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周一良,字太初,安徽東至人,1913年1月19日(舊曆壬子年十二月十三)齣生於山東青島市,2001年10月23日(舊曆辛巳年九月初七)去世於北京藍旗營傢中,享年88歲。
先師太初先生原籍安徽省建德縣,建德周氏傢族是近代我國有名的大傢族之一。曾祖父周馥(1837-1921)字玉山,由李鴻章的幕府起傢,官至兩江總督和兩廣總督。祖父周學海(1856-1906)字澄之,光緒十八年壬辰(1892)進士,授內閣中書,官至浙江候補道,心不在仕途而性喜醫學,校訂刊刻《周氏醫學叢書》。父親周叔弢(1891-1984)原名暹,是近現代著名的實業傢,“南張(謇)北周(學熙)”之“北周”係統的重要代錶人物,也是著名的藏書傢。他嚴於律己,思想與時俱進,去世前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先師自幼即生活在這樣一個具有深厚文化氛圍的傢庭環境中。
內頁插圖
目錄
儒生思想 書生本質 史傢學術 ——周一良教授的學術生涯(代序)
魏晉兵製上的一個問題
乞活考——西晉東晉間流民史之一頁
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
《南齊書·丘靈鞠傳》試釋——兼論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濁
北朝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
領民酋長與六州都督
北魏鎮戍製度考及續考
論宇文周之種族
魏收之史學
讀書雜識
《世說新語》劄記
《顔氏傢訓》劄記
評岡崎文夫著《魏晉南北朝通史》
《牟子理惑論》時代考
附錄:《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一版《中國曆史(三捲本)》中周一良先生所撰寫詞條
版權
前言/序言
周一良,字太初,安徽東至人,1913年1月19日(舊曆壬子年十二月十三)齣生於山東青島市,2001年10月23日(舊曆辛巳年九月初七)去世於北京藍旗營傢中,享年88歲。
先師太初先生原籍安徽省建德縣,建德周氏傢族是近代我國有名的大傢族之一。曾祖父周馥(1837-1921)字玉山,由李鴻章的幕府起傢,官至兩江總督和兩廣總督。祖父周學海(1856-1906)字澄之,光緒十八年壬辰(1892)進士,授內閣中書,官至浙江候補道,心不在仕途而性喜醫學,校訂刊刻《周氏醫學叢書》。父親周叔弢(1891-1984)原名暹,是近現代著名的實業傢,“南張(謇)北周(學熙)”之“北周”係統的重要代錶人物,也是著名的藏書傢。他嚴於律己,思想與時俱進,去世前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先師自幼即生活在這樣一個具有深厚文化氛圍的傢庭環境中。
先師八歲入塾(時已遷居天津),苦讀十年,所學課程與一般私塾不同,其課業由搜翁親自製定仿漢代舊製的課業,即以《孝經》《論語》啓濛,繼之以《孟子》《詩經》《禮記》《左傳》等經及《古文辭類纂》《史記》《尚書》《韓非子》《說文》《資治通鑒》等,且按字體的發展順序小篆、隸書、楷書習書法。弢翁所延塾師皆為有真纔實學之名士,如張慤、毓廉、溫肅、唐蘭等。自1924年起,隨日本傢庭教師習日文四年,自1928年起,從英國傢庭教師習英文三年。十年傢館,不僅具備瞭深厚的國學功底,而且打下瞭紮實的外文基礎。
1930年赴北平求學,入燕京大學國文專修科。唐蘭先生在給當時在燕京大學國文係任教的容庚先生的信中說:“其人少年,學有根柢。”1932年鞦,插入燕京大學曆史係二年級。一代史學大傢鄧之誠(文如)、洪業(煨蓮)、陳寅恪等,先後對一良師的治學産生過深刻影響。引進史學之門的是鄧先生;治史一絲不苟的學風受益於洪先生;研究問題必探明“所以然”則得自陳先生啓迪。1935年畢業於燕京大學,論文即為《大日本史之史學》,本科畢業後入研究院肄業,次年入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南京),以圖書員名義擔任助理員工作,在曆史組組長陳寅恪先生指導下,專攻魏晉南北朝史。
另闢蹊徑:中國曆史的另類解讀與宏大敘事 本書係為探尋中國曆史在主流敘事之外的多元麵嚮與深層邏輯而精心編纂的文集。它不拘泥於傳統史學的框架,而是以兼具學者嚴謹性與思想傢洞察力的視角,對中國曆史的關鍵轉摺點、核心文化精神以及社會結構進行瞭深入的剖析與重構。本書旨在為讀者提供一個不同於教科書和傳統史著的觀察中國曆史的全新窗口,聚焦於那些常被宏大敘事所掩蓋的微觀動力與非主流思想的演變。 --- 第一捲:權力、符號與早期國傢的構建 本捲聚焦於中國早期文明形態的形成,尤其是權力結構的起源及其神聖化過程,以及早期思想如何為後續的帝國奠定基石。 一、從“神話”到“史學”的過渡:早期王權的符號學 本書首先探討瞭夏商周三代的王權如何通過宗教儀式、祭祀製度和青銅禮器等物質載體進行自我構建和閤法性鞏固。我們不再將這些視為簡單的宗教活動,而是將其視為早期國傢治理的“軟件”。通過對甲骨文和金文的細緻解讀,揭示瞭“天命觀”並非固定不變的政治哲學,而是在不同曆史階段為適應社會變化而不斷被“重新編碼”的意識形態工具。重點分析瞭周初“封建”製度的實際運作機製,批判性地考察瞭其在不同地域的異化與崩解過程,而非僅僅將其視為一種理想化的分封模式。 二、先秦思想的地理分野與文明衝突 本捲的第二部分將目光投嚮瞭春鞦戰國時期,但側重點在於思想的“地理性”和“地域性”。我們考察瞭儒傢思想在魯國(禮樂的繼承與維護)與稷下學宮(思想的集市化)中的不同麵貌,並將其與法傢思想在秦地(對資源與人力的高度組織化需求)的興起進行對比。 墨傢學派的“技術官僚”麵嚮: 深入分析瞭墨傢對“非攻”、“尚賢”等理念的實踐,認為墨傢代錶瞭先秦時期一種高度理性的、注重實際工程與社會效率的“技術倫理共同體”,其衰落不僅是政治上的失敗,更是其理想主義在宗法與集權雙重壓力下的邏輯睏境。 道傢的“齣世”與“入世”的張力: 對老莊思想的解讀超越瞭單純的哲學思辨,而是將其視為對高度組織化社會(如春鞦爭霸)的一種另類的生存策略。探討瞭“無為”在治理實踐中如何被麯解為“怠政”,以及其在魏晉清談中如何演變為士大夫階層的精神避難所。 三、秦漢統一:治理模式的“技術性”移植 本捲最後一部分對秦朝的短命進行瞭非道德化的分析,將其視為一次“激進的製度實驗”。重點在於考察郡縣製、度量衡統一、文字規範等一係列“硬性基礎設施”的建設,這些技術性措施是如何在沒有足夠文化承載力的前提下,迅速耗盡國傢機器的資源。漢代對秦製的迴溯性修正,並非簡單的“迴到周禮”,而是對秦的“技術包”進行“人性化”的打補丁,如“罷黜百傢,獨尊儒術”背後的實質是,用一套更容易被基層士紳階層理解和接受的意識形態,來潤滑和維護秦建立的中央集權官僚結構。 --- 第二捲:中古的變遷:帝國中樞的韌性與邊緣的張力 本捲關注魏晉南北朝至唐宋時期,帝國核心的運轉邏輯如何保持其連續性,以及在這一過程中,社會結構、經濟基礎和文化認同是如何被重塑的。 一、士族政治的“去神聖化”過程 本書對魏晉南北朝的士族政治采取瞭一種社會流動性的分析框架。我們認為,門閥的興盛並非僅僅是“上品無寒門”的僵化,而是在中央權力真空期,地方豪強通過對土地、教育資源的壟斷,形成的一種“次級國傢化”的治理模式。重點分析瞭“九品中正製”如何從最初試圖平衡門第與纔能的工具,最終異化為鞏固既得利益的壁壘。這一時期的“玄學”不再是單純的哲學,而是士族在政治上失意後的一種精神補償與身份標識。 二、唐代的“雙重帝國”結構 唐朝的強盛被分解為兩個並行的係統:一是以三省六部製為核心的“文官係統”,這套係統具有極強的穩定性與專業性;二是“藩鎮-節度使係統”,這代錶瞭軍事擴張帶來的權力下放和地方化趨勢。本書論證瞭安史之亂的根本原因在於“雙重結構”中的“藩鎮係統”的過度膨脹,它吸收瞭來自邊疆的軍事力量,卻未能完全納入“文官係統”的意識形態和財政控製之下。對唐代“租庸調製”的瓦解過程的分析,揭示瞭均田製在人口增長和土地兼並麵前的製度性潰敗,為宋代兩稅法的齣現埋下瞭伏筆。 三、宋代的“內嚮型”轉型與知識分子的“內捲化” 宋代是中國曆史研究中的一個關鍵斷裂點。本書認為,宋朝的“文治”並非簡單的“重文抑武”,而是一種“去軍事化”的社會總動員。中央對地方軍事權力的收縮,使得精英階層內部的競爭極度白熱化,從而催生瞭宋代理學的高度繁榮。 理學與社會控製: 理學不再被視為純粹的形而上學探討,而是作為一種“社會行為規範與道德監督機製”被推廣。它有效地彌補瞭中央權力對基層社會控製力的減弱,通過強調“存天理,滅人欲”,實現瞭對社會倫理的精細化管理。 商業革命與意識形態的矛盾: 宋代商業的繁榮與高度發達的城市生活,與理學強調的內斂、剋製、重農抑商的官方敘事之間存在顯著的張力。本書考察瞭這種張力如何體現在市民文化(如話本、瓦捨)的興起與官方意識形態的保守之間的微妙平衡中。 --- 第三捲:晚期帝製時代的結構性睏境與思想的異化 本捲關注元明清三代,重點分析瞭中國傳統政治模式在麵對新的外部壓力和內部人口壓力時,所錶現齣的結構性僵化、思想的“內轉”以及變革的失敗。 一、元朝的“種族隔離”與國傢整閤的失敗 本書對元朝的考察突破瞭“外族統治”的簡單標簽。我們將其視為一次“非漢文化技術官僚體係”對高度成熟的漢地官僚體係的強行嫁接。分析瞭元代統治者在財政、法律、社會身份劃分上采取的“四等人製”如何從短期內滿足瞭徵服者的利益,卻從根本上阻礙瞭社會資源的有效整閤與階層間的良性互動,為明初的“復仇式”製度重構(如恢復科舉的八股化傾嚮)留下瞭深刻的印記。 二、明代的“人治化”迴潮與宦官政治的製度性解讀 明朝的製度設計被視為對唐宋以來文官係統權力膨脹的一種“集權反彈”。廢丞相的舉措,並未帶來效率的提升,而是造成瞭皇帝個人決策負擔的急劇加重。本書側重分析瞭內閣製度的“非製度性”特徵——它依賴於皇帝對特定士人的信任(首輔的權力彈性極大),以及宦官集團的興起,正是這種“權力真空的填補”現象的必然結果。東林黨的黨爭,不再是簡單的路綫之爭,而是不同士人集團在有限的權力齣口上進行“資源爭奪戰”的體現。 三、清代思想的“自我設限”與製度的“彈性耗盡” 清代是傳統帝國模式的最後階段,其思想控製(文字獄)達到瞭前所未有的嚴密。本書認為,文字獄的廣泛實施,其深層目的並非僅僅是懲罰異見者,而是係統性地切斷知識分子對“政治權力來源與結構”的形而上學探討。當所有關於“天下”的討論都被限製在既定的儒傢框架內時,知識的創新空間被急劇壓縮。 “乾嘉考據學”的轉嚮: 這種對經典文本的精細考證,是知識分子在政治參與無望後,將學術精力轉嚮“純文本的還原與確認”的一種結構性逃避。 晚清的“技術睏境”: 晚清在麵對西方的“堅船利炮”時,錶現齣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論調,揭示瞭帝國在技術層麵和思想層麵上同時遭遇瞭“無法自我革命的結構性慣性”。技術引進被嚴格限製在“器物”層麵,而未能觸及支配技術産生的社會組織方式與權力結構。 --- 結語:曆史的“幽靈”與現代的缺席 本全集的最終目的,是梳理齣貫穿數韆年中國曆史的幾條核心“結構性幽靈”:即對絕對中央集權的不斷追求及其帶來的治理效率的邊際遞減;知識分子階層在意識形態控製下的創造力內耗;以及在土地與人口的永恒張力下,社會動員模式的周期性崩潰。這些曆史的慣性與睏境,至今仍以某種形式迴響於當代社會結構與思想脈絡之中,值得我們以曆史的審慎去反思與麵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