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咏：中央乐团1956-1996（套装上下册）（附CD光盘1张）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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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蓁 著

图书标签:

• 中央乐团
• 中国音乐
• 古典音乐
• 民族音乐
• 音乐史
• 艺术
• 文化
• 音乐会
• 凤凰咏
• 套装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37138

版次：1

商品编码：11227822

品牌：三联书店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3-03-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039

套装数量：2

字数：767000

正文语种：中文

附件：CD光盘

附件数量：1

编辑推荐

　　单册封面，以实物为主！

内容简介

　　《凤凰咏：中央乐团1956-1996（套装上下册）》以中央乐团的成立、发展、变化直至结束历史使命为脉络，记录了中央乐团四十年的风雨历程。
　　作者周光蓁在十年间遍访中央乐团相关人员，以及与中央乐团有过合作的百余位音乐家，，大规模的采访之外，还遍阅有关图书、报刊，搜集各种资料，力图再现这段不平凡的历史。
　　中央乐团是一个艺术宝库，也是一个历史标本，中央乐团的发展轨迹，与时代的脉动相吻合。因此，《凤凰咏：中央乐团1956-1996（套装上下册）》既是一部集体传记，也是共和国历史的一个侧面。
　　随书附赠中央乐团经典录音CD以张，铭刻了中央乐团的辉煌，殊为珍贵。

作者简介

　　周光蓁，祖籍浙江衢州，澳门出生、香港长大。对音乐史的兴趣始于檀香山夏威夷大学研究院，分别跟随郭颖颐教授和巴巴拉·史密夫（Barbara Smith）教授学习中国文化史和民族音乐史。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讲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并担任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副所长，现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亚洲周刊》音乐评论专栏主持、《南华早报》资深作家、美国权威古典音乐网站Musical America大中华地区评论员，香港艺术节《阅艺》杂志特约作家、香港电台节目顾问及第四台乐评主持、香港艺术发展局审批员。2009年《中央乐团史1956-1996》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同年被评为“亚洲周刊2009年十大好书”。

内页插图

目录

上册
序一 从中央乐团到中国交响乐团
序二 权威的中央乐团传记
自序 我与中央乐团的因缘
再版序
绪论 从无到有：管弦乐团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轨迹
第一部 从孕育、创建到成长 1951~1966
第一章 中央乐团创立背景 1951~1956
第二章 从引入专家到“反右” 1956~1957
第三章 以小养大：困难时期的亮点 1958~1960
第四章 暴风前的静谧与惶惑 1961~1966
第二部 “文革”样板团年代 1966~1976
第五章 乐团造反派时期 1966~1967
第六章 军宣队进驻前后 1968~1970
第七章 钢琴协奏曲《黄河》与外交转向 1970~1973
第八章 觉醒中的样板团 1974~1976
第三部 改革开放时期 1977~1987
第九章 从拨乱反正到恭迎卡拉扬 1977~1979
第十章 乐团改革初试 1980~1985
第十一章 港澳、美国巡演 1986~1987
第四部 凤凰吟 1988~1996
第十二章 乐团改革难产前后 1988~1991
第十三章 再改革、再难产 1992~1993
第十四章 中央乐团终极改革 1994~1996

下册
图版
附录一 中央乐团四十年大事记 1956~1996
附录二 中央乐团演出一览表 1956~1996
附录三 中央乐团演职人员 1956~1996
附录四 中央乐团主要录音一览表 1956~1996
附录五 外国交响乐队访华一览表 1956~1996
附录六 主要参考资料
凤凰咏——中央乐团（1956~1996）CD唱片——解说
后记

精彩书摘

　　据吉尔伯二十多年后回忆，他到中央乐团指挥一事可以追溯到1979年3月小泽征尔和波士顿乐团访华，期间小泽曾向中方建议为乐团请较为长期性的外籍指挥来训练乐队。这个建议后来转达给周文中，而周教授返美后联络吉尔伯，提出到中央乐团工作一年，主要是训练乐队和指挥演出。教授特别声明两个条件：一是要懂得训练；二是愿意在中国国内工作。“我记得周教授向我提出到北京工作一事时我们正在纽约的地铁车厢内，还未谈完他要下车了，他是隔着车门对我说会致电给我。因此我的北京之旅可以说是在地铁中敲定的。”
　　乐团团长李凌对吉尔伯答应到团工作十分高兴，但由于条件所限，担心亏待客人，于是到处张罗，要求提高指挥的待遇。最后硬着头皮给吉尔伯写信，除了欢迎他早日到团外，亦向他提出工资待遇，谨在此摘录如下：“我们会为你提供旅馆和免费使用专车……我们正向文化部申请把工资上调到八百元（人民币），而非我们告诉周（文中）先生的六七百元，因为考虑到阁下是一位有很高声望的指挥。”
　　吉尔伯说李凌后来告诉他新增的工资比邓小平的工资还要高！无论如何，这位纽约指挥自言喜欢尝试新的环境和工作，加上有周文中的支持，于是带着新婚妻子在1980年6月赴京，开展他自己的“新长征”。关于他的一年工作合约，他用两年分四次、每次三个月跟乐队分期训练，方便履行自己在美国的工作。据资料显示，吉尔伯由1980年6月28日首场音乐会开始，至1982年2月27日的最后一场止，一共排演了十八套节目，其中首次演出的作品共有三十八部之多，而作品类别幅度极大，巴洛克、古典、浪漫和现代时期都有，可以说是中央乐团四十年最集中锻炼管弦合奏实力的时期。正如吉尔伯回忆时指出，当时乐团几乎什么都可以演，尤其欢迎未曾演过的曲目。但唯一的例外是苏联作品，像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就不能演，但后来亦放松了。
　　……

前言/序言

　　周光蓁的洋洋巨著《凤凰咏——中央乐团（1956~1996）》即将问世，索序于我，我不胜荣幸，但也不禁汗颜，因为我只不过是一个乐迷，而非音乐学者专家。
　　我和光蓁的缘分始于香港大学：本世纪初我到港大客座一年，在比较文学系任教。光蓁有一天敲门来访，我们大谈音乐，一见如故，引为知音。不久他邀请我做他的博士口试的考试委员，我也欣然答应，这才有机会仔细阅读他以英文写成的博士论文，发现内容详尽，不胜佩服。这本书虽根据他的博士论文改写，但资料更丰富，内容琳琅满目，远远超过论文之上，这是作者花了将近十年工夫，远涉五湖四海，访问了不下百余位当事人，收集了更多资料后的研究成果，有目共睹。用一个英文词来形容，这本中央乐团的传记，绝对是“definitive”。为一个著名的音乐团体写传记的先例，不是没有。然而放在现代中国的领域中来看，此书可能还是第一本。它既全面，又不“官方”，真是难能可贵。“官方”这个字眼，当然脱离不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对中央乐团而言，更牵涉到所谓“土洋之争”，因为交响乐和乐队是一个“洋”玩意儿，它不符合革命所要求的“民族形式”。然而，自从20世纪初西乐传进中国以后，中国的现代音乐教育基本上就是以西方音乐为主（家父母当年在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求学时，教授如唐学咏、马思聪等都是留学法国的，他们又特聘了几位德国籍的洋教授来客座，教授指挥和作曲法，训练完全出自19世纪以降的西洋音乐传统）。西式的交响乐团成立，应是顺理成章的事，况且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工部局乐队”（队员全是洋人），已经为此打下一个基础。

乐海拾遗：二十世纪中国音乐群像侧记 一部聚焦时代变迁中中国音乐生态的深度观察录 本书并非简单的时间线梳理，而是对二十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间，中国音乐界风云变幻的一次多维扫描。它穿透了宏大叙事的外衣，深入到那些塑造了我们今日听觉记忆的关键人物、重要事件和深刻思潮之中。 全书以近乎田野调查般的细致入微，钩沉了那些在历史洪流中留下深刻印记的音乐实践者。我们得以窥见，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作曲家、演奏家、教育家们是如何应对时代的要求，如何在“借鉴”与“创新”、“继承”与“突破”之间寻求平衡与张力。 第一卷：交响乐的本土化探索与早期拓荒者 本卷将视野聚焦于中国交响乐从西方移植到本土化艰难生长的早期阶段。它详尽记录了第一批留学归国或在国内崭露头角的作曲家们，如何将西方十二音体系、和声结构与中国民间音乐元素——无论是戏曲的板腔体、民歌的五声调式，还是地方说唱的叙事性——进行充满挑战的嫁接。 我们探讨了早期音乐机构如何肩负起“推广”与“教育”的双重使命。例如，在特定时期内，一些管弦乐队的建立不仅仅是艺术追求，更是国家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指标。书中深入分析了几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早期交响作品，并非仅仅停留在曲式分析层面，而是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剖析这些作品在主题选择、配器手法上所体现出的“时代精神”与“民族表达”的碰撞。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本卷对早期中国指挥家的培养路径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指挥艺术在中国从舶来到成熟，凝聚了无数心血。书中不仅提及了他们的学习经历，更侧重于他们在面对大量西方经典曲目和本土新作时，所采取的不同诠释策略，以及这些策略如何影响了中国交响乐的整体审美风貌。 第二卷：声乐与民族器乐的革新与复兴 如果说交响乐代表着一种宏大的、学院派的建构，那么声乐和民族器乐则代表着最贴近民众情感的艺术载体。本卷着重呈现了声乐艺术的“通俗化”与“专业化”的张力。 书中详细考察了“民族唱法”的形成过程。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何界定和发展一种既能驾驭歌剧咏叹调的力度和技巧，又能承载中国传统美声的韵味的声乐风格，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我们通过对几位代表性歌唱家的艺术档案进行梳理，展现了他们如何在声乐技术上进行“中西合璧”的实践，以及他们对特定题材歌曲（如革命史诗、抒情小调）的深度演绎如何深入人心。 此外，对民族器乐的革新，本书也给予了足够的篇幅。二胡、琵琶、古筝等传统乐器，在进入大型合奏编制时，面临着音量、音色融合、以及记谱法的挑战。本卷剖析了为这些乐器创作的协奏曲和重奏作品，记录了乐器改革家们在形制上所做的努力，以及他们如何试图在保持民族音色的“魂”的同时，拓宽乐器的表现领域，使其能够“与”管弦乐队进行平等的对话。 第三卷：体制变迁下的音乐教育与学术生态 艺术的传承离不开坚实的教育体系。本卷将视角投向了那些培养了数代音乐人才的专业院校。我们不仅仅是简单介绍课程设置，而是探究了这些院校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理念的演变。 书中特别关注了音乐理论、和声学、复调等基础学科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如何将西方音乐理论体系，用中国人更容易理解的思维框架进行阐释和传授？哪些概念被保留，哪些需要根据中国传统乐理进行调整？这种教学实践背后的学术争论和思想博弈，构成了中国音乐教育史中重要的一环。 同时，本书也触及了音乐评论和音乐文献研究的早期面貌。在信息相对封闭的年代，音乐评论家们如何获取外部信息，如何引导听众的审美方向，以及他们对本土创作的褒贬，都反映了当时音乐批评的力度和局限性。 结语：声音的记忆与时代的侧影 本书最终呈现的，是一个关于“声音的记忆”的宏大图景。它提醒我们，音乐的创作与接受，永远植根于社会土壤之中。那些被演奏、被记录、被传唱的旋律，是特定时代精神、社会情绪和个体命运交织的产物。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深入挖掘，我们不仅能更好地理解中国近现代音乐的脉络，更能体会到一代音乐人为了构建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所付出的艰辛与探索。这是一部献给所有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抱有深厚兴趣的读者和研究者，一份沉甸甸的、值得细品的音乐文献。

评分☆☆☆☆☆

虽然这是一本严肃的历史回顾，但作者的文字功底也着实让人惊喜。他没有将乐团的历程写成一板一眼的流水账，而是穿插了许多生动的、充满人情味的片段。比如对某位演奏家在特定曲目上的一次‘失误’如何被整个乐团成员共同‘掩盖’和‘保护’的故事，或者在困难时期乐团内部如何维持艺术尊严的趣闻轶事。这些细节，让冰冷的机构历史瞬间拥有了温度和血肉。它让我们看到，在宏伟的‘国家级’乐团光环之下，其实是一群有血有肉、有矛盾、有情感的艺术家。这种将‘大历史’与‘小人性’完美结合的叙事技巧，极大地提升了阅读的代入感。读完后，我感觉对这些默默奉献的音乐家们，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佩和亲近感。

评分☆☆☆☆☆

这部书的装帧设计简直是令人眼前一亮，封面那低调而又不失厚重的质感，让人一上手就知道这不是一本泛泛而谈的流行读物。光是看着那烫金的书名在深色背景上微微闪烁，就仿佛能感受到那个特定历史时期音乐家们在严谨与创新之间徘徊的那种复杂心绪。我特别喜欢那种老唱片封面的设计元素，透露出一种对过往岁月的深深敬意，仿佛跨越时空，能闻到当年录音棚里特有的那种带着霉味的纸张和胶片的气息。内页的纸张选择也很有讲究，既保证了阅读的舒适度，又不会显得过于“新派”，与内容的主题保持了高度的统一。要知道，研究一个跨越四十年的乐团历史，光是资料的收集和梳理就已是浩大工程，但出版社能把“形”做得如此到位，实属不易。这不仅仅是一套书，它更像是一个精心制作的“文物盒”，让人在翻阅前就对即将进入的音乐世界充满了仪式感和期待。无论是对于专业音乐人还是对那个时代文化史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而言，这份视觉上的体验都是一次极佳的享受。

评分☆☆☆☆☆

阅读这套书的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了一种‘时间的厚度’。从1956年筚路蓝缕的初创，到1996年改革浪潮中的成熟与转型，这中间横亘了整整四十年，几乎涵盖了共和国历史上的所有关键节点。作者巧妙地将乐团的发展轨迹与国家宏观政策、中外文化交流的松紧变化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历史网络。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对乐团早期与前苏联音乐体系交流的描述，那种带着时代烙印的教学方法和艺术理念是如何被本土化、消化吸收，并最终形成‘中央乐团’独特声部的过程，简直就是一部生动的文化融合史。这种跨学科的视野，让即便是对古典音乐了解不深的读者，也能从中咂摸出历史变迁的滋味。读罢，我感觉自己对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界的面貌，有了一个更为立体和纵深的认知。

评分☆☆☆☆☆

我非常赞赏作者在处理史料时的那种近乎偏执的严谨态度。翻阅上下册，能明显感觉到资料的扎实程度。这绝不是靠几篇采访和几本回忆录拼凑起来的“故事会”，而是基于大量的档案、会议记录、甚至是当时的乐谱批注和内部信函进行深入挖掘的成果。对于任何一个研究中国二十世纪中后期艺术史的人来说，这本书提供的原始信息和多角度的侧证，都是极其宝贵的财富。举个例子，书中对某次中苏艺术家交流活动的技术细节描述，精确到了所使用的录音设备型号，这种对细节的把控，极大地增强了历史的真实感和可信度。它要求读者带着一份敬畏之心去阅读，去体会背后研究者所付出的心血，这无疑让它的学术分量稳稳地压住了不少同类题材的作品。

评分☆☆☆☆☆

我一直对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中国专业乐团的生存状态非常好奇，毕竟那是一个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都在剧烈变动的时期，艺术创作必然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与推动。这本书的叙事视角非常独特，它没有仅仅停留在宏大的历史叙事层面，而是深入到乐团内部的微观层面，去描绘那些音乐家们在排练厅里的日常博弈、他们在面临‘为谁演奏’这个根本问题时的挣扎与选择。我注意到作者对于每一次重要演出曲目的选择背景，以及乐团成员的更迭，都有着细致入微的考证。那种‘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艰辛，透过文字被生动地还原了出来，让人不禁思考，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他们对‘完美’的执着追求？这种对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交织点的捕捉，使得这本书的文学价值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远超一般的音乐史著作的范畴。

评分☆☆☆☆☆

这本书写了中央乐团从1956年到1996年的历史，有许多以前不了解、不知道，也没有人写的事情。 　　 　　 引言是管弦乐团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赫德乐队、工部局乐团、哈尔滨交响乐团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三支洋乐队。上海沦陷前萧友梅与黄自都曾为组织一支中国的乐队努力，但几乎没有什么演出，因为人才太少。至重庆时期，有了三支乐队，分别由吴伯超、郑志声、马思聪任指挥。 　　 　　 吴伯超在重庆和常州办的国立音乐院幼年班，为后来的中央乐团打下基础，直至1996年中央乐团改称中国交响乐团前，那些幼年班的学员仍有不少在中央乐团效力。作者称这个幼年班为乐界“少林寺”。中央乐团是在1946年的延安创办的，张贞黼、李德伦当时都在延安，要建立这个乐团是因为马歇尔访延安时，张用大提琴演奏了一首法国舞曲。张身着燕尾服，演法国调，让马歇尔大感惊讶。周恩来等见洋乐有如此功效，即当场拍板建立中央乐团。 　　 　　 值得一说的是张贞黼，他是1930年代参加工部局乐团的四人之一，当然是华人音乐家的翘楚。谭抒真写过一篇《难忘1949》中说到，为新中国的上海音乐界选取领导人选的问题，谭认为，贺绿汀是音专院长的合适人选，上海工部局乐团的团长，则应在张贞黼、李德伦中选择。但当过中央乐团副团长的张贞黼1948年就去世了，去世时只有43岁。 　　 　　 绪论中还谈到吕骥与贺绿汀的土洋之争。这大概是个过去音乐界人人知道的事，但很少有人写文章说此事。大概是为尊者讳吧。《中央乐团史》的作者说，吕骥认为“以钢琴提琴为主的时代已过去了，今天群众音乐是以声乐为主，不以器乐为主，尤其不能以西洋的钢琴提琴为主。”但贺绿汀就认为，无原则地反对西洋音乐和西洋乐器，势必会把音乐工作陷入到一个非常狭窄的圈子里不能进步。 　　 　　 贺绿汀返回了上海，作者猜测这是一山难容二虎的原因。贺绿汀在1980年回忆，早在延安时期，他已与“极左派”白热化了，“他们说我学了几个ABC就来延安教洋教条，连我来延安之前的作品全批了，我下决心不在那里，到部队去。” 　　 　　 这些是绪论里的内容，跟我以前看到的材料大致相符。 　　 　　 因为绪论里是过去的事，写出来就是历史，而在后面的正文中写的许多人物还在世或离世不久，以他们的口述作材料，少有互相印证的话，就不是历史了，是八卦。我是看了凤凰台有天的新闻节目后才注意到这本书的，节目里说，李德伦的后人对此书不满，认为歪曲了历史，作者出来自辨，说所有的材料都有出处，没一处是作者臆断，所有有出处的材料也都不是孤证等。 　　 　　 书很厚，还没有看完，陆续看了几段。 　　 　　 其中有一段写1996年国交的改革，大概是引起争议较多的，作者大概对中央乐团改建国交持基本否定态度，所以用较多的笔墨写了老乐团成员的不满。 　　 　　 韩中杰先生的序言里也说，他现在反省，认为当时与吴祖强、李德伦三人共同支持乐团易帜，不见得正确。因为中央乐团已经存在了四十年，是一个有历史有传承的金字招牌，不应该轻易改掉。中央乐团改国交后，将合唱团甩掉，严良堃从此拒绝与国交合作，直至陈佐湟离职。 　　 　　 历史经验证明，改革其实大多时候是瞎折腾，国交成立十多年，艺术总监一个一个地蒸发，搞到现在连个演出季都没有，这肯定不能说改革是成功的。 　　 　　 香港人写这些事往往会引起许多争议。如刘靖之的《中国新音乐史论》，光研讨会就开了许多次，关于争议编成了书，那是因为香港人与大陆人的语境不同。比如外国人看到中国的许多单位、学校开大会，就觉得这很后现代，很行为艺术，看到文革中，年轻人都穿着军装上街游行，就认为他们是在搞制服派队，是性冲动的原因。这些言论如果能够让开大会做报告的领导理解？如何被满怀激情的革命小将理解？ 　　 　　 当然理解不了。 　　 　　 这本书很大很厚，售价只有二百多港币，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有什么出版基金支持，序言里只说感谢香港三联提供出版机会。这样一本书在大陆可能没人写、没人出、没人买，在香港读者更不会超过1000人（记得几年前在铜锣湾书店买到打折的《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时，书店老板羡慕地说，我们香港人没文化，不看这种书。）单从这点上说，这称得上是一本奇书。

评分☆☆☆☆☆

绪论中还谈到吕骥与贺绿汀的土洋之争。这大概是个过去音乐界人人知道的事，但很少有人写文章说此事。大概是为尊者讳吧。《中央乐团史》的作者说，吕骥认为“以钢琴提琴为主的时代已过去了，今天群众音乐是以声乐为主，不以器乐为主，尤其不能以西洋的钢琴提琴为主。”但贺绿汀就认为，无原则地反对西洋音乐和西洋乐器，势必会把音乐工作陷入到一个非常狭窄的圈子里不能进步。

评分☆☆☆☆☆

作为中央一乐团的粉丝，了解一下它的历史，不错

评分☆☆☆☆☆

这些是绪论里的内容，跟我以前看到的材料大致相符。

评分☆☆☆☆☆

最近在读香港学者周光蓁酝酿二十载，筹备并写作达十年之久的六十万言专著《中央乐团史》。此书巨大巨厚，图文并茂，正史野史兼具，推荐爱乐者收藏之。

评分☆☆☆☆☆

很早就买了香港版。没想到大陆也出版了。很好很好。

评分☆☆☆☆☆

引言是管弦乐团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赫德乐队、工部局乐团、哈尔滨交响乐团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三支洋乐队。上海沦陷前萧友梅与黄自都曾为组织一支中国的乐队努力，但几乎没有什么演出，因为人才太少。至重庆时期，有了三支乐队，分别由吴伯超、郑志声、马思聪任指挥。

评分☆☆☆☆☆

还不错，之前看过港版的。这次想看看大陆版啥样，印刷质量稍显薄弱，纸质较差，开本也比较小，所以图片都不大。

评分☆☆☆☆☆

后来者看到的只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奇迹，而一切过往，以及万顷碧波之下的记忆，或许只有黄河岸边伫立了15个世纪多的大佛才一一记得。20年前，人类学家景军来到了刘家峡下游不远盐锅峡的大川村，从村里定居的孔家人那里，他发现了已在水面之下曾经的大川村，以及宽阔、舒缓河面边缘一片废墟中的孔庙。通过孔家人对1960年代以来各种往事的回忆，重建了水下村落与重建大川之间的脉络，一座消失的孔庙渐渐从水边慢慢浮现。在英文版、网络流传中译版相继流行十多年后，这段往事终于以中文版———《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呈现在我们面前了。