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的隐暗面:识字教育、地域性与殖民化(第二版)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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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美国] 瓦尔特·米尼奥罗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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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复兴
• 识字教育
• 殖民主义
• 地域性
• 文化史
• 欧洲历史
• 社会史
• 知识史
• 早期现代
• 教育史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66144

版次：2

商品编码：11847107

包装：平装

丛书名： 培文书系·人文科学系列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1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92

字数：540000

编辑推荐

　　《文艺复兴的隐暗面：识字教育、地域性与殖民化（第二版）》为作者的成名作，自1997年出版以来获得包括现代语言协会颁发的Katherine Singer Kovacs Prize在内的多项大奖，在西方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其研究方法值得国内学界借鉴。

内容简介

　　《文艺复兴的隐暗面：识字教育、地域性与殖民化（第二版）》分三部分：语言殖民、记忆殖民、空间殖民，将文学、符号学、历史学、地图学和文化理论融合到一起，考察了语言在新大陆殖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探讨了书写、社会组织与政治管控之间的关系、欧洲识字教育在殖民过程里的核心作用，展示了通过语言来征服和毁灭的过程及其影响。
　　《文艺复兴的隐暗面：识字教育、地域性与殖民化（第二版）》荣获1996年现代语言学会（MLA）凯瑟琳?辛格?科瓦奇图书奖（Katherine Singer Kovacs prize），书中内容挑战了对新大陆历史的惯常理解，为新殖民与后殖民研究带来了灵感，揭示了文艺复兴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作者简介

　　瓦尔特·米尼奥罗（Walter D. Mignolo，1941— ），阿根廷符号学者，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文化人类学系和罗曼语言文学系教授，全球研究与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世界和殖民世界，探究全球殖民性、知识的地缘政治、边界思考、多元性等概念。代表作品：《文艺复兴的隐暗面》（1996）、《拉丁美洲的概念》（2005）

目录

目?录

中文版序
序 言
导? 论?为描述自我而自我描述：比较研究、差异与多主题阐释学

第一部分?语言的殖民化
第一章 内弗里哈在新大陆：文艺复兴的语言哲学和西方识字教育的拓展
第二章 读写文化的物质性：语音链、书写符号和符号载体

第二部分?记忆的殖民化
第三章 无字的记录及为没有历史的人民著史
第四章 文类作为社会实践：历史、百科全书及知识与理解的界限

第三部分?空间的殖民化
第五章 可移易的中心：族裔性、几何投影及共存的地域性
第六章 将美洲放入地图：制图学与空间的殖民化

后? 记?论现代性、殖民化和西方主义的兴起

注 释
参考文献
重思《文艺复兴的隐暗面》：第二版后记
中西人名地名对照表

前言/序言

中文版序
2015年的世界秩序/失序似乎与欧洲文艺复兴并无多大关联，特别是对中国读者来说。读者或许要问：欧洲文艺复兴与中国的千年历史和记忆究竟有什么关系？倘若想给这个复杂问题提供一个初步而简单的回答，我们或可这样说：当欧洲文艺复兴出现时，今天的“欧洲”和“西方文明”的概念也跟着兴起了。可以说，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并不存在所谓的“西方文明”。古希腊罗马远未建成统一的文明。直至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拉丁文才遇上古希腊文，在阅读古希腊哲学方面，基督教学者直到此时方能跟穆斯林学者一较高下，而在此之前，穆斯林学者和知识分子早已开始了译解古希腊哲学的工作（如伊本·西拿［Ibn Sina］，980年生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1037年殁于今伊朗哈马丹；安萨里［Al-Ghazali］，1058年生于今伊朗图斯，1111年殁于图斯；伊本·鲁什德［Ibn Rushd］，1126年生于西班牙科尔多瓦，1198年殁于摩洛哥马拉喀什）。有两条线索都可以追本溯源回到古希腊：一条是从波斯文、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向上追溯，另一条则是从拉丁文和基督教向上追溯。
十年研究最终汇集成本书，为的是更好地理解西班牙帝国的形成和扩张。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需要理解意大利文艺复兴，因为在十字军东征受挫之后，正是文艺复兴给西方基督徒带来了思想工具，树立了向外肆意扩张的野心。因此，我不仅关注美洲（当时称为“西印度”），也瞩目“东印度”（即当时的亚洲），因为亚洲才是哥伦布梦想抵达的地方。1529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君主签订了《萨拉戈萨条约》（Treaty of Zaragoza），亚洲成为“东印度”。假如你在思忖“东方主义”来自哪儿，你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但不论如何，正是在搜寻那些朝罗马以东地带旅行的传教士们（西方基督徒之所以属于西方，是因为他们居住在耶路撒冷以西，罗马就坐落在西侧）的事迹时，我发现了利玛窦的地图和他的故事。而也正是因为这一发现，并在读过利玛窦讲述他如何调整地图布局之后，我才下定决心像现在这样安排本书的整体论述方式。利玛窦觉察到，明朝士绅对观看陆地和海域的欧洲视角不甚快慰。在这些明朝士绅眼中，中国理应端居世界中心。利玛窦意识到他们的想法也可以成立，不过他并未放弃继续向他们灌输自己的观点。利玛窦的做法是，保持地图原有样貌，将中国挪移到更接近中心的位置，而不是先前地图上的右上角。这一关键决定引发的后果，我在第五章“可移易的中心”里有详细分析。第二章“读写文化的物质性”依从同样的逻辑，聚焦于原住民“智者”（Tlamatinime，阿兹特克王国里有学识的人——他们的领袖称为Tlatoani，意为“善言辞者”）。论述背后的逻辑就是在这个遭遇时刻决定的：从非欧洲视角审视欧洲文艺复兴。
哥伦布向往着到亚洲去是有理由的，但在同一时期，生活在亚洲（中国、印度、日本）的人们却没有兴趣前往耶路撒冷的西南方即今日欧洲。丝绸之路延伸到意大利地中海沿岸，这里是古通道上最后也是最远的一站。而在别的地方还有不少激动人心的停泊点和贸易站：如印度洋、波斯、阿拉伯，比起住在意大利西北方和意大利西部（热那亚、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是三个主要中心）的野蛮人，这些文明地区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吸引亚洲人前往今天的欧洲，可是亚洲却有不少事物激荡着今天西欧土地上那些居民的心智。
在那几个世纪里（11—13世纪），中国始终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精妙深奥的文明。当马可·波罗（1254—1324）在13世纪末穿越亚洲大部分领土最终到达中国时，他正怀着这个念头。这一时期的欧洲正在经历后来被文艺复兴学者命名为“中世纪”（介于古希腊黄金时代和欧洲文艺复兴之间）的晚期阶段。当时还是十字军东征时期，在意大利出现了三个商贸中心：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假若让我们在1500年之前进行一次环球巡游，那么请记住，世界上还曾有过非洲诸王国、古埃及王国和波斯沙赫王国（Shahanate，注意不是帝国！）、奥托曼苏丹国（Sultanate, 注意不是帝国！），以及南美安第斯地区的印卡[1]王国（Incanate）和墨西哥谷地的阿兹特克君主国（Tlatoanate）。简而言之，当时的世界秩序是多重中心的、非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词库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经济类型那时还不存在。“资本主义”这套制度（经济殖民或经济积累、投资扩大再生产）也未发明。资本主义出现在16世纪的十字路口上，当时欧洲“发明”了美洲，开始大量攫取土地，大规模挖掘金银矿藏，在加勒比海岛及大陆上发展种植园经济。劳动力、土地及种族主义是工业革命之前推动新经济形态出现的三种要素。正如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种族主义是一种对非欧洲人种进行人群划分和排序的制度（例如，美洲原住民［Pueblo Originario］被西班牙人称作“印第安人”，遭受奴役命运的种族众多的非洲人则被欧洲人笼统地叫做“黑人”）。种族主义是那些分类者的认知操作，他们掌握着知识（语言、机构、人员），相对于被分类的非欧洲人，分类者把自己摆在“人类楷模”的位置上。
进入18世纪，种族划分体系再获更新。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根据人们的肤色及其分布的大陆提出了分类法（请记住，当时人类迁徙的速度还相当缓慢，蒸汽船和铁路尚未发明，两者均是工业革命的产物）：黄种人在亚洲，黑人在非洲，红种人在美洲（指新大陆上红皮肤的“印第安人”），白种人在欧洲。不久之后，康德（Immanuel Kant）根据林奈的划分又对其进行了排序：印第安人和黑人处在序列底层，黄种人居其上，白种人则在序列顶端。分类和排序都由白种人完成，他们具有生存优势，与此同时，他们既是被分类人群的成员，也是唯一能进行划分的人群成员。大约一个世纪之后，19世纪中期，中国历史被鸦片战争打断，英国直接挑起战端，法、美从旁支持。三个半世纪里，从16世纪到19世纪中期，西方文明这个直到1500年之前还不存在的文明，着手自我塑造并在自我塑造的过程里介入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事务中去。从1500年到2000年，出现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1500年以前的那个多中心世界，在过去五百年间变成一个单一中心的世界。欧洲文艺复兴和16世纪大西洋商贸圈的确立，是西方文明单极主义和霸权的历史基础。中国从未像印度那样被完全殖民，但它却也未能逃逸于殖民性（coloniality）。殖民性得名于殖民主义（殖民主义对应着几个历史时刻），进而指出了所有西方殖民主义背后的逻辑，从西班牙殖民主义到荷兰、法国、英国，直至美国殖民主义，概莫能外。
时值2000年，有迹象表明，从1500年跨越至2000年的世界秩序发生了某种急剧转变。到了2015年，这一迹象愈发明显。许多记者、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都在谈论“多极世界秩序”。但我们却未必能够重返1500年之前的多重中心世界，因为多极世界是资本主义世界，1500年以前的多中心世界则是非资本主义世界。反对者言道：倘若世界仍然奉行资本主义制度，又怎能成为多极世界？俄罗斯、土耳其或印尼是否也在奉行资本主义制度？中国是不是正在变得像美国或德国一样？1990年代初，据说是比尔·克林顿说出了这句名言：“这一切都是因为经济，傻瓜！”现今这句格言已经变成“这一切都是因为政治，傻瓜！”鉴于中国经济增长，金砖五国出现，土耳其和印尼崛起，这些国家似乎可以脱钩于西方国家的机构和指令。所谓“西方”，我指的是建立在欧洲文艺复兴这一历史基础之上的文明，这一文明将欧洲人所谓的“新大陆”（后称“美洲”）纳入世界版图。倘若将1500—2000年这个阶段描述为“让1500年之前的多中心世界实现西方化”的进程，那么我们也可以将大约开启于2000年的动向描述为“世界去西方化”的进程，其中既包括从前多中心世界秩序的重新浮现，也包括将其转化为多极世界秩序的趋向。但请记住，第一种世界秩序是非资本主义的，第二种世界秩序则属于资本主义。简而言之，这就是我看待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历史的方式，这一历史进程总是与西方化推动的现代/殖民世界缠绕在一起。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虽然它不一定会直接影响当下中国，但它对世界秩序、对我们这个星球上现在与未来的生命及和谐却是极端重要。1500—2000年间，极力维护领导权和特权的西方化（及当前美国和西欧国家所极力推行的动议），主要体现为主流媒体所支持的国家间政治及经济关系。这里我所谓的“支持”，指的是媒体总是与国家和经济政策纠葛在一起，不管究竟是支持抑或是批判这个或那个竞争者。我这样说是想强调：在国家间政治、经济政策范围之外，还有生命问题和其他很多议题，主流媒体制造出雾障，就是要让人们笃信，媒体所讲的就是全部。贯穿西方化的五百年（欧洲文艺复兴加帝国扩张），导致最终出现了一种新的治理结构，它在今天被描述为“权力的殖民模式”（colonial matrix of power）[2]或者是被缩写作“权力的殖民性”。假如说帝国扩张的逻辑及殖民性就隐藏在现代性的叙事与承诺背后，那么，对现代性的不满回应就贮存在反抗与重现浮现的逻辑当中。我们称后者为解殖民性（decoloniality）。
解殖民性与1955年万隆会议的双重遗产有关。2015年是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4月24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领导人出席了纪念活动。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政治变化由此显露出来。1955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率队，作为亚非二十九国代表之一，参加了万隆会议。但是，周恩来的出席，其中并非没有张力。万隆会议的口号是：拒斥资本主义，也不要共产主义，而是要走去殖民化的道路，而周恩来则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总理。当时苏联并未受邀，其中缘故可能与苏联对外政策有关，也可能是因为从印尼的视角来看，苏联更接近于一个欧亚国家，而非单纯的亚洲国家。然而，领导人出席60周年纪念仪式，这预示着世界秩序发生了结构性转变。
1955年正是冷战初始阶段。万隆会议的口号“不要资本主义也不要共产主义”，表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渴望脱离冷战期间相互竞争的西方意识形态。去殖民化是当时“第三世界”国家所展望的道路。但是这种世界秩序已然终止。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我们，已不再处于冷战的第二阶段，就像常可从自由主义媒体和西马知识分子那里听闻或读到的那样。这个观点已经站不住脚，现今的世界秩序已不再是“三个世界”的世界秩序。中国也不是“亚洲道路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the Asian way）。美国和欧盟（特别是德国、英国和法国）属于“西方道路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用这个词来指称经济积累和投资扩大再生产）在今天遍及全球。但资本主义暗地里却统御了一切的意识形态，已不再受控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描述的是“西方道路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目标及展望。在印尼、土耳其和印度（印度恐怕是一个最模糊的例证），正在浮现出来的是资本主义和重塑中的本土观念与价值体系，其中还混杂着西方世俗化的观念和价值体系。情况就是这样。中国的儒学复兴牵扯到多个层面（从国家到“公知”之间的论争），印尼的潘查希拉思想（Pancasila）也面临类似情况，奥托曼苏丹国留给土耳其的遗产颇为丰富，伊斯兰教对伊朗的影响犹存，人们还在讨论从伊朗延伸到东南亚（马来西亚及印尼）的通道，这些国家远未采取什么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或基督教的国家哲学。就连新加坡也很难算是一个新自由主义国家。除了在政府-社会关系上有着所谓“新自由主义道德”的表述，我认为新加坡无疑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却未必是一个新自由主义国家。
以强政府为例，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不会对其表示支持。实际上，大多数打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名而推行同质化的带有破坏力的目标，并不在（或可能不在）新加坡实行。就这一点而言，经济和政治就该被拆解开。新加坡是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愿意，也可称为金融资本主义国家）不假，无疑它也会施行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新自由主义不仅仅是经济政策：它还是一种试图将整个世界置于西方（核心欧洲［德法英］加美国）之下，或者说置于西方文明保护伞之下的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在这里分道扬镳。“要资本主义，不要新自由主义。”你可以在世界公众论坛（World Public Forum）上不断听到这个被众人所分享的信条[3]——参加公众论坛的主要是各国政要与外交界人士、学者与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来自亚非国家。新自由主义无疑被这两大洲的许多政府所采纳，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大洲在政治上已然新自由主义化。诚然，这些国家的经济领域内充斥着资本家，但在其政治领域却几乎没有新自由主义施展的空间。
正因如此，我才持续关注中国和西方有关儒学的论争。由于不懂中文，我的阅读仅限于中国作者的译作。我从殖民性（或权力殖民模式）的历史来阅读这些论争时有如下发现：西方扩张的方式不仅仅是经济、政治、军事的。它主要发生在认知层面（即理解知识和创造知识的原则），没有这种（神学和世俗的）认识论，就不可能设计和实施政治、经济、军事扩张，并说服众多西方人（使用古希腊文、拉丁文和现代欧洲殖民语言的人们）相信，他们是普世历史当中占据优势的存在；普世历史就像魔法表演一样，将欧洲置于空间中心和当下时刻。这就是黑格尔提出的那套有力的虚构叙事。这套知识建立在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基础上，建立在古希腊罗马历史的基础上。欧洲人就此假设，他们自身的区域历史就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蓝图。当我遇上利玛窦地图并且研究了阿兹特克人对西班牙征服者及传教士的回应时，我意识到，不管是中国人还是阿兹特克人，都不必也没有义务回溯到作为欧洲文艺复兴基础的古希腊罗马历史中去寻找自己的位置。
就此我还想到，数以百万计的受奴役的非洲人，撒哈拉以南的众多非洲居民，他们同样不必也无须与古希腊罗马发生联结。即便伊斯兰哲学家曾经翻译过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但也是将其转译成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而非拉丁文。所以阿拉伯及波斯与古希腊的关系是另一个故事，它属于阿拉伯及波斯人民的本土历史，而不属于罗马帝国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本土历史。因而，对我来说，现在的问题就变成无须在儒学论争中选边站队，转而应该强调这一动向是去西方化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西方观点是要让整个世界放弃自己的地方历史，融入欧洲的地方历史；与其说这是一种理念，不如说是一场梦，而全球绝大部分人口（除了众多西方人）早已从这场幻梦中醒来了。
上述文字都是为了解释万隆会议的遗产。自从1960年代之后，万隆会议的遗产走上了三个不同方向。会议之后即刻产生的方向是不结盟运动（NAM）[4]：该运动形成于1961年，号召以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第一世界）和共产主义（第二世界）。民族主义替换了万隆会议对去殖民的关注。或者说得更好些就是，第三世界去殖民斗争将民族主义当做去殖民的结果：解放就意味着摆脱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第二个方向是去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去西方化又沿着三条不同的轨迹发展：第一条轨迹是在哲学与宗教方面，第二条轨迹是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第三条轨迹是在艺术与文化方面。
哲学与宗教方面的去西方化，在时间上与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同步。贾拉勒·艾哈迈德（Jalal Al-e-Ahmad）的《西方毒化：一场来自西方的瘟疫》（Occidentosis: A Plague From the West）写于1960年代初期，但却直到伊朗革命结束后才得以正式发行。[5] 1970年代中期，穆罕默德·纳吉布·阿塔斯（Muhammad Naquib al-Attas）写出了《伊斯兰与世俗主义》（Islam and Secularism，1976）一书，其中有一章专门讲述“知识的去西方化”。[6]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去西方化出现在1960年代晚期至1970年代。1960年代晚期李光耀在新加坡、1970年代末邓小平在中国，都调整了国家政策，借用经济积累手段，出台了一套非西方（或曰去西方化）的国家政策。然而，在日常进程当中，去西方化进程就没有如此的简单明了了，因为西方化毕竟已经推进了五百年（兴起于文艺复兴晚期、征服和殖民新大陆及大西洋商贸圈的出现）。[7]
不过，到了2015年，毋庸置疑，中俄两国都在推进更加强有力的去西方化政策：一方面是中俄合作，另一方面是金砖国家合作。海湾国家文化（包括艺术、博物馆、双年展）方面的去西方化现象十分突出[8]，新加坡的亚洲文明博物馆在这方面也很引人注目。[9]我想说的是，第二、第三条轨迹更加清晰地属于万隆会议的遗产。（哲学与宗教方面的）第一条去西方化轨迹则似乎与其没有直接联系。不过有许多标识显示，其中也隐含着一定关联。1955年万隆会议在印尼举行，而阿塔斯则是在马来西亚完成他的著述。苏加诺（Bung Sukarno）在开幕演说里明确地陈述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有色人种召开的国际大会。以色列在会上备受谴责，基督教也不是与会领袖和组织者们分享的宗教。可以说，由于万隆会议提出的种种目标之间就存在不直接勾连的关系，因此其中的去殖民化才导向了民族主义，其中的去西方化则导向了知识的伊斯兰化。
那么在今天，去殖民化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对此我有如下评论：冷战转化成为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去西方化，从而给文化与认知方面的去西方化（通过艺术、双年展、博物馆，如第11届沙迦双年展、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亚洲文明博物馆）创造了条件。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政府、经济、国家间关系领域。与此平行的是，不同脉络下知识的去西方化（伊斯兰化是其中之一）与解殖民性则发生在政治社会领域，这项计划试图从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文化之中脱离出来。在这一领域，万隆会议的遗产就是与国家脱钩，去殖民化（此即万隆会议提出的计划，当时许多亚非国家正在进行去殖民斗争；去殖民意味着由土地上的原住民控制国家）就此演进成为解殖民性。
解殖民性基本上是一个伦理、政治、认知上的计划，它既要求摆脱政治经济角度的西方化/再西方化（美国和欧洲为维持世界领导权而采取的行动），但又不同于去西方化（中国、俄罗斯、金砖国家、土耳其、印尼试图摆脱西方控制而采取的行动）。提出这样的表述后，现在的问题就变成：如果不去斗争“夺取国家政权，实现经济的社会化”，解殖民性还有没有可能实现？答案是，解殖民性是避免再次落入去殖民化陷阱的唯一可能性，所有成功的去殖民运动都控制了国家政权，但却仍旧保持了西方化的政治经济体。其结果便是，我们目睹了埃及、突尼斯、叙利亚、利比亚的现状。我们必须想象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使人类摒除消费主义，抛弃那种相信竞争和经济增长是通向和谐与幸福生活形态的必由之路的观点；为这样的新生活方式而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就此而言，现存的任何一种国家形态都不可能包容这样一项任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只能督促政治社会（其中自然包括学院学者、新闻人、知识分子、行动派，此外还需要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民在大学之外创造出来的新知识）携手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对于这一政治社会，万隆会议的宗旨可以归结为：不要西方化/再西方化，也不要去西方化，而是要走向解殖民性（不再具有冷战时期“去殖民”一词的含义）。
总之，欧洲文艺复兴（re-naissance）在前缀“re”之中携带了后来衍生出现代性的种子。与此同时，“发现”和剥夺新大陆的土地与人民，埋下了殖民性的种子。殖民性得名于殖民主义。我们发现，在西班牙、葡萄牙殖民主义之后，荷兰、法国、英国及美国殖民主义接踵而至。殖民性是西方殖民主义潜隐的逻辑。它也是权力殖民模式的缩写，一种隐藏在现代性叙事与承诺之后的规管与控制的结构。从这一观点来看，现代性并不是普世历史的本质主义的铺陈展示，而是西方文明为自我塑型而讲述的胜利叙事的一种装置。并不存在什么本质主义上的欠发达国家或新兴国家。这两者都是一种现代观念，目的是服务于叙事者，将其放置在发达和建构完毕的归结点（已经完成目标）这个高等位置上。除非是从那个希望你追随其道路的叙事人的角度来看，否则谁也没有必要成为“现代的”。就像杜克大学博士萨曼莎·方（Samantha Fong）所表达的：现代性/殖民性就是有人告诉你“我可以让你更好”，而后你深信不疑。这一承诺就是现代性，一旦信奉，信徒就落入了殖民性的蛛网。多重路径的去西方化和解殖民性，是现代性承诺的质疑者作出的两种回应。世界秩序正在朝向多极化（政治、经济方面去西方化）和去殖民化（政治、伦理、认知从权力殖民模式中脱钩出来）发展，左派、右派已经不能把握其中的方向。[10]我们现今所处的这个世界，其历史基础来自从欧洲文艺复兴（可以视为现代性神话的种子和宣扬北大西洋普世主义的虚构故事）[11]衍生而来的双重线索：这个世界的浮现，一方面来自罗马帝国的解体和十字军东征时期丢失基督教世界中心（耶路撒冷）所受的羞辱，另一方面则来自对新大陆的殖民和西方现代性的隐暗面即殖民性的莅临。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我要向本书译者魏然表达谢意。他曾在杜克大学做过访问学者，正是在那一年里，他开始了本书的翻译工作。前后两个学期，他都参加了我的研讨课，我们之间的讨论时常从教室延续到课堂之外。当他开始落笔翻译后，我们定期会面，商议如何转译这样或那样的概念与观点。这是一段奇妙的实践经验。虽然我不通中文，但魏然的英文和西班牙语均好；书中用英文阐发的观点，我们可以同时用西班牙语和英文进行探讨。对谈间的某些时刻，我会请他告知译文所用一些中文术语的词源。魏然会用中文写下这些语词，而后用西班牙语或英语向我澄清某一概念的词源，直到我们找到满意的表达为止。从这一点上我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严谨的译者。虽然最终呈现的结果我无法评断，但我确信，他必定能给中文读者带来本书所欲阐发和捍卫之主要论点的忠实译文。
瓦尔特·米尼奥罗
北卡罗来纳州奥兰治县
2015年9月

《文艺复兴的隐秘回响：技术革新、权力重塑与社会张力》 内容提要： 本书深入剖析了被传统史学常常简化或浪漫化的文艺复兴时期，揭示其光芒背后潜藏的复杂社会结构、权力运作和技术驱动的深刻变革。作者摒弃了将这一时期视为单纯的“艺术复兴”或“人文主义觉醒”的单一视角，而是着重考察了印刷术、航海技术以及金融体系的革新如何与其他领域的转型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一个充满张力与矛盾的时代。 本书的核心论点在于，文艺复兴并非一个统一的文化事件，而是一系列在特定地域、特定阶层中爆发的、相互竞争的现代化尝试。它在加速知识传播的同时，也固化了新的社会等级；它在赞颂个体成就的同时，也为后来的国家集权和殖民扩张奠定了技术与意识形态基础。 第一部分：印刷术的革命与知识的地理学 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关注古腾堡印刷术普及带来的社会冲击，而非仅仅是书籍产量的增加。作者考察了早期印刷坊的选址、赞助者网络以及文本流动的社会经济学基础。 1.1 活字技术的扩散与城市权力： 印刷术并非均匀分布。我们分析了威尼斯、巴塞尔和莱茵河畔的城市如何凭借其商业地位和政治自治权，成为知识生产的中心。这种中心化的趋势如何影响了地方知识的边缘化？书籍的生产成本、定价机制以及对传统手抄本行业的冲击，都被置于城市商业竞争的背景下考察。特别关注了大学与印刷商之间的复杂共生关系——大学提供了拉丁文的学术框架，而印刷商则将其转化为可交易的商品。 1.2 语言的地位之争： 尽管拉丁文仍是学术的通用语，但印刷术极大地推动了地方语言（Vernacular）的标准化和普及。本书细致分析了托马斯·怀特（Thomas Wyatt）和皮埃尔·德·朗萨尔（Pierre de Ronsard）等人的文本实践，如何并非简单地“复兴”古典，而是积极地在构建一套新的、具有国家认同潜力的语言规范。这种规范的建立过程，伴随着对未被纳入标准的地方方言和口头传统的系统性排斥。 1.3 知识的监管与审查的萌芽： 随着文本的泛滥，世俗与教会的权力机构开始意识到信息传播的潜在威胁。本章详述了早期索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的形成过程，展示了审查机制如何伴随着知识的解放一同诞生。审查不仅仅是宗教的工具，也是新兴君主国试图控制公共话语权力的早期尝试。 第二部分：技术与帝国的序曲：航海、金融与空间认知 文艺复兴的视野被地理大发现极大地拓宽，但这并非一个纯粹的探险故事，而是技术、资本和对新空间认知模式的结合。 2.1 导航科学与工程的整合： 远洋航行所需的精密计算、制图学和造船技术，构成了文艺复兴时期技术创新的重要前沿。本书考察了葡萄牙的航海学校以及意大利商人在水文地理学上的贡献。这些技术并非独立发展，而是直接服务于商业垄断和军事投射的需求。我们对比了托勒密地图的复兴与新发现的地理信息之间的矛盾，以及制图师如何在维护传统权威与采纳革命性数据之间进行权衡。 2.2 商业会计与抽象资本： 复式记账法和票据的广泛应用，标志着资本主义早期形态的成熟。作者论证了这种金融工具的抽象性，如何使得财富的衡量与实物资产脱钩，从而更容易进行跨区域的投资和风险承担。美第奇家族的金融帝国不仅依赖于政治联姻，更依赖于其在风险评估和资本流动方面的技术优势。这种抽象化的金融实践，为后来的全球贸易和资源掠夺提供了必要的工具。 2.3 空间表征的权力意涵： 城市规划、透视法的应用与新世界地图的绘制，共同构成了一种新的、以人类为中心（Human-centric）的空间观。透视法通过将观察者置于一个绝对的、可测量的中心点，强化了个体理性判断的权威性。然而，本书指出，这种对空间的“清晰”表征，往往以牺牲对非欧洲、非城市化地区的复杂性认知为代价。对世界的几何化描绘，无形中为后世对“未开化”地区的管理和控制提供了理论框架。 第三部分：世俗化、精英文化与底层社会的张力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光环下，社会阶层的固化与冲突从未停止。 3.1 人文主义的圈层性： 作者挑战了人文主义作为普世思潮的观点。本书聚焦于精英阶层对古典文本的重新解读，如何服务于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的身份构建。对“完美人”（Uomo Universale）的理想化，往往建立在对体力劳动者和女性劳动力的剥削之上。通过分析赞助人（Patronage）体系，展示了艺术和学术如何成为权力展示的工具，而非纯粹的审美追求。 3.2 城市空间的异化与“奇观”政治： 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界限变得模糊。本书考察了文艺复兴时期盛大的庆典、游行和公共审判，这些“奇观”如何被统治者用来强化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底层群体短暂表达不满的出口。这种对视觉盛宴的依赖，反映了社会沟通方式从文本为主向图像与表演为主的转变。 3.3 科学方法的萌芽与自然秩序的重构： 虽然伽利略和哥白尼的革命尚需时日，但这一时期对自然现象的经验观察和解剖学的进步，已经开始挑战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的神学宇宙观。我们探讨了维萨里（Vesalius）的解剖学研究如何借助精确的木刻版画，实现了知识的“视觉化再现”，这种对身体的客观化处理，也反映了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深刻转向。 结论：矛盾的遗产 《文艺复兴的隐秘回响》总结道，文艺复兴并非一个清晰的“开始”，而是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过渡期。它在文化上播下了现代性的种子——理性、个体性、技术至上——但同时，它也无可避免地生产出强大的排他性结构，为欧洲未来的权力投射和文化霸权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与意识形态基础。理解其隐秘的回响，才能更全面地把握现代世界的成因。 --- 本书特色： 专注于技术史、商业史与文化史的交叉分析。 避免将文艺复兴视为一个欧洲统一的现象，强调地域差异与竞争。 采用细致的文本与图像分析，揭示权力运作的微观机制。 侧重于“过程”与“结构”，而非仅仅关注“伟大人物”的传记式叙事。

评分☆☆☆☆☆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一本优秀的学术著作，不仅要提出新观点，更要提供一种全新的观察世界的方式。这本书如果做得成功，它将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进步”这个词汇的含义。文艺复兴时期的识字率提升，是真正的普遍进步，还是一种新的精英化工具？地域性的文化自信，是如何转变为跨洋殖民的文化霸权？殖民化带来的物质财富和知识反哺，是否又反过来加速了欧洲内部的文化成熟？我期待这本书在结构上能清晰地展示这三者——识字、地域、殖民——之间的动态反馈机制。它应该超越简单的线性叙事，展现出一种相互缠绕、互为因果的历史网络。这种对历史复杂性的深刻揭示，远比对单一“黄金时代”的赞美来得更有价值。我希望它不仅是历史学家的案头之作，也能启发社会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去反思现代知识体系的起源及其潜藏的负面遗产。

评分☆☆☆☆☆

这本书的装帧和排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那种非常适合在图书馆里沉浸式阅读的学术专著。它似乎不迎合大众阅读的快节奏，而是要求读者准备好慢下来，去啃食那些需要反复咀嚼的论点。我特别关注其对“识字教育”的定义和界限的划定。在那个时代，识字能力意味着什么？它仅仅是阅读拉丁文或地方方言的能力吗？还是说，它还包含了对特定文本（如宗教文献、法律条文）的解读权？如果识字教育的主导权掌握在教会或新兴的世俗精英手中，那么这种教育的本质更像是文化同化而非解放。我猜想，作者一定花了大量篇幅去对比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性别群体在识字率上的巨大鸿沟，并探讨了这种知识壁垒是如何服务于社会分层的。此外，关于“地域性”的讨论，我希望能看到更细致的地理学和社会学分析。欧洲各地在文艺复兴期间的文化输出能力差异巨大，这种差异是基于地理资源、贸易路线还是早期国家形态的差异？这种地域性的扩张，最终是如何在殖民地投射出欧洲内部的权力逻辑的？我期望这本书能够像一把精密的解剖刀，精准地剖开文艺复兴光环下的权力运作机制。

评分☆☆☆☆☆

我个人一直认为，任何伟大的文化运动，其内部都必然包含自我矛盾的种子。文艺复兴对个人潜能的赞美，与它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出的等级观念和征服欲，形成了强烈的张力。这本书的标题精准地指出了这一点。我希望作者能够深入探讨印刷术在这一过程中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它促进了识字教育的可能；另一方面，它也成为快速传播支持殖民扩张的民族主义或宗教优越感叙事的有效工具。地域性在这里扮演了关键角色：是佛罗伦萨的文化输出主导了整个运动，还是不同地域间的竞争催生了文化创新，而这种创新随后被用于对外竞争？我设想的场景是，作者会展示不同地域的知识分子如何在新旧知识的交汇中，为殖民事业提供“合理性辩护”，比如地理学、植物学知识的积累如何直接服务于对新资源的掠夺。这种细致入微的论证，如果能结合当时欧洲内部的政治地理学变化，将使全书的论述更具说服力。

评分☆☆☆☆☆

作为一名对社会变迁史着迷的读者，我对任何试图揭示“隐暗面”的著作都抱有极大的期待。这本书似乎捕捉到了一个关键的历史悖论：知识的普及往往与权力的集中同步发生。如果这本书能成功地将15世纪到17世纪的欧洲知识生产与美洲、亚洲的早期殖民活动建立起可靠的因果链条，那将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我尤其想知道作者如何处理“殖民化”的早期阶段——是在大航海时代才开始的吗？还是说，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知识的重拾和对“他者”的审视，已经为后来的殖民扩张提供了必要的理论预设和心理准备？例如，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中对“蛮族”的界定，是否被重新包装，用以合理化对新大陆原住民的征服？地域性的差异，在殖民语境下，是否演变成了对不同殖民地采取不同剥削策略的基础？我对这种复杂的回溯和连结非常感兴趣，它要求作者具备跨越多个学科的深厚功底。这本书显然不是一本轻松的读物，它需要读者有扎实的背景知识，才能跟上作者深入挖掘历史肌理的步伐。

评分☆☆☆☆☆

这本书的书名一听就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和学术的严谨性，光是“文艺复兴”这个词，就让人联想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那些闪耀的名字，以及欧洲社会文化那场翻天覆地的变革。然而，副标题中的“隐暗面”和“殖民化”立刻将我的期待引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我希望能在这本书里看到，在那些歌颂人文主义光辉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不那么光彩的真实。例如，我想了解，识字率的提高究竟是普及了启蒙思想，还是为更有效的统治和信息控制提供了工具？这种“进步”是如何与彼时正在萌芽或扩张的殖民野心相互交织、互相促进的？特别是在谈到“地域性”时，我期待作者能详细剖析，那些城市国家或新兴的民族国家，是如何通过对知识和语言的垄断，来巩固其内部的权力结构，并为向外扩张奠定文化和意识形态基础的。这本书似乎没有停留在对艺术史或政治史的简单叙述，而是试图构建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历史模型，去解释一种看似光明的文化运动，如何同时孕育了压迫和不平等。这种对历史“常识”的颠覆性视角，正是吸引我的核心所在。我希望它能提供丰富的史料支撑，而不是空泛的理论推演，让我能真正触摸到那个时代复杂而矛盾的脉搏。

评分☆☆☆☆☆

这里诠释了从2D到4D思维的转变、智能生活、全球公民理念、不老化社会、自觉资本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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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很棒，摸封面的感觉就很舒服，物流也是嗷嗷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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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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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错，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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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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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眼看成阴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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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其研究方法值得国内学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