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特色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为《儒学述要》和《孟子比谊》两部分。《儒学述要》是罗庸先生在云南省教育厅的讲演,在整个中国学术的背景下谈儒学,源流并举,鲜活自如,将儒学的发展历程由此娓娓道来,可以说是一部言简意赅的儒学简史。《孟子比谊》是罗庸先生为讲授《孟子》而对《孟子》进行的重新编次,作为课堂笔记之用。偶有传至于今者,使我们得以窥见罗庸先生以内省方式重新编排儒家经典的实践成果。这部依据1943年石印本整理的《孟子比谊》,分为七卷,各卷皆有罗先生所拟题目,各目之下皆为重新分割后的《孟子》原文材料,使得孟子的思想体系跃然目前。
作者简介
罗庸(1900—1950),西南联大的标志性人物,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作者、西南联大纪念碑的书写者,西南联大中文系的系主任。字膺中、号习坎,蒙古族,原籍江苏江都、出生于北京,扬州八怪之一“两峰山人”罗聘的后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1924年毕业后,在教育部任职(与鲁迅同事),同时在北大、北师大等学校兼课。1927年秋应鲁迅之邀,到立中山大学任教;1931年任浙江大学任教;1932年回北京大学任教,抗日期间随校南迁,曾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联大宣布解散后留在昆明师范学院;1949年赴重庆,到梁漱溟创办的勉仁文学院任教。1950年病逝于北碚。
他生前仅仅留下《陈子昂年谱》《鸭池十讲》,以及未整理出版的《习坎庸言》。近年,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了《罗庸西南联大授课录》;杜志勇辑录了《中国文学史导论》《儒学述要》等。
精彩书评
先生的人品和学识可并顾炎武和黄宗羲。
——齐燕铭
罗先生上课,不带纸片。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
——汪曾祺
目录
儒家的根本精神
儒学述要
一、周礼与鲁礼
二、孔子与颜渊
三、曾子、子思与孟轲
四、七十子以后的儒学
孟子比谊
重印题记
卷一 孟学大旨
卷二 大人之学
卷三 人伦
卷四 仁政
卷五 出处辞受
卷六 杂事
卷七 异学
精彩书摘
一、周礼与鲁礼
我们平常读《论语》,常常见到孔子对于周公是非常的赞美。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为什么孔子要盛赞周朝呢?因为周的文化,实际上就是儒家的理想。中国的文化,自夏以来,一向是以农业为根据的,大禹会治水,便是一个说明。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夏朝的文化,是以农业为主的。殷朝的文化,特点是工商业,所以现在一般人,还称经商的人为“商人”。不过到了商的末叶,农业也很发达。周本来不是农业民族,但到了周变为农业民族。从历史的眼光看来,一个民族,从游牧变为农业民族,这实在是文化上一大进步。中国自周起,奠定了农业社会的基础,这对以后文化的发展有莫大的贡献。大概说来,凡是农业社会,其特点有四:(1)地址固定;(2)有家庭组织;(3)有宗法制度;(4)实行封建制度。
政治方面,自君主以至诸侯,多为血统关系。社会组织的伦理,便是封建社会的基础,有人曾把西洋的封建制度,来比中国的封建制度,这是很大的错误。因为中国的社会,大体上说,是以伦理为中心的,家庭亦然。所以中国的社会,不能以法治,只可以礼治。因为这种制度,系建立在人与人的情感之上的。中国的文化与西洋的文化不同便在于此,维系中国社会的,并不是法,而是礼。周代的社会组织,是以此为根据的。根据这一点,便将一切制度,建立在宗法伦礼的“礼”上。我们知道,周代的婚礼,是非常隆重的,说中国不重视女权,从过去看,实属不然。例如男子当娶,必须到女家亲迎,并且还要替女子赶车,这些都是尊重女子的表征。现在也有人说,这是掠夺婚姻的遗迹。倘若论周朝文化的伟大,就在于能熔各代文化于一炉,给予新的意识。这是周的特点。而且礼乐相联,造成一个统整的社会制度,这实在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特点,也便是奠定以后各代文化的基础。直到周东迁以后,周朝文化的熔合性的光辉,才逐渐减退。其中只有鲁国,尚能保持周代文化的整体。周以后,鲁人保留周代文化为最多。春秋以后,人们仰周之余威,便视鲁为具体而微的“周朝”。故后人常以周公和孔子相提并论,实因孔子与周,有文化上共鸣的缘故。
周朝的文化,到了春秋战国,从重礼义一变而为重利害。这个时候,人的本性,日趋于下。孔子当日看到此种情形,甚为担忧。因为当时的社会,存在三大危机:(1)统一的政权崩溃;(2)国内社会组织的混乱;(3)文化的变化和变质。
孔子大声疾呼,希望能够力挽狂澜而谋安定,是因为过去周礼所表现的是人类正常的心理,此后即变为反常的发展。那么,人的精神上的礼法,便要从动摇而至于崩溃。这种情形在孔子时代极为显著,这便是孔子急于作《春秋》的动机,以为文化既已逆转,则人类将恢复到历史兽性的时代。为了扭转此种丑恶现象,惟有恢复周朝的礼乐。但这不过是一个理想。因之退一步主张恢复人性,认为人性可以恢复,则天下尚有可救,所以孔子晚年的思想,多从哲学上发展,尤以读《易》为主。所以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晚年研究哲学,启发人性,即以“仁”为中心。到了孟子,主性善,不惟把孔子的哲学发扬光大,而且除“仁”字之外,更加上“义”字,便成了“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儒学,于是中国文化从“礼乐”而为“仁义”了。孔子以前,学在官守,孔子以后,学在私门。学在官守时,提倡礼乐尚有依据;学在私门时,既无以兴礼乐,则惟有讲“仁义”而已矣。这便是由周公到孔子的这一段变迁。
前言/序言
儒学要在力行亲证
杜志勇
“先生的人品和学识可并肩顾炎武和黄宗羲。”“众所周知,先生的道德文章属于儒家正宗,其中还融有释老之学;如果生在唐世,近乎所谓‘三教论衡’。”这两段评述,分别出自齐燕铭和吴晓铃,作为罗庸先生的弟子,他们中肯的评价,为我们烘托出儒者罗庸的形象。
目前能了解到的罗庸先生的学术活动,多是在儒学背景下展开的。先生从《论语》出发,观摄儒学。从初读《论语》到讲授《论语》,从在中山大学撰著《论语本证》到为西南联大《大一国文》编选《论语》十章,可以看出先生对《论语》的研读是一以贯之的。而从中体悟出的“儒学要在力行亲证,决不许你徒腾口说”,则成为先生要求自己和观照学问的准则,《鸭池十讲》《习坎庸言》《中国文学史导论》无不依此展开。而入编本书的《儒家的根本精神》《儒学述要》《孟子比谊》三部分,则是要集中呈现罗庸先生对儒学思考的理论与实践。
《儒家的根本精神》是罗庸先生1942年在昆明电台的一篇演讲稿,后来收入《鸭池十讲》中出版。这篇文章是先生对儒学认知的集中阐发,具有开宗明义的作用。罗庸先生指出,儒家的根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其核心就是“仁”,而“仁”则需要“克己复礼”来实现。先生通过详细分析克己的两重境界,即能克去外诱之私的“寡欲”和无忧无惧的“无我”,指出“仁”的实现全在这内省力行的功夫,而这正是问津儒学奥义的法门。
《儒学述要》是在云南省教育厅的讲演,先生直言:“中国学术的面貌,便是儒家的面貌。”在整个中国学术的背景下谈儒学,源流并举,鲜活自如。文章相对较长,分为四个小节:《周礼与鲁礼》《孔子与颜渊》《曾子、子思与孟轲》《七十子以后的儒学》。周文化是儒家的理想样板,罗先生将儒学的发展历程由此娓娓道来。此篇虽是文章,却不啻为一部言简意赅的儒学简史。
罗庸先生在中山大学执教时编撰过一部《论语本证》,收入本书十分合适。
在民国十四五年的时候,……便把《论语》中有关论学、论礼的话类抄起来,拿来解释“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章,自谓训诂颇有义据。其实对这一章全未了解,结果害得梁漱溟先生从北平西郊大有庄跑进城来,亲自登门下问,以为我真懂一章,直闹得我手足无措。现在既要教这书,便把这一套老家当搬出来,编了一种讲义叫《论语本证》,意在以本书证本书,不至于跑野马。
但此书当时作为讲义,印量稀少,时至今日,尚未见其存世者。值得庆幸的是,先生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和中法大学文史系讲《孟子》,“始略依《近思录》体例取原书依类重编之,为《比谊》七卷就,油印发布之”。《孟子比谊》与《论语本证》内省(以本书证本书)的编纂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并且此书作为讲义,从油印本到石印本,印制数量相对较多,偶有传至于今者,使我们得以窥见,罗庸先生以内省方式重新编排儒家经典的实践成果。我们依据1943年石印本整理的这部《孟子比谊》,分为七卷,各卷皆有罗先生所拟题目,分别为:孟学大旨、大人之学、人伦、仁政、出处辞受、杂事、异学,各目之下皆为重新分割后的《孟子》原文材料,孟子思想体系跃然目前。这种排列方式,其突出价值当有两端:一方面,为初学者综观《孟子》而不受“徒腾口说”影响,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重新择取后的材料,虽然脱离原文章而成为孤立个体,但由于受共同主题统摄,其言说相似甚至相同之处不少,这为研究孟子表达方式甚至诸篇相互影响及其定型等诸多重要问题,提供了可供开拓的纵深空间。
搜罗整理罗庸先生的著述,已经有《罗庸西南联大授课录》(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文学)、《中国文学史导论》、《习坎庸言校正》、《鸭池十讲》(增订本),算上这本即将编成的小册子,加起来五本了。这三四年时间里,罗庸先生的文章,笔者读之又读,愈读愈觉得先生学养浩瀚博大,难以用言辞表达周全。简而言之,不得肯綮,方家多指正为盼。
《儒学述要》的诞生,恰逢一个时代巨变的黎明。在传统思想的根基被动摇,新思潮如潮水般涌入的当口,如何梳理、理解并传承中华文明的精髓,成为摆在每一个有识之士面前的严峻课题。本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抱着一份对古圣先贤智慧的敬畏,以及对民族文化命脉的珍视,应运而生。它并非空穴来风的理论建构,也不是为迎合某种时代潮流的曲意逢迎,而是力图以一种严谨而又易于理解的方式,将儒家思想的核心要义,系统而全面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的编写,并非一次简单的文献汇编,而是一次深入的学术跋涉。编者们深入到儒家思想的源头活水之中,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经典文本进行了反复的研读与揣摩。他们并非满足于字面上的解读,而是试图穿透文字的表象,去把握孔子、孟子以及后世儒家学者们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思想原貌,以及这些思想在不同时代所产生的延展与变异。这种对文本细致入微的考量,是本书学术根基的体现。 然而,本书的价值并不仅仅止步于学术的严谨。在理解古人智慧的同时,编者们也深切地意识到,思想的生命力在于其与现实的对话。因此,本书在梳理儒家思想的逻辑脉络时,始终不忘将其置于广阔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之下进行审视。从春秋战国的社会动荡,到汉唐盛世的文化融合,再到宋明理学的辉煌与反思,儒家思想是如何在不同的时代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又如何受到挑战与重塑,这些都是本书在阐释儒学本体时,不可或缺的参照。 本书最大的特色之一,在于其力求做到“述而不作”的精神。编者们并非想以自己的主观臆断去重新诠释儒家思想,而是致力于将历代儒家学者们对其精辟的阐释与辨析,以一种清晰、有序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意味着,本书的读者将会接触到大量来自不同学派、不同时代的思想家们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以及他们之间精彩绝伦的论辩。这种“群言堂”式的呈现,不仅展现了儒学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多元化的视角,使其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儒学思想的演进过程。 在内容的组织上,《儒学述要》遵循了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的原则。开篇并非直接抛出艰深的理论,而是从儒家思想的起源讲起,介绍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萌生与确立。随后,逐步深入到儒家最为核心的道德观念,如仁、义、礼、智、信,以及“孝悌”等个人修养的根本。这些概念并非孤立存在,本书着重展现了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与相互依存的关系,揭示了儒家思想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逻辑结构。 进一步,本书将视线投向了儒家关于社会政治的思想。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与社会责任的递进,到“为政以德”、“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伦理,再到“大同”社会的理想构建,本书清晰地勾勒出了儒家对于理想社会形态的构想。这种对社会政治层面的关注,使得儒家思想不再仅仅是个人道德的约束,而上升为一种关于国家治理与社会秩序的系统理论。 本书对于儒家思想中一些重要概念的阐释,尤为细致。例如,在论述“仁”时,并非仅仅停留在“爱人”的层面,而是深入到“克己复礼为仁”的实践过程,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推己及人精神。在谈及“礼”时,则会追溯其作为社会秩序与人际规范的功能,以及其与“仁”的辩证关系。对于“中庸”这一核心范畴,本书不仅阐释了其“不过不不及”的适度原则,也揭示了其背后所蕴含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哲学深度,以及其与“诚”这一价值追求的关联。 此外,《儒学述要》还关注了儒家思想与其他思想流派的互动与融合。在历史上,儒学并非孤立发展,它与道家、法家、佛教等都曾有过深刻的碰撞与交流。本书适时地会提及这些互动,展现儒家思想在吸收外来养分的同时,是如何保持其自身特质的,以及其如何在与不同思想体系的对话中不断丰富与发展。这种对思想交流的关注,有助于读者理解儒学思想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本书在论述过程中,也十分注重引用经典原文,并配以详尽的注释。这种做法,一方面保证了内容的准确性,让读者能够直接接触到第一手的文本资料;另一方面,则通过注释,对一些较为晦涩的词语、典故进行解释,降低了阅读的门槛,使非专业的读者也能从中受益。 值得一提的还有,本书在结尾部分,对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与意义进行了探讨。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传统价值面临着新的挑战,但许多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如重视教育、提倡诚信、强调责任、追求和谐等,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书并非简单地呼唤复古,而是希望通过对儒家思想精髓的梳理,启发读者思考如何在当下语境下,创造性地转化和利用这些宝贵的思想遗产,以构建一个更加美好、更加理性、更加和谐的社会。 总而言之,《儒学述要》是一部集学术性、系统性、可读性于一体的儒学入门读物。它以一种扎实的研究态度,清晰的逻辑结构,丰富的史料引用,以及对古今对话的深刻体察,为读者打开了一扇深入了解儒家思想的大门。它不仅仅是一本介绍儒学知识的书,更是一次引领读者与中国传统智慧进行深度对话的旅程。通过阅读本书,读者不仅能够掌握儒家思想的基本框架和核心概念,更能从中汲取滋养,提升个人修养,并对中华文明的智慧宝库有更深刻的认识与理解。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理解中国文化之根脉的一条重要路径,也为当下社会思潮的辨析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