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长期以来,我们熟悉的辛亥革命几乎是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述,《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册)》采用的是亲历者的日记、书信、口述、回忆录等史料,它们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具有不同政治倾向,既有那桐、荣庆、绍英、徐世昌、许宝蘅、汪荣宝、郑孝胥、恽毓鼎、叶昌炽等官员的日记,也有叶圣陶、吴宓、徐志摩、陆澹安等学生的日记,还有宗方小太郎、内田顾一、计约翰等外国人的日记,另有大量英、日、法等国外交人员的书信,通过这些私人记录,《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册)》重现了有关辛亥革命的许多史实,对辛亥革命作出了全新的解读,让我们得以进一步靠近现场,看到一幅幅更真实的历史图景,在平静的叙事中感受那个大变革时代的呼吸,重新认识那场改写历史的革命。
作者简介
傅国涌,1967年1月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1999年以来在《南方周末》、《文汇读书周报》、《书屋》、《随笔》、《东方》、《老照片》等报刊发表文章100多万字。作品曾多次被《报刊文摘》、《读书文摘》、《杂文选刊》、《中华读书报》、《中外书摘》、《书摘》等报刊转载,并入选《大学人文读本》和多种选本。著有《金庸传》、《百年寻梦》、《叶公超传》、《追寻失去的传统》、《笔底波澜一一百年言论史的一种读法》等。2005年在本社出版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受到广泛欢迎和关注。
目录
引言
序篇 人心思变
一、神秘预兆
二、民谣与彗星
三、天灾与粮食
四、人心瓦解
第一篇 恐惧世乱
一、谣言四起
二、逃难人流
三、金融恐慌
第二篇 报馆鼓吹
一、望平街上
二、民立馨香
三、纸纸风行
四、推波助澜
五、“文字收功”
六、应运而生
第三篇 剪辫
一、辫子、辫子
二、假辫子、真辫子
三、辫子与脑袋
四、剪辫令
五、剪辫与革命
六、强迫剪辫
七、外国人看剪辫子
八、剪辫与兵变
九、剪还是不剪?
第四篇 易帜
一、黄龙旗的爱与恨
二、十八星旗
三、青天白日旗
四、“一夜城头旗尽白”
五、五色旗
主要参考书目
一、日记、书信、档案史料汇编
二、口述资料、回忆录、年谱
三、报刊、文集
四、著作
五、论文
精彩书摘
江阴的小学教师、同盟会员章砚春说:“彼时谣言蜂起,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11月12日,时在湖南平江的凌盛仪在日记中说: 城中来信,知得鄂中急电:孙逸仙、郭宝生统兵入北京,满酋遁,大局已定……此电虽不属实闻,已神为之旺,巨跃曲踊,大笑拍掌,举家若狂矣。
11月14日,他在日记中说:“满陆军大臣荫昌被刺,载洵保清主逃往奉天;此事未必属实,然亦意计中事也。” 明知消息是假的,他依然如此激动,这就是当时民心的一种投射。
也是11月14日,在湖南乡下的王闽运得到摄政王已逃走的消息。
生活在绍兴的周作人回忆:“在那时候也有种种谣言,人心很是动摇,但大抵说战局的胜败,与本地没有多少关系,到了浙江省城已经起义,绍兴只隔着一条钱塘江,形势更是不稳,因此乘机流行一种谣言,说杭州的驻防旗兵突围而出,颇有点儿危险,足以引起反动的骚乱,但是仔细按下去,仍是不近情理,不过比平常说九龙山什么地方的白帽赤巾党稍好罢了。一有谣言,照例是一阵风的‘逃难’…… 但是辛亥年的谣言却只一天就过去了,只是人心惶惶,仿佛大难就在目前的样子。” 他弟弟周建人的回忆提到这些谣言对绍兴的影响:“(鲁迅在街上)见有些店铺已在上排门,有些人正在张皇的从西往东奔走。……(到学校)才知道市民因为听了败残清兵要渡江过来,到绍兴来骚扰的谣言,所以起恐慌的。
” 甘肃一直在忠于清朝的长庚、升允等人掌握之中。但在全国到处独立的大趋势下也很不稳定,“兰州谣言四起,一夕数惊。那年腊月某夕,我在八旗会馆闲谈,时方入夜,忽有一木敞车驾畜惊奔,声轰轰然,全街居民亦时惊惧万状,终夜未敢安眠,既至天明,始知一场虚惊,当时人心浮动,可见一般。” 上海独立前,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上海道刘燕翼一再发出告示,安定人心,说清廷已派“陆军两镇及加派兵轮并长江水师迅速赴鄂剿办,转瞬大兵云集,指日平定”,上海也已加强防范,安全可以无虑;劝导商民“万不可轻听谣言,互相摇惑”,过去遭遇时局变故,上海都能转危为安,加上上海乃中外商业机关所系,商民自应“如常贸易,保持中外信用,不必稍有惊疑,自生障碍”。随后,两江总督张人骏出面查禁谣言称,自鄂变以来,骛耗频传,各处人心惶惑,市面大为震动,“沪上为通商大埠,商民荟萃之区,深恐遽行听信谣言,致使惊惶”,故特令查禁,并访拿造谣之人,严行惩办。《民立报》、《时报》、《申报》这些重要报纸也纷纷劝告上海居民,勿做无意识之惊慌,以免扰及地方治安,而为土匪所乘。
面对四处飞来的谣言,朝廷最初还想控制:“初,武昌义军突起,京师谣言繁兴,报纸复宣传各省将独立,协理大臣那桐,遂电各省每日报安,揭诸官报,以镇人心。未几报者日少,至是遂绝,都人愈惶恐。”因为谣言如瘟疫一般袭来,防不胜防,朝廷最后只好放弃澄清。
10月18日,给事中蔡金台的奏折附片中有这样一番分析:“此次乱起,邮部禁阻交通,民部禁止报载,皆为军事正当办法。第禁令不及于洋报,转使匪党得藉以施其煽惑。而民间反因警厅之禁,滋疑而信谣。……人心乃惶惶不可终日。” 不要说南方,就是北京和近在咫尺的天津有关消息也都有谣传。11月2 日, “天津谣言殊甚,几有朝不保夕之虑。……此间得内阁解散之信,系滦州军队所要求云”。11月3日,“谣传东交民巷下戒严令,中国人非有护照不准出入”。
11月6日吴宓日记:“忽喧传天津失陷,继知尚未也,特人心大扰乱,事亦将发现于二日内矣。”两天后早晨,“闻天津已陷,并闻北京非常惶惑。革军已有照会给各国使馆,言令于五日内,将一切预备停妥。五日后,即进兵来攻北京矣。” 外务部参议颜惠庆记得,袁世凯¨月13日进京之前,“京师则是一片恐慌,群臣犹如惊弓之鸟,神经质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一天,外务部的高级官员正在讨论严峻的时局,当时,来自各省的报告充斥着谣言,或夸大其词。恰在此时,部内主管电报的司员冲进门来,只见他面如土色,声称已无法收到天津总督衙门的回电(当时正在盛传革命党计划攻打天津)。与会的各官员惊恐万状,纷纷喝令,立即套车,马上回家。几分钟后,那位司员又来禀报,与天津的电报联络已经恢复,刚才无人作答,实因电报员正在如厕。” 上海独立之后,苏、常等处相继独立,谣言也没有止息。11月22日,盛宣怀后妻庄畹玉在上海给盛宣怀写信: 谣言四起,人心涣散,东南已成縻乱矣。
……昨有谣传,北京失守,庆戕摄逃…… 12月2日,江汉关苏古敦写信给安格联 谣言很多,有的说北京已经失陷,又说袁世凯死了。
同一天,玉昆在成都写给儿子的家书说:“邮电梗塞,使内外无闻,竟听谣传,日日惊吓不可待言。川闻九月初五[10月26日]隆裕皇太后改为垂帘听政,是日朝贺时保府军队猝变,直人大内,将王公诸大老尽行杀戮,吴禄贞保监国率领皇帝皇太后初七[28日]乘火车前往奉天暂驻;禁卫军与新军交战,互伤多半;宫内尽毁,旗人被戮者多,度支已焚。大局决裂如此,闻之不由痛哭流涕,心焦如焚。又不知家中如何,受惊否?心中悬念,日夜不安,万难得一准信,恨不能插翅飞京看看,方如愿耳。” 因为外界消息隔绝,谣言无孔不入,他听到的只能是谣言。到12月21日,他终于收到一个半月之前[11月6日]北京寄出的家书,第二天,他在回信中说:“数月以来,内外塞闭,谣言肆意造生,人人愁闷,令人叹叹。来信所言京中谣言亦甚,汉员纷纷回籍,人心岂有不惶惶之理!” 1912年1月4日,南北议和北方分代表之一许鼎霖北返,慷慨陈言:“[ 南方]民间……又为[革命党]所蒙骗,谓北京已亡,痛心疾首,而无可如何。” 北京已亡,大概就是最大的谣言。
……
前言/序言
《帝国挽歌:晚清士绅的挣扎与幻灭》 ——一部关于时代巨变中个体命运与思想演变的深度史诗 【书籍核心内容概述】 本书以清末民初这一波澜壮阔的转型期为背景,聚焦于传统士绅阶层在面对内忧外患与社会剧变时的复杂心路历程与实际行动。它并非一部宏大的政治史或军事史,而是深入剖析了那些被时代洪流裹挟、试图在“古今”之间寻找立足之地的知识分子与地方精英的“内在历史”。通过详尽的文献梳理、私人信札的爬梳以及罕见的日记体材料的挖掘,本书勾勒出他们从最初的“中体西用”的谨慎改良,到最终面对革命浪潮时的彷徨、失落、乃至最后的挣扎与妥协的全过程。 一、思想的断裂:儒学权威的消解 本书开篇即深入探讨了十九世纪末期,在西学东渐和内治危机(如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的双重压力下,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传统儒家思想体系如何开始瓦解。我们不再仅仅停留在对“救亡图存”口号的表面解读,而是细致考察了诸如张之洞、刘坤一等洋务派代表人物,在引进西方技术和制度时,如何小心翼翼地试图用“义理”来涵摄“利器”。 作者通过对大量地方志和幕僚往来书信的分析,揭示了士人阶层内部的巨大分歧:一部分人(如早期的维新派)试图通过科举和教育改革,在保持社会结构稳定的前提下,实现有限的制度革新;而另一部分更保守的力量,则坚决维护着宗法伦理与八股文的绝对权威。这种思想上的“双轨制”运行,为后来的政治僵局埋下了伏笔。书中特别呈现了科举制度废除前后,那些在考场中浸淫数十年的士绅,在瞬间被剥夺了毕生追求的身份认同和上升通道后,所产生的巨大精神冲击和身份焦虑。 二、地方治理的困境:士绅与朝廷的张力 晚清的治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士绅阶层的自治与协力。本书的第二部分,着重探讨了在捻军、回乱以及列强侵略带来的地方秩序重构中,士绅精英如何从中央政府的“辅助者”转变为事实上的“地方代理人”。 我们细致考察了团练的兴起及其与正规军系统的复杂关系。在许多地方,地方士绅凭借其地缘网络和财富基础,自行组织武装以保卫乡土。这种权力下放,虽然在短期内维护了稳定,却也无形中削弱了中央权威,并催生了地方势力坐大的趋势。书中引用了大量关于捐纳制度(花钱买官)的案例,揭示了这种“财政救亡”如何反噬了士绅阶层的传统道德形象,使得“清流”与“实干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当清廷试图在光绪末年推行“新政”收权时,地方士绅所表现出的抵触、观望甚至暗中掣肘,并非单纯的保守,而是一种对既有权力结构和利益分配模式被打破的本能反应。 三、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抉择与文化重塑 本书的叙事核心转向了文化精英在现代化冲击下的文化身份重塑。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不再是单一的儒家继承者,而是开始接触和吸收西方哲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知识的复杂复合体。 留学热潮与身份认同的错位: 重点分析了早批公派或自费留日、留欧的学生归国后的困境。他们带着先进的知识和激进的理念,却发现国内的政治土壤和文化氛围难以容纳他们的抱负。许多人陷入了理论与实践的巨大鸿沟,一方面鄙弃国内的陈规陋习,另一方面又难以彻底切断与本土文化的联系,形成了典型的“文化双重人格”。 家庭与伦理的冲击: 通过对家庭档案的考察,本书细腻地描绘了西式教育、新式婚姻观念(如自由恋爱、反对纳妾)是如何在传统的父权家庭内部引发冲突。新派的儿子与恪守旧礼的父亲之间,不仅仅是代沟,更是两种时代价值的殊死搏斗。 文学角色的转型: 考察了从桐城派的“义理”写作向白话文运动的过渡,以及知识分子如何通过报纸、杂志等新兴媒介,扮演起“启蒙者”的角色,但这“启蒙”的过程,也伴随着对大众的傲慢与不信任。 四、最终的幻灭:从保皇到“顺民”的心态转变 辛亥革命的爆发,是这些士绅阶层面临的最终考验。本书展示了他们对革命的复杂态度:既有对腐朽朝廷的失望,对共和理念的隐性向往,但更有对暴力革命可能带来的社会失序与“贼乱”的深层恐惧。 书中详述了许多地方士绅在面临“易帜”时的策略: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顺势而为”,快速与革命党人合作,以期在新的政治体制下保住家族的体面与地方的安宁。这种迅速的变色,并非彻底的政治投机,而是根植于他们对“治乱循环”历史观的深刻理解——在任何政权下,维护家族的延续和地方的秩序,是高于特定政体忠诚度的首要任务。 最终,本书揭示了晚清士绅阶层在历史大转折中的悲剧性宿命:他们是旧制度的维护者,是新制度的奠基人,却也最终成为了被新旧交替的浪潮所吞噬的一代。他们的挣扎,是对一个持续了两千多年的社会范式崩溃的深刻记录。 --- 《帝国挽歌》是一部立足于具体人物与地方实践的深度历史著作,它摒弃了宏大叙事,转而捕捉时代断裂处最微小、也最真实的个体震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