一部宏大的历史叙事，试图捕捉那个时代特有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我们将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西学东渐”的脉络，但重点将落在“东渐”的社会回响与本土的应对机制上，而非单纯的知识引介过程本身。 第一部分：时代背景与思想暗流的涌动 晚清，一个内忧外患交织的时代，内部的传统秩序在太平天国、捻军等内部动荡中摇摇欲坠，外部的坚船利炮则彻底撕开了“天朝上国”的迷梦。本书首先描绘了这一历史背景，重点不是罗列战争和条约，而是探讨在国家信誉与文化自信受到双重打击后，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产生的巨大心理落差与焦虑。 在这个背景下，原有的儒家理学框架开始出现裂痕。我们考察了早期对西方事物的认知障碍——从“奇技淫巧”到“器物学习”的初步接触，这种接触往往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和防御性。我们探究了早期传教士带来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更是隐藏在技术背后的世界观、宇宙观和政治哲学。这些观念如同地下暗流，开始侵蚀着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书中详细分析了早期开眼看世界的人物群像，例如林则徐、徐继畬等人，他们对西方的认识是片段式的、经验性的。我们着重分析了他们如何试图将西方的“有用之物”与中国的“根本之道”进行切割，这种“中体西用”的早期萌芽，实则反映了当时精英阶层在面对巨大冲击时，力求自我维持和结构稳定的复杂心态。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于：他们看到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拒绝看到了什么？这种选择性认知，为后续的文化冲突埋下了伏笔。 第二部分：技术引进而引发的社会结构张力 西学东渐的初期表现为器物和技术的引入，例如洋枪、船舰、工厂的建立。然而，技术的引入绝非简单的硬件升级。本书认为，任何技术体系的背后都包含着一套特定的社会组织和管理逻辑。 我们详细考察了洋务运动中，新式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的建立如何冲击了原有的士绅阶层和官僚体系的权力结构。例如，新式企业需要新的技术人才、新的管理模式和新的资本运作方式。这些新元素与传统“人治”、“关系”主导的官僚体系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我们关注了地方督抚在推行改革时所面临的来自中央保守势力的掣肘，以及他们如何利用自身的权威来“代理”技术引进，而非真正实现制度性变革。 书中专门开辟章节讨论了知识分子的“体用之辨”的深化。从早期的简单区分到后来对于“体”——即中国精神内核——如何与“用”——即西方科学与制度——相融合的深刻争论。我们分析了这种争论如何从技术层面迅速蔓延到意识形态层面，探讨了早期翻译文献对国内思想界的“溢出效应”：即便只是翻译科学书籍，其术语和概念本身也携带了西方特定的思维定势。 第三部分：文化身份的重塑与新学教育的兴起 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和民族危机的深化，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已经无法满足救亡图存的需要。人们开始意识到，要对抗西方的力量，必须理解其背后的思想体系。这推动了教育改革和新式学堂的建立。 本书细致梳理了晚清新式教育体系的建立过程，分析了这种教育体系对传统科举制度的颠覆性影响。新学堂教授的课程内容，如自然科学、代数、几何乃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早期思潮，是如何重塑一代年轻人的世界观的。我们探讨了这种教育如何培养出既熟悉西方话语，又对传统文化产生疏离感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成为了后续维新变法乃至革命运动的思想中坚。 我们还深入分析了翻译运动在文化身份重塑中的关键作用。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嫁接与重构。大量西方哲学、历史和社会学概念的涌入，如“国家”、“主权”、“民主”、“进化”等，它们在中国语境中的意义是如何被曲解、被改造，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政治文化话语体系。我们关注那些翻译家们在面对难以传达的西方概念时所展现的创造力与挣扎。 第四部分：社会思潮的激荡与救亡图存的道路选择 晚清后期的思想图景是极其多元和混乱的。本书力求展现这种复杂性，而非简单地将人物划分为“保守派”和“激进派”。我们考察了从温和的改良主张到激进的革命诉求之间的光谱。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物的思路由“托古改制”到倡导君主立宪，体现了对传统制度的有限承认与对现代国家模式的向往。我们分析了他们的思想资源，他们是如何在儒家经典中挖掘出支持改革的“潜台词”，以期获得社会阻力最小化的路径。 与此同时，我们对比分析了革命派（如孙中山）的思想渊源。他们的思想更直接地受到西方民主、共和观念的影响，主张彻底推翻帝制，建立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基础的现代国家。书中对比了维新派和革命派在对待西方制度上的差异：前者试图在保留文化主体的基础上嫁接政治结构，后者则主张以西方的政治结构为蓝本，重塑国家形态。 最后，本书总结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在面对外来冲击时所展现出的巨大的内在韧性与自我调整能力。西学东渐的过程是一场漫长而痛苦的“去魅”过程，它强迫中国社会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自我审视。这种审视不仅关乎技术与制度的得失，更关乎一个古老文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定位自身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使命。全书旨在揭示，晚清的社会转型并非被动接受的结果，而是在深刻的内部矛盾、思想碰撞与精英的艰难抉择中，艰难求索出来的历史进程。

评分☆☆☆☆☆

阅读体验上，作者的行文风格极其老辣，特别是对于17世纪晚期江南士绅阶层对欧洲天文历法的复杂态度，分析得鞭辟入里。他没有采用那种平面化的“拥抱”或“排斥”的二元对立叙事，而是深入到文本细读中，展示了士人如何在维护儒家正统与吸收实用技术之间走钢丝。举个例子，书中对汤若望与康熙朝廷内部保守派的交锋的剖析，简直像一部精彩的政治悬疑剧。逻辑链条清晰得令人拍案叫绝，每一步引证都有据可查，文笔流畅却不失学术的严谨性。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翻译文献时的那种审慎态度，他没有把西方的概念简单地套用到中国的语境中，而是努力去还原彼时彼刻，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理解”和“重塑”这些外来概念的。这使得全书的论证极具说服力，让人读完后，对那个时代的认知框架彻底被拓宽了。

评分☆☆☆☆☆

这本书的结构安排非常精妙，它不是按时间线索简单铺陈，而是围绕几个核心的文化议题，进行多角度的扫描和聚焦。比如，关于欧洲的机械学知识如何影响了清代的工艺革新，作者就专门辟出一章，将其置于清朝中央集权体制下进行考察。这让我猛然意识到，技术引进的深度，往往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权力结构，而非纯粹的学术兴趣。这种宏观与微观的结合运用得炉火纯青。读到后来，我甚至感觉自己像是在参与一场跨越数百年的智力对话。它迫使我跳脱出传统的史观，去审视那些被历史进程所掩盖的“边缘”声音和被忽略的互动细节。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成功地将历史的“大叙事”与“细节的微雕”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读起来酣畅淋漓，却又后劲十足。

评分☆☆☆☆☆

这本书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它对“接受”这一行为的哲学性反思。它探讨的并非“西学”本身有多么先进，而是中国社会面对一个异质文化体系时，其内在的消化、改造和最终的“中国化”过程是何等复杂而充满张力。它让我对近代中国如何选择自己的现代化路径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理解到那绝非一条坦途。书中描绘的那些知识分子，他们的挣扎与妥协，读来让人感慨万千，仿佛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无力。这本书的价值超越了单纯的历史研究范畴，它提供了一种观察文化碰撞与身份认同的独特视角，对任何关心中国文化转型的人来说，都具有极强的启发意义和警示作用。它不是提供答案，而是提出了更深刻的问题。

评分☆☆☆☆☆

不得不提的是，这本书在引用和注释部分体现的扎实功底，令人叹服。作者似乎将所有相关的中外文一手资料都翻了个底朝天。对于我们这些非专业研究人员来说，它像一座知识的金矿，提供了大量可以深入挖掘的线索。书中对一些关键术语的词源考辨尤其精彩，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古典学养和语言功底。这使得整部作品的学术品味瞬间拔高，不再是那种浮于表面的通史叙述。我甚至愿意花时间去对照查阅书后列出的参考书目，光是那份书单就足够让人获益匪浅。它不是一本快餐式的历史读物，而更像是一部严谨的学术工具书，但行文的叙事性又极强，保证了阅读的愉悦感，完全没有学术著作的枯燥感。

评分☆☆☆☆☆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真是让人眼前一亮，沉稳的深蓝色封面，配上烫金的标题字体，透着一股厚重的历史感。拿到手里就能感受到它对学术的敬畏。我一直对清初的士大夫阶层如何在中西文化冲击下挣扎着寻找出路很感兴趣，这本书的序言部分恰恰点出了这个核心矛盾。作者并没有急于抛出宏大的理论，而是从几位关键人物的传记入手，细致描摹了他们接受新事物时的内心波澜。尤其是对利玛窦在宫廷中的影响力那段描述，细腻到仿佛能看到当时的场景，那种文化差异带来的微妙张力，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这让我开始重新思考，所谓的“西学东渐”并非简单的知识引介，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心理重塑过程。从装帧到开篇的叙事基调，都预示着这是一部需要沉下心来细品的力作，它不仅仅是罗列事实，更是在探寻历史语境下人性的复杂与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