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从《齐国史料编年考辨(套装上下册)》的内容看,其*可称道的贡献,是对齐国史料的全面收集、编年梳理和史实考辨。齐国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其独特历史贡献。在被称为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区域曾放射出璀璨的文化之光。不仅地处海洋与山地平原的交汇,优越的地理环境孕育出齐文化独具的文化特质,而且,齐国八百年的历史,从太公封齐、齐桓称霸到田齐政权称王称帝、创设稷下学宫,乃至齐国故都的城市建设与创造,辉煌的业绩和成就,就是一部中华文化的改革、创新、发展史的缩影。这里集中体现着中华文化的许多本质精神特征,这里的诸多“中华第1”在当时的诸侯列国之中是独立特出的。研究中华文明史,探求中华民族精神、解析中华文化的思想主干儒学与道家的形成和发展,都应该而且必须深入研究齐文化。20世纪80年代的齐文化研究“热”,就与其本身这种固有历史地位之高而研究相对薄弱有直接关系,
由于历史上的多方面原因,齐国文化的历史记载和有关资料是比较散碎的。一是有专书而少史实。例如:齐之专书虽有《管子》和《晏子春秋》,以及《孙子兵法》《太公兵法》《孙膑兵法》等兵书,但这些文献大多记载治国、治军主张和思想阐发,而少涉及时代史实。二是有史篇而失之简约。尽管《左传》《史记》等史书中有齐国历史的记载篇章,但往往过于简约而很难探知历史的真相和史实。三是战国、秦汉文献中多有关于齐国历史文化的零星、散碎记载,但非出一代、一时、一人之手,且辗转传抄,讹误多有。认真扎实的史料收集、整理、考辨就成为齐文化研究中一项迫切、紧要的基础性工作了。记得二十年前,我参与主持编纂《齐文化丛书》,之所以在整体规划中,列了文献集成、资料汇编、研究专辑、人物评传四大部类,而属资料者,实据其二,其原因正在于此。
《齐国史料编年考辨(套装上下册)》较之前人已做的工作来看,而具有创设、推进之功者,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编年梳理、突出主线。《齐国史料编年考辨》将齐国历史资料按在位国君由远及近,依序而编,重墨清晰地勾画出了一道齐国历史文化发展的主线。从而将散落的文献碎片连缀成一个纲举目张的史实之网。既便于研究者之用,也展现出作者的整理之功和编排的学术观点。其二,广收博采、范围延展。从时间上,作者并未仅仅局限于齐国存续期间的资料,而是从史前直到秦汉,时跨数千年;所收资料范围,虽以本体为主,但旁涉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为齐文化的全面深入研究提供了较广博的资料和史实依据。其三,精心考辨,多有新见。在这方面,作者用力颇多。其中多涉历来学术界有争议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例如西周前十位王的在位时间、齐国何时建都、春秋五霸以及周武王年岁等,作者均做了较深入的考订,提出了自己的明确见解。有的则是针对包括“断代工程”在内的前人已有研究成果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并以史实资料为依据,认真推导论证,提出自己的看法,有些见解反映了作者扎实的学术思考和真知灼见。
作者简介
陈书仪,1935年12月29日生于山东省莱州市(原掖县)一个偏僻的农村。1951年参加工作,1954年调干学习,1962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今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在烟台师专、淄博师专任教。1985年奉调任淄博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连任三届,因工作成绩突出,先后被淄博市委记大功两次。在任期间,广泛联系国内外著名学者,开展《管子》与齐文化研究工作,十年间,负责组织并主持召开了大型《管子》及齐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五次;以淄博市为中心,把《管子》与齐文化研究由民间的分散行为逐步转化为有组织、有计划的行政行为;1986年创办了《管子学刊》,任主编兼总编(正县级),评为编审。在任期间该刊被评为中文哲学类核心期刊。
一生为人内敛低调,不张扬,但执着。先后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齐文化丛书·国外论文选》《齐文化旅游丛书·人物卷》《管子大传》《齐国史料编年考辨》,发表的主要论文有《姜太公卒年考》《西周前十王在位年代考》《管仲生年考》《管子研究在国外》等数十篇。
内页插图
目录
序
殷商时期
殷王武乙在位时期
殷王文丁在位时期
殷王帝乙在位时期
殷王帝纣在位时期
附:周文王姬昌简介
西周时期
周武王姬发在位时期
齐太公吕尚在位时期
齐丁公吕伋在位时期
齐乙公吕得在位时期
齐癸公吕慈母在位时期
齐哀公吕不辰在位时期
齐胡公吕静在位时期
齐献公吕山在位时期
齐武公吕寿在位时期
齐厉公吕无忌在位时期
齐文公吕赤在位时期
齐成公吕脱在位时期
齐庄公吕赎在位时期
春秋时期
齐鳌公吕禄父在位时期
齐襄公吕诸儿在位时期
齐桓公吕小白在位时期
齐孝公吕昭在位时期
齐昭公吕潘在位时期
齐懿公吕商人在位时期
齐惠公吕元在位时期
齐顷公吕无野在位时期
齐灵公吕环在位时期
齐庄公吕光在位时期
齐景公吕杵臼在位时期
齐晏孺子荼在位时期
齐悼公吕阳生在位时期
战国时期
齐简公吕壬在位时期
齐平公吕骜在位时期
齐宣公吕积在位时期
齐康公吕贷在位时期
田齐太公田和在位时期
田齐田侯剡在位时期
田齐桓公午在位时期
田齐威王田因齐在位时期
田齐宣王田辟疆在位时期
田齐滑王田地在位时期
田齐襄王田法章在位时期
田齐王田建在位时期
……
秦汉时期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主要引用书目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前言/序言
陈书仪先生积二十余年倾力编著的百万余字《齐国史料编年考辨》一书,即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付梓。我省齐鲁文化研究界又新增了一项厚重的学术成果,对于齐文化研究,则是多了一本集资料汇编与考辨研究于一体的集成之作。而对陈书仪先生这位已届耄耋之年的老学者来讲,既是了却一个平生夙愿,也是他在晚年对山东文化建设做出的又一新贡献,很值得祝贺!书成之时,陈先生命我为之作序,我作为一个与之相识数十年的老部下,除了高兴与祝贺,还多了一份对其人生追求和治学精神的钦敬与感佩。的确,我们从该书的编纂过程中,能够学习和感悟到很多有益的启迪。
陈书仪先生是我三十年前的老领导。20世纪80年代初,我从烟台师院(今鲁东大学)毕业分配到淄博师专任古代文学教师,他是当时的中文系主任。在他领导下,系内学风醇正,充满着一种团结和谐、蓬勃向上的正气。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工作的认真、扎实和治学的勤奋、严谨,这对初入高校从教的我们来说,无疑是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也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和学术氛围。当时学校初创,人员紧缺,我用三年时间,两次进山东大学中文系脱产进修、攻读研究生课程,个人教学、科研成长较快。担任助教三年后,即破格晋升副教授职称,成为拔尖人才,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这固然有学校的培养特别是老一代学者赵蔚芝先生等的鼎力支持,但也与他这位主任对事业发展的认识和对青年的提携支持密不可分。后来,他调任淄博市社科联副主席兼《管子学刊》主编,在市委领导支持下,为推动淄博的文化建设,尤其是齐文化研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齐文化的研究,从其故都之地发轫,走向了全国学术界和各高等学校。淄博市多次举办国际、全国的大型齐文化学术研讨会,《管子学刊》不仅集中了一大批全国一流学者作为办刊顾问,学术大师们也成为淄博市常来常往的座上客,而且一个地级市社科联主办的刊物,也因刊发大量张岱年、任继愈、杨向奎等著名学者的重头文章,而名重全国,成为全国学界仰视的名刊之一。我个人认为,那段时间,是淄博市的文化建设,特别是齐文化研究史上最亮丽辉煌的时期,这其中,陈书仪先生是当时贡献最大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时光流逝,岁月无痕,但回望历史,展望未来,陈书仪先生和他那一代前辈学者们对齐文化研究做出的巨大贡献是不能忘记的!退休之后,他仍勤耕不辍,孜孜以求,终于完成了这部洋洋百万言的皇皇巨著,其志其行,不能不让我们油然而生感佩钦敬之情。
从该书的内容看,其最可称道的贡献,是对齐国史料的全面收集、编年梳理和史实考辨。齐国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其独特历史贡献。在被称为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区域曾放射出璀璨的文化之光。不仅地处海洋与山地平原的交汇,优越的地理环境孕育出齐文化独具的文化特质,而且,齐国八百年的历史,从太公封齐、齐桓称霸到田齐政权称王称帝、创设稷下学宫,乃至齐国故都的城市建设与创造,辉煌的业绩和成就,就是一部中华文化的改革、创新、发展史的缩影。这里集中体现着中华文化的许多本质精神特征,这里的诸多“中华第一”在当时的诸侯列国之中是独立特出的。研究中华文明史,探求中华民族精神、解析中华文化的思想主干儒学与道家的形成和发展,都应该而且必须深入研究齐文化。20世纪80年代的齐文化研究“热”,就与其本身这种固有历史地位之高而研究相对薄弱有直接关系,
由于历史上的多方面原因,齐国文化的历史记载和有关资料是比较散碎的。一是有专书而少史实。例如:齐之专书虽有《管子》和《晏子春秋》,以及《孙子兵法》《太公兵法》《孙膑兵法》等兵书,但这些文献大多记载治国、治军主张和思想阐发,而少涉及时代史实。二是有史篇而失之简约。尽管《左传》《史记》等史书中有齐国历史的记载篇章,但往往过于简约而很难探知历史的真相和史实。三是战国、秦汉文献中多有关于齐国历史文化的零星、散碎记载,但非出一代、一时、一人之手,且辗转传抄,讹误多有。认真扎实的史料收集、整理、考辨就成为齐文化研究中一项迫切、紧要的基础性工作了。记得二十年前,我参与主持编纂《齐文化丛书》,之所以在整体规划中,列了文献集成、资料汇编、研究专辑、人物评传四大部类,而属资料者,实据其二,其原因正在于此。
陈书仪先生的《齐国史料编年考辨》一书,较之前人已做的工作来看,而具有创设、推进之功者,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编年梳理、突出主线。本书将齐国历史资料按在位国君由远及近,依序而编,重墨清晰地勾画出了一道齐国历史文化发展的主线。从而将散落的文献碎片连缀成一个纲举目张的史实之网。既便于研究者之用,也展现出作者的整理之功和编排的学术观点。其二,广收博采、范围延展。从时间上,作者并未仅仅局限于齐国存续期间的资料,而是从史前直到秦汉,时跨数千年;所收资料范围,虽以本体为主,但旁涉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为齐文化的全面深入研究提供了较广博的资料和史实依据。其三,精心考辨,多有新见。在这方面,作者用力颇多。其中多涉历来学术界有争议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例如西周前十位王的在位时间、齐国何时建都、春秋五霸以及周武王年岁等,作者均做了较深入的考订,提出了自己的明确见解。有的则是针对包括“断代工程”在内的前人已有研究成果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并以史实资料为依据,认真推导论证,提出自己的看法,有些见解反映了作者扎实的学术思考和真知灼见。
读其稿,想其事,该著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是针对十数年中担任《管子学刊》主编所发现的一些疑难问题而进行有重点梳理考辨的,因而有较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学术导引作用,体现着一位资深学者对齐文化研究的学术眷恋和对未来研究的真诚期待。这就更值得我们珍视。当然,由于近些年文物考古事业发展极快,大量先秦时代简帛、铭文的出土和研究成果涌现,使传统的资料汇集考辨和学术研究面临着新的问题挑战和突破机遇。由于作者年事已高,视野所限,有些看法和结论仍有商榷的空间和继续探讨的余地,但是,无论从史料价值还是学术价值看,这本著作对齐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都是颇值一读的佳作。是为序。
《秦汉史事考辨》 导言: 秦汉帝国,肇始于战乱频仍的春秋战国,终于群雄逐鹿、三分归晋。这段波澜壮阔的近四百年历史,不仅奠定了后世中华帝国两千余年的基本政治格局与文化基调,其间的制度变迁、思想冲突与社会形态演进,至今仍是史学研究的核心课题。然而,史料的真伪与解读的偏颇,往往使我们难以窥见历史的真实面貌。本书《秦汉史事考辨》,聚焦于秦汉帝国建立、巩固与衰落过程中的关键史实,力求通过对传世文献的精细梳理与交叉印证,对长期被视为定论的史事进行审慎的重新审视与辨析。 第一部分:秦代制度的起源与嬗变(约 500 字) 秦之统一,并非一蹴而就的偶然事件,而是酝酿已久的制度性变革的最终爆发。本书对秦朝制度的考察,不满足于对《史记》《汉书》的简单复述,而是着重探讨其在商鞅变法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与实践。 一、郡县制的运行机制与地方权力结构: 本卷细致考察了秦代郡县长官的任命、考核体系,以及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军事调动权限。我们对比了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与传世文献中关于“吏员迁替”的记载,指出秦初的郡县官僚体系,在高效集权的同时,也埋下了中央指令在长途跋涉中变异甚至僵化的隐患。尤其对秦郡守与监御史之间的职权边界进行了详尽的辨析,揭示了中央对地方权力的双重制约模式并非完全成熟。 二、法律与刑制的社会影响: 秦法以严苛著称,但本书认为,对秦法的理解不能脱离其特定的历史情境。通过分析“连坐法”的实际适用范围以及“盗、贼”等概念的界定,我们探讨了秦法在维护新征服地区社会稳定中的工具性作用。同时,我们通过对部分刑罚案例的重构,评估了严苛法律对基层社会心理结构的影响,及其在秦末农民起义爆发时所激发的反弹力度。 三、秦代意识形态的构建与宣传: 秦始皇的“德兼三皇,功盖五帝”,其背后的文化支撑何在?本书专门开辟章节,分析了李斯等人的思想对“大一统”理论的贡献,并考察了焚书坑儒事件的实际影响范围。我们认为,焚书更多是针对特定学派对新制度的挑战,而非全面文化禁锢,其目的在于迅速确立法家思想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唯一性地位,但这种激进的文化统一策略,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第二部分:西汉前期的巩固与妥协(约 550 字) 汉承秦制,是历史的必然,但汉承秦制绝非简单的重复。刘邦集团在吸取秦亡教训后,所进行的“修养生息”与“黄老之治”,本质上是一种在维持中央集权框架下,对过度集权的反向调适。 一、郡国并行制的内在张力: 楚汉相争后,汉初实行了郡县制与分封制的混合体制。本书重点剖析了“封国”对中央集权构成的潜在威胁,并详细梳理了从“消藩”到“推恩令”的演变过程。我们认为,吕后时期对异姓王的处理,是中央试图收回地方军政大权的第一次重大尝试,而晁错(及后来的汉武帝)对推恩令的最终完善,是在付出巨大政治代价后,才得以彻底解除王国的军事威胁。 二、儒家地位的逐步确立与“独尊”前的学术生态: 汉初思想界仍是“杂家”的天下。我们考察了陆贾《新语》等著作中融汇道家与法家思想的特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早期阴阳五行思想的结构性重塑,旨在将君权神圣化并服务于儒家伦理。本书批判了将汉武帝“独尊儒术”视为一个简单的思想转向的观点,指出这更是一个漫长、复杂的政治权力与学术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涉及到对人才选拔标准(察举制)的根本性改造。 三、盐铁与均输制度的再评价: 桑弘羊等主张的国有化政策,体现了帝国财政对外部压力(如匈奴战争)的直接反应。本书通过分析《盐铁论》中的争论,辨析了国家垄断在保障军费供应与抑制地方富商之间的微妙平衡,认为这些经济政策的推行,虽然保障了汉帝国在对外战争中的物质基础,但也极大地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成为西汉中后期社会矛盾积累的重要因素。 第三部分:东汉的门阀化与制度的惯性(约 450 字) 光武中兴标志着豪强士族阶层在权力结构中的正式崛起。东汉的政治叙事,始终在中央权力与地方豪强的张力中摇摆。 一、察举制异化为士族垄断的渠道: 察举制的初衷是选拔优秀人才,但随着时间推移,其“举主”的权威性与“茂才”标准的模糊化,使得地方大族(士族)通过联姻与师承,控制了选官资源的分配。本书详细分析了“举主”的权力膨胀过程,指出这直接导致了中央政府核心官僚群体的地方化、家族化,削弱了皇帝对非士族阶层的提拔空间。 二、外戚与宦官的权力循环: 外戚专权与宦官专政,是东汉晚期政治衰败的两大核心病灶。本书将两者视为对中央权力被地方士族固化的一种补偿性反应。外戚多依靠皇权继承关系,而宦官则依靠对皇帝的亲近与对文官集团的制衡。这种循环斗争的后果是中央决策效率的低下,以及对“清流”士人的周期性压制,最终激化了与地方士族的对立。 三、边疆防御体系的结构性弱化: 汉武帝时期建立的强大边防体系,在东汉中后期因财政枯竭与内部政治倾轧而逐渐瓦解。本书侧重分析了“更卒”制度的瓦解与募兵制的普及,以及“外朝”对“内朝”军事指挥权的争夺,如何导致边防军战斗力的系统性下降,为后期地方军阀的崛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总结: 本书《秦汉史事考辨》旨在通过对关键史料的深入辨析,打破对秦汉史的传统定论,揭示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运行逻辑、内在矛盾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我们相信,只有对史料保持审慎的怀疑精神,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